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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谈歌的新社会问题小说在叙事方式上表现出了自身的格调与方式——客观叙事。此类小说以零度聚焦和网状结构折射社会转型，思考经济改革、社会转型时期的重大问题，并以此探寻自己的精神理想——刚健仁义。
关键词：新社会问题小说零度聚焦社会转型网状结构精神理想
：A
谈歌作为20世纪90年代初的现实主义代表作家，在现实题材小说中准确把握了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并在文中反映了这一特殊时期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因此本文认为，可将此类小说概括为新社会问题小说。此类小说在叙事方式上表现出了自身的格调与方式——客观叙事，它们以零度聚焦和网状结构折射社会转型，思考经济改革、社会转型时期的重大问题，并以此探寻自己的精神理想——刚健仁义。
一零度聚焦转型社会
零度聚焦属叙事学中的视角范畴，“视角”或“叙述视角”（point of view），指叙述时观察故事的角度。热奈特将视角分为三大类：“零聚焦”或“无聚焦”（无固定视角）、“内聚焦”（限制视角）和外聚焦（摄像机视角）。“零聚焦”也称零度聚焦，即全知叙述，叙述视角超越人物视角，对所有情况甚至每个人物的内心活动都一清二楚；“内聚焦”即限制叙述，叙述视角即某个人物的视角；“外聚焦”即像摄像机一样旁观人物言行。
聚焦方式的选择，体现了小说叙事策略的运用，不同的方式将有不同的文本功效。“零聚焦”可以把握事件全貌，客观再现整体，“内聚焦”可以让读者感同身受，“外聚焦”可以让读者感受真实。谈歌的新社会问题小说，大多以零聚焦的方式客观再现时代风貌，全面准确地细述事情发展和人物心理，彰显文本的客观性、现时性与宏观性。
1995年发表的《年底》，是谈歌最早发表的一篇现实题材小说。当时中国正处于社会急剧变革和深刻转型的时期，国企破产、工人下岗……一个个重大变革撞击着人们的内心，谈歌自己也身处其中，有着亲身体验。《年底》并没有直接渲染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革，而是以一个熟悉国企的叙述者来讲述故事。叙述者超越人物视角，对人物心理、企业生存困境无不知晓，时而细述人物心理，时而展现工厂所面临的困境，表现工厂在转型社会中生存的艰难，并由此来观照整个转型社会。与《年底》非常类似，《大厂》以同样的叙述方式，详细描绘了主人公吕建国接任国企厂长后的经历与心境，较为典型地反映了时代和国企转型的问题，并引起人们的深入思考，使文章的现实意义更加深刻，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谈歌本人的现实关怀精神。
谈歌的新社会问题小说，除了揭示工厂的尴尬困境，还涉及到企业改制、城市建设、官场斗争以及“三农”等问题。无论是写企业改制的《阳光里的股东们》，还是写城市建设和官场斗争的《城市》、《核磁共振》，或是涉及“三农”问题的《城市迁徙》，作者都是以“零聚焦”的方式进行叙述。叙述者不是虚构世界的参与者，而是凌驾于虚构世界之上，处于世界之外，仅仅只是以一种客观的眼光、客观的态度描绘现实，展现社会，关照社会转型，揭示客观环境与时代特征。
同时，文中饱含的叙述者，也是谈歌的代言人。谈歌亲历过改革，感受过社会转型给人们带来的巨大影响，他在文中以代言人零聚焦的叙事方式，共时性地揭示社会问题，抒发情感，集中细致地刻画人物心理，让读者深刻体会社会现实，并看到了正视社会问题的紧迫性。
此类新社会问题小说，以典型人物与事例最大程度地再现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的全貌与时代全景，并不排斥改革进程中的艰难与倒退，与此相反，此类小说关注的重点恰在于此，即改革进程中所产生的新问题，并对此进行了理性思考，包含着作者强烈的现实人文关怀，极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二网状结构折射社会转型
