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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来蒙古族作家“边界写作”特征

收藏本文 2024-02-19 点赞:5596 浏览:16848 作者:网友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要新时期以来成为蒙古族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使一直以史诗、诗歌见长的蒙古民族文学开拓了多元的创作领域。蒙古族文学由蒙古语和汉语两种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家群体组成,他们共同见证着蒙古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内核。蒙古族汉语小说的创作者正是在全球化的大趋势及文化融合的背景中,在跨民族、跨文化,甚至跨语言的创作中产生了与主体汉民族文学和所属蒙古族文学不同的异质性。在全球化时代文化心理的漂泊状态下,这种在多元文化中“流浪”,汲取多种文化营养的“边界写作”形态正逐渐成为民族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生力军。
关键词:蒙古族文学民族意识边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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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作家所能接触到的外来文化和新鲜的创作方式逐渐多了起来,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素养的提高也使他们逐步意识到自身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重要性。面对开放的文化发展环境,少数民族作家在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同时也更注重自身民族的现状,并且激发出强烈的民族意识。民族作家已不是单纯固守民族的外在形式,而是大胆地走出桎梏,探寻在多元环境下,民族的发展和传承该以一种怎样的形态存在。而这个艰巨的任务便是在这一群走进汉民族文化中的民族作家的肩上。新时期以来,蒙古族作家的汉语创作体现出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创作语言以及作家文化身份上的多重特征。
一多重文化的冲突与交合
文化间的交往通常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方面:一方面,是和谐的共生;另一方面,则是各自文化中某些特质相冲突。两种不同特质的文化不可能完全融合,共处的方式无外乎就是“求同存异”,或是“弱势文化”的一方强行被影响、被同化。这种强制也只是那个历史规律的作用,代表着历史发展的主流。具有政治权利的强势文化,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政权辐射下的各个相对弱势的文化。文化间的交流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是以这种形式发展的。文化间的共性,去发展它;文化间的差异性,去保留它,使其变成各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成分,从而找到和谐发展的必要平衡点。
随着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和现代化脚步的不断加速,蒙古草原上的各种宝藏被人们逐一发现。这也给有些不懂得草原生态规律以及漠视环境恶化的人们带来了获得经济利益的机会。在与几千年传统农耕文化的碰撞中,游牧文化被其称之为“落后”“荒蛮”的代名词。现今,游牧民族也开始定居一处,开荒种地。而现实状况是,外来民族开垦草原的现象是主体。丰饶美丽的科尔沁草原在只经历了一百年之后就沦为了“科尔沁沙地”,变成世界上最快速沙化的草原。在郭雪波的史诗巨著《青旗·嘎达梅林》所呈现的不仅是嘎达梅林捍卫草原的故事,更是世世代代草原人在历史变迁中的生存呐喊;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演变争斗史。作者从小受蒙古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的双重熏陶,深刻领会了两种文明的不同生存哲学。郭雪波正是在用自己的作品向读者展现科尔沁沙地,曾经的科尔沁草原所不为人知的一面。为自身民族的生存,文化的传承发展予以高度的关切,这是身为蒙古族作家边界写作者们所持有的品格。在现代文明迅速发展,城镇化水平日益提高的前提下,“逐水草而居”已不可能。找到一种保护草原生态环境和实现现代化发展两全的生产生活模式,让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找到一个平衡点是非常必要的。草原是一种自然状态,是承载游牧文化的摇篮;人工状态下的圈地保护,已经丧失了草原的含义。
如果把文学创作理解成为一个人或群体自我意识苏醒的发声形式也未尝不可。族群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使现代社会的文学创作出现了一种临界状态,这种临界状态诱使人们去思考,找寻一个真正的归属。而在与别的民族文化接触、碰撞、冲突的过程中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和文化记忆才能逐渐凝聚起来并日益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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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种语言的杂糅与变革
文化的传播以及保持民族的继承性和稳定性都离不开民族最为外显的特征——语言。语言是怎么写作于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体现着文化的包容性,也保证了文化信息的保存与传递。但是,语言对于民族文学的重要性不能绝对化的夸大,因为一个民族在历史演变和发展中不可能只用一种语言。一种语言本身也会有变异。而且相对于一个民族来讲语言的共同性不再是一个必须的性质。“这也就说明目前常见到的一种现象:意识到自己是属于该民族共同体的居民超过了把这个共同体的基本语言当作母语的居民。”所以,不能单单说一个民族作家就必须要用母语去写作,也不能说就只会用汉语写作的作家写出的作品就不属于民族文学。语言文化的杂糅性在当今的社会中是一个必然的结局。在长期混居生活和现实环境的需要,蒙古族作家不断地学习、使用汉语言文字。但是,要想写到人们的心中去,必须要懂得怎么样去利用汉语去表达蒙古族文化与精神的独到之处和民族所要发出的声音。
蒙古族传统文学体裁上多以祭祀歌谣、民间故事、寓言故事、史诗传奇为主,接触正统的小说这个体裁也是在近代以来的事情了。文学体裁的限制及民族性格精神面貌使然,注重形象思维,在文学表达方式上也多用起兴、谚语、借物喻人等手法;语言上更是朴素直白、不善修饰、率真形象。新时期以来的汉语创作者们在继承传统文学的优良传统及民族语言个性的同时,在两种语言的杂糅运用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不仅在蒙古族民间故事、谚语、祝福语的翻译上还是在各种民族特色词语的汉语活用上,都显示出了一种创作语言上的崭新变革。对于那些已经失去了母语交际及写作能力的创作者们来说,在其寻找显性特征之外的文化符号是极为有意义的。黄薇和海勒根那的小说中对这种指代地运用较为突出。《流浪的日子》中故事的另一条主线,那个“古老而古怪的”故事中的塞西死的时候念的那句“阿哦依奥屋窝喔”,是蒙古语中称之为“白色的起始”,其实是元音,也是学蒙古语的第一步。蒙古族崇尚白色,这七个音不只是语言文化的起始,也是圣洁美好的象征。塞西所要传达的不仅是对传承语言的希望,更是对民族精神回归的一种信念。蒙古族作家的汉语创作语言代表的是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拥有母语运用能力的作家,在纯熟运用汉语的基础上试图摆脱汉语经验的语言束缚,回归到母语文化中去建立适应自己文化底蕴的言语方式。这种语言的叙事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是对主流文化语言的全新整合。另一方面,是已丧失了母语运用能力的作家,在失掉了语言文字这个显性文化符号之后的焦虑及寻找。在没有依托感与归属感的彷徨中感到自己已没有证明自身文化身份的标志。自己的民族精神只能演变成别人无法理解的情绪,甚至连自己都无从说起。“流浪”于两种语言文化范围的寻根情绪,使他们的语言更具有了象征意义和隐含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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