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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中国的社会热点理由为切入点，强调总体公共政策（GPP）在认识与应对各种社会理由中所起到的关键指导作用。在当前福利国家发生眼花缭乱变化的背景下，重审经济国家的概念性框架及其历史变迁，以利于进一步比较社会政策研究文章特别强调历史观点的重要性，展示国家在不同的发展（和挫折）时期，如何以及为何对社会理由与事件的理解和处理社会理由与后经济国家：中国特色总体公共政策的挑战和机遇相关范文由写论文的好帮手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会大不相同。中国社会经济政策正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之窗，无论是经济国家早期不幸高度政治化还是后来拨乱反正专心搞经济，社会理由的科学研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视过。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平衡发展”，将有助于明确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文章因而首次提出“后经济国家时代”的概念。这里既有一个与国际接轨东西方聚合的过程，又有与福利国家相区别的中国特色的坚持和发扬。这一对中国社会理由进行客观评估的必要框架，将有助于全面理解特定文化及历史背景下整个国家发展战略的演变，包括重新认识和处理社会经济不公平这一改革开放中的关键理由。
[关键词]社会理由/事件；社会公平；改革开放；总体公共政策；经济国家变迁；后经济国家时代；福利国家；社会政策历史比较研究；人的发展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3）08-0001-06
社会理由（social problems，或较中性的说法social issues）可能关注的方面有：人口，如人口过剩或人口“爆炸”、老龄化、性别比例失调、移民、流动人口等等；弱势群体，如老年人、残疾人、女性以及儿童等；健康理由，如心理疾患、药物滥用、等；社会越轨和犯罪；贫穷；不平等；就业压力；环境；等等（Mooney.Knox & Schacht，2012）。正如人类的需求是多样化动态化的，社会矛盾也产生于种种特殊的礼会环境。但无论何种形态及变化，如果社会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就可能演变成为严重的社会理由。由于“社会”与“经济”密切相关而很难分割，在本文中“社会理由”与“社会经济理由”有时会交替使用，、
国内外学者及各界人士都试图分析界定中国现今的主要社会理由，但因着眼角度、时间背景等不一而结论有所不同。按流行的百度百科描述，当代最突出的社会理由是：人口理由、生态环境理由、劳动就业理由、青少年犯罪理由和老龄理由。而国内较早一份调查显示，公众对教育、社会治安、住房、征地搬迁、环保等五大社会理由的关注度有不同程度的上升。总的来说，尽管各种不同社会理由的关注度变化各异，但社会风气理由、社会治安理由以及教育理由仍然是2005年公众最为关注的三大民生理由（http：//baike.baidu.com/view/183632.htm，2012年10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一份关于2004-2005年的研究报告中提到，有如下方面的社会理由将会影响到中国的发展：农民失地引起的社会矛盾加剧，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就业局面依然面对长期困难，减少贫困仍然是新世纪的重任，败要注重政治体制改革，可持续增长受到资源、能源和环境的严厉约束，以及快速增长时期的社会心态变化（http：//.cn/chinese/zhuanti/fy/781890.htm，摘自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各种文献中常被列举的中国当前主要社会理由还包括人口、老龄化、青少年犯罪、食品安全、房价、物价上涨、富商外流及裸官现象等。
最近一项抽取2万国人作为样本的大规模问卷调查表明，官员腐败和财产分配不公已成为当前中国两个最受关注的社会热点理由（http：//book.163.com/12/0330/15/7TRSV9Q600923U a11.html，2012年3月30日）。官员腐败直接关系到中国的生死存亡，新一代领导接班后已下决心并已着手大力整治。社会财产分配不公则更与草根阶层，也就是人民大众的生活息息相关，但在当前社会贫富分化状况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社会不公平理由难以迅速得到解决（Chen，2002c；Chen & Powell.2011）。可是，社会理由必须有社会性和长期性则要求决策者们有更高度的思想准备。在政治生活中，现在很少有人再愿意“上纲上线”。但对中国特色总体公共政策及其变化规律的研究，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使政府的各项举措能最大限度造福于平民百姓，起到应有的科学指导和鉴别作用。
出于东西方社会经济制度与文化之问的差异，中国学者在学习当代西方国家经验时，常会感到困惑（特别是仅仅根据权威教科书来下判断时）；西方学者研究现在或是以往的礼会主义一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也会有相同的感受（Chen，1996）。症结在于，西方学者基于福利国家成败的社会政策研究，在如何处理非福利国家的社会理由时常常会误导。造成混淆与困惑的根源在于，除了福利国家学说本身遇到的理由与困难之外，很大一个理由，是由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西方的福利国家在结构功能上是从根本上不相同的（Chen，1996）。
这方面进一步的研究导致社会政策学科领域的重要扩展。其中心论点是，伴随福利国家而兴起的社会政策研究成果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因其仅是总体公共政策可能有的诸多理论与实践范式之一（Chen.2002a，2008）。这在西方显然是一个非主流观点，却能帮助非西方国家的研究者跳出框框来深思，发掘出新的更适合本国发展的政策模式，而不必从福利国家或是后来取而代之的“福利资本主义”研究中去照搬答案（e.g.，Esping-Andersen，1990）。具体地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体公共政策本来是一独特的经济同家模式（chen 1996，2008）。与福利国家的社会供给负担沉重而对经济发展的日常投入微乎其微的情况不一样，经济国家的政府结构功能特点在于要对经济负首要责任，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任务，并直接管理和指导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占举足轻重地位的国营和集体企业（Chen，2002a）。当然，这只是过去“经典”的经济国家情况。要理解经济国家及其社会政策演变的全貌，还必须具有一个历史的或动态的视角（Chen，2002b，2012），因为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国家在改革前以及改革后，都基本上没能达到或保持其完全自我实现的状态。