叙事结构同样是小说的叙事策略之一，恰当的叙事结构能促进文
谈歌的“新社会问题小说”在叙述上，往往大小事件错综复杂，情节密度大，故事高度浓缩。此种叙述方式的选择可以说是“作家经过了外在投射和现实过滤的内在意识结构的审美外化和艺术映现”。现实中纷繁复杂的矛盾与问题在作家心中久久萦绕，加之他主观上的积极介入，必然很容易形成一种“问题成堆”的潜在心理，作者在文中将这种潜在心理进行审美外化，即以各种问题为结点构建网状结构，网织各种矛盾，大胆揭露改革进程中的问题，由此折射整个社会的转型。
《大厂》以快节奏、高密度的故事化表述，展现了一个国营大厂所面临的种种困境。整篇小说以两条主要基本情节线索为经，围绕这两条情节线索上的诸多问题为纬，共同编织了一张巨大的问题之网。两条线索即厂里春节前的两件大事：一是为了合同，讨好客户，办公室主任陪客户嫖妓被抓，厂长为其四处求情放人；二是用来撑门面的惟一一辆高级轿车被盗，破案后却不能物归原主，也得托关系去要。围绕在这两个基本情节之上的还有诸多问题，如：承包出去的饭店赖账不交承包费；个体企业的老板（包括本厂书记贺玉梅的丈夫）挥金如土；有几千人的大厂却交不起一个重病号的住院费；技术人员的专利项目没有资金投产忍痛卖给乡镇企业……整部小说将主人公放置于各种矛盾的漩涡之中，受到各种矛盾的冲击。
谈歌的“新社会问题小说”总是将人物置于一个巨大的问题之网之中，使人物面临艰难，从而进一步整个社会的种种严峻现实。《城市热风》几乎没有一个可作为结构线索的中心事件，却有无数难缠的麻烦在24小时内集中发生在一个生存艰难的国营大厂，并由厂长岳志明一个人同时面对。小说通篇都是问题：企业内部的问题，企业以外的家庭问题、社会问题、体制问题……一个接一个。小说从厂长与老婆打架写起，到工厂闹事、工人，以及订合同、讨账……一连串都是极难办的事。
《城市迁徙》以“三农”问题为切入点，围绕着从市委市政府驻地搬迁动议的提出到完成搬迁的全过程，逐步深入地聚焦矛盾、展示人物、暴露问题。内容涉及下岗与再就业、环境污染、政府机构臃肿、财政负担过重、贫富差距渐趋扩大等诸多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与问题，其核心是干部问题——干部思想退化、贪图享受，不愿为人民的利益放弃优越的生活，拉帮结派，进行钱权交易。作者客观描述的诸多矛盾与问题，无时无刻不围绕在市委书记杨海民的身边，无不使读者产生深切的忧虑：如此现状岂不威胁着社会稳定，此种干部队伍如何能带领人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谈歌的“新社会问题小说”直面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以“问题成堆”的网状结构直接揭示波诡云谲的矛盾纠葛，并善于将人物命运和矛盾的发展推进到极限，将人物置于问题重围之中，以此展开情节，展现矛盾斗争中真与检测、美与丑、善与恶的较量，并由此折射出社会转型时期所特有的状态——新问题层出不穷并不断地撞击人物内心，影响整个社会的心理变化，体现了作家对国情、民情的深刻了解和对当代社会的深入观察与把握。
三叙事之轴：叙述者的精神理想
谈歌的“新社会问题小说”，无论是零度聚焦，还是网状结构的叙事策略，始终都围绕着一个轴心：抒发叙述者“刚健侠义”的精神理想。小说试图通过展现失序社会和生存的艰难，向人们揭示在转型时期精神异化、道德衰落问题，提出“精神价值重建”的主题。
谈歌的“新社会问题小说”主要以三类人物群像，探寻在失序的社会中应如何重建社会道德价值和历史精神价值。一类是努力适应社会转型的干部们，一类是带有计划经济历史印记的老干部、老工人的形象，一类是受到社会转型冲击的社会底层的普通“小人物”。
努力适应社会转型冲击的干部们已经没有了大刀阔斧、勇往直前的浪漫情怀和理想主义色彩，更多的是时代给予的苦痛和酸楚。他们是改革时代的产儿，但时代却赋予了他们悲剧的命运。他们的精神也裂变成双重状态：一方面要凝心聚力，苦度难关；另一方面，为了企业的生存，他们又不得不苟同世俗，以致遭到误解。他们无力挽救企业，但仍惨淡经营，苦苦支撑。他们是改革者，又是改革的牺牲者，这集中体现在《大厂》及《〈大厂〉续篇》的吕建国身上。
