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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叙事学的角度对托尼·莫里森的重要作品——《爵士乐》中女性人物进行了独辟蹊径的考察， 指出莫里森在塑造人物时成功运用了独特的命名方式、碎片式叙述以及系列镜像人物的设置等多种艺术手段，因此她笔下的人物不再是固定的类型，而是具有丰富的内涵与复杂的个性。
关键词：《爵士乐》；莫里森；女性人物；叙事艺术；人物命名；碎片代叙述；镜像人物设置
1672-3104（2013）06?0197?05
《爵士乐》（Jazz，1992）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第六部小说。小说以“爵士乐”时代纽约的哈莱姆区为背景，情感冲突为焦点，叙述了南方黑人夫妇乔和维奥莱特背井离乡奔赴北方城市谋求生路的坎坷经历。自问世以来，《爵士乐》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批评目光，人们从各自的角度对之进行解读，涉及的话题有主题、文本结构和后现代性叙事等。遗憾的是，对于小说中的人物这一关乎小说全局的理由， 研究还多有欠缺。事实上，无论是在传统叙事作品中，还是在现代或后现代叙事作品中，人物始终是叙事的基本要素之一。北京大学申丹教授将叙事作品中的人物类型划分为“功能性”人物和“心理性”人物。他认为，“功能性”人物是“从属于情节或行动的‘行动者’”；而“心理性”人物则“具有心理可信性或心理实质的（逼真的）‘人’”。 [1]（51?61） 这种归纳虽“注意到了人物在情节中的功能”， 但并未“囊括叙事文本中的人物形态的全部”，仍有一些人物很难在“所规定的人物类型中找到自己的归 宿。”[2]（146）莫里森笔下的人物亦如此。因此，本文将借助叙事学理论，从叙述手段、方式和人物关系等方面对《爵士乐》的女性人物塑造艺术予以解读。
一
我们知道，《爵士乐》最引人注目的是叙事艺术和人物塑造，而这两者又相辅相成。论及人物塑造，还得从人物的命名说起，因为这是莫里森表现人物性格
特征、揭示人物背景或预示人物命运的重要的叙述手段。
非洲黑人对名字极为重视，通常将之与祖先、命运、荣誉和尊严联系在一起。被贩卖到美洲之后，黑人一无所有，自由被剥夺，甚至连自己原来的名字也无法保全。这不但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理伤痕”，而且还使他们沦为了“文化孤儿”。因此，黑人的姓名不单单是称谓理由，而且还表现了他们的“自我意识和文化归属意识”。[3]（6）这解释了为什么包括莫里森在内的美国黑人作家在创作中都格外重视人物命名的理由。
人物命名是一种创作艺术。莫里森笔下许许多多的人物之所以栩栩如生，在一定程度上与作家赋予各色人物极具鲜明个性的姓名有关。在莫里森的研究中，她丰富多彩的人物命名方式一直是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焦点。中国期刊网收录的论文多达12篇。学者陈法春还专门针对命名方式和翻译理由进行了详细的探究。在他看来，莫里森的命名方式可概括为五种：①无特别作用的姓名，如Claudia， Alice等；②专名，如Breedlove， Peace等；③《圣经》里的人物名字；④绰号、举偶法指代人物，如Chicken Little，Milkman，Guitar；⑤以一个名字加复数同时指三个人，如《秀拉》中里夏娃收养的三个孤儿。[3]（6）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的许多论述大多从文化语境来解读与评判， 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理由：小说中的人名，特别是专名对人物形象重要的塑造功能。本文中，笔者主要就专名展开讨论。
所谓专名，指的是“叙事虚构作品中作者给特定
人物所取的专用名字”。[4]（205）一般来说，专名有两种功能：暗示与粘结。由于名在前，人物的行动在后，在读者尚未读出人物的人格特征之前，专名就已经在读者心中留下了印象。自然，人物形象涉及到人物与环境、人物性格发展与叙述方式等诸多层面，但先前出现的专名往往对形象的生成造成一种暗示。专名另一种功能就是粘结。若与人物的性格契合，名字便与性格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体。由于专名本有固定含义，新语境使然， 它势必会成为原名的一种讽仿。[5]（58）可见，作家使用人名主要是为了表现其对刻画人物、构造形象的主体倾向。
在《爵士乐》中，莫里森充分利用了人名的多项指涉功能。小说中乔的母亲被称作瓦尔德（Wild），而“wild”一词又具有多种作用，如疯狂、野蛮、失去制约等，也可视为疯野人的象征。在被丈夫抛弃后，瓦尔德失去了自我，弃儿子而不顾。为了躲避男性的法则、秩序，她躲进树林，栖居洞穴，赤身，行动类似野兽。她嚎叫、大笑，歌唱，但不开口说话，仅用一种最原初、最原始的身体语言——用触摸进行交流。可见，Wild极其精炼地概括了人物的形象与性格特征， 也传达出作者对那些不知如何言说、打破男权象征界的黑人女性给予的同情。
小说中还有一类标示人物品行的名字，如特鲁（True）。“true”在英语中有真实、真诚、正直之意。显然，这一人名不但与人物的身份十分切合，而且还是人物行为品质的一种写照。作为奴隶，特鲁在长达34年中全心全意服侍主人一家，无疑是对主人顺从、忠心耿耿。与一般愚忠保姆不同的是，特鲁也很务实，有主见，向往自由。虽然她离开丈夫、孩子去巴尔的摩是听命于女主人，但她也有着自己的打算。首先，她不愿错过见识大城市的机会；其次，她想通过自我牺牲来赎回家人的自由。得知女儿一家身陷困境，她又运用自己的智慧，以“行将就木”为由，辞去了工作，并且还从女主人那里讨回了自己的工资，帮助女儿一家度过难关。不难看出，True具有双重含义，一则暗示特鲁忠实于主人，二来表现她的务实和精明。因此，人名基本实现了刻画人物性格的创作意图。