新中国的成立与西方各国战后重建成所谓福利国家的时间是大致重合的，但随后中国经济并未如西方一样发展到真正繁荣。建同之初，中国面对着国内外的重重压力，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战时状态以防止敌对势力对中国的破社会理由与后经济国家：中国特色总体公共政策的挑战和机遇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坏。国家建立了国营企业“铁饭碗”与大小集体的社会经济保障制度，以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然而“大锅饭”以及其它种种理由造成了经济落后、大家贫穷。但是，在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里，中国几乎没有太多其它社会理由可言。即使有，也多是作为政治理由来看待和处理。在意识形态高于一切的情况下，关于所谓“理由”的研究必须让位于为了“主义”的奋斗，这是新中国所继承的多年革命传统（Zhu，2007）。在理论上，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存在严重社会理由和经济危机的，而公开谈论社会理由有可能会被当作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不满”而遭到批斗。因此，在当时的社会里，是不可能像我们现在这样来研讨各种各样的社会理由的。从这段历史我们也可看出，对于中国社会理由的研究和理解不能凭想当然，而必须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其不同的涵义以及社会各界的态度。
但是，无论当时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总体公共政策能把社会理由消除或避开到何种程度，长期不断地搞政治运动而忽略经济国家的首要职能，导致生产力压抑和破坏，最终会引发整个国家的危机包括更为严重的社会理由。当中同一直忙于与“阶级敌人”作斗争的时候，中国周边的一些同家和地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美国作为头号经济强国、“世界”和“不情愿的福利国家”，也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了社会福利发展的鼎盛时期。而中国在饱受“十年浩劫”之苦后，在位以及重新掌权的领导人才清醒地认识到，如再不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GPP（当时的“路线”）进行变革，就有被世界所淘汰的危险。在总设计师的带领下，中国终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全面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但其前提，是国家总体公共政策在1978年发生的根本转变，即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Par-ish，1984），把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因此，把后来所有成就都算在改革开放头上，或认为任何政策举措只要与经济改革挂钩就无可置疑，会有本末倒置及掩盖社会理由的危险。实际上，改革比守旧更有风险更容易失误。而且“”之前刘少奇等并不是没有尝试过推行改革（如农村的“三自一包”等），但后来都遭到了无情批判。只有在GPP彻底转变了的新条件下，各种改革开放之正确措施才有可能获得成功。从经济国家的本质来说，GPP的这一转变才是最重要的“拨乱反正”（Wang，2011），其首要任务是去政治化。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决定，不过是还经济国家之原貌，终于完全实现其经济建设功能。而改革开放则是寻求发展的策略与手段，且后来证明，尽管有大大小小的失误和挫折，这是一条方向正确的必由之路。经济成果则首先要归功于来之不易的经济国家GPP之最终彻底实现，为此党和政府不惜矫枉过正，几乎付出所有代价来发展经济。人们亦纷纷下海经商，一切“向钱看”。社会各界则创新也好，复旧也好，在改革开放的宽松形势下，百家争鸣。这种局面，与过去“政治挂帅”之压倒一切形成鲜明对比。其结果，不仅是中周经济的腾飞，也产生了各种前所未有社会理由。改革开放对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丰功伟绩，有目共睹，并为许多研究所证明。但是，它也留下许多理论悬念并产生了大量实践理由。改革从打破“铁饭碗”、“大锅饭”开始，接着是下岗、取消单位分房、废除免费医疗、上大学收费等等，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受到同样影响。而企业自主、私有化、股份制等等，也并非所有人都同样受益。贫富悬殊不断扩大，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三大差别”。由于一些严重社会理由（如分配不公）的出现，关于改革开放的功过成败，总难免有一些所谓“左”与“有”的辩论较量。正当改革开放方兴未艾之时，一些社会理由（如腐败官倒相对于社会理由与后经济国家：中国特色总体公共政策的挑战和机遇由优秀论文网站www.udooo.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老百姓不堪物价之重负等等）引起大众不满甚至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动乱。其中当然牵涉到各种个人与集团的利害关系，但政策研究还需从更广的角度来看。当时专注于经济并带头改革开放的决策者们处于一个相当尴尬的位置，也是因为没有做好准备去应对那样严重的社会理由。其背景，则是企业、市场等改革让一些精英得以轻装上阵却把包袱甩给了社会和平民百姓，而社会保障、民生、法制败等一系列配套改革明显滞后于经济改革。而理由的处理方式，有些仍停留于过去的政治思维中（如动辄以“反革命”定性）。其实，社会理由才是那种政治事件的深层理由，任其发展到震惊国内外的严重政治冲突是极为深刻的历史教训。另一方面，一个彻头彻尾的经济国家根本不可能把“社会”理由（包括政治改革）置于经济考量之上。因此，关于社会理由的科学研究，在那新的“GDP挂帅”的总体公共政策之下，仍然难以得到重视。国人不得不在继GPP极度政治化后，再一次为其极度经济化付出代价。
经济国家在社会政策方面所暴露的各种理由，只有在经济有了一定发展，而党和政府终于避开了被“开除球籍”之后，才逐步开始成为政策制定中愈来愈重要的考虑因素。这里，我们可用社会公平这一当前社会最为关注的议题为例来说明历史观点的重要性（公平equi—ty与平等equality有所不同，前者有条件考虑，后者则倾向于无条件平均。但是作为社会理由的不公或不平，其严重程度通常都超出那有无条件之差别，因此可以着眼于其共同性而不一定总是计较其细微相异之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无论由谁来谈，公平或平等都应该是一个重要方面。现代资本主义与早期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差别，也在于是否有一个健全的社会公平机制（在美国，这一机制包括社会福利等制度、平等机会等法案以及政治的角力，如黑人总统奥巴玛力主增加针对过高收入的税率）。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却始于接受不平等这一理念，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而公平不再是简单平均。