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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舒愤懑”是司马迁美学观的核心和实质，在《史记》中表现为对崇高理想的追求、个体与社会矛盾的激烈冲突和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司马迁美学观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社会关系的产物，继承了前人的合理因素而有所突破，在中国美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美学观愤懑理想冲突批判精神
：A
一
司马迁作为“刑余之人”，凭借超人的意志，坚强的信念，忍辱含屈，战胜自我，创作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鸿篇巨制《史记》。这是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堪与古希腊《荷马史诗》相媲美的史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史记》开创了中国传记文学的先河。这一伟大奇迹的出现和他的美学观息息相关、紧密相连。
从先秦至汉初，中国的儒家美学提倡“中和为美”，中和本对音乐而言，是乐音的协调和谐以及音调节奏的轻重适度、急缓适中。后先秦儒家将其当做艺术创造原则和审美理想，要求人们在通过艺术表现自己的情感时，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在欣赏作品时，内心趋向宁静平和
司马迁美学观中最核心的成分是“感愤说”。“感愤说”认为，古代的圣贤和志士仁人在建功立业实现人生目标的过程中，遭到了各种难以忍受的打击和迫害，致使美好的理想无法实现，正义的行为遭到遏制，小人受宠，君子被弃，社会失去了公平与公正，于是他们通过著书立说来抒发内心的悲愤，阐明人生的主张，呼唤良知的回归，寄希望于未来。《太史公自序》中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里，演《周易》；仲尼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认为，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圣贤和志士仁人心有块垒，郁积于心，因而发愤以抒其心志的产物。他大胆地将“非中和”标准引入艺术审美领域，给传统的美学注入新鲜的血液，丰富了美学的内涵，显示了汉代美学特有的生气和活力。
二
一部浩瀚的《史记》，生动地再现了司马迁“舒愤懑”的“非中和”美学观。
首先，追求崇高美是司马迁美学观的核心。它是作者极力追求的一种美学标准，形象博大、雄伟、壮观；具有摄人心魄的感染力量；常常在巨大激烈的冲突中得到表现。“雄”“奇”是崇高美的主要特征。作者通过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加以再现，通过志士仁人追求理想人格加以表现。《史记》“上记轩辕，下至于兹”，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文化，包罗万象，纵横捭阖，一一道来，真可谓纵横古今，褒贬百代，总览宇宙，气吞山河。无论是描写的社会生活还是表现的社会理想，抑或是采用的叙述方式都可以说是恢弘阔大、无以伦比的。通过对古代圣贤及英雄人物创造世界、改造社会壮举的描绘，再现了人的伟大与神奇，用一幅幅鲜活的画面展示了人的伟力与美。面对自然，展现的是一种壮美，面对生活，彰显的是一种精神。作者笔下的人物，来自不同阶层，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市井细民，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应有尽有。向往美好的生活，追求社会的进步，身上蕴藏着真善美的力量，他们或为生活的坎坷而不平；或为民众的不幸而痛苦；或为社会的受阻而焦虑。在《史记》列传中，作者描写了一大批胸怀天下，敢作敢为，不畏权势，为民请命的“倜傥非常之人”，有的虽处弱势，却义薄云天，不屈强权，勇于抗争，如《刺客列传》中的刺客；有的命运坎坷，荆棘丛生，却矢志不移，一往无前，乃成大业，如《伍子胥列传》中的伍子胥；有的位高权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却能平易近人，礼贤下士，没有盛气凌人之举，如《四公子列传》中的四公子；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无论是为国捐躯的爱国志士，还是搏击风浪的时代弄潮儿，或者是侠肝义胆为民舍生取义的人，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大义凛然的浩然正气和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敢为正义呐喊，敢为理想拼搏，愿为事业而奋斗，这正是司马迁崇高美学思想的精神内涵。
