本站原创[关键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国家认同；国际意识
中国与一战：世界史上被遗忘的一章。有些西方政客、学者完全否定一战时期中国的存在，对中国对一战的贡献置若罔闻。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宣称一战时“中国既没有花费一个先令，也没有一兵一卒”。但这些偏见无法否认中国对一战的贡献。从大战伊始，两度要求参战、“以工代兵”政策、对德奥宣战到巴黎和会上的据理力争，都是抹不去的事实。同时，从国际史上讲：“中国想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中国实现国家复兴的踏板，并借此机会实现新的国家认同，收复国家主权，以及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对外交往基础”这一时期，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主动采取外交手段，首次表达了要求平等加入国际社会的愿望，这是中国外交史上的进步之举。
一、欧战前中国国家认同的寻求
1895—1914年， “在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大多数居民施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抵制下”，世界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这时中国国内的变化更是翻天覆地。甲午风云，民族主义开始觉醒，中国人开始重新思考民族的方向。康梁变法，倡导君主立宪制，扩大了政治舆论。可是封建专制的土壤，不允许这一思想的孕育、成长。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国家认同危机达到最高点，《辛丑条约》使国人颜面无存。列强瓜分狂潮接踵而至，民族面临着选择与改革。清末新政，大清王朝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在武昌起义的声中折断。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创建中华民国。新的共和政体的运用，出国家在政治体制上寻求国际化和西方世界认可的渴望。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崩溃，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世界观被碰撞的支离破碎，长期优越感变得伤痕累累。对西方的漠视，换来的是割地赔款。晚清帝国政治体系逐步瓦解、传统文化失势，国家历史记忆在列强入侵和觉醒知识分子的探索中逐步重建，更多的人开眼看世界。民国“废旧立新”，从服饰、礼仪到公历、纪年，告别了旧时代的记忆。“明日之中国将永远不再是昨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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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随着公众舆论的兴起，中国的现代民族主义得到发展。1902年，梁启超曾说“今日是民族主义最发达时代，非有此精神不能立国”[3]西方学者丽贝卡·E·卡尔看来中国的民族主义直接关系到中国人“对他们自己和世界的重新定位”[4]民族主义成为中国重建时一种新的政治认同的手段。孙中山先生在临时大总统就职演说中“得与世界各邦敦平等之睦谊”中国一直准备与西方交往。从20世纪初到一战爆发前，中国参加了许多国际会议。如1906年日内瓦会议、1912—1914年海牙禁烟会议等。在民族主义高涨和积极融入世界的热情中，一批社会精英，对国际事务重新思考，对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重新审视。尤其在一战前催生出一个新式的“外交政策群体”，如顾维钧、王正廷等职业外交家。他们与政府联合行动，关注外交政策的制定，采用新式的外交方式，为一战期间，中国的国家认同寻求与国际意识觉醒提供了精英力量支持。
二、国家认同的受挫与“以工代兵”策略
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事件点燃了战争的引线。在德国的支持下，奥匈帝国于7月28日对塞尔维亚宣战。接着俄国对德国宣战，德国对法国宣战。8月4日，英德进入战争状态，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欧洲战场，弥漫着硝烟，大陆东岸的中国也深受其影响，各阶层对战争发出了极大的反应。1914年8月2日《时报》社论说：“如果欧战爆发，那么其他列强的视线，将咸集于欧洲大陆，这将使日本在东亚横行无阻，那么日本必将企图独霸中国。”[5]也有人群认为欧战对中国更多是机遇。梁启超认为只有激发国人对欧战的兴趣“才可以助长极健实之国民自觉心”。一批游学的知识分子和新兴的“外交政策群体”眼光长远。在德国考察的张君劢回国后预言德国必败，他认为中国欲在战后修改清与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建立国际上的平等地位，应利用欧战的机会“立功”。一些外交家也认为一战是中国同德国谈判、收回利权的机遇，应该珍惜。