对于努力工作的人来说，这一政策比起以前的绝对平均主义，提高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也更加公平，正符合当时“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生产力至上、效率至上的指导思想。这一特殊时期采取的“唯生产力论”做法，既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又扩大了贫富差距（chen，2008），这是改革开放伊始可以接受的一个内在矛盾，是加速消除普遍贫穷、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一个策略。但是，当贫富悬殊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到了大多数人都觉得极为不公、无法容忍的地步，以至于启动改革时以尽快达到共同富裕为前提的构想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就变成了一个严重而突出的社会甚至政治理由（Khan&Riskin，1998；OECD，2012）。在理论上，通常所理解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亦变成了一个伪命题，因为过度不平，效率会反而下降，贫富悬殊并不能刺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反而会带来越来越多的社会理由（Blau&Ruan，1990）。
市场经济，不管叫做社会主义也好还是资本主义也好，其投机成分或机会的作用，即使没有各种腐败的因素，也常远远大于劳动者的个人能力（或努力）。而这种作用成分在少数富豪囊括巨额经济资源的案例中特别明显（即使是百分之百正当致富而绝无不当手段）。对于更多的同样努力但没有同样资源、没那么走运的劳动者（甚至投资者）来说，要靠市场本身来达到社会公平或平等，听起来常常不是噩梦也会像是天方夜谈（陈社英、Powell，2011）。至于那些没有或不幸丧失劳动能力的群体，社会公平或平等又意味着什么？当考虑到老一辈（或几辈）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终生奉献却没多少个人积蓄，而巨富暴发户的后代不劳而获大肆挥霍令其他平民百姓子女望尘莫及时，社会公平或平等的理由就变得更加复杂难解了。尤其是机会的不平等，包括生产资料及各种经济社会资本的缺乏，会使一些弱势群体终生甚至几代都不得翻身，不管他们如何努力。甚至温饱居所都难以解决。改革初期的一个突出理由，是公有资产的流失，以及国家集体并未作为重要投资者获得相应回报以造福公众，尤其是弥补弱势群体的权益损失等等。结、对金融市场监管缺失、结构性失业等等，更不能为所有人创造公平的机会，从而更需要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联手来加以研究解决。
这里需要指出，社会公平不是指（绝对）平均主义。任何人想回到过去政治化的年代都会是徒劳，因为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证明，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容许一部分人正当先富，既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又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即使共同富裕也不是平均主义，也要以维持适度收入差距为前提，才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社会不公的出现，在于贫富悬殊过度。“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描述不一定再那么贴切，但任由市场的机会作用与投机成分将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网开一面地把按劳取酬、按需分配这样一些基本原则理想通通扫进历史垃圾堆，这并非中国的国情和方向，而更像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从国际上来看，这是吸取资本主义的糟粕而并非其精华。中同在社会公平上，应该比美国以至更受“社会主义”或福利国家影响的欧洲一些国家做得更好。政府应该有所作为，至少必须对两个极端负责，即对低端弱势群体的基本存活和高端幸运一族的资源浪费负责，中产阶层则无论在中外都应是社会的主力，是需要不断加以壮大的群体。
总而言之，这些重大的社会理由，无论从同内还是国际来看都不可能完全靠市场经济自行解决（陈社英、Pow，ell，2011）。必须依靠社会政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社会经济双管齐下，扭转社会（或社会经济）不公平进一步发展的危险趋势，才有可能对民生民意作出应有交代。就像当年为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惜矫枉过正一样，新的总体公共政策需要采取进一步的积极措施以实现社会公平。解决重大的民生包括社会公平理由，其实是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的最终目的（正所谓党和政府的宗旨是“为人民谋福利”）。而在现代社会里，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客，也必须把民生民意作为竞选纲领的核心内容。
应该说，党和政府的决策重心，在最近十多年里已经开始逐步向解决和预防社会理由方面转移。这既是顺应民心的明智之举，也是因为客观条件起了质的变化。中国的经济，已经不再是面对被“开除球籍”的窘况，其总量甚至已经超过了日本而直逼位居世界第一的美国。另一方面，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刚得以彻底实现的经济国家就发生了结构功能的急剧蜕变。接踵而来的变化，包括企业承包、利改税等等，大大削弱了政府的经济职能，使得许多经济管理部门不再需要而遭到关并（Chen，2012）。而且随着经济的大幅增长和社会保障社会化等配套改革的实行，财政资源的膨胀以及社会需求的激增都使得政府的工作重点向社会政策方面发生自然转移。同时，社会政策专家、社会工作者以及各种弱势群体的代言人都在大力呼吁政府应更多地注意解决社会理由（chen，2002c，2012），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唯GDP论”由于意识落后于存在而继续在公共政策中占有的统治地位。
由此可见，中国总体公共政策的发展，经历了经济国家的建立、不幸政治化、拨乱反正去政治化导致矫枉过正极度经济化、改革开放而进入一个去经济化时期这样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而当前GPP研究的重要任务，就是如何提升社会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水平，以解决当前重大迫切的社会理由。惩治腐败非常紧迫必要，但仅此并不能从制度上彻底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环保和安全等理由。为了保证中国社会经济的长期动态平衡健康发展，还要注意避开重蹈国内外历史经验已经证明的种种覆辙。关于“理由”与“主义”的两难命题，既要重视具体社会理由的研究，又不能将所信奉的主义抛在脑后或搞阳奉阴违（改革初期的“不争论”为的是抢时间而并非要抛弃“主义”）。这里，重提“主义”不是要搞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而是为了从基本原则和价值观的高度来更好地理解社会需求和解决社会理由（实际上，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诞生，就是因为后者有过太多难解的社会理由）。