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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的新书“限折令”始设终撤，2012年3月，图书“限折令”再度报批，至今悬而未决。透过图书“限折令”，可以看到我国图书市场的混乱目前状况与定价失范，文章对我国图书市场的乱象及其产生理由进行了深入探析，以期对我国图书机制的完善提供参考。
限折令 战 规范
罗雪英，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博士生。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公众信息获取权利保障研究”（10CTQ005）阶段性成果。
2010年1月8日，由有关部门主导，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中国新华书店协会共同制订的《图书公平交易规则》（下简称《规则》）正式发布，《规则》中一项重要规定就是新书“限折令”，即规定出版一年内的新书（以版权页出版时间为准）零售（包括网售）不得低于图书标价的8.5折。然而，《规则》出台之后便引发了一片反对声。新规矛头直指的网上书店，对于新规并没有配合的表现，当当网声明，“限折令”对当当网来说不具可操作性；卓越网上许多低于8.5折的图书依然热销；除网上书店外，一些实体书店也热衷于以新书8折、7.5折的进行促销；而作为图书写方的读者，对《规则》更是齐声反对，据有关媒体称，有9成以上的读者反对新书“限折令”；此外，相关专业人士还从法律角度质疑《规则》的合理性，认为《规则》有违反《反垄断法》和《法》的嫌疑，不具备法律效力。专家质疑，卖场消极抵抗、读者强烈反对、监管措施欠位、操作细则缺失，种种理由给《规则》的推行带来极大阻力。2010年8月，在各种压力下，《规则》被迫进行修改，有关“限折”的章节全部被删除，备受争议的“限折令”正式取消。
然而，据相关媒体报道，在2012年3月26日召开的中国出版协会相关会议上，以中国出版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中国新华书店协会3家协会联名起草制订的《关于豁免新版图书出版发行纵向协议的规定》（试行）即将提请国家发改委审批，其中又再次提出“建立科学、公正、合理的图书定价体系”“新版图书（出版12个月之内）固定销售”的倡议。[1]当时，舆论一片哗然，媒体与业内外同仁和各大网络书店、实体书店又对图书“限折令”的再次报批充满了猜测与好奇，然而报批之后却又再无下文。笔者以为，“限折令”的出现及其引起的一系列反复只是理由的外在表现，其真正的内在矛盾在于图书的定价机制。因此，本文拟以“限折令”为入口，深入探讨当前我国图书的定价理由，以抛砖引玉，引发业内人士对当前我国图书市场理由更多的关注与探讨。
从我国图书管理政策演变的3个阶段可以看出，我国对图书的管理呈现出逐步放开的趋势，从行政管理逐步过渡到经济管理，从严格的定价计算标准过渡到制约利润率定价，再到自行定价。图书的放开是市场经济发展和出版管理体制改革的必定要求，它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出版社的市场主体地位，激活了我国图书出版市场。近30年来，我国图书市场无论品种还是数量都保持平稳增长的趋势，图书市场得到了丰富，作为图书出版管理体制的一项改革措施，图书的放开对我国图书出版事业的发展有着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然而，自由定价制度在带来了积极效应的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理由与困扰。
制度的放开是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而产生的，虽然我国图书出版领域至目前大多已实现产业化转型，600余家出版社之间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竞争，特别是同类图书或替代品很多的图书之间竞争尤为激烈，但由于我国出版社所有权仍为国家所有，社外资本不能自由进入出版市场，国家对书号也实行计划管理，再加上知识产权保护排他性的法律制度设计，我国图书出版市场的市场自由程度是有限度的，亦即图书出版整个行业是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行业垄断性的。因此，自由定价就会导致部分出版社实行垄断性定价、随意定价，从而带来了图书市场一定程度的混乱，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限折令 战 规范
罗雪英，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博士生。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公众信息获取权利保障研究”（10CTQ005）阶段性成果。
