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电视新闻”概念提出与其价值

img src="www.udooo.com/UploadFiles/2014-02/2/20142175890432841.jpg" alt="我国“电视新闻”概念的提出及其价值" />摘要 我国“电视新闻”概念的提出要远远早于电视新闻事业的诞生。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敏感的新闻学者就意识到电视媒介产生的重要价值，并对此做出了准确的判断与科学的展望。其中，以杜绍文、任白涛和胡道静对“电视”的阐述最具代表性，特别是胡道静，在继承和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电视新闻”的概念。这些理论对丰富我国电视新闻事业发展史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电视新闻；杜绍文；任白涛；胡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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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新闻是以现代电子技术为传播手段，以声音、画面为传播符号对新近或正在发生、发现的事实的报道。1958年5月1日，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开始试验播出，这被视为我国电视新闻事业兴起的标志。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新闻工作的与日俱进以及电视这一传播媒介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逐步普及，电视新闻已经成为我国新闻报道中的“主力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当我们对“电视新闻”的概念进行历史追溯，却发现它的产生要远远早于我国电视新闻事业的出现。在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当电视还不为我国大多数民众所认知的时候，一些敏感的新闻学者就已经提出了“电视新闻”的概念，并对“电视新闻时代”的到来及其带给新闻工作的巨大影响做出了科学的展望与预测。

一、从技术层面对“电视”进行介绍——研究者最初关注的范畴

在我国“电视新闻”概念产生之前，“电视”作为一种新兴事物首先在科学技术领域被关注和介绍，这也是国人对电视的最初认识。
电视的产生，是20世纪初期人类无线电传播技术不断发展的结果，相比无线电广播而言，它的技术原理要更为复杂，经历了几代科学家们坚持不懈的努力：1884年，德国工程师保尔·尼普科夫发明了电视图像扫描圆盘，实现了图像信号由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1925年，英国科学家贝尔德在实验室里首先完成了对活动图像的远距离传送，他也因此被誉为“电视之父”；1936年11月，电视最终在英国诞生。从上世纪二十年始，当我国绝大多数人对“电视”这一新兴事物还未曾“识得庐山真面目”时，“电视”这一崭新概念就开始逐渐传人中国，早期的研究文章多停留在对“电视”本身包括其工作原理与技术的介绍上。1927年6月，《科学》杂志上发表了无署名、题为《电视之进步》的文章，全文约1200字，主要涉及电视基本技术与原理，“这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在中国最早介绍电视的文章。”1928年，《科学》杂志第三期又发表了《参观电传话影机记实》一文，作者孔祥鹅“以第一人称为叙事主体，详细记录了参观时间、地点，描述了演示的内容、过程等，并多次使用‘电视’一词，为早期亲眼目睹过电视及介绍电视者之一。”30年代以后，随着人们对这种新的电子媒介关注程度的提高，国内的报纸杂志上出现了一批系统阐述电视技术的文章，如：《中国无线电》杂志1933年第1卷第1至6期，连载六篇赵真觉的《电视学》，主要介绍了贝尔德的“发影机之构造与运用”；《科学》杂志1934年第2、3、4、5期连载叶鹿详《电视学浅说》，详细介绍了电视信号发射与接收的原理，并配有大量的图示；《电信杂志》1935年第3卷第1号刊载陈德生《电视的原理》，说明了声音、形象是如何转换成信号，传播之后又如何通过仪器设备还原、接收的。这些从技术层面对“电视”的介绍文章多属于翻译和转述性的，不仅间接展现了“电视”的发展历程，也反映出我国早期研究者对“电视”的认知情况。然而，由于此时“电视”尚未真正出现在现实生活中，研究者对之也是刚刚接触与了解，因此，对“电视”的认识还仅局限于技术介绍性的范畴，电视与新闻事业的关系也几乎没有人论及。

二、从新闻传播角度对“电视”的审视——“电视新闻”概念的产生

从新闻传播角度对“电视”进行审视开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晚期。在经历了从技术层面对“电视”的介绍之后，这一新兴事物的出现也逐渐引起了一些新闻学者的关注。虽然这时“电视”在我国还没有进入到新闻传播领域，但敏感的新闻学者们对此已经从不同方面做出了展望，并最终提出“电视新闻”的概念。先后有以下几位新闻学者对“电视”进行论述：

