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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管子）是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是杰出的经济学家。作为齐国的宰相，他辅佐齐桓公制定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方针策略，统一铸造，管理钱币，制定捕鱼、煮盐之法，对外采取“尊王攘夷”的外交策略，使齐桓公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个霸主。后人最懂经济的中国古代政治家——管仲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将其言行著作收编成书，名为《管子》，内容极丰，尤以经济论述见长，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财政等均有论述，是我国古代典籍中不多见的经济文献。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管子》，惊讶地发现，我们现在施行的，对西方经济学加以改造过后的经济制度，其实只是对于管子思想的复制而已，甚至有一些理由，管子比我们想得更为透彻。
货币不能多，也不能少
在现代金融学中，货币是最重要、最核心的理由。不过，早在2500多年前的《管子》一书中，就记叙了货币与货物、市场间的关系，管子告诉我们，黄金（春秋时期，黄金已经作为货币流通了）流通的多少需要适度和均衡。如果国家用度过少，不利于建设公共事业；反之，则又不利于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因为国用过少，民间黄金流通就多，这样金价便会低，金价低则没法支付各项事业的建设资金；而国用过多，民间黄金流通就少，这样金价便会高，商品价值就会贱，激发不起人们生产的兴趣。因此必须使市场中流通的货币（黄金）适量适度。
有意思的是，管子将自己对市场和黄金的定义写在了“阴阳”的栏目下，同时将阴阳四时（“四时”指的是春夏秋冬四季）对于商品、货币、市场的影响都写入了其经济理论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经济学遵循的哲学思想基础。纵观中国历史，如果国君的所作所为遵从管子“应四时”的经济规律，国家必定兴盛、国民必定富裕；反之，轻则民生疲敝、国力不济，重则灾祸四起，国之将倾。
由于西方经济学中没有这种阴阳平衡的哲学观衍生出的动态平衡经济发展观，因此他们往往不去重视货币与资本间的关系。比如美国经常依靠印钞来填补赤字，“9·11”事件以后的几年中，美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约为3%，而广义货币年均增长率则为7%，是前者的2倍还多，同时美国的实物经济只有不到20万亿美元，但是它的金融衍生品总额却达到了500多万亿美元，是前者的25倍！因此美国爆发严重的次贷危机不过是其使用了错误货币政策的必定结果。
透析人性的分配原则
管子除了在货币与商品的平衡理由上拥有真知灼见，在对于人性的透析上也大有研究。在战国的纷争之中，儒家一直在向国主宣传所谓的“王道”，即以仁义吸引天下人，使之纷纷来投；而法家则在向国主宣传所谓的“霸道”，即以强大的武力，来使四方归附。而这两方，都将管子提出的经济学理论视为眼中钉，这是因为，管子提出的策略比前两者都要高明得多。简而言之，只有一个“利”字。
司马迁曾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所谓无利不起早，所有社会人都在为一个利字而奔波。管子深切地把握住了这一点，因此他的种种策略也都是以利诱人的。管仲曾对桓公讲，想要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就必须吸引天下的财富，招引天下的人民。有了钱之后，在每个州设立粮库，向纳不起税的贫民提供长期借贷，给没钱埋葬死者的人丧葬费，做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那么天下人就都会自觉归顺了。
后来，齐桓公想要讨伐越国，但是又怕越国趁机利用水攻的方式来攻打自己的大后方，而自己国内的士兵又不擅长水战，便问管仲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兵士短期内变得擅长游泳。管仲说，这个好办，先开凿出一个大水池，然后下令“能游者赏十金”，还没有用去千金时，齐国人的游泳技术就不会弱于越国的人了。后来果然越国前来水攻，但由于管仲已经训练出了15万善泳的士兵，因此齐国大获全胜。
可见，管子深深地了解人的趋利性，并将之充分用于治国，使齐国得以成为中原第一个霸主。而在分配制度上，管子一直坚持“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原则，不但可以加强王权统治，还有利于减轻贫富分化。管子认为由于人的天生禀赋不同，在市场交易中自然会出现巨大的财富鸿沟，聪明人会赚得盆满钵满，笨人则可能赔得血本无归，因此只是想单纯做大“财富蛋糕”，却不能合理均衡地分配民间财富，就会导致社会动荡。