国人对一战的激烈反响深刻反映在国家认同危机下民族主义的发展与对平等外交的渴望。此时北京政府为防止战火蔓延到东方，与8月6号宣布中立。中国政府一直关注山东租界问题的解决。他们寻找着时机，选择着命运。1914年8月，袁世凯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密谈，中国愿意出兵五万与英军一起收复青岛，朱尔典认为与中国合作是多此一举。中国参战的要求，就这样“胎死腹中”。[6]1914年11月7日，日本占领青岛，“二十一条”的签订，更透露出日本的野心，对华侵略昭然于世。夹缝中国家认同的寻求倍感艰辛，政客和“外交政策群体”看到：弱国更需要外交，因为这关乎生存。日占青岛与“二十一条”签订，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外交政策群体寻找着一种缓解危机的途径。外交家伍朝枢曾建议“中国政府最好避免与日本直接交涉，最好俟战局既终，付之于国际公会，则尚或有主持公道之国，而我之丧失或可以挽回之一二”。[7]人们把命运寄托在战后的世界秩序上。可是对于中立国来说，参加战后和会的机会很小。陆征祥于1915年5月告诉袁世凯 “只有参战，中国才有望参加战后的和平会议”这坚定了中国加入国际体系寻求认同的决心。1915年11月，中国通知英国，如果得到英法俄的邀请，中国准备加入协约国方面参战。中国以提供军事援助为条件，但日本严厉拒绝中国参战。日本想要看到的是任人宰割，而不是一个以平等身份加入协约国的中国。第二次的参战请求，也以失败告终。巴黎和会的代表团曾说“苟无日本之态度，则中国或在一九一四八月间或最迟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间早已与协约诸国联合向中欧作战矣。”[8]寻求国家认同道路艰巨，可无法阻止中国融入世界、争取权益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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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寻求参战机会、列席和平会议、走向世界，“外交政策群体”绞尽脑汁，面对两度要求参战遭拒，中国提出了创造性战略“以工代兵”。华工出洋计划成为国际意识觉醒、国家认同寻求的新手段。1915年梁士诒曾谈论华工参战想法，接着北洋政府提出“以工代兵”战略，这充分证明了中国渴望参战的诚意。14万华工不仅有力的增援了协约国前线的战斗力，也支持了协约国的军事工业，他们成为中欧交流的使者。1917年12月26日《泰晤士报》评论说：“现代战争的本质是一种现代工业，只有一个明确而单一的目标，一方面军队用炮弹、炸弹、在前线与敌人作战，另一方面，在战线的后方，还有另一支军队，他们的武器则是镐、铁锹、铁耗和滑车”。14万华工是后方坚实的支持者。福熙元帅曾称赞华工个个都是“第一流”的工人，能成为优秀的士兵，他们是能经得起现代炮火考验的典范。一战时华工任劳任怨，“以工代兵”战略让协约国看到中国的真诚。华工们捍卫了国家利益，为中国获得国家认同起到了关键作用。三、国际意识的觉醒与正式参战
1917年2月德国宣布实行无限制级潜艇战。3月初，一艘法国邮轮被潜艇击沉，543名华工丧生。段祺瑞政府在交涉无果下，于3月14号以中国政府名义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8月中国决定参战，其原因笔者总结为以下几点：1.自无限制潜艇战以来，美国一直敦促中国参战。美国公使芮恩施向北京政府保证：“我们将会提出适当的手段，使中国能够与美国政府采取联合行动而具有的责任，而对于中国对他的军队的控制和一般行政管理无任何损害”。伍廷芳也表示：“美对德于本日绝交，中国当声明与美一致，美绝交，我亦绝交；美宣战，我亦宣战”。2.中国希望列席战后和会、收回国家的利益与主权与列强谈判修改或废除不平等条约。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认为：“中国如仍坚守中立，既是独立，无论战时、战后非怍不能与各国立于同等地位，且一切不能与闻，受人处分而已”[9]3.中国在对德照会书中，所有立论都根据国际法进行阐述，表现出中国想利用参战契机，加入新世界体系创建，这是国际意识觉醒的作用。4.中国对德宣战也是为了抵制日本对华的侵略。政府想借参战之机，进一步防范日本对山东的侵略。5.北洋政府希望得到经济援助，包括贷款、增加关税、取消庚子赔款等。在众多原因中，列席战后和会、收回国家利权成为首要目标。国际意识的觉醒，国际法原则的运用也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方向。1917年2—3月间，“日本先后同英法俄意四国分别达成了秘密谅解，日本以维护四国在华权益作为中国参战条件换取四国政府对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和太平洋上赤道以北岛屿权益的保证”[10]密约严重伤害了中国权益，在多方的背叛下，中国参加了一战。起初，中国愿意派兵赴欧作战，法国也积极响应，但其他协约国一致反对。英国人认为中国最好的军队也不能在“西线的炮火前坚持五分钟”，中国派兵是浪费时间、金钱和吨位。日本更是竭力反对，美国向远征军提供的财政支援，也迟迟不能兑现。中国出兵计划，在各协约国的联合绞杀中破产。