(一)杂志主编杜绍文对“电视”的介绍性阐述

担任过《战时记者》主我国“电视新闻”概念的提出及其价值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编的杜绍文，在该刊第8期上发表了《敌乎？友乎？——新闻广播与电影传真果有害于报纸么？》一文，用比较的策略论述了“新闻广播”、“电影传真”（即“电视”，早期有多种不同翻译，笔者注）相比报纸的优缺点，并指出了它们与报纸间既相互竞争又互为促动的关系。作者首先对电视的出现及其传播的策略做了一番介绍：“‘电影传真’亦名电视或无线电传影，英文叫做TELEVISION，它是RADIO的小弟弟，现在这个小弟弟，侵入无线电播音的国土了，此朵科学界新放的奇葩，它造就了天涯咫尺的奇观，真可谓音容宛在四海一家了。现在有三种电影传真法，第一种为播送底片，将已经洗就的底板播送开去，和普通的电影一般。第二种为间接传影，把当时要播送的景物摄就，然后将底片冲洗出来，装上播送机放送出去。第三种为直接传影，无须再用底版，将景物直接由播影机发送，这是最理想的传真法。用电影传真法播送新闻，现属于上述第二法；最后一法固属圆满，但有许多困难不易解决，所收到的景象，又为一条一条的粗线所组成，模糊多于明朗。”杜绍文认为电视传播技术的进步给传统新闻报道工作带来诸多便捷。“在英国，牛津剑桥两大学的划船竞赛，每一动作亦立现于银幕，报社方面，可不必等到访员回来报告，就可将竞赛经过胜负谁属，立刻发布详细的号外新闻。”而对于受众，电视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他们的“求新欲”，“从前要求倾听外间的新闻音乐或演讲，现在认为耳闻不如目见，进一步要求晤对一室了”。
杜绍文针对有些人担心电视会给广播和报纸带来冲击甚至会使它们走向灭亡的观点，指出这是“杞人之忧”，因为“自电影传真的技术上，与电影传真器的价值上，证明它连普通的新闻片尚不能打倒，影响于报纸方面尤其渺小。”杜绍文主要是从当时电视的传播技术还不尽如人意以及电视太过于昂贵的这两个方面考虑的，认为电视普遍尚需时日，“用电影传真报告新闻，可以说仍在启蒙时期和草创时期，价廉量多的报纸，绝对不易被其消灭。未来演变虽不可知，但此时的电影传真，根本无害于报业，甚至较新闻广播尤不足畏。”杜绍文最后的结论是：“新闻广播与电影传真，表面上是妨及报纸的，然在刺激人们的求新欲和求知欲方面，又是有利于报纸的。也许若干时期以后，经过科学家的改善及发明，文字报道的报纸，和言语报道的新闻广播，以及音容俱显的报道之电影传真，会三位一体化了；在眼前，报纸和新闻广播电影传真，一方是存着矛盾的竞争，一方又存着统一的进展。我们报人，不特不能仇视这两种科学的新利器，相反的，必须引为亲挚的同伴，这样，新闻的园地，才会与日新、又日新、新啊。”在这篇文章中，杜绍文明确把“电影传真”视为新闻园地的一员新军，并提及的“用电影传真报告新闻”的可能性。

(二)新闻学者任白涛对“电视”的研究

194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任白涛的《综合新闻学》。在该书第三卷“采访技术和通信策略”第七章“现代的高速度通信机关及其作用”中，作者列举、论述了“电报电话”、“摄影电报”、“无线电广播”、“电视”、“飞机”等几种对新闻事业产生重大影响的传播媒介及交通工具。在第四部分“电视”中，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电视之父——白阿德（即贝尔德，笔者注）”和“什么是电视”。在详细介绍英国科学家白阿德（John L.Baird）生平经历及图像传输试验过程以及对“电视”本身及其工作原理阐述后，任白涛介绍说：我国“电视新闻”概念的提出及其价值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udooo.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电视，有如其原名，是看见远处活动景色的意思，比摄影电报更进了数步……电视也可称做形声广播，是把人物的动态和声音，凭藉电视机械播送出去，再现于影幕上而直接用眼观看的。”作者用了大量文字并辅以照片和图示阐述了电视传送、接收声音和图像的技术原理。最后，任白涛论及了电视与新闻事业的关系：“电视广播事业，目下同新闻事业的关系，似乎尚浅，但是今日的新闻业者和从事新闻学的研究者，都应用积极的目光，注视它的发展。因为电视的远程播送，一旦成功，在新闻事业上——特别是在采访上——定要发生很大的变化。即新闻社只须置备数种样式的电视收像机，则对于各地或各国的经常重要事件——比如某种国际团体开会——就可不必再行特派专员前去旁听，便能得到真确的纪录。”
在“电视”这一新兴的传播媒介受到技术等因素的影响尚未普及、且它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作用也未能得到真正发挥的时候，杜绍文和任白涛就根据它的传播特点对其将会带给新闻事业的影响与转变做出了预见性的阐述：杜绍文明确指出了将来用“电影传真”报告新闻的可能性，并且电视、广播与报纸应同为“新闻园地”中“既竞争又合作”的“同伴”；任白涛呼吁新闻工作者“用积极的眼光”关注电视广播事业，它将会给新闻工作特别是采访工作带来很大变化。两位新闻学者的观点在电视事业的不断发展之中都得到了证实。然而，两位学者虽论及了“电视”与新闻事业的关系，但并未明确提出“电视新闻”的概念。之后不久，新闻史学者胡道静在此基础上，第一次提出了“电视新闻”的概念。