《爵士乐》中一些女性人名源于花草，如罗丝（Rose），维奥莱特（Violet），体现了阴柔之美，流露出作家对其珍爱之情。Rose有玫瑰之意，是爱的象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罗丝一生中最缺失的就是爱。童年时期，奴隶制剥夺了她的母爱，使她成了一个没有做过女儿的人。成家后，她又经历了丈夫一次次的抛弃和等待。如此一来，人名与人物的命运形成反衬，从而收到了反讽的效果。而“violet”原意为紫罗兰花，有着宁静而不张扬的特性。作家以此为人物命名，一方面是为了揭示人物的外部特征，因为维奥莱特爱穿紫罗兰花的衣服；另一方面，“violet”又与 “violent”谐音，暗示她行为上的疯狂。在丈夫的“奸情”败露后，维奥莱特丧失了理智。她歇斯底里大闹第三者多卡丝的葬礼，企图用刀割破死者的脸。小说中的另一细节也很能说明理由。由于生活的贫困，她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流产，放弃做母亲的权利，这是她从母亲罗丝中获取的教训，“不管发生什么事，绝不能让一只黑色的小脚丫靠着另外一只，饿着小肚子嘴里喊妈论《爵士乐》的女性人物塑造艺术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妈”。[6]（102）随着年龄增长，她渴望做母亲的意识日趋强烈。在一次上门给客人理发时，她竟发展到去偷别人的孩子，将之据为己有。因此，作者利用谐音法将其行为的疯狂刻画得入木三分。谐音，作为一种“情节补偿”策略，对于预示故事发展， 引导读者理解人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说，莫里森对专名的使用并不是“机械地粘结各人性格特征，而是把它们作多维向度的有机组合”，[7]（226?227）以实现“以人名寓意， 以人名渲染情感色彩， 以人名塑造人物”之功能。[8]（120）二
《爵士乐》中人物塑造的另一特点就是碎片化的叙述。也就是说，小说中人物形象的生成并非集中于某一个单元，而是由分散在全书中的许多片断组合而成。在片断的先后秩序上， 莫里森也不是按时间进程有序展开，仅仅以某一人的回忆为主，而是不断转换人物的视角，从而步步深化，共同完成对人物形象的建构。诚然，从这些片断中读者很难得到一幅完整的肖像，他/她只能见到人物的碎片性、多重性，但如果读者“积极”阅读，将凌乱的碎片加以整理， 人物的整体形象还是依稀可辨的。
据笔者初步统计，《爵士乐》中有名姓出场的女性人物共有12人。在叙述方式上，莫里森尽量避开雷同。比如罗丝的形象，她在小说只是一个次要人物，全书提及她的地方一共才九处，略为详细的叙述均来自维奥莱特一人的回忆，加起来也不过三、四个片断，但作家最终将碎片化的叙述转化成令人印象深刻的完整形象。这是莫里森在小说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突破。在第一个片断中，维奥莱特回忆了白人抄家夺产的一幕。眼见自家的牲畜、农具和家当被搜刮殆尽，母亲罗丝束手无策，沉默无语：
……[她]抱着一个空杯子坐在那里。他们[白人]从她的身子下面把桌子抽走，然后，她正在那儿自己坐着呢，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手里拿着杯子，他们又回来翻倒她坐的椅子。她并没有马上跳起来，所以他们晃了晃椅子，但她还坐在上面——怔怔地看着前方——他们就把她从椅子下去，就像你要把猫弄到桌子座位下面，可又不想碰它，也不想把它拎起来抱到怀里时那样。……[6]（102）
在上面的叙述中，莫里森拒绝解答白人抄家夺产的理由，只是将罗丝的无奈与白人的冷漠无情并置在一起，以凸显她的柔弱和无助。接下来的片断是罗丝丈夫衣锦还乡的情景，讲述他弃家的理由。罗丝下葬两个星期后，她的丈夫荣归故里。他携带了巧克力、金条、蛇油和用来安慰她无助脊梁的丝织靠枕，不料却为时晚矣。另一片断为维奥莱特对苦命母亲理由的推断：
那是怎么一回事，我纳闷，她不能忍受、不能再次忍受的那最后一件事是什么？是衬衣最后洗得太烂，烂得没法再补了，于是成了抹布吗？也许是关于洛机山里的四天绞刑传到了她耳朵里：星期二绞男人，两天以后绞女人。要么就是那条新闻，说的是合唱团里的男高音给人截了肢，绑在一根木头上；……也许是在热望（过去曾经是希望）失去了制约夜晚过后的早晨？当时渴望攫住了她，然后将她抛开，最终跑掉，保证回来像印度橡皮球一样再回来拍打她吗？……[6]（106）
在这里，维奥莱特犹如蓝调歌手一般，道尽了在战后社会转型时期黑人所经历的种种痛苦：选举权被剥夺，期望成泡影、私刑空前泛滥、种族骚乱不断。至此，莫里森借助碎片化的叙述大致完成了罗丝形象的构建。如果将这些支离破碎记忆聚集起来，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它们构成了一个绝望的弃妇形象。丈夫弃家后，罗丝不得不独自务农，承担养育着五个孩子的职责。时值荒年，虫灾、水灾使农业深受其害，棉花收成大量减产。罗丝也因农作物歉收而无力缴租，于是农场主派人抄家夺产。事实上，白人狠心夺产的真正的理由在于其丈夫对政治的介入。她丈夫加入了主张重新调整债权和财富的政党，并在积极协助黑奴适应新环境，替他们争取权。由于担心落入白人手中而被绞死，他不敢贸然回家，选择了在外谋求经济的提升。意识到白人迟早会找上门，罗丝自忖与其被人蹂躏，不如了事，同时，她也厌倦了不断被丈夫抛弃又不断等待的生活，最终长眠于井底，以求解脱。碎片化的叙述使得罗丝虽然着墨不多，但却是很有深度的形象。