其次，追求崭新的悲剧观，这是他美学观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个体与社会矛盾的激烈冲突加以展现。古希腊的悲剧主要表现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可奈何、人的脆弱、人的渺小、人的无助。而司马迁却追求一种带有浓烈悲剧色彩的壮美。以热烈紧张的历史事件和可歌可泣的动人场面加以渲染。纵观《史记》，就是一部记录征服自然、改天换地的英雄人物之画廊，也是一部感天地、泣鬼神、催人泪下的悲剧人物之画廊。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司马迁客观地再现了悲剧人物毁灭的过程，用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教育人，用一幅幅悲惨的画面震撼人，真实挖掘悲剧人物的内在价值，把他们内心世界的美展现出来。有的为了正义的事业、国家的利益、民众的幸福，舍小家顾大家，奋斗不息，建立功勋，却被人所害或者被迫了却一生。商鞅实行变法，废除井田制，鼓励百姓开垦荒地、推行县制，进行改革，一下使弱秦变强，国家强盛，百姓富足，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可由于得罪权贵，却被五马分尸悲惨地死去；李广顶风沙，守边关，以国为家，不求名，不贪财，作战英勇，屡建奇功，却受人误解，遭到汉武帝百般猜忌，宠臣的极力排挤打击，不得不含愤。韩非、吴起、屈原、韩信、伍子胥等这些人都属于这一类型的悲剧人物，有的是因为自己性格的缺陷而酿成了悲剧。吴王夫差曾一度雄踞东南，称霸一方，势不可挡，但由于骄傲自大，一意孤行，与敌国结盟，攻击无辜国家，杀害忠臣，以致自己身亡，误国害己。齐桓公、陈涉等都属于这种类型。在《史记》中，悲剧人物常常蕴藏着一种舍生取义的大无畏牺牲精神，在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的斗争中得以充分的体现，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但司马迁对于牺牲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他认为死有各种各样，不能一概而论，逞一时匹夫之勇，为个人私利而死，即轻于鸿毛，就不能引起悲壮的美感；而那些为了正义和崇高的理想、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所献身，是理智的、伟大的、崇高的，可比泰山重，才具有悲壮的美感。悲壮不一定和死相连，关键在于为谁而死，是否死得其所。盲目的轻生是不可取的，其实司马迁何尝不是这样，在李陵事件中，由于他说真话，冒犯龙颜，遭受腐刑，蒙受奇耻大辱，但他矢志不移，用血和泪铸就了他人生的辉煌，自己的一生正是对生死观最好的注释。
最后，司马迁的美学观还表现在以讽刺为武器，揭露黑暗与不平的批判精神。面对社会的不公，人间的不平，权贵的跋扈，百姓的疾苦，司马迁凭借作家的良知与社会责任，愤世嫉俗，以犀利的笔墨直刺现实生活中那些满口仁义道德，实则满肚子男盗女娼的虚伪道德，慨叹天下志士仁人遭到不公平的待遇和迫害，为他们鸣冤叫屈。揭露丑恶，讽刺黑暗，通过否定丑的无价值的东西，达到对美的肯定。蒙恬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却遭奸佞小人赵高陷害，含恨吞药；屈原一片赤胆心，满腔爱国情，“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不改节从俗，怀石沉汨罗江而死；伯夷、叔齐一生崇仁尚德，品行高洁而终至饿死；盗跖杀害无辜，横行天下，不知其数，竟然寿终正寝。司马迁情不自禁地对苍天发出了尖锐的质问：“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耶？非耶？”即使是对《史记》颇有微词的班固也不得不承认“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是真性情文字。
三
司马迁“感愤说”美学观的形成决不是偶然的。它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社会关系的产物。
从思想根源上讲，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坚持以人为本，追求人格独立，崇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树立为社会怎么写作的意识，强化个体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使儒家思想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建功立业成为社会的时尚，年轻人以博取功名而引以自豪。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先后师从儒学大师董仲舒和孔安国，学习《公羊春秋》、《尚书》，深谙古文经学，推崇儒学，尊孔子为“至圣”。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体的思想体系，高度肯定个体人格的独立性和主动性，把个体对社会所应承担的责任放在极其崇高的地位。为大我可以舍小我，责任重于泰山，使命高于一切，这正是“感愤说”美学观形成的思想基础。
从社会根源上看，司马迁美学观的形成离不开当时积极进取的社会氛围。汉初的统治者以史为鉴，吸取秦亡的教训，实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社会稳定，生产发展，百姓安居乐业，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景象。到汉武帝时，国力已经强大，权力进一步加强，一个强大的大汉帝国正在形成。当时“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都想建功立业，立身扬名。“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这正代表了当时人的一种人生信仰，追求成功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风尚，这种积极进取的时代潮流已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时时撞击着他的心灵，震撼着他的内心世界，激起他的创作，使他要