吕建国在工厂面临艰难时临危受命任厂长。此时工厂已乱成一团，债台高筑，讨债的堵门，业户绑架。工人们上班无心干活，打牌、偷东西，厂领导们无心经营管理，纷纷寻找出路。他却四处奔波周旋，殚精竭虑，同时又以自身人格和奉献精神凝聚涣散的人心。他用自己的手表带头给困难职工捐款，给伤残工人安排工作，并拒绝为妻子开后门搞钢材，不去效益好的电厂就职。工厂将被兼并时，他拒绝了对方的任职邀请，而是要求接收所有工人。
吕建国式的人物在谈歌的“新社会问题小说”中随处可见，如《年底》中的周书记、刘厂长等；又如《城市》中的市长杨海民清正廉洁，关心民情，对亲人严格要求，甚至绝情。他辞退妻子承建工程的业务关系，让已调进市工商局的妹妹回毛纺厂工作，安抚亏损企业职工，了解下岗就业的市场问题……而在副市长方与林的身上，却更多地显现出了悲剧色彩。为筹款解决下岗职工的生活，不惜以身体为代价，“喝酒换钱”，不会喝酒的他竟然喝了30杯酒，以致歪倒在地。最后，他被免职，但他是“问心无愧的”，因为“拿到手的几个亿的基金，没有乱用一分钱”。
带有计划经济时代历史印记的老干部、老工人保留着以厂为家、大公无私的品质。无论是《年底》中的老劳模韩志平，还是《大厂》中的省劳模章师傅，抑或是《〈大厂〉续篇》中已经离休的韩书记，他们都保留着以厂为家、大公无私的品质。韩志平的老伴患胃癌住院，他坚持晚上去医院陪护，白天照常上班。领导建议他写困难申请，他却不好意思写，说“比我困难的有的是，我怎么好写那个”。章师傅身患重病仍心系工厂，让把给他治病的5000块钱交到厂卫生所，并鼓励领导坚定信心、战胜困难。韩书记坚持每月救济困难职工一百块钱，临终时还留下遗嘱，把“仅存下的三千块钱”“补贴给伍爱民同志做家用”，并嘱托现任厂领导要爱护每一个
普通“小人物”是一批处于社会底层善良人的形象，如《〈大厂〉续篇》中摆摊修自行车的工人老马待人有别，对只为自己打算的纪委书记齐志远狠狠地宰了一次，对心系工人的吕建国却分文不收。因“”中写反动标语被判了15年刑而弄得神经兮兮的老处女杨婷，谁也不敢惹，为工资的事她闹到厂部，并抓破了厂长吕建国的脸。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吕厂长主动帮她解决老家遭水灾的困难，并因没经营好工厂而向她道歉时，呆呆地看着吕建国哭了。虽然她最终没要厂长的一分钱，但厂长的几句话，却使她突然像换了个人一样，变得很懂事了。
叙述者在这些人物群像的身上，寄托社会理想，表达严峻思考，倾注主观感受，充分肯定了精神的价值、人格的崇高和人性的美好，表达了叙述者在当今物欲横流的喧嚣情势下，对人类崇高精神的呼唤。
参考文献：
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谈歌：《年底》，《中国作家》，1995年第3期。
[3] 谈歌：《大厂》，《人民文学》，1996年第1期。
[4] 谈歌：《阳光里的股东们》，《北京文学》，1998年第1期。
[5] 谈歌：《城市》，《人民文学》，1997年第10期。
[6] 谈歌：《核磁共振》，《当代》，2006年第6期。
[7] 谈歌：《城市迁徙》，《当代》，2004年第2期。
[8] 郝雨：《慷慨悲歌的时代续响──论谈歌的小说创作》，《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年第3期。
[9] 谈歌：《城市热风》，《北京文学》，1996年第7期。
[10] 谈歌：《〈大厂〉续篇》，《人民文学》，1996年第8期。
作者简介：聂俊，男，1980—，湖北荆门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小说，工作单位：荆楚理工学院党委宣传部。
关键词：新社会问题小说零度聚焦社会转型网状结构精神理想
：A