多卡丝这个人物的塑造则是多种叙述方式的融合。同样是碎片化叙述，但在形式上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回忆片断是由多人的叙述组合而成，既有叙述者的叙述、姨母爱丽丝的回忆，生前好友费莉丝、情人乔的追叙，也有多卡丝本人的内心独白。在小说的第一章，多卡丝已经去世，维奥莱特因心生妒嫉疯狂打听她的情况。她从爱丽丝那儿要来了多卡丝的照片，还将其生前好友费莉丝请到家里，进行询问。第三章叙述了1917年东圣路易斯的种族的骚乱，从中引出多卡丝少女时期所经历的种种创伤，如九岁时她成了孤儿，“五天里参加了两次葬礼”等，并且还交代了她和爱丽丝之间的矛盾，如爱丽丝对她的管教以及她反叛行为产生的背景。第五章是乔的回忆。他在叙述其人生重大变化时，讲述了他与多卡丝恋情的变故以及杀多卡丝的事件。第八章为多卡丝临死前的内心独白。当人们追问杀人犯的名字时，她并不作答。她这么做，一是为情人的犯罪行为开脱罪责，二是出于感恩，因为乔的出现使她有机会喊出多年埋藏在心底的心声——对母亲的思念。在第九章，费莉丝去维奥莱特家作客，描述了多卡丝的外貌特征，她与乔的关系以及她们之间的友谊形成。诚然，这些零散性叙述无时序论《爵士乐》的女性人物塑造艺术由优秀论文网站www.udooo.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可言，顺序也不分先后，但直接作用于多卡丝这一形象，为读者形成了一个累积性结构（cumulative construction），一种“破碎”的集合。以此看来，碎片式的叙述方式不但主张读者参与人物的构建，使人物在读者的解读过程得鲜活、完整起来，而且还强调读者认知人物的动态性，因为“读者对人物的理解是随着文本的展开而不断深化的，是一个动态的认知过程”。[9]（71?72）
三
莫里森十分注重小说人物关系的设置。她往往围绕主要人物精心建构一系列人物组合，形成性格、观念和寓意上的对比或对称，以展现人物的多面性和人性的复杂性。
《爵士乐》中核心人物有三个，即乔、维奥莱特和多卡丝。莫里森以三人为中心，构筑了四组女性人物。首先以乔为中心，设置出维奥莱特与多卡丝的对称关系。从年龄上看，二者可视为母女。在感情纠葛中，她们却是一对情敌。作为乔身边的两个女人，前者是妻子，年过半百，因生活的打磨已无风韵可言，而后者为情人，年轻貌美，充满活力。维奥莱特是从乡村漂泊至城市的移民。为了在城市开拓新的生活，她终日奔波，做起了没有执照的美发师。经过20年的打拼，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她仍然无法摆脱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困，她变得封闭、冷漠而自私，陷入人格分裂的状态之中。而多卡丝完全是在城市的喧嚣中长大的黑人少女，没有经历过南方种植园的苦难生活。从这一点来看，她应该属于幸运的一代。但在醉生梦死、及时行乐的爵士精神影响下，她选择了一种自甘堕落的生活。她生活毫无目标，精神极度空虚，唯一的乐趣就是到处寻求感官刺激，最后在情感的游戏中丧失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如果做进一步探讨，可以发现，这对女性人物还是有一些共通之处。关于维奥莱特，小说大量渲染母亲给她带来的伤痛，戈登·格雷故事所引起的身份迷茫以及她在城市生活环境中所形成的精神危机。在多卡丝身上，作家刻意留下了罪恶的烙印，设计了其父母丧身于种族骚乱的事件以及她失去父母的痛苦。通过这样的人物关系设置和不同的城市生活经历的再现，莫里森揭示出酿成她们生活悲剧的多种理由，蓄奴制的余毒、种族暴力、残缺家庭、情感异化等，同时也把黑人在社会转型中急切期望得到转变的复杂情感溢于纸面。其次，以维奥莱特为中心，构筑了多卡丝和费莉斯的对比关系。她们年龄相仿，就读于同一所学校。莫里森把费莉斯设置为与多卡丝判然两样的人物， 并将她们安置在同一幅画面中， 其目的在于以多卡丝的自私、冷酷来衬托费莉斯乐于助人、富有同情心的性格特征。虽说性格迥异， 但对父母爱的渴望将二人联系在了一起。或许是相似的境遇，或许是共同反抗侮辱她们黑人身份的侵犯者的经历，她们在其中缔结了姐妹情谊。然而，由于不同的价值观和性格特点，她们二人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人生归属。让这样两个人物相对而出，作家书写了性格决定命运这一经典主题。
再次，以多卡丝为中心，设计了维奥莱特与爱丽丝、维奥莱特与费莉斯的戏剧性关系。为了弄清丈夫和多卡丝恋情的内幕和了解多卡丝的为人，维奥莱特频频造访爱丽丝。起初，爱丽丝对她很排斥，将她拒之门外，但最后被她的诚心所打动。促成这一戏剧性转变的根本理由是她们相似的经历和敞开心扉的对话。像维奥莱特一样，爱丽丝也是从乡村来到城市谋生的一族，并经历了被男性背叛的情感磨难，但她最终原谅了丈夫，走出了困境。在二人的关系中，爱丽丝逐渐展现朋友、姊妹、乃至祖先（maternal ancestor）的身份，引领维奥莱特走上疗伤之路。更重要的是，爱丽丝将自身的经验和体会和维奥莱特分享，使她身体内长期处于分裂的两个“维奥莱特”慢慢靠近。同时，她还以一个母亲的博大胸怀劝导维奥莱特和丈夫重温旧爱，以宽容、仁爱之心去面对未来。