司马迁的生死观对撰写《史记》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认为，每个人都有一死，但死的要有价值，死得其所。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如果没有成功，没有建树，昏昏噩噩，虚度一生，“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基于这种认识，当他在撰写《太史公书》的过程中，虽“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面临着“死”与“腐刑”的抉择，他没有按照当时士人的处世原则，“耻辱者勇之决也”。而是选择了“腐刑”，选择了与命运抗争，选择了奋斗与事业，选择了使命与责任。宁可忍受社会的歧视，精神与肉体的摧残以及世人的白眼与嘲笑，也要以无比坚强的毅力，发愤著书，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最后，以父亲的遗嘱为动力，牢记使命和责任，遍游名山大川，吸纳山川灵气，积累人生经验，搜奇访古，开阔胸襟，增长见识，这对司马迁的美学观形成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司马迁的父亲临终曾嘱咐司马迁“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这不是一般的嘱托，而是在极其悲痛庄严的气氛中承接的一项巨大的历史使命，一项关于宇宙人生的时代嘱托，一份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为了完成父亲的夙愿，司马迁忍受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几十年如一日，殚精竭虑，发愤著书。生活的磨难，使他不再把修史仅仅看做是对以往历史的总结以及对西汉盛世的赞美，而是将其与自己的身世之叹联系在一起，有怨含讽，磊落而多感慨，丰富了《史记》的内涵，既是一部通史，又是作者带着心灵肉体创伤所做的倾诉。最后终于完成了《史记》。
总而言之，司马迁“舒愤懑”美学观的形成，既有社会客观因素——儒家思想的孕育、时代精神的鼓舞；同时，也有个人的主观因素——父亲的嘱托、渊博的知识、顽强的意志以及丰富的阅历。司马迁著述立说，既是实现人生的价值，又是捍卫崇高的使命。他的美学观将“怨”和“愤”吸纳进来，既有继承又有突破，在中国美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6年版。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一卷），中国社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3]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作者简介：冯兴运，男，1965—，陕西蒲城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工作单位：渭南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美学观愤懑理想冲突批判精神
：A
一
司马迁作为“刑余之人”，凭借超人的意志，坚强的信念，忍辱含屈，战胜自我，创作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鸿篇巨制《史记》。这是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堪与古希腊《荷马史诗》相媲美的史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史记》开创了中国传记文学的先河。这一伟大奇迹的出现和他的美学观息息相关、紧密相连。
从先秦至汉初，中国的儒家美学提倡“中和为美”，中和本对音乐而言，是乐音的协调和谐以及音调节奏的轻重适度、急缓适中。后先秦儒家将其当做艺术创造原则和审美理想，要求人们在通过艺术表现自己的情感时，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在欣赏作品时，内心趋向宁静平和
摘自：本科毕业论文答辩www.udooo.com
。一时“中和美”成为时代的风尚，成为人们表现大意和为人处事的原则和标准。而屈原是最先提出与“中和”相对的“非中和”审美观，继之屈原的就是司马迁。他认为不平则鸣，鸣中含怨，“怨”是“非中和”美学思想的核心，“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怨愤中蕴藏着是非观、正义感、荣辱观，显示着自己的良知与社会责任。因此，他倡导崭新的创作理念，将“愤”和“抒情”凝聚到自己的作品中，并将其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审美层次。司马迁美学观中最核心的成分是“感愤说”。“感愤说”认为，古代的圣贤和志士仁人在建功立业实现人生目标的过程中，遭到了各种难以忍受的打击和迫害，致使美好的理想无法实现，正义的行为遭到遏制，小人受宠，君子被弃，社会失去了公平与公正，于是他们通过著书立说来抒发内心的悲愤，阐明人生的主张，呼唤良知的回归，寄希望于未来。《太史公自序》中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里，演《周易》；仲尼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认为，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圣贤和志士仁人心有块垒，郁积于心，因而发愤以抒其心志的产物。他大胆地将“非中和”标准引入艺术审美领域，给传统的美学注入新鲜的血液，丰富了美学的内涵，显示了汉代美学特有的生气和活力。
二
一部浩瀚的《史记》，生动地再现了司马迁“舒愤懑”的“非中和”美学观。