但是，要牢记过度政治化的深刻历史教训。此外，还要清楚看到国际历史上一些战争国家军事强权的覆辙，在爱国主义、国家利益和国防需要与和平共处、加速社会经济全面发展之间谋求适度平衡，不可让狭隘民族主义或一时冲动（在国力进一步增强时很容易发生）搞乱阵脚，而牺牲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理由并不只是社会政策、社会工作、社会学等狭义“社会”研究的事情，其综合治理需要有多学科的合作，正如许多经济的、政治的、立法执法等课题也须得益于社会政策等研究一样。然而，国内外有少数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对中国的社会不公等严重社会经济理由以及弱势群体的迫切需要视而不见，动辄跟美国相比，似乎贫富悬殊还不够，以为靠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就能把一切摆平。但是，美国并不一定是西方社会公平的典范（Burtless，1990），而中国还挂一个社会主义的牌子。市场并非万能。国内民众的期望，也不一定会像资本主义国家里的老百姓一样会对贫富悬殊那样容忍。即使在西方，借批判福利同家而企图回到早期自由资本主义，也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因此，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一定要立足于本国的国情，不能因为个别学者的片面观点和某些既得利益群体的需要。而忽略大多数民众尤其是草根与中产阶层的理由和困难。令人欣慰的是，国内出现了一批经济学者，并不受唯利是图的狭隘经济管理观念所束缚。而力求把经济学研究与社会和人的发展需要这种更高目标挂钩，正在探索建立一个中国特色的边缘交义学科分枝，即“人的发展经济学”。这一努力，对于研究解决中国的社会或社会经济理由会很有帮助，是社会政策研究的一支新兴同盟军。与国外商学院在管理课程巾加强商业道德和社会企业教研的趋势相比，可以说这种注重社会和大多数人发展需求的研究是经济学界社会良知一个突出代表，符合中国社会当前的迫切需要以及国际发展趋势。
中国总体公共政策发展至今，再次转型的大势已定（Chen，2008）。从政府结构及其职能上来说，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国家，而正走入一个后经济国家的时代。若无严重阻碍与干扰，最终将达到一个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动态平衡发展模式。这里的所谓平衡发展，将不再限于过去经济计划领域的消费与积累之间的合理比重，它还包括收入调整及再分配，以及社会发展建设的各种项目。而这些都有赖于政府的收入及其在经济建设和其它方面的投资分配。鉴于经济国家以往的脱轨教训，决策者们不会放弃对发展经济的重视。基于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功，亦不会放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如宏观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等策略措施）。尽管如此，社会理由的解决和预防，仍将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受到更多的重视。而经济及其它政策的研究也会在这方面作出更多贡献。与以往专家治国论者强调技术与科学管理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相比，新一代国家领导人较多的社会科学教育背景应有助于加强改善生产关系的作用。国际经验表明，收入调节政策对制约和缩小贫富差距有一定的作用。收入所得税对国家发展各种社会怎么写作事业以维持社会稳定也至关重要。国外在这方面的先进经验（如累进制对超高收入实行超高税率、补助制对低收入工作家庭实行减免奖励、对巨额遗产和中大彩等高额征税，等等）要特别引起重视，以推动社会公平。具体落实，要从宏观调控到一些关键的微观层面（如劳工保护、反偷税漏税、反歧视、反垄断以保护消费者及中小企业等等）。社会政策可以从有“发展型福利”新趋向的西方国家汲取经验以免重蹈福利国家之覆辙，同时要重视非政府组织（NGO）的作用，以减少政府官僚低效造成的资源浪费。要通过严肃立法廉清执法，逐步建立和完善集资本主义先进经验与社会主义理想原则于一体的、真正优越的中国特色社会经济制度。
四、结论
本文通过回顾中国经济国家发展演变的曲折过程，强调总体公共政策（GPP）在认识与应对各种社会理由中所起到的关键指导作用。这一对中国社会理由进行客观评估的必要框架，将有助于全面理解中国特有历史背景下整个国家发展战略的演变，包括重新认识和处理社会经济不公平这一关键理由。经历了GPP的极端政治化然后去政治化，接着极端经济化然后去经济化，中国的社会政策研究终于迎来一个新的时期，即后经济国家时代。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之窗。不失时机地全面彻底完成政府职能的再次转型，明确宣布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平衡发展”，将有助于确立中国未来长期稳定的发展方向。经济仍然是基础和重点，但各项政策要向社会经济真正平衡发展模式转变。这将有利于解决和预防各种各样的社会理由，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这里既有一个与国际接轨、东西方聚合的过程，又有与（后）福利国家相区别的中国特色的坚持和发扬。若中国在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兼顾大多数人发展的同时能够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反过来也能为世界各国的实践提供有益经验，并对社会经济及总体公共政策比较研究作出独特贡献。
[责任编辑：巫]
[关键词]社会理由/事件；社会公平；改革开放；总体公共政策；经济国家变迁；后经济国家时代；福利国家；社会政策历史比较研究；人的发展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3）08-0001-06
社会理由（social problems，或较中性的说法social issues）可能关注的方面有：人口，如人口过剩或人口“爆炸”、老龄化、性别比例失调、移民、流动人口等等；弱势群体，如老年人、残疾人、女性以及儿童等；健康理由，如心理疾患、药物滥用、等；社会越轨和犯罪；贫穷；不平等；就业压力；环境；等等（Mooney.Knox & Schacht，2012）。正如人类的需求是多样化动态化的，社会矛盾也产生于种种特殊的礼会环境。但无论何种形态及变化，如果社会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就可能演变成为严重的社会理由。由于“社会”与“经济”密切相关而很难分割，在本文中“社会理由”与“社会经济理由”有时会交替使用，、
一、中国的社会理由