在化解维奥莱特与多卡丝的怨恨中，还有一位女性人物功不可没。她就是费莉斯，多卡丝生前的好友，后来又成为了维奥莱特夫妇的朋友。多卡丝死后，她没有像众人一样躲避维奥莱特夫妇，而是多次拜访他们，讲出事实的真相，帮助他们走出悲剧的阴影。与此同时，维奥莱特也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化作缕缕故事对这位年轻女孩进行启蒙和引导。不但如此，她还把从戈登·格雷故事中所得的教训与费莉斯那只母亲送的戒指串连起来，告诫年轻女孩要警惕主流媒介中白人意识形态的存在。从维奥莱特身上，费莉斯学到了如何认识自我，认同自己的母亲以及直面生活的勇气。如果说，爱丽丝的母爱让维奥莱特发现而丰富了对自我的认识，那么维奥莱特对费莉斯行使母爱职能使她建构了自我，并由此延伸了小说的主题。正如戴维斯所说：“母爱和疗伤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黑人妇女在她们人生的特定时刻会诉求疗伤和更新，当需要的时候，黑人妇女自己不得不成为彼此的疗伤者和母亲。”[10]（41）
此外，一组次要人物，瓦尔德和罗丝也系挂在中心人物乔和维奥莱特身上，构成了生活在精神崩溃的边缘弱势群体——弃妇形象。她们二人虽结局各异，但命运相似，都是性别压迫的受害者，唯有以“”或“沉默”的方式表达自己无声的。通过这组小人物的命运，莫里森传达了她对家庭责任和男性自由之间的关系的深思，为沉默的母亲鸣不平。
从上述人物关系结构中，不难看出人物的安排是莫里森进行小说总体构思和人物塑造的重要环节。在操作上，她常常通过主要人物来组织人物关系。这种做法自然有着诸多的益处：既能写出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多种联系，论《爵士乐》的女性人物塑造艺术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创造出丰富的人物画廊；又能让这些人物在各种关系中显示出各自不同的性格侧面，形成显著的人物镜像效应，从而有效地丰富小说的审美内涵， 深化主题寓意。
四
本文所探讨的三个方面绝未穷尽莫里森人物形象的塑造艺术，但集中体现了作家的创作理念和美学思想。
在美国主流文学作品/主流意识形态中，黑人妇女的形象普遍被刻板化、单一化。具体归结起来，黑人妇女形象有四种：照料孩子的愚笨的“老妈子”、情愿供人发泄性欲的、靠救济过活的福利母亲和爱施淫威的母老虎等。其实，刻板形象原本是象征，以区别于其他形象，但因其时常出现在观众眼前，久而久之，它便成了某物或某人在观众心目中的普遍的替代品。莫里森不同凡响之处在于她始终为黑人妇女写作。她指出：“我为黑人妇女写作，我们不像白人女性作家那样把男人作为讲述对象。我们也不像黑人和白人男性作家那样相互攻击。黑人女作家以不能原谅的/爱的方式看待事物。她们的写作是为了重新占有、重新命名、重新拥有。”[11]（46）不难看出，莫里森道出了自己的创作理念，即在创作中“不仅要让别人听到自己的声音，转变以男性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和语言结构，或发现新的形式和语言表达自己的经历，还要试图把她们标签化的固有的男性写作进行颠覆或去神秘 化”。[12] （94）
不过，莫里森对黑人女性的重新书写并不意味着标新立异，而是将传统和后现代主义小说人物塑造策略有机地结合起来。如前所述，一方面，她借鉴了传统小说人物塑造的手法，比如说，采用专名、人物的镜像组合；另一方面，她也吸纳了后现代主义小说人物塑造的原则，如叙述的碎片化和不确定性。通过这些叙述策略，莫里森不仅突出了人物形象的“召唤”功能，人物建构的动态性和整体性，而且还展示了黑人女性人物的多面性和人性的复杂性。因此，她笔下的女性人物“不再是固定的类型，而是具有丰富的内涵与复杂的个性”，[12]（94）充分体现了她独特的人物观和艺术观，并且还是一种文化建构活动。[13]（98）所以说，探索并总结莫里森在人物塑造方面的创作经验，无论是对于深入认识和理解莫里森的小说及其创作上的贡献，还是丰富我国小说创作理论和实践都很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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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rt of Characterization in Toni Morrison’s Jazz
YAO Peizh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University， Changsha 41020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offers a case study of women characters in Toni Morrison’s Jazz from the narrative point of view. It holds that M论《爵士乐》的女性人物塑造艺术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orrison succesully shapes characters by using various narrative skills such as unique ways of naming， fragmented narration and arrangement of mirror structure of characters. Therefore， Morrison’s characters are no longer fixed stereotypes but embodied with rich meanings and complicated personalities.