谈歌作为20世纪90年代初的现实主义代表作家，在现实题材小说中准确把握了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并在文中反映了这一特殊时期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因此本文认为，可将此类小说概括为新社会问题小说。此类小说在叙事方式上表现出了自身的格调与方式——客观叙事，它们以零度聚焦和网状结构折射社会转型，思考经济改革、社会转型时期的重大问题，并以此探寻自己的精神理想——刚健仁义。
一零度聚焦转型社会
零度聚焦属叙事学中的视角范畴，“视角”或“叙述视角”（point of view），指叙述时观察故事的角度。热奈特将视角分为三大类：“零聚焦”或“无聚焦”（无固定视角）、“内聚焦”（限制视角）和外聚焦（摄像机视角）。“零聚焦”也称零度聚焦，即全知叙述，叙述视角超越人物视角，对所有情况甚至每个人物的内心活动都一清二楚；“内聚焦”即限制叙述，叙述视角即某个人物的视角；“外聚焦”即像摄像机一样旁观人物言行。
聚焦方式的选择，体现了小说叙事策略的运用，不同的方式将有不同的文本功效。“零聚焦”可以把握事件全貌，客观再现整体，“内聚焦”可以让读者感同身受，“外聚焦”可以让读者感受真实。谈歌的新社会问题小说，大多以零聚焦的方式客观再现时代风貌，全面准确地细述事情发展和人物心理，彰显文本的客观性、现时性与宏观性。
1995年发表的《年底》，是谈歌最早发表的一篇现实题材小说。当时中国正处于社会急剧变革和深刻转型的时期，国企破产、工人下岗……一个个重大变革撞击着人们的内心，谈歌自己也身处其中，有着亲身体验。《年底》并没有直接渲染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革，而是以一个熟悉国企的叙述者来讲述故事。叙述者超越人物视角，对人物心理、企业生存困境无不知晓，时而细述人物心理，时而展现工厂所面临的困境，表现工厂在转型社会中生存的艰难，并由此来观照整个转型社会。与《年底》非常类似，《大厂》以同样的叙述方式，详细描绘了主人公吕建国接任国企厂长后的经历与心境，较为典型地反映了时代和国企转型的问题，并引起人们的深入思考，使文章的现实意义更加深刻，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谈歌本人的现实关怀精神。
谈歌的新社会问题小说，除了揭示工厂的尴尬困境，还涉及到企业改制、城市建设、官场斗争以及“三农”等问题。无论是写企业改制的《阳光里的股东们》，还是写城市建设和官场斗争的《城市》、《核磁共振》，或是涉及“三农”问题的《城市迁徙》，作者都是以“零聚焦”的方式进行叙述。叙述者不是虚构世界的参与者，而是凌驾于虚构世界之上，处于世界之外，仅仅只是以一种客观的眼光、客观的态度描绘现实，展现社会，关照社会转型，揭示客观环境与时代特征。
同时，文中饱含的叙述者，也是谈歌的代言人。谈歌亲历过改革，感受过社会转型给人们带来的巨大影响，他在文中以代言人零聚焦的叙事方式，共时性地揭示社会问题，抒发情感，集中细致地刻画人物心理，让读者深刻体会社会现实，并看到了正视社会问题的紧迫性。
此类新社会问题小说，以典型人物与事例最大程度地再现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的全貌与时代全景，并不排斥改革进程中的艰难与倒退，与此相反，此类小说关注的重点恰在于此，即改革进程中所产生的新问题，并对此进行了理性思考，包含着作者强烈的现实人文关怀，极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二网状结构折射社会转型
叙事结构同样是小说的叙事策略之一，恰当的叙事结构能促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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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话语的成功表达。以网状结构叙事，更符合社会现实状况，更能恰当地体现社会急剧动荡时错综复杂的关系与问题。谈歌的“新社会问题小说”在叙述上，往往大小事件错综复杂，情节密度大，故事高度浓缩。此种叙述方式的选择可以说是“作家经过了外在投射和现实过滤的内在意识结构的审美外化和艺术映现”。现实中纷繁复杂的矛盾与问题在作家心中久久萦绕，加之他主观上的积极介入，必然很容易形成一种“问题成堆”的潜在心理，作者在文中将这种潜在心理进行审美外化，即以各种问题为结点构建网状结构，网织各种矛盾，大胆揭露改革进程中的问题，由此折射整个社会的转型。