总体来说，中国参战是理性的选择。虽然事事不顺，但没有阻止住中国的步伐。“参加欧战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到积极的一个重要的转变，北京政府的后期积极外交可说由此发端”[11]欧战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踏板，战后的和平会议被国人寄予厚望，对国家认同的寻求又一次如此强烈。
四、巴黎和会——走向国际的新尝试
一战开启了东西方对话的新时代。巴黎和会为中国走向国际提供了外交平台，无论成败，都是外交事业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这种新的尝试是对未来道路新层次的探索。在威尔逊总统“公理战胜强权”的口号影响下，中国对美国投出了最大限度的诚意。威尔逊主张的“公开外交”得到了国人的盛赞，认为在美国的协助下中国将洗刷屈辱，看到自由的黎明。谁又知道幻想的幼稚怎敌得过现实的残酷。巴黎和会前夕，中国政府拟定了参会目标：1.领土完整，外国租地归还中国；2.恢复主权，废除《辛丑条约》强加给中国的各种限制，特别是外国军队撤离中国以及取缔领事裁判权；3.经济自由，实现关税自主。可见中国对和会的希望之大，希望和会上能洗刷百年来所遭受的一切屈辱与不公正。事与愿违，中国的决议多数遭到拒绝，和会前的好友威尔逊，也抛弃了中国。关于山东问题，顾维钧等外交家多方奔走、据理力争，可是日本以退会要挟，大会裁判出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公开的外交”被秘密的进行。巴黎和会成为一次分赃会议，中国人开始对和会丧失希望。中国代表们深明大义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捍卫了国家的尊严和主权，他们追求公平正义的精神得到了公众舆论的支持。
纵然巴黎和会上遭挫，但它在中国实现国际化愿望、获得国际认同中意义重大。中国拒绝签字，为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山东问题的胜利解决奠定了基础。“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尝试使得片面最惠国待遇与‘门户开放’政策结成的帝国主义侵华阵线发生了动摇，出现了裂痕与缺口。”[12]中国通过签署对奥和约得以成为国际联盟的创始会员国。由于外交家努力，中国也成为国联行政院非常任会员国。巴黎和会上中国的遭遇，直接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它将国内政治与国际事务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国际意识日益觉醒，强烈的国际认同感与日俱增，这为中华民族平等外交、重建国际秩序提供了坚定的信念。
综上所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重建了国家外交体系，转变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北洋政府抓住这一契机，为获得国家认同，无论屡屡遭挫，中国从未放弃加入国际社会的信念。国际意识觉醒，对平等自主的渴求也日益强烈。一代代的外交政策群体为中华的复兴，尽其所能，探索着新的外交方式。一战期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这与国家认同寻求和国际意识觉醒也有着密切关系。一战间接地影响了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第一次世界大战重建了国家历史记忆，中国开始踏上实现国际化、走向世界获得认可的漫长征途。
参考文献：
徐国琦.中国与大战.上海：三联书店，2008（1）.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3]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篇.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286.
[4]丽贝卡·E·卡尔.二十世纪初中国民族主义的转变.杜克大学出版社，2002.
[5]社论.时报，1914年8月2日.
[6]1916年辛博森给黎元洪总统的报告说明了袁世凯与朱尔典的会谈.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3：131-136.
[7]收伍朝枢说帖（1914年11月10日）.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上册.
[8]废除一九一五年中日协定说帖.秘笈寻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192.
[9]许田.对德奥宣战.近代史料选集，2号：54.
[10]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7）M.三联书店，1981.
[11]王建朗.北京政府参战问题再考察.近代史研究，2005.4.
[12]吕茂兵.中国对德奥宣战历史意义新探.安徽史学，1995.4.
作者简介：刘桂海（1991-），男，安徽亳州人，陕西理工学院历史102班学生；唐延超（1991-），男，陕西商洛人，陕西理工学院历史102班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