Key Words： Jazz； women characters； narrative skills
[编辑： 胡兴华]
收稿日期：2013?06?04；修回日期：2013?09?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WW057）；湖南省“十二五”教育规划一般项目（XJKO11BGDO24）
作者简介：姚佩芝（1958?），女，湖南衡阳人，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非裔美国文学.
关键词：《爵士乐》；莫里森；女性人物；叙事艺术；人物命名；碎片代叙述；镜像人物设置
1672-3104（2013）06?0197?05
《爵士乐》（Jazz，1992）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第六部小说。小说以“爵士乐”时代纽约的哈莱姆区为背景，情感冲突为焦点，叙述了南方黑人夫妇乔和维奥莱特背井离乡奔赴北方城市谋求生路的坎坷经历。自问世以来，《爵士乐》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批评目光，人们从各自的角度对之进行解读，涉及的话题有主题、文本结构和后现代性叙事等。遗憾的是，对于小说中的人物这一关乎小说全局的理由， 研究还多有欠缺。事实上，无论是在传统叙事作品中，还是在现代或后现代叙事作品中，人物始终是叙事的基本要素之一。北京大学申丹教授将叙事作品中的人物类型划分为“功能性”人物和“心理性”人物。他认为，“功能性”人物是“从属于情节或行动的‘行动者’”；而“心理性”人物则“具有心理可信性或心理实质的（逼真的）‘人’”。 [1]（51?61） 这种归纳虽“注意到了人物在情节中的功能”， 但并未“囊括叙事文本中的人物形态的全部”，仍有一些人物很难在“所规定的人物类型中找到自己的归 宿。”[2]（146）莫里森笔下的人物亦如此。因此，本文将借助叙事学理论，从叙述手段、方式和人物关系等方面对《爵士乐》的女性人物塑造艺术予以解读。
一
我们知道，《爵士乐》最引人注目的是叙事艺术和人物塑造，而这两者又相辅相成。论及人物塑造，还得从人物的命名说起，因为这是莫里森表现人物性格
特征、揭示人物背景或预示人物命运的重要的叙述手段。
非洲黑人对名字极为重视，通常将之与祖先、命运、荣誉和尊严联系在一起。被贩卖到美洲之后，黑人一无所有，自由被剥夺，甚至连自己原来的名字也无法保全。这不但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理伤痕”，而且还使他们沦为了“文化孤儿”。因此，黑人的姓名不单单是称谓理由，而且还表现了他们的“自我意识和文化归属意识”。[3]（6）这解释了为什么包括莫里森在内的美国黑人作家在创作中都格外重视人物命名的理由。
人物命名是一种创作艺术。莫里森笔下许许多多的人物之所以栩栩如生，在一定程度上与作家赋予各色人物极具鲜明个性的姓名有关。在莫里森的研究中，她丰富多彩的人物命名方式一直是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焦点。中国期刊网收录的论文多达12篇。学者陈法春还专门针对命名方式和翻译理由进行了详细的探究。在他看来，莫里森的命名方式可概括为五种：①无特别作用的姓名，如Claudia， Alice等；②专名，如Breedlove， Peace等；③《圣经》里的人物名字；④绰号、举偶法指代人物，如Chicken Little，Milkman，Guitar；⑤以一个名字加复数同时指三个人，如《秀拉》中里夏娃收养的三个孤儿。[3]（6）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的许多论述大多从文化语境来解读与评判， 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理由：小说中的人名，特别是专名对人物形象重要的塑造功能。本文中，笔者主要就专名展开讨论。
所谓专名，指的是“叙事虚构作品中作者给特定
人物所取的专用名字”。[4]（205）一般来说，专名有两种功能：暗示与粘结。由于名在前，人物的行动在后，在读者尚未读出人物的人格特征之前，专名就已经在读者心中留下了印象。自然，人物形象涉及到人物与环境、人物性格发展与叙述方式等诸多层面，但先前出现的专名往往对形象的生成造成一种暗示。专名另一种功能就是粘结。若与人物的性格契合，名字便与性格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体。由于专名本有固定含义，新语境使然， 它势必会成为原名的一种讽仿。[5]（58）可见，作家使用人名主要是为了表现其对刻画人物、构造形象的主体倾向。
在《爵士乐》中，莫里森充分利用了人名的多项指涉功能。小说中乔的母亲被称作瓦尔德（Wild），而“wild”一词又具有多种作用，如疯狂、野蛮、失去制约等，也可视为疯野人的象征。在被丈夫抛弃后，瓦尔德失去了自我，弃儿子而不顾。为了躲避男性的法则、秩序，她躲进树林，栖居洞穴，赤身，行动类似野兽。她嚎叫、大笑，歌唱，但不开口说话，仅用一种最原初、最原始的身体语言——用触摸进行交流。可见，Wild极其精炼地概括了人物的形象与性格特征， 也传达出作者对那些不知如何言说、打破男权象征界的黑人女性给予的同情。
小说中还有一类标示人物品行的名字，如特鲁（True）。“true”在英语中有真实、真诚、正直之意。显然，这一人名不但与人物的身份十分切合，而且还是人物行为品质的一种写照。作为奴隶，特鲁在长达34年中全心全意服侍主人一家，无疑是对主人顺从、忠心耿耿。与一般愚忠保姆不同的是，特鲁也很务实，有主见，向往自由。虽然她离开丈夫、孩子去巴尔的摩是听命于女主人，但她也有着自己的打算。首先，她不愿错过见识大城市的机会；其次，她想通过自我牺牲来赎回家人的自由。得知女儿一家身陷困境，她又运用自己的智慧，以“行将就木”为由，辞去了工作，并且还从女主人那里讨回了自己的工资，帮助女儿一家度过难关。不难看出，True具有双重含义，一则暗示特鲁忠实于主人，二来表现她的务实和精明。因此，人名基本实现了刻画人物性格的创作意图。