《大厂》以快节奏、高密度的故事化表述，展现了一个国营大厂所面临的种种困境。整篇小说以两条主要基本情节线索为经，围绕这两条情节线索上的诸多问题为纬，共同编织了一张巨大的问题之网。两条线索即厂里春节前的两件大事：一是为了合同，讨好客户，办公室主任陪客户嫖妓被抓，厂长为其四处求情放人；二是用来撑门面的惟一一辆高级轿车被盗，破案后却不能物归原主，也得托关系去要。围绕在这两个基本情节之上的还有诸多问题，如：承包出去的饭店赖账不交承包费；个体企业的老板（包括本厂书记贺玉梅的丈夫）挥金如土；有几千人的大厂却交不起一个重病号的住院费；技术人员的专利项目没有资金投产忍痛卖给乡镇企业……整部小说将主人公放置于各种矛盾的漩涡之中，受到各种矛盾的冲击。
谈歌的“新社会问题小说”总是将人物置于一个巨大的问题之网之中，使人物面临艰难，从而进一步整个社会的种种严峻现实。《城市热风》几乎没有一个可作为结构线索的中心事件，却有无数难缠的麻烦在24小时内集中发生在一个生存艰难的国营大厂，并由厂长岳志明一个人同时面对。小说通篇都是问题：企业内部的问题，企业以外的家庭问题、社会问题、体制问题……一个接一个。小说从厂长与老婆打架写起，到工厂闹事、工人，以及订合同、讨账……一连串都是极难办的事。
《城市迁徙》以“三农”问题为切入点，围绕着从市委市政府驻地搬迁动议的提出到完成搬迁的全过程，逐步深入地聚焦矛盾、展示人物、暴露问题。内容涉及下岗与再就业、环境污染、政府机构臃肿、财政负担过重、贫富差距渐趋扩大等诸多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与问题，其核心是干部问题——干部思想退化、贪图享受，不愿为人民的利益放弃优越的生活，拉帮结派，进行钱权交易。作者客观描述的诸多矛盾与问题，无时无刻不围绕在市委书记杨海民的身边，无不使读者产生深切的忧虑：如此现状岂不威胁着社会稳定，此种干部队伍如何能带领人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谈歌的“新社会问题小说”直面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以“问题成堆”的网状结构直接揭示波诡云谲的矛盾纠葛，并善于将人物命运和矛盾的发展推进到极限，将人物置于问题重围之中，以此展开情节，展现矛盾斗争中真与检测、美与丑、善与恶的较量，并由此折射出社会转型时期所特有的状态——新问题层出不穷并不断地撞击人物内心，影响整个社会的心理变化，体现了作家对国情、民情的深刻了解和对当代社会的深入观察与把握。
三叙事之轴：叙述者的精神理想
谈歌的“新社会问题小说”，无论是零度聚焦，还是网状结构的叙事策略，始终都围绕着一个轴心：抒发叙述者“刚健侠义”的精神理想。小说试图通过展现失序社会和生存的艰难，向人们揭示在转型时期精神异化、道德衰落问题，提出“精神价值重建”的主题。
谈歌的“新社会问题小说”主要以三类人物群像，探寻在失序的社会中应如何重建社会道德价值和历史精神价值。一类是努力适应社会转型的干部们，一类是带有计划经济历史印记的老干部、老工人的形象，一类是受到社会转型冲击的社会底层的普通“小人物”。
努力适应社会转型冲击的干部们已经没有了大刀阔斧、勇往直前的浪漫情怀和理想主义色彩，更多的是时代给予的苦痛和酸楚。他们是改革时代的产儿，但时代却赋予了他们悲剧的命运。他们的精神也裂变成双重状态：一方面要凝心聚力，苦度难关；另一方面，为了企业的生存，他们又不得不苟同世俗，以致遭到误解。他们无力挽救企业，但仍惨淡经营，苦苦支撑。他们是改革者，又是改革的牺牲者，这集中体现在《大厂》及《〈大厂〉续篇》的吕建国身上。