当桓公问管子如何解决“富者重富，贫者重贫”的状况时，管子就表示，国家一定要垄断经济资源，同时还要进行大量的商品储备。这样一来，政府可以在自然灾害和战乱发生时防止商人投机囤货牟取暴利、扰乱社会生活，还能给穷人，尤其是农民提供长期贷款；政府还可以准备各种农耕用具，在种植收获的季节无偿或低价借给穷人等等。
管子的经济理论是坚持“政经一体”和“国家宏观调控”的，他认为国家的根本任务就是帮助弱者，根据百姓均平原则来调整和组织人们的经济生活，最终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这种分配或许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看，有对富人“不公平”的倾向，但是对于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乃至如今的社会经济仍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最早的“以工代赈”
除了分配制度，社会救济也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对于欧美国家的福利救济政策，我们国人往往是看着眼馋，但是这种福利政策却是有着严重缺陷的。一方面，由于福利救济金很高，有时甚至高于一些工作者的工资，这就导致许多人不愿去从事劳动，而等着领取每月的救济金生活；另一方面，高昂的福利救济金极大地增加了政府支出，给政府造成了庞大的财政负担，欧美地区一些国家和地区政府宣布破产往往源出于此。
那么有没有一种策略，既能救济穷人，又能使他们参与劳动，还能给政府创造财富呢？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以工代赈”制度。一般人认为，这种制度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实行新政时，第一次提出了这种救济策略。然而事实上，管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想出了这一招。他对桓公讲，国家要制约物价高低，防止谷价过贵或过贱，这样一来就可以做到每年贮备所收粮食的十分之三，这样积攒十年，国库中就有了三年的存粮。如果遇上了旱涝灾害，百姓流离失所，无法务农，这时就可以雇佣那些缺衣少食的穷人来为您修建宫室台榭。而这时修建宫室台榭不是为了观赏之乐，而是在实行国家的经济政策啊。
可以说，如果没有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理由的独特视角，管仲就不可能辅助齐桓公成为一代霸主。今天，面对纷乱如麻的世界经济形势，当你翻开《管子》仔细阅读，就会在心里泛起深深的敬意，只为那双似乎可以穿越时空、看透千年的睿智双眼。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管子》，惊讶地发现，我们现在施行的，对西方经济学加以改造过后的经济制度，其实只是对于管子思想的复制而已，甚至有一些理由，管子比我们想得更为透彻。
货币不能多，也不能少
在现代金融学中，货币是最重要、最核心的理由。不过，早在2500多年前的《管子》一书中，就记叙了货币与货物、市场间的关系，管子告诉我们，黄金（春秋时期，黄金已经作为货币流通了）流通的多少需要适度和均衡。如果国家用度过少，不利于建设公共事业；反之，则又不利于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因为国用过少，民间黄金流通就多，这样金价便会低，金价低则没法支付各项事业的建设资金；而国用过多，民间黄金流通就少，这样金价便会高，商品价值就会贱，激发不起人们生产的兴趣。因此必须使市场中流通的货币（黄金）适量适度。
有意思的是，管子将自己对市场和黄金的定义写在了“阴阳”的栏目下，同时将阴阳四时（“四时”指的是春夏秋冬四季）对于商品、货币、市场的影响都写入了其经济理论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经济学遵循的哲学思想基础。纵观中国历史，如果国君的所作所为遵从管子“应四时”的经济规律，国家必定兴盛、国民必定富裕；反之，轻则民生疲敝、国力不济，重则灾祸四起，国之将倾。
由于西方经济学中没有这种阴阳平衡的哲学观衍生出的动态平衡经济发展观，因此他们往往不去重视货币与资本间的关系。比如美国经常依靠印钞来填补赤字，“9·11”事件以后的几年中，美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约为3%，而广义货币年均增长率则为7%，是前者的2倍还多，同时美国的实物经济只有不到20万亿美元，但是它的金融衍生品总额却达到了500多万亿美元，是前者的25倍！因此美国爆发严重的次贷危机不过是其使用了错误货币政策的必定结果。