《爵士乐》中一些女性人名源于花草，如罗丝（Rose），维奥莱特（Violet），体现了阴柔之美，流露出作家对其珍爱之情。Rose有玫瑰之意，是爱的象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罗丝一生中最缺失的就是爱。童年时期，奴隶制剥夺了她的母爱，使她成了一个没有做过女儿的人。成家后，她又经历了丈夫一次次的抛弃和等待。如此一来，人名与人物的命运形成反衬，从而收到了反讽的效果。而“violet”原意为紫罗兰花，有着宁静而不张扬的特性。作家以此为人物命名，一方面是为了揭示人物的外部特征，因为维奥莱特爱穿紫罗兰花的衣服；另一方面，“violet”又与 “violent”谐音，暗示她行为上的疯狂。在丈夫的“奸情”败露后，维奥莱特丧失了理智。她歇斯底里大闹第三者多卡丝的葬礼，企图用刀割破死者的脸。小说中的另一细节也很能说明理由。由于生活的贫困，她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流产，放弃做母亲的权利，这是她从母亲罗丝中获取的教训，“不管发生什么事，绝不能让一只黑色的小脚丫靠着另外一只，饿着小肚子嘴里喊妈论《爵士乐》的女性人物塑造艺术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妈”。[6]（102）随着年龄增长，她渴望做母亲的意识日趋强烈。在一次上门给客人理发时，她竟发展到去偷别人的孩子，将之据为己有。因此，作者利用谐音法将其行为的疯狂刻画得入木三分。谐音，作为一种“情节补偿”策略，对于预示故事发展， 引导读者理解人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说，莫里森对专名的使用并不是“机械地粘结各人性格特征，而是把它们作多维向度的有机组合”，[7]（226?227）以实现“以人名寓意， 以人名渲染情感色彩， 以人名塑造人物”之功能。[8]（120）二
《爵士乐》中人物塑造的另一特点就是碎片化的叙述。也就是说，小说中人物形象的生成并非集中于某一个单元，而是由分散在全书中的许多片断组合而成。在片断的先后秩序上， 莫里森也不是按时间进程有序展开，仅仅以某一人的回忆为主，而是不断转换人物的视角，从而步步深化，共同完成对人物形象的建构。诚然，从这些片断中读者很难得到一幅完整的肖像，他/她只能见到人物的碎片性、多重性，但如果读者“积极”阅读，将凌乱的碎片加以整理， 人物的整体形象还是依稀可辨的。
据笔者初步统计，《爵士乐》中有名姓出场的女性人物共有12人。在叙述方式上，莫里森尽量避开雷同。比如罗丝的形象，她在小说只是一个次要人物，全书提及她的地方一共才九处，略为详细的叙述均来自维奥莱特一人的回忆，加起来也不过三、四个片断，但作家最终将碎片化的叙述转化成令人印象深刻的完整形象。这是莫里森在小说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突破。在第一个片断中，维奥莱特回忆了白人抄家夺产的一幕。眼见自家的牲畜、农具和家当被搜刮殆尽，母亲罗丝束手无策，沉默无语：
……[她]抱着一个空杯子坐在那里。他们[白人]从她的身子下面把桌子抽走，然后，她正在那儿自己坐着呢，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手里拿着杯子，他们又回来翻倒她坐的椅子。她并没有马上跳起来，所以他们晃了晃椅子，但她还坐在上面——怔怔地看着前方——他们就把她从椅子下去，就像你要把猫弄到桌子座位下面，可又不想碰它，也不想把它拎起来抱到怀里时那样。……[6]（102）
在上面的叙述中，莫里森拒绝解答白人抄家夺产的理由，只是将罗丝的无奈与白人的冷漠无情并置在一起，以凸显她的柔弱和无助。接下来的片断是罗丝丈夫衣锦还乡的情景，讲述他弃家的理由。罗丝下葬两个星期后，她的丈夫荣归故里。他携带了巧克力、金条、蛇油和用来安慰她无助脊梁的丝织靠枕，不料却为时晚矣。另一片断为维奥莱特对苦命母亲理由的推断：
那是怎么一回事，我纳闷，她不能忍受、不能再次忍受的那最后一件事是什么？是衬衣最后洗得太烂，烂得没法再补了，于是成了抹布吗？也许是关于洛机山里的四天绞刑传到了她耳朵里：星期二绞男人，两天以后绞女人。要么就是那条新闻，说的是合唱团里的男高音给人截了肢，绑在一根木头上；……也许是在热望（过去曾经是希望）失去了制约夜晚过后的早晨？当时渴望攫住了她，然后将她抛开，最终跑掉，保证回来像印度橡皮球一样再回来拍打她吗？……[6]（106）
在这里，维奥莱特犹如蓝调歌手一般，道尽了在战后社会转型时期黑人所经历的种种痛苦：选举权被剥夺，期望成泡影、私刑空前泛滥、种族骚乱不断。至此，莫里森借助碎片化的叙述大致完成了罗丝形象的构建。如果将这些支离破碎记忆聚集起来，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它们构成了一个绝望的弃妇形象。丈夫弃家后，罗丝不得不独自务农，承担养育着五个孩子的职责。时值荒年，虫灾、水灾使农业深受其害，棉花收成大量减产。罗丝也因农作物歉收而无力缴租，于是农场主派人抄家夺产。事实上，白人狠心夺产的真正的理由在于其丈夫对政治的介入。她丈夫加入了主张重新调整债权和财富的政党，并在积极协助黑奴适应新环境，替他们争取权。由于担心落入白人手中而被绞死，他不敢贸然回家，选择了在外谋求经济的提升。意识到白人迟早会找上门，罗丝自忖与其被人蹂躏，不如了事，同时，她也厌倦了不断被丈夫抛弃又不断等待的生活，最终长眠于井底，以求解脱。碎片化的叙述使得罗丝虽然着墨不多，但却是很有深度的形象。