当前中国社会在高速经济增长的光环下，也突显出许多社会理由。现在的国人包括所谓“愤青”（Tang，2009），则不会羞于表达（尤其是通过互联网的便利）他们对各种社会理由的关切甚至不满。另一方面，不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多么艰难曲折（Liu，2007），更多的人坚信中国在各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这些包括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法制建设迈出新步伐，文化建设迈上新台阶，社会建设取得新进步，同防和军队建设开创新局面，港澳台工作进一步加强，外交工作取得新成就，以及党的建设全面加强（，2012）。尽管如此，十八大报告在全面回顾的基础上，也坦率承认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理由。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理由依然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等（，2012）。国内外学者及各界人士都试图分析界定中国现今的主要社会理由，但因着眼角度、时间背景等不一而结论有所不同。按流行的百度百科描述，当代最突出的社会理由是：人口理由、生态环境理由、劳动就业理由、青少年犯罪理由和老龄理由。而国内较早一份调查显示，公众对教育、社会治安、住房、征地搬迁、环保等五大社会理由的关注度有不同程度的上升。总的来说，尽管各种不同社会理由的关注度变化各异，但社会风气理由、社会治安理由以及教育理由仍然是2005年公众最为关注的三大民生理由（http：//baike.baidu.com/view/183632.htm，2012年10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一份关于2004-2005年的研究报告中提到，有如下方面的社会理由将会影响到中国的发展：农民失地引起的社会矛盾加剧，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就业局面依然面对长期困难，减少贫困仍然是新世纪的重任，败要注重政治体制改革，可持续增长受到资源、能源和环境的严厉约束，以及快速增长时期的社会心态变化（http：//.cn/chinese/zhuanti/fy/781890.htm，摘自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各种文献中常被列举的中国当前主要社会理由还包括人口、老龄化、青少年犯罪、食品安全、房价、物价上涨、富商外流及裸官现象等。
最近一项抽取2万国人作为样本的大规模问卷调查表明，官员腐败和财产分配不公已成为当前中国两个最受关注的社会热点理由（http：//book.163.com/12/0330/15/7TRSV9Q600923U a11.html，2012年3月30日）。官员腐败直接关系到中国的生死存亡，新一代领导接班后已下决心并已着手大力整治。社会财产分配不公则更与草根阶层，也就是人民大众的生活息息相关，但在当前社会贫富分化状况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社会不公平理由难以迅速得到解决（Chen，2002c；Chen & Powell.2011）。可是，社会理由必须有社会性和长期性则要求决策者们有更高度的思想准备。在政治生活中，现在很少有人再愿意“上纲上线”。但对中国特色总体公共政策及其变化规律的研究，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使政府的各项举措能最大限度造福于平民百姓，起到应有的科学指导和鉴别作用。
二、社会政策与经济国家的变迁
每个社会都有其自身的社会理由，同时也会有相应的社会政策来应对这些理由（Baldock et al.，2011）。在传统的或狭义的社会领域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经济、政治等事务需要处理。但如果不从总体上来考虑，是很难优化公共政策系统以全面有效地解决各种社会经济政治理由的（chen，1996）一总体公共政策（General Public Policy，简写为GPP）的定义，是确定一个政策系统的优先目标及首选手段之指南（Morris，1985）。其与国内过去常见的“路线”研究之异同，已在另文中有所阐明（陈社英、刘绩辉，2010）。GPP的常见涵义，则从国际比较中较易得到理解（如下面提到的经济国家与福利国家之区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同一国家的总体公共政策也会有所不同（如西方有前福利国家、福利国家以及后福利国家等不同阶段）；因此，运用历史观点对于理解不同时期如何以及为何对社会理由有不同的界定和处理方式至关重要（Chen，2002b）。国际上，社会政策研究一开始是南福利国家所主导。福利国家原是一个在西方广为接受的社会理想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策现实，后来却逐渐变成了被攻击的目标（Titmuss，1958，1963：Hirschman，1980）。福利国家模式代表了战后时代对战争国家模式（如纳粹德同）的否定，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对比战争国家或军国主义，福利国家公共政策的优先目标与首选手段（包括对社会理由的界定和处理）是明显不同和更受欢迎的。但是，福利国家的发展从20世纪70年始遭遇了一系列挫折，尤其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因此，到了20世纪80、90年代，许多人对福利同家模式不断提出批评，一直持续到现在（Johnson，1987；Chen，20081，以致很多人认为福利国家已经过时（或必须终结），两方已进入后福利国家时代（丁开杰，2004）。就美国来说，从当年的“对贫困宣战”变成后来的“向福利宣战”，从贫困理由本身到旨在克服贫困的社会福利反倒成为严重理由，可以看出两方世界里社会理由与社会政策是如何随不同时期而发生戏剧性变化的。出于东西方社会经济制度与文化之问的差异，中国学者在学习当代西方国家经验时，常会感到困惑（特别是仅仅根据权威教科书来下判断时）；西方学者研究现在或是以往的礼会主义一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也会有相同的感受（Chen，1996）。症结在于，西方学者基于福利国家成败的社会政策研究，在如何处理非福利国家的社会理由时常常会误导。造成混淆与困惑的根源在于，除了福利国家学说本身遇到的理由与困难之外，很大一个理由，是由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西方的福利国家在结构功能上是从根本上不相同的（Chen，1996）。
这方面进一步的研究导致社会政策学科领域的重要扩展。其中心论点是，伴随福利国家而兴起的社会政策研究成果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因其仅是总体公共政策可能有的诸多理论与实践范式之一（Chen.2002a，2008）。这在西方显然是一个非主流观点，却能帮助非西方国家的研究者跳出框框来深思，发掘出新的更适合本国发展的政策模式，而不必从福利国家或是后来取而代之的“福利资本主义”研究中去照搬答案（e.g.，Esping-Andersen，1990）。具体地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体公共政策本来是一独特的经济同家模式（chen 1996，2008）。与福利国家的社会供给负担沉重而对经济发展的日常投入微乎其微的情况不一样，经济国家的政府结构功能特点在于要对经济负首要责任，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任务，并直接管理和指导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占举足轻重地位的国营和集体企业（Chen，2002a）。当然，这只是过去“经典”的经济国家情况。要理解经济国家及其社会政策演变的全貌，还必须具有一个历史的或动态的视角（Chen，2002b，2012），因为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国家在改革前以及改革后，都基本上没能达到或保持其完全自我实现的状态。