透析人性的分配原则
管子除了在货币与商品的平衡理由上拥有真知灼见，在对于人性的透析上也大有研究。在战国的纷争之中，儒家一直在向国主宣传所谓的“王道”，即以仁义吸引天下人，使之纷纷来投；而法家则在向国主宣传所谓的“霸道”，即以强大的武力，来使四方归附。而这两方，都将管子提出的经济学理论视为眼中钉，这是因为，管子提出的策略比前两者都要高明得多。简而言之，只有一个“利”字。
司马迁曾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所谓无利不起早，所有社会人都在为一个利字而奔波。管子深切地把握住了这一点，因此他的种种策略也都是以利诱人的。管仲曾对桓公讲，想要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就必须吸引天下的财富，招引天下的人民。有了钱之后，在每个州设立粮库，向纳不起税的贫民提供长期借贷，给没钱埋葬死者的人丧葬费，做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那么天下人就都会自觉归顺了。
后来，齐桓公想要讨伐越国，但是又怕越国趁机利用水攻的方式来攻打自己的大后方，而自己国内的士兵又不擅长水战，便问管仲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兵士短期内变得擅长游泳。管仲说，这个好办，先开凿出一个大水池，然后下令“能游者赏十金”，还没有用去千金时，齐国人的游泳技术就不会弱于越国的人了。后来果然越国前来水攻，但由于管仲已经训练出了15万善泳的士兵，因此齐国大获全胜。
可见，管子深深地了解人的趋利性，并将之充分用于治国，使齐国得以成为中原第一个霸主。而在分配制度上，管子一直坚持“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原则，不但可以加强王权统治，还有利于减轻贫富分化。管子认为由于人的天生禀赋不同，在市场交易中自然会出现巨大的财富鸿沟，聪明人会赚得盆满钵满，笨人则可能赔得血本无归，因此只是想单纯做大“财富蛋糕”，却不能合理均衡地分配民间财富，就会导致社会动荡。
当桓公问管子如何解决“富者重富，贫者重贫”的状况时，管子就表示，国家一定要垄断经济资源，同时还要进行大量的商品储备。这样一来，政府可以在自然灾害和战乱发生时防止商人投机囤货牟取暴利、扰乱社会生活，还能给穷人，尤其是农民提供长期贷款；政府还可以准备各种农耕用具，在种植收获的季节无偿或低价借给穷人等等。
管子的经济理论是坚持“政经一体”和“国家宏观调控”的，他认为国家的根本任务就是帮助弱者，根据百姓均平原则来调整和组织人们的经济生活，最终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这种分配或许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看，有对富人“不公平”的倾向，但是对于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乃至如今的社会经济仍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最早的“以工代赈”
除了分配制度，社会救济也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对于欧美国家的福利救济政策，我们国人往往是看着眼馋，但是这种福利政策却是有着严重缺陷的。一方面，由于福利救济金很高，有时甚至高于一些工作者的工资，这就导致许多人不愿去从事劳动，而等着领取每月的救济金生活；另一方面，高昂的福利救济金极大地增加了政府支出，给政府造成了庞大的财政负担，欧美地区一些国家和地区政府宣布破产往往源出于此。
那么有没有一种策略，既能救济穷人，又能使他们参与劳动，还能给政府创造财富呢？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以工代赈”制度。一般人认为，这种制度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实行新政时，第一次提出了这种救济策略。然而事实上，管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想出了这一招。他对桓公讲，国家要制约物价高低，防止谷价过贵或过贱，这样一来就可以做到每年贮备所收粮食的十分之三，这样积攒十年，国库中就有了三年的存粮。如果遇上了旱涝灾害，百姓流离失所，无法务农，这时就可以雇佣那些缺衣少食的穷人来为您修建宫室台榭。而这时修建宫室台榭不是为了观赏之乐，而是在实行国家的经济政策啊。
可以说，如果没有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理由的独特视角，管仲就不可能辅助齐桓公成为一代霸主。今天，面对纷乱如麻的世界经济形势，当你翻开《管子》仔细阅读，就会在心里泛起深深的敬意，只为那双似乎可以穿越时空、看透千年的睿智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