多卡丝这个人物的塑造则是多种叙述方式的融合。同样是碎片化叙述，但在形式上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回忆片断是由多人的叙述组合而成，既有叙述者的叙述、姨母爱丽丝的回忆，生前好友费莉丝、情人乔的追叙，也有多卡丝本人的内心独白。在小说的第一章，多卡丝已经去世，维奥莱特因心生妒嫉疯狂打听她的情况。她从爱丽丝那儿要来了多卡丝的照片，还将其生前好友费莉丝请到家里，进行询问。第三章叙述了1917年东圣路易斯的种族的骚乱，从中引出多卡丝少女时期所经历的种种创伤，如九岁时她成了孤儿，“五天里参加了两次葬礼”等，并且还交代了她和爱丽丝之间的矛盾，如爱丽丝对她的管教以及她反叛行为产生的背景。第五章是乔的回忆。他在叙述其人生重大变化时，讲述了他与多卡丝恋情的变故以及杀多卡丝的事件。第八章为多卡丝临死前的内心独白。当人们追问杀人犯的名字时，她并不作答。她这么做，一是为情人的犯罪行为开脱罪责，二是出于感恩，因为乔的出现使她有机会喊出多年埋藏在心底的心声——对母亲的思念。在第九章，费莉丝去维奥莱特家作客，描述了多卡丝的外貌特征，她与乔的关系以及她们之间的友谊形成。诚然，这些零散性叙述无时序论《爵士乐》的女性人物塑造艺术由优秀论文网站www.udooo.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可言，顺序也不分先后，但直接作用于多卡丝这一形象，为读者形成了一个累积性结构（cumulative construction），一种“破碎”的集合。以此看来，碎片式的叙述方式不但主张读者参与人物的构建，使人物在读者的解读过程得鲜活、完整起来，而且还强调读者认知人物的动态性，因为“读者对人物的理解是随着文本的展开而不断深化的，是一个动态的认知过程”。[9]（71?72）
三
莫里森十分注重小说人物关系的设置。她往往围绕主要人物精心建构一系列人物组合，形成性格、观念和寓意上的对比或对称，以展现人物的多面性和人性的复杂性。
《爵士乐》中核心人物有三个，即乔、维奥莱特和多卡丝。莫里森以三人为中心，构筑了四组女性人物。首先以乔为中心，设置出维奥莱特与多卡丝的对称关系。从年龄上看，二者可视为母女。在感情纠葛中，她们却是一对情敌。作为乔身边的两个女人，前者是妻子，年过半百，因生活的打磨已无风韵可言，而后者为情人，年轻貌美，充满活力。维奥莱特是从乡村漂泊至城市的移民。为了在城市开拓新的生活，她终日奔波，做起了没有执照的美发师。经过20年的打拼，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她仍然无法摆脱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困，她变得封闭、冷漠而自私，陷入人格分裂的状态之中。而多卡丝完全是在城市的喧嚣中长大的黑人少女，没有经历过南方种植园的苦难生活。从这一点来看，她应该属于幸运的一代。但在醉生梦死、及时行乐的爵士精神影响下，她选择了一种自甘堕落的生活。她生活毫无目标，精神极度空虚，唯一的乐趣就是到处寻求感官刺激，最后在情感的游戏中丧失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如果做进一步探讨，可以发现，这对女性人物还是有一些共通之处。关于维奥莱特，小说大量渲染母亲给她带来的伤痛，戈登·格雷故事所引起的身份迷茫以及她在城市生活环境中所形成的精神危机。在多卡丝身上，作家刻意留下了罪恶的烙印，设计了其父母丧身于种族骚乱的事件以及她失去父母的痛苦。通过这样的人物关系设置和不同的城市生活经历的再现，莫里森揭示出酿成她们生活悲剧的多种理由，蓄奴制的余毒、种族暴力、残缺家庭、情感异化等，同时也把黑人在社会转型中急切期望得到转变的复杂情感溢于纸面。其次，以维奥莱特为中心，构筑了多卡丝和费莉斯的对比关系。她们年龄相仿，就读于同一所学校。莫里森把费莉斯设置为与多卡丝判然两样的人物， 并将她们安置在同一幅画面中， 其目的在于以多卡丝的自私、冷酷来衬托费莉斯乐于助人、富有同情心的性格特征。虽说性格迥异， 但对父母爱的渴望将二人联系在了一起。或许是相似的境遇，或许是共同反抗侮辱她们黑人身份的侵犯者的经历，她们在其中缔结了姐妹情谊。然而，由于不同的价值观和性格特点，她们二人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人生归属。让这样两个人物相对而出，作家书写了性格决定命运这一经典主题。
再次，以多卡丝为中心，设计了维奥莱特与爱丽丝、维奥莱特与费莉斯的戏剧性关系。为了弄清丈夫和多卡丝恋情的内幕和了解多卡丝的为人，维奥莱特频频造访爱丽丝。起初，爱丽丝对她很排斥，将她拒之门外，但最后被她的诚心所打动。促成这一戏剧性转变的根本理由是她们相似的经历和敞开心扉的对话。像维奥莱特一样，爱丽丝也是从乡村来到城市谋生的一族，并经历了被男性背叛的情感磨难，但她最终原谅了丈夫，走出了困境。在二人的关系中，爱丽丝逐渐展现朋友、姊妹、乃至祖先（maternal ancestor）的身份，引领维奥莱特走上疗伤之路。更重要的是，爱丽丝将自身的经验和体会和维奥莱特分享，使她身体内长期处于分裂的两个“维奥莱特”慢慢靠近。同时，她还以一个母亲的博大胸怀劝导维奥莱特和丈夫重温旧爱，以宽容、仁爱之心去面对未来。
在化解维奥莱特与多卡丝的怨恨中，还有一位女性人物功不可没。她就是费莉斯，多卡丝生前的好友，后来又成为了维奥莱特夫妇的朋友。多卡丝死后，她没有像众人一样躲避维奥莱特夫妇，而是多次拜访他们，讲出事实的真相，帮助他们走出悲剧的阴影。与此同时，维奥莱特也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化作缕缕故事对这位年轻女孩进行启蒙和引导。不但如此，她还把从戈登·格雷故事中所得的教训与费莉斯那只母亲送的戒指串连起来，告诫年轻女孩要警惕主流媒介中白人意识形态的存在。从维奥莱特身上，费莉斯学到了如何认识自我，认同自己的母亲以及直面生活的勇气。如果说，爱丽丝的母爱让维奥莱特发现而丰富了对自我的认识，那么维奥莱特对费莉斯行使母爱职能使她建构了自我，并由此延伸了小说的主题。正如戴维斯所说：“母爱和疗伤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黑人妇女在她们人生的特定时刻会诉求疗伤和更新，当需要的时候，黑人妇女自己不得不成为彼此的疗伤者和母亲。”[10]（41）