(三)新闻史学者胡道静对“电视新闻”概念的提出

胡道静对“电视”的论述是在1946年，世界书局出版了他的新闻学著作《新闻史上的新时代》，在收录其中的一篇同名文章中，胡道静回顾与展望了人类新闻事业发展的不同阶段。通过比较，我们发现他对于“电视”的观点更为鲜明而直接，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电视新闻”的概念。
1.胡道静把“电视”置于新闻事业发展长河中定位它的独特位置，并从媒介演变的角度提出“电视新闻”概念。
胡道静文章一开始就指出：“一般谈新闻事业史的，都习熟于‘口头新闻’、‘手写新闻’和‘印刷新闻’的三个进化阶段的说法。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新闻事业已跃进到另一个新阶段，即入于‘广播新闻’时代；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又探向再一个新的世纪，要成为‘电视新闻’的时代了。”不同于之前的研究者论述“电视”多是从电视的传播技术与特点人手，胡道静则是以新闻史学家的眼光，在从媒介演变的角度考察新闻事业发展历史脉络的基础上，审视与预测了电视媒体的产生及其对新闻事业未来发展的重大影响。这样就更为清楚地显示出“电视”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在人类新闻事业发展史中的作用与价值，由此推断出“电视新闻”必将随着电视媒介自身的不断进步而出现在不久的新闻工作中，同“口头新闻”、“手写新闻”、“印刷新闻”和“广播新闻”一样，开创出人类新闻事业发展中的又一个崭新阶段。
2.胡道静重视新兴媒介对新闻事业的推动作用，由此对电视产生动因和光辉未来的阐述与展望使人耳目一新。
胡道静认为，新闻事业虽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形象的结合体”，但它最基本的结构或者说最基本的怎么写作却是“搜集”和“放送”，简单地说，新闻事业就是“搜集消息和传达消息的工作”。因此，当人类“搜集”和“放送”的工具由最基本的“天赋器官”得以不断提升与扩张的时候，也就是“一待‘复述’和‘交通’的工具有了任何的新发明，足以扩张口与足之效能者，立即会影响到新闻事业而使报坛发生一种革命运动。”从“口头新闻”到“广播新闻”，无一不是如此，胡道静把新闻事业的发展与媒介工具的进步相结合，所强调的就是后者对前者的推动作用。
胡道静认为“电视”产生是源于新闻界对“形象的新闻内容”的需求，因为“从口头新闻到广播新闻，记者所报告给听者或读者的，一律是‘叙述’的而非‘形象’的”，但实际上，新闻的产生却是“现象的”，只是“在最初的时候，新闻记者没有办法把他的天赋的摄影机（一双眼睛）摄下的活动影片‘复印’出来送给定户”，直到“新闻照片”的出现，才把“形象的新闻”提供给读者，但照片毕竟是静止的“呆照”，而“非活动的表现”，及至“新闻电影”才完成真正的“形象新闻的供应”，然而它在新闻的时效性上却存在缺憾，“新闻电影要经过摄制、冲洗、剪接、复印、发行等等手续，等到在电影院里映在观众眼前，新闻事实上已成了旧闻，不过是叫大家看看当时的动作表现而已”。这一切理由最终因“电视”的发明及其不断进步而得以解决，胡道静非常形象地称“人类史上的‘天眼通’，至此乃告实现”，这一过程被胡道静制成图表（见下图所示）。并且，这种声音、形象兼备的媒介传播工具还“将使新闻事业的里程碑射出一道新奇的光芒”。
基于对电视媒介传播特点及新闻事业发展规律的把握，胡道静对“电视新闻”时代的新闻工作做出了准确而科学的预见：“‘电视新闻’虽然远没有正式出现，但是我人必须要准备迎接这新闻史上的新时代来临了！将来的新闻记者，必须是现在的新闻电影记者乃能优为之，他在出事地点所摄取的新闻电影，迅速送到‘电视中心’，或迳在出事地点用小型电传器将影片传达至‘电视中心’，立即由‘电视中心’播送出去。于是全世界的人士，坐在家里的沙发椅上，旋开‘受像机’正像他们在上一时代旋开‘收音机’时，便可以用眼睛看到全世界新发生事件的形象，正像他们以往可以用耳朵听取全球新闻报告一般。”我国“电视新闻”概念的提出及其价值论文资料由论文网{#GetFullDomain}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