吕建国在工厂面临艰难时临危受命任厂长。此时工厂已乱成一团，债台高筑，讨债的堵门，业户绑架。工人们上班无心干活，打牌、偷东西，厂领导们无心经营管理，纷纷寻找出路。他却四处奔波周旋，殚精竭虑，同时又以自身人格和奉献精神凝聚涣散的人心。他用自己的手表带头给困难职工捐款，给伤残工人安排工作，并拒绝为妻子开后门搞钢材，不去效益好的电厂就职。工厂将被兼并时，他拒绝了对方的任职邀请，而是要求接收所有工人。
吕建国式的人物在谈歌的“新社会问题小说”中随处可见，如《年底》中的周书记、刘厂长等；又如《城市》中的市长杨海民清正廉洁，关心民情，对亲人严格要求，甚至绝情。他辞退妻子承建工程的业务关系，让已调进市工商局的妹妹回毛纺厂工作，安抚亏损企业职工，了解下岗就业的市场问题……而在副市长方与林的身上，却更多地显现出了悲剧色彩。为筹款解决下岗职工的生活，不惜以身体为代价，“喝酒换钱”，不会喝酒的他竟然喝了30杯酒，以致歪倒在地。最后，他被免职，但他是“问心无愧的”，因为“拿到手的几个亿的基金，没有乱用一分钱”。
带有计划经济时代历史印记的老干部、老工人保留着以厂为家、大公无私的品质。无论是《年底》中的老劳模韩志平，还是《大厂》中的省劳模章师傅，抑或是《〈大厂〉续篇》中已经离休的韩书记，他们都保留着以厂为家、大公无私的品质。韩志平的老伴患胃癌住院，他坚持晚上去医院陪护，白天照常上班。领导建议他写困难申请，他却不好意思写，说“比我困难的有的是，我怎么好写那个”。章师傅身患重病仍心系工厂，让把给他治病的5000块钱交到厂卫生所，并鼓励领导坚定信心、战胜困难。韩书记坚持每月救济困难职工一百块钱，临终时还留下遗嘱，把“仅存下的三千块钱”“补贴给伍爱民同志做家用”，并嘱托现任厂领导要爱护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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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普通“小人物”是一批处于社会底层善良人的形象，如《〈大厂〉续篇》中摆摊修自行车的工人老马待人有别，对只为自己打算的纪委书记齐志远狠狠地宰了一次，对心系工人的吕建国却分文不收。因“”中写反动标语被判了15年刑而弄得神经兮兮的老处女杨婷，谁也不敢惹，为工资的事她闹到厂部，并抓破了厂长吕建国的脸。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吕厂长主动帮她解决老家遭水灾的困难，并因没经营好工厂而向她道歉时，呆呆地看着吕建国哭了。虽然她最终没要厂长的一分钱，但厂长的几句话，却使她突然像换了个人一样，变得很懂事了。
叙述者在这些人物群像的身上，寄托社会理想，表达严峻思考，倾注主观感受，充分肯定了精神的价值、人格的崇高和人性的美好，表达了叙述者在当今物欲横流的喧嚣情势下，对人类崇高精神的呼唤。
参考文献：
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谈歌：《年底》，《中国作家》，1995年第3期。
[3] 谈歌：《大厂》，《人民文学》，1996年第1期。
[4] 谈歌：《阳光里的股东们》，《北京文学》，1998年第1期。
[5] 谈歌：《城市》，《人民文学》，1997年第10期。
[6] 谈歌：《核磁共振》，《当代》，2006年第6期。
[7] 谈歌：《城市迁徙》，《当代》，2004年第2期。
[8] 郝雨：《慷慨悲歌的时代续响──论谈歌的小说创作》，《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年第3期。
[9] 谈歌：《城市热风》，《北京文学》，1996年第7期。
[10] 谈歌：《〈大厂〉续篇》，《人民文学》，1996年第8期。
作者简介：聂俊，男，1980—，湖北荆门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小说，工作单位：荆楚理工学院党委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