首先，追求崇高美是司马迁美学观的核心。它是作者极力追求的一种美学标准，形象博大、雄伟、壮观；具有摄人心魄的感染力量；常常在巨大激烈的冲突中得到表现。“雄”“奇”是崇高美的主要特征。作者通过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加以再现，通过志士仁人追求理想人格加以表现。《史记》“上记轩辕，下至于兹”，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文化，包罗万象，纵横捭阖，一一道来，真可谓纵横古今，褒贬百代，总览宇宙，气吞山河。无论是描写的社会生活还是表现的社会理想，抑或是采用的叙述方式都可以说是恢弘阔大、无以伦比的。通过对古代圣贤及英雄人物创造世界、改造社会壮举的描绘，再现了人的伟大与神奇，用一幅幅鲜活的画面展示了人的伟力与美。面对自然，展现的是一种壮美，面对生活，彰显的是一种精神。作者笔下的人物，来自不同阶层，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市井细民，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应有尽有。向往美好的生活，追求社会的进步，身上蕴藏着真善美的力量，他们或为生活的坎坷而不平；或为民众的不幸而痛苦；或为社会的受阻而焦虑。在《史记》列传中，作者描写了一大批胸怀天下，敢作敢为，不畏权势，为民请命的“倜傥非常之人”，有的虽处弱势，却义薄云天，不屈强权，勇于抗争，如《刺客列传》中的刺客；有的命运坎坷，荆棘丛生，却矢志不移，一往无前，乃成大业，如《伍子胥列传》中的伍子胥；有的位高权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却能平易近人，礼贤下士，没有盛气凌人之举，如《四公子列传》中的四公子；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无论是为国捐躯的爱国志士，还是搏击风浪的时代弄潮儿，或者是侠肝义胆为民舍生取义的人，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大义凛然的浩然正气和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敢为正义呐喊，敢为理想拼搏，愿为事业而奋斗，这正是司马迁崇高美学思想的精神内涵。
其次，追求崭新的悲剧观，这是他美学观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个体与社会矛盾的激烈冲突加以展现。古希腊的悲剧主要表现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可奈何、人的脆弱、人的渺小、人的无助。而司马迁却追求一种带有浓烈悲剧色彩的壮美。以热烈紧张的历史事件和可歌可泣的动人场面加以渲染。纵观《史记》，就是一部记录征服自然、改天换地的英雄人物之画廊，也是一部感天地、泣鬼神、催人泪下的悲剧人物之画廊。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司马迁客观地再现了悲剧人物毁灭的过程，用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教育人，用一幅幅悲惨的画面震撼人，真实挖掘悲剧人物的内在价值，把他们内心世界的美展现出来。有的为了正义的事业、国家的利益、民众的幸福，舍小家顾大家，奋斗不息，建立功勋，却被人所害或者被迫了却一生。商鞅实行变法，废除井田制，鼓励百姓开垦荒地、推行县制，进行改革，一下使弱秦变强，国家强盛，百姓富足，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可由于得罪权贵，却被五马分尸悲惨地死去；李广顶风沙，守边关，以国为家，不求名，不贪财，作战英勇，屡建奇功，却受人误解，遭到汉武帝百般猜忌，宠臣的极力排挤打击，不得不含愤。韩非、吴起、屈原、韩信、伍子胥等这些人都属于这一类型的悲剧人物，有的是因为自己性格的缺陷而酿成了悲剧。吴王夫差曾一度雄踞东南，称霸一方，势不可挡，但由于骄傲自大，一意孤行，与敌国结盟，攻击无辜国家，杀害忠臣，以致自己身亡，误国害己。齐桓公、陈涉等都属于这种类型。在《史记》中，悲剧人物常常蕴藏着一种舍生取义的大无畏牺牲精神，在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的斗争中得以充分的体现，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但司马迁对于牺牲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他认为死有各种各样，不能一概而论，逞一时匹夫之勇，为个人私利而死，即轻于鸿毛，就不能引起悲壮的美感；而那些为了正义和崇高的理想、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所献身，是理智的、伟大的、崇高的，可比泰山重，才具有悲壮的美感。悲壮不一定和死相连，关键在于为谁而死，是否死得其所。盲目的轻生是不可取的，其实司马迁何尝不是这样，在李陵事件中，由于他说真话，冒犯龙颜，遭受腐刑，蒙受奇耻大辱，但他矢志不移，用血和泪铸就了他人生的辉煌，自己的一生正是对生死观最好的注释。
最后，司马迁的美学观还表现在以讽刺为武器，揭露黑暗与不平的批判精神。面对社会的不公，人间的不平，权贵的跋扈，百姓的疾苦，司马迁凭借作家的良知与社会责任，愤世嫉俗，以犀利的笔墨直刺现实生活中那些满口仁义道德，实则满肚子男盗女娼的虚伪道德，慨叹天下志士仁人遭到不公平的待遇和迫害，为他们鸣冤叫屈。揭露丑恶，讽刺黑暗，通过否定丑的无价值的东西，达到对美的肯定。蒙恬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却遭奸佞小人赵高陷害，含恨吞药；屈原一片赤胆心，满腔爱国情，“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不改节从俗，怀石沉汨罗江而死；伯夷、叔齐一生崇仁尚德，品行高洁而终至饿死；盗跖杀害无辜，横行天下，不知其数，竟然寿终正寝。司马迁情不自禁地对苍天发出了尖锐的质问：“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耶？非耶？”即使是对《史记》颇有微词的班固也不得不承认“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是真性情文字。
三
司马迁“感愤说”美学观的形成决不是偶然的。它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社会关系的产物。