2010年1月8日，由有关部门主导，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中国新华书店协会共同制订的《图书公平交易规则》（下简称《规则》）正式发布，《规则》中一项重要规定就是新书“限折令”，即规定出版一年内的新书（以版权页出版时间为准）零售（包括网售）不得低于图书标价的8.5折。然而，《规则》出台之后便引发了一片反对声。新规矛头直指的网上书店，对于新规并没有配合的表现，当当网声明，“限折令”对当当网来说不具可操作性；卓越网上许多低于8.5折的图书依然热销；除网上书店外，一些实体书店也热衷于以新书8折、7.5折的进行促销；而作为图书写方的读者，对《规则》更是齐声反对，据有关媒体称，有9成以上的读者反对新书“限折令”；此外，相关专业人士还从法律角度质疑《规则》的合理性，认为《规则》有违反《反垄断法》和《法》的嫌疑，不具备法律效力。专家质疑，卖场消极抵抗、读者强烈反对、监管措施欠位、操作细则缺失，种种理由给《规则》的推行带来极大阻力。2010年8月，在各种压力下，《规则》被迫进行修改，有关“限折”的章节全部被删除，备受争议的“限折令”正式取消。
然而，据相关媒体报道，在2012年3月26日召开的中国出版协会相关会议上，以中国出版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中国新华书店协会3家协会联名起草制订的《关于豁免新版图书出版发行纵向协议的规定》（试行）即将提请国家发改委审批，其中又再次提出“建立科学、公正、合理的图书定价体系”“新版图书（出版12个月之内）固定销售”的倡议。[1]当时，舆论一片哗然，媒体与业内外同仁和各大网络书店、实体书店又对图书“限折令”的再次报批充满了猜测与好奇，然而报批之后却又再无下文。笔者以为，“限折令”的出现及其引起的一系列反复只是理由的外在表现，其真正的内在矛盾在于图书的定价机制。因此，本文拟以“限折令”为入口，深入探讨当前我国图书的定价理由，以抛砖引玉，引发业内人士对当前我国图书市场理由更多的关注与探讨。
一、我国图书制度的演变与带来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图书管理政策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初至1988年）：国家对印张定价实行直接行政管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各出版社在图书定价方面基本按照自己的利益要求“自行其是”，这种状态引起了国家出版主管部门的关注，随后，原国家出版总署开始对图书定价实行集中行政管理，1956年正式发出了《颁发全国杂志、书籍定价标准的通知》，规定把所有图书分列定价类别11类，在大类下有分类项目26项，每印张定价标准15项。这个标准的实施是我国图书统一定价的开始，也是以正文印张计算定价办法的开始。第二阶段（1988至1993年）：国家实行制约利润率定价办法。1988年6月，国家出版局提出了一份改革书刊定价的新办法，明确在坚持“保本微利”原则和分级管理的前提下，国家不再制订统一的定价标准，只制约其定价利润率。第三阶段（1993年至今）：实行自行定价策略。1993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物价局明文规定：除中小学课本由国家制约定价，党和政府的文献、法律法规文献按成本定价并报国家物价局备案外，其他图书由出版社按稿酬、纸张、印刷工价及发行册数等自行定价。从我国图书管理政策演变的3个阶段可以看出，我国对图书的管理呈现出逐步放开的趋势，从行政管理逐步过渡到经济管理，从严格的定价计算标准过渡到制约利润率定价，再到自行定价。图书的放开是市场经济发展和出版管理体制改革的必定要求，它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出版社的市场主体地位，激活了我国图书出版市场。近30年来，我国图书市场无论品种还是数量都保持平稳增长的趋势，图书市场得到了丰富，作为图书出版管理体制的一项改革措施，图书的放开对我国图书出版事业的发展有着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然而，自由定价制度在带来了积极效应的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理由与困扰。
制度的放开是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而产生的，虽然我国图书出版领域至目前大多已实现产业化转型，600余家出版社之间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竞争，特别是同类图书或替代品很多的图书之间竞争尤为激烈，但由于我国出版社所有权仍为国家所有，社外资本不能自由进入出版市场，国家对书号也实行计划管理，再加上知识产权保护排他性的法律制度设计，我国图书出版市场的市场自由程度是有限度的，亦即图书出版整个行业是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行业垄断性的。因此，自由定价就会导致部分出版社实行垄断性定价、随意定价，从而带来了图书市场一定程度的混乱，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