新中国的成立与西方各国战后重建成所谓福利国家的时间是大致重合的，但随后中国经济并未如西方一样发展到真正繁荣。建同之初，中国面对着国内外的重重压力，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战时状态以防止敌对势力对中国的破社会理由与后经济国家：中国特色总体公共政策的挑战和机遇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坏。国家建立了国营企业“铁饭碗”与大小集体的社会经济保障制度，以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然而“大锅饭”以及其它种种理由造成了经济落后、大家贫穷。但是，在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里，中国几乎没有太多其它社会理由可言。即使有，也多是作为政治理由来看待和处理。在意识形态高于一切的情况下，关于所谓“理由”的研究必须让位于为了“主义”的奋斗，这是新中国所继承的多年革命传统（Zhu，2007）。在理论上，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存在严重社会理由和经济危机的，而公开谈论社会理由有可能会被当作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不满”而遭到批斗。因此，在当时的社会里，是不可能像我们现在这样来研讨各种各样的社会理由的。从这段历史我们也可看出，对于中国社会理由的研究和理解不能凭想当然，而必须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其不同的涵义以及社会各界的态度。
但是，无论当时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总体公共政策能把社会理由消除或避开到何种程度，长期不断地搞政治运动而忽略经济国家的首要职能，导致生产力压抑和破坏，最终会引发整个国家的危机包括更为严重的社会理由。当中同一直忙于与“阶级敌人”作斗争的时候，中国周边的一些同家和地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美国作为头号经济强国、“世界”和“不情愿的福利国家”，也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了社会福利发展的鼎盛时期。而中国在饱受“十年浩劫”之苦后，在位以及重新掌权的领导人才清醒地认识到，如再不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GPP（当时的“路线”）进行变革，就有被世界所淘汰的危险。在总设计师的带领下，中国终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全面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但其前提，是国家总体公共政策在1978年发生的根本转变，即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Par-ish，1984），把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因此，把后来所有成就都算在改革开放头上，或认为任何政策举措只要与经济改革挂钩就无可置疑，会有本末倒置及掩盖社会理由的危险。实际上，改革比守旧更有风险更容易失误。而且“”之前刘少奇等并不是没有尝试过推行改革（如农村的“三自一包”等），但后来都遭到了无情批判。只有在GPP彻底转变了的新条件下，各种改革开放之正确措施才有可能获得成功。从经济国家的本质来说，GPP的这一转变才是最重要的“拨乱反正”（Wang，2011），其首要任务是去政治化。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决定，不过是还经济国家之原貌，终于完全实现其经济建设功能。而改革开放则是寻求发展的策略与手段，且后来证明，尽管有大大小小的失误和挫折，这是一条方向正确的必由之路。经济成果则首先要归功于来之不易的经济国家GPP之最终彻底实现，为此党和政府不惜矫枉过正，几乎付出所有代价来发展经济。人们亦纷纷下海经商，一切“向钱看”。社会各界则创新也好，复旧也好，在改革开放的宽松形势下，百家争鸣。这种局面，与过去“政治挂帅”之压倒一切形成鲜明对比。其结果，不仅是中周经济的腾飞，也产生了各种前所未有社会理由。改革开放对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丰功伟绩，有目共睹，并为许多研究所证明。但是，它也留下许多理论悬念并产生了大量实践理由。改革从打破“铁饭碗”、“大锅饭”开始，接着是下岗、取消单位分房、废除免费医疗、上大学收费等等，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受到同样影响。而企业自主、私有化、股份制等等，也并非所有人都同样受益。贫富悬殊不断扩大，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三大差别”。由于一些严重社会理由（如分配不公）的出现，关于改革开放的功过成败，总难免有一些所谓“左”与“有”的辩论较量。正当改革开放方兴未艾之时，一些社会理由（如腐败官倒相对于社会理由与后经济国家：中国特色总体公共政策的挑战和机遇由优秀论文网站www.udooo.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老百姓不堪物价之重负等等）引起大众不满甚至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动乱。其中当然牵涉到各种个人与集团的利害关系，但政策研究还需从更广的角度来看。当时专注于经济并带头改革开放的决策者们处于一个相当尴尬的位置，也是因为没有做好准备去应对那样严重的社会理由。其背景，则是企业、市场等改革让一些精英得以轻装上阵却把包袱甩给了社会和平民百姓，而社会保障、民生、法制败等一系列配套改革明显滞后于经济改革。而理由的处理方式，有些仍停留于过去的政治思维中（如动辄以“反革命”定性）。其实，社会理由才是那种政治事件的深层理由，任其发展到震惊国内外的严重政治冲突是极为深刻的历史教训。另一方面，一个彻头彻尾的经济国家根本不可能把“社会”理由（包括政治改革）置于经济考量之上。因此，关于社会理由的科学研究，在那新的“GDP挂帅”的总体公共政策之下，仍然难以得到重视。国人不得不在继GPP极度政治化后，再一次为其极度经济化付出代价。