从思想根源上讲，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坚持以人为本，追求人格独立，崇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树立为社会怎么写作的意识，强化个体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使儒家思想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建功立业成为社会的时尚，年轻人以博取功名而引以自豪。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先后师从儒学大师董仲舒和孔安国，学习《公羊春秋》、《尚书》，深谙古文经学，推崇儒学，尊孔子为“至圣”。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体的思想体系，高度肯定个体人格的独立性和主动性，把个体对社会所应承担的责任放在极其崇高的地位。为大我可以舍小我，责任重于泰山，使命高于一切，这正是“感愤说”美学观形成的思想基础。
从社会根源上看，司马迁美学观的形成离不开当时积极进取的社会氛围。汉初的统治者以史为鉴，吸取秦亡的教训，实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社会稳定，生产发展，百姓安居乐业，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景象。到汉武帝时，国力已经强大，权力进一步加强，一个强大的大汉帝国正在形成。当时“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都想建功立业，立身扬名。“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这正代表了当时人的一种人生信仰，追求成功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风尚，这种积极进取的时代潮流已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时时撞击着他的心灵，震撼着他的内心世界，激起他的创作，使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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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书，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司马迁的生死观对撰写《史记》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认为，每个人都有一死，但死的要有价值，死得其所。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如果没有成功，没有建树，昏昏噩噩，虚度一生，“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基于这种认识，当他在撰写《太史公书》的过程中，虽“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面临着“死”与“腐刑”的抉择，他没有按照当时士人的处世原则，“耻辱者勇之决也”。而是选择了“腐刑”，选择了与命运抗争，选择了奋斗与事业，选择了使命与责任。宁可忍受社会的歧视，精神与肉体的摧残以及世人的白眼与嘲笑，也要以无比坚强的毅力，发愤著书，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最后，以父亲的遗嘱为动力，牢记使命和责任，遍游名山大川，吸纳山川灵气，积累人生经验，搜奇访古，开阔胸襟，增长见识，这对司马迁的美学观形成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司马迁的父亲临终曾嘱咐司马迁“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这不是一般的嘱托，而是在极其悲痛庄严的气氛中承接的一项巨大的历史使命，一项关于宇宙人生的时代嘱托，一份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为了完成父亲的夙愿，司马迁忍受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几十年如一日，殚精竭虑，发愤著书。生活的磨难，使他不再把修史仅仅看做是对以往历史的总结以及对西汉盛世的赞美，而是将其与自己的身世之叹联系在一起，有怨含讽，磊落而多感慨，丰富了《史记》的内涵，既是一部通史，又是作者带着心灵肉体创伤所做的倾诉。最后终于完成了《史记》。
总而言之，司马迁“舒愤懑”美学观的形成，既有社会客观因素——儒家思想的孕育、时代精神的鼓舞；同时，也有个人的主观因素——父亲的嘱托、渊博的知识、顽强的意志以及丰富的阅历。司马迁著述立说，既是实现人生的价值，又是捍卫崇高的使命。他的美学观将“怨”和“愤”吸纳进来，既有继承又有突破，在中国美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6年版。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一卷），中国社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3]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作者简介：冯兴运，男，1965—，陕西蒲城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工作单位：渭南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