此外，一组次要人物，瓦尔德和罗丝也系挂在中心人物乔和维奥莱特身上，构成了生活在精神崩溃的边缘弱势群体——弃妇形象。她们二人虽结局各异，但命运相似，都是性别压迫的受害者，唯有以“”或“沉默”的方式表达自己无声的。通过这组小人物的命运，莫里森传达了她对家庭责任和男性自由之间的关系的深思，为沉默的母亲鸣不平。
从上述人物关系结构中，不难看出人物的安排是莫里森进行小说总体构思和人物塑造的重要环节。在操作上，她常常通过主要人物来组织人物关系。这种做法自然有着诸多的益处：既能写出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多种联系，论《爵士乐》的女性人物塑造艺术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创造出丰富的人物画廊；又能让这些人物在各种关系中显示出各自不同的性格侧面，形成显著的人物镜像效应，从而有效地丰富小说的审美内涵， 深化主题寓意。
四
本文所探讨的三个方面绝未穷尽莫里森人物形象的塑造艺术，但集中体现了作家的创作理念和美学思想。
在美国主流文学作品/主流意识形态中，黑人妇女的形象普遍被刻板化、单一化。具体归结起来，黑人妇女形象有四种：照料孩子的愚笨的“老妈子”、情愿供人发泄性欲的、靠救济过活的福利母亲和爱施淫威的母老虎等。其实，刻板形象原本是象征，以区别于其他形象，但因其时常出现在观众眼前，久而久之，它便成了某物或某人在观众心目中的普遍的替代品。莫里森不同凡响之处在于她始终为黑人妇女写作。她指出：“我为黑人妇女写作，我们不像白人女性作家那样把男人作为讲述对象。我们也不像黑人和白人男性作家那样相互攻击。黑人女作家以不能原谅的/爱的方式看待事物。她们的写作是为了重新占有、重新命名、重新拥有。”[11]（46）不难看出，莫里森道出了自己的创作理念，即在创作中“不仅要让别人听到自己的声音，转变以男性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和语言结构，或发现新的形式和语言表达自己的经历，还要试图把她们标签化的固有的男性写作进行颠覆或去神秘 化”。[12] （94）
不过，莫里森对黑人女性的重新书写并不意味着标新立异，而是将传统和后现代主义小说人物塑造策略有机地结合起来。如前所述，一方面，她借鉴了传统小说人物塑造的手法，比如说，采用专名、人物的镜像组合；另一方面，她也吸纳了后现代主义小说人物塑造的原则，如叙述的碎片化和不确定性。通过这些叙述策略，莫里森不仅突出了人物形象的“召唤”功能，人物建构的动态性和整体性，而且还展示了黑人女性人物的多面性和人性的复杂性。因此，她笔下的女性人物“不再是固定的类型，而是具有丰富的内涵与复杂的个性”，[12]（94）充分体现了她独特的人物观和艺术观，并且还是一种文化建构活动。[13]（98）所以说，探索并总结莫里森在人物塑造方面的创作经验，无论是对于深入认识和理解莫里森的小说及其创作上的贡献，还是丰富我国小说创作理论和实践都很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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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rt of Characterization in Toni Morrison’s Jazz
YAO Peizh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University， Changsha 41020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offers a case study of women characters in Toni Morrison’s Jazz from the narrative point of view. It holds that M论《爵士乐》的女性人物塑造艺术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orrison succesully shapes characters by using various narrative skills such as unique ways of naming， fragmented narration and arrangement of mirror structure of characters. Therefore， Morrison’s characters are no longer fixed stereotypes but embodied with rich meanings and complicated personalities.
Key Words： Jazz； women characters； narrative skills
[编辑： 胡兴华]
收稿日期：2013?06?04；修回日期：2013?09?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WW057）；湖南省“十二五”教育规划一般项目（XJKO11BGDO24）
作者简介：姚佩芝（1958?），女，湖南衡阳人，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非裔美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