经济国家在社会政策方面所暴露的各种理由，只有在经济有了一定发展，而党和政府终于避开了被“开除球籍”之后，才逐步开始成为政策制定中愈来愈重要的考虑因素。这里，我们可用社会公平这一当前社会最为关注的议题为例来说明历史观点的重要性（公平equi—ty与平等equality有所不同，前者有条件考虑，后者则倾向于无条件平均。但是作为社会理由的不公或不平，其严重程度通常都超出那有无条件之差别，因此可以着眼于其共同性而不一定总是计较其细微相异之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无论由谁来谈，公平或平等都应该是一个重要方面。现代资本主义与早期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差别，也在于是否有一个健全的社会公平机制（在美国，这一机制包括社会福利等制度、平等机会等法案以及政治的角力，如黑人总统奥巴玛力主增加针对过高收入的税率）。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却始于接受不平等这一理念，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而公平不再是简单平均。对于努力工作的人来说，这一政策比起以前的绝对平均主义，提高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也更加公平，正符合当时“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生产力至上、效率至上的指导思想。这一特殊时期采取的“唯生产力论”做法，既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又扩大了贫富差距（chen，2008），这是改革开放伊始可以接受的一个内在矛盾，是加速消除普遍贫穷、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一个策略。但是，当贫富悬殊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到了大多数人都觉得极为不公、无法容忍的地步，以至于启动改革时以尽快达到共同富裕为前提的构想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就变成了一个严重而突出的社会甚至政治理由（Khan&Riskin，1998；OECD，2012）。在理论上，通常所理解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亦变成了一个伪命题，因为过度不平，效率会反而下降，贫富悬殊并不能刺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反而会带来越来越多的社会理由（Blau&Ruan，1990）。
市场经济，不管叫做社会主义也好还是资本主义也好，其投机成分或机会的作用，即使没有各种腐败的因素，也常远远大于劳动者的个人能力（或努力）。而这种作用成分在少数富豪囊括巨额经济资源的案例中特别明显（即使是百分之百正当致富而绝无不当手段）。对于更多的同样努力但没有同样资源、没那么走运的劳动者（甚至投资者）来说，要靠市场本身来达到社会公平或平等，听起来常常不是噩梦也会像是天方夜谈（陈社英、Powell，2011）。至于那些没有或不幸丧失劳动能力的群体，社会公平或平等又意味着什么？当考虑到老一辈（或几辈）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终生奉献却没多少个人积蓄，而巨富暴发户的后代不劳而获大肆挥霍令其他平民百姓子女望尘莫及时，社会公平或平等的理由就变得更加复杂难解了。尤其是机会的不平等，包括生产资料及各种经济社会资本的缺乏，会使一些弱势群体终生甚至几代都不得翻身，不管他们如何努力。甚至温饱居所都难以解决。改革初期的一个突出理由，是公有资产的流失，以及国家集体并未作为重要投资者获得相应回报以造福公众，尤其是弥补弱势群体的权益损失等等。结、对金融市场监管缺失、结构性失业等等，更不能为所有人创造公平的机会，从而更需要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联手来加以研究解决。
这里需要指出，社会公平不是指（绝对）平均主义。任何人想回到过去政治化的年代都会是徒劳，因为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证明，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容许一部分人正当先富，既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又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即使共同富裕也不是平均主义，也要以维持适度收入差距为前提，才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社会不公的出现，在于贫富悬殊过度。“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描述不一定再那么贴切，但任由市场的机会作用与投机成分将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网开一面地把按劳取酬、按需分配这样一些基本原则理想通通扫进历史垃圾堆，这并非中国的国情和方向，而更像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从国际上来看，这是吸取资本主义的糟粕而并非其精华。中同在社会公平上，应该比美国以至更受“社会主义”或福利国家影响的欧洲一些国家做得更好。政府应该有所作为，至少必须对两个极端负责，即对低端弱势群体的基本存活和高端幸运一族的资源浪费负责，中产阶层则无论在中外都应是社会的主力，是需要不断加以壮大的群体。
总而言之，这些重大的社会理由，无论从同内还是国际来看都不可能完全靠市场经济自行解决（陈社英、Pow，ell，2011）。必须依靠社会政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社会经济双管齐下，扭转社会（或社会经济）不公平进一步发展的危险趋势，才有可能对民生民意作出应有交代。就像当年为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惜矫枉过正一样，新的总体公共政策需要采取进一步的积极措施以实现社会公平。解决重大的民生包括社会公平理由，其实是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的最终目的（正所谓党和政府的宗旨是“为人民谋福利”）。而在现代社会里，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客，也必须把民生民意作为竞选纲领的核心内容。
三、后经济国家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社会理由与后经济国家：中国特色总体公共政策的挑战和机遇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表明，“政治挂帅”或“经济挂帅”的GPP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前者有环境因素，但更多已被历史定论为错误或失误（如巅峰期），而之所以错失，根本在于经济国家的政治化。后者是顺经济国家之自然，走向极端则是小得已（要避开被“开除球籍”），其历史功过，一方面，经济奇迹可歌可颂，另一方面“唯GDP主义”造成的种种社会理由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最后的结论，有赖于大众期盼的政府进一步“转型”能否不失时机、最终得以实现。根据上面的讨论，这一转型的根本关键，是国家总体公共政策或GPP的再次转变，即尽快明确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平衡发展”总体战略部署上来。应该说，党和政府的决策重心，在最近十多年里已经开始逐步向解决和预防社会理由方面转移。这既是顺应民心的明智之举，也是因为客观条件起了质的变化。中国的经济，已经不再是面对被“开除球籍”的窘况，其总量甚至已经超过了日本而直逼位居世界第一的美国。另一方面，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刚得以彻底实现的经济国家就发生了结构功能的急剧蜕变。接踵而来的变化，包括企业承包、利改税等等，大大削弱了政府的经济职能，使得许多经济管理部门不再需要而遭到关并（Chen，2012）。而且随着经济的大幅增长和社会保障社会化等配套改革的实行，财政资源的膨胀以及社会需求的激增都使得政府的工作重点向社会政策方面发生自然转移。同时，社会政策专家、社会工作者以及各种弱势群体的代言人都在大力呼吁政府应更多地注意解决社会理由（chen，2002c，2012），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唯GDP论”由于意识落后于存在而继续在公共政策中占有的统治地位。
由此可见，中国总体公共政策的发展，经历了经济国家的建立、不幸政治化、拨乱反正去政治化导致矫枉过正极度经济化、改革开放而进入一个去经济化时期这样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而当前GPP研究的重要任务，就是如何提升社会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水平，以解决当前重大迫切的社会理由。惩治腐败非常紧迫必要，但仅此并不能从制度上彻底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环保和安全等理由。为了保证中国社会经济的长期动态平衡健康发展，还要注意避开重蹈国内外历史经验已经证明的种种覆辙。关于“理由”与“主义”的两难命题，既要重视具体社会理由的研究，又不能将所信奉的主义抛在脑后或搞阳奉阴违（改革初期的“不争论”为的是抢时间而并非要抛弃“主义”）。这里，重提“主义”不是要搞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而是为了从基本原则和价值观的高度来更好地理解社会需求和解决社会理由（实际上，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诞生，就是因为后者有过太多难解的社会理由）。但是，要牢记过度政治化的深刻历史教训。此外，还要清楚看到国际历史上一些战争国家军事强权的覆辙，在爱国主义、国家利益和国防需要与和平共处、加速社会经济全面发展之间谋求适度平衡，不可让狭隘民族主义或一时冲动（在国力进一步增强时很容易发生）搞乱阵脚，而牺牲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理由并不只是社会政策、社会工作、社会学等狭义“社会”研究的事情，其综合治理需要有多学科的合作，正如许多经济的、政治的、立法执法等课题也须得益于社会政策等研究一样。然而，国内外有少数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对中国的社会不公等严重社会经济理由以及弱势群体的迫切需要视而不见，动辄跟美国相比，似乎贫富悬殊还不够，以为靠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就能把一切摆平。但是，美国并不一定是西方社会公平的典范（Burtless，1990），而中国还挂一个社会主义的牌子。市场并非万能。国内民众的期望，也不一定会像资本主义国家里的老百姓一样会对贫富悬殊那样容忍。即使在西方，借批判福利同家而企图回到早期自由资本主义，也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因此，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一定要立足于本国的国情，不能因为个别学者的片面观点和某些既得利益群体的需要。而忽略大多数民众尤其是草根与中产阶层的理由和困难。令人欣慰的是，国内出现了一批经济学者，并不受唯利是图的狭隘经济管理观念所束缚。而力求把经济学研究与社会和人的发展需要这种更高目标挂钩，正在探索建立一个中国特色的边缘交义学科分枝，即“人的发展经济学”。这一努力，对于研究解决中国的社会或社会经济理由会很有帮助，是社会政策研究的一支新兴同盟军。与国外商学院在管理课程巾加强商业道德和社会企业教研的趋势相比，可以说这种注重社会和大多数人发展需求的研究是经济学界社会良知一个突出代表，符合中国社会当前的迫切需要以及国际发展趋势。
中国总体公共政策发展至今，再次转型的大势已定（Chen，2008）。从政府结构及其职能上来说，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国家，而正走入一个后经济国家的时代。若无严重阻碍与干扰，最终将达到一个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动态平衡发展模式。这里的所谓平衡发展，将不再限于过去经济计划领域的消费与积累之间的合理比重，它还包括收入调整及再分配，以及社会发展建设的各种项目。而这些都有赖于政府的收入及其在经济建设和其它方面的投资分配。鉴于经济国家以往的脱轨教训，决策者们不会放弃对发展经济的重视。基于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功，亦不会放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如宏观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等策略措施）。尽管如此，社会理由的解决和预防，仍将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受到更多的重视。而经济及其它政策的研究也会在这方面作出更多贡献。与以往专家治国论者强调技术与科学管理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相比，新一代国家领导人较多的社会科学教育背景应有助于加强改善生产关系的作用。国际经验表明，收入调节政策对制约和缩小贫富差距有一定的作用。收入所得税对国家发展各种社会怎么写作事业以维持社会稳定也至关重要。国外在这方面的先进经验（如累进制对超高收入实行超高税率、补助制对低收入工作家庭实行减免奖励、对巨额遗产和中大彩等高额征税，等等）要特别引起重视，以推动社会公平。具体落实，要从宏观调控到一些关键的微观层面（如劳工保护、反偷税漏税、反歧视、反垄断以保护消费者及中小企业等等）。社会政策可以从有“发展型福利”新趋向的西方国家汲取经验以免重蹈福利国家之覆辙，同时要重视非政府组织（NGO）的作用，以减少政府官僚低效造成的资源浪费。要通过严肃立法廉清执法，逐步建立和完善集资本主义先进经验与社会主义理想原则于一体的、真正优越的中国特色社会经济制度。
四、结论
本文通过回顾中国经济国家发展演变的曲折过程，强调总体公共政策（GPP）在认识与应对各种社会理由中所起到的关键指导作用。这一对中国社会理由进行客观评估的必要框架，将有助于全面理解中国特有历史背景下整个国家发展战略的演变，包括重新认识和处理社会经济不公平这一关键理由。经历了GPP的极端政治化然后去政治化，接着极端经济化然后去经济化，中国的社会政策研究终于迎来一个新的时期，即后经济国家时代。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之窗。不失时机地全面彻底完成政府职能的再次转型，明确宣布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平衡发展”，将有助于确立中国未来长期稳定的发展方向。经济仍然是基础和重点，但各项政策要向社会经济真正平衡发展模式转变。这将有利于解决和预防各种各样的社会理由，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这里既有一个与国际接轨、东西方聚合的过程，又有与（后）福利国家相区别的中国特色的坚持和发扬。若中国在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兼顾大多数人发展的同时能够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反过来也能为世界各国的实践提供有益经验，并对社会经济及总体公共政策比较研究作出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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