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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局限重识李普曼:新闻传播思想价值和局限

收藏本文 2024-03-21 点赞:4652 浏览:10579 作者:网友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要:本文以李普曼的重要著作《自由与新闻》和《舆论学》为研究对象,对其新闻传播思想——新闻自由观、舆论观等进行梳理和思考,发现价值与局限所在,以期在当代新变化和新情况下,我们对李普曼新闻传播思想的理解和认识能够更好与时代契合并更好地指导实践。
关键词:李普曼;新闻自由;公众舆论;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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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李普曼(1899-1974)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新闻工作者、报刊专栏作家、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之一。英国传播学者丹尼斯·麦奎尔更是将李普曼和罗伯特·帕克一起尊为“新闻社会学”之父。李普曼毕业于哈佛大学,与其他传播学奠基人不同,他一生都未在大学里执教过,而是投身新闻界长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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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年,两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他还以其卓越的思想穿透力,写作出版了31部有关哲学、政策、外交等方面的著作。其中,直接涉及新闻传播学的主要有三部:《自由与新闻》(1920年)、《舆论学》(1922年)、《虚幻的公众》(1925年)。李普曼以新闻与社会的关系为着眼点来研究新闻,其思想经历了“从最初对的坚定信仰,到后来对的幻灭,直至找到一条调停的道路”这一思想主线,这一直是其新闻思想的灵魂。笔者就以前两本书为研究对象,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上,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媒介环境之下,继续李普曼之新闻传播思想的审视和思考,探讨其价值与局限,以期发现在当代新变化和新情况下,我们对这一伟大人物新闻思想的理解和认识能够随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

一、《自由与新闻》

随着我们对西方新闻理论了解的不断深入,对新闻自由、新闻客观性理念、新闻专业主义、及媒介与社会等诸多方面探讨的展开,不难发现许多理论的溯源时常要追溯到李普曼的《自由与新闻》。该书包含3篇文章:《新闻业与更高法则》《现代自由意味着什么》《自由与新闻》。它们是李普曼重要新闻思想的源头。为该书1995年版作序的保罗·楼曾先生认为《自由与新闻》是李普曼文章中的重要转折。

1 新闻自由观

《新闻业与更高法则》开篇李普曼就写道:“现代西方的危机是新闻业的危机”。一战后美国报刊业在政府管制和宣传控制下,变得极端“爱国”。报刊编辑认为报刊的最高职责是指导人民而非刊印新闻;是保护文明,而非刊登国内外的重大事件。李普曼认为,报刊是社会公器,其首要职责是向社会持续提供真实、可信、有意义的新闻。在《现代自由意味着什么》中,李普曼从哲学上认识人自由的条件,从人实现自由所需要的信息基础出发,分析新闻业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提出富有洞见的新闻自由观一一他并不认同三位先贤弥尔顿、密尔和罗素所倡导的绝对的、普遍的观,对这些自由观中蕴含的对人的理性过分依赖不以为然,一改传统将新闻自由寄托于不可捉摸并且并非可靠的理性和良心之上,将新闻自由的实现途径置于事实的坚实基础之上,使新闻自由具有确定性并且在新闻传播实践上具有较强的操作性。

2 客观新闻学

李普曼从社会对事实的需求出发,拓展了新闻客观性的相关基础理论,试图解决新闻的困境。在《自由与新闻》一篇中提出了一揽子方案,指导新闻从业人员报道事实,他认为最为重要的是客观检验的理念。新闻记者应该是“耐心、无畏的科学人士,努力探求世界的真相,好的报道需要实践最高的科学品质”。这里李普曼第一次提出了“客观”有助于新闻界实现自己在社会中的功能这一观点,将新闻报道客观性提升到科学层面,由此赋予其实现新闻自由的重任。

3 新闻专业主义

在《自由与新闻》对新闻业改造的设想中,李普曼提出要将新闻业从一个行业转变为一个专业的观点。在寻找新闻专业化依据时,李普曼选择了客观性,他治疗新闻业的药方是科学,认为追求科学的方法不仅能使新闻业专业化,而且能使它更加自由,更富有英雄气息。因此,客观性是西方媒介专业化的一个标志。《耶鲁评论》(1913年)的一篇《美国报业的两次革命》中,李普曼更为乐观地预言了美国新闻业因客观性理念的植入所带来的专业化的深远影响:从一战后,美国报业开始了第四阶段——“专业化”阶段,报纸将会成为“训练有素的人员”的机构。它们将追求“尽可能地客观描述事实”以至于它们能够摆脱公众兴趣和偏见对它们的牵掣。

二、《舆论学》

李普曼的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是《舆论学》又译《公众舆论》。被杜威评价为“可能是目前用文字表达的对制最有力的起诉”。该书第一次对公众舆论做了全景式描述,首次提出“拟态环境”和“刻板成见”的概念,对舆论、宣传和议程设置等方面的传播研究都产生深远影响。

1 舆论观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肯定舆论强大力量的同时,认为公众可以自发地形成正确观念,相应做出正确选择。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的独特思考可以看成是对卢梭舆论观的批判和反驳。李普曼叩问传统舆论观,对舆论的可能性和理想化功能进行了质疑,把舆论从自然理性主义拽回到经验权能主义中。在他看来,当下的公众并不可能自发地产生正确的公意(理性的舆论),更不能主导政府决策,这李普曼公众舆论思想的关键。值得肯定的是,李普曼对当时普遍存在的将舆论理想化的情况持一种非议态度,对传统政治学和舆论学的“舆论是一种社会合意,它的产生是一个问题出现——社会讨论——合意达成的理性过程”这一观点提出质疑,对传统上把舆论看作是政治的基石这一观点进行了解构,把舆论的社会功能从理想化的、崇高的地位拉回到了现实的、不尽如人意的地位中来。

2 “拟态环境”

李普曼认为由于人们活动范围、精力、注意力的有限,不可能对巨大复杂的整个外部世界保持经验,对超出自己亲身感知的事物,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这样,现代社会中人们与他的环境之间便插入一个“拟态环境”,人的行为。是对拟态环境的反应。李普曼一方面强调现实社会中,公众依赖并且相信通过新闻报道可以间接了解现实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又强调“拟态环境”作为现实社会的图像缩影,为公众提供相对简化的认知框架,只是公众形成意见的依据。由于“拟态环境”的存在,公众会轻易受利益集团的诱导,主导政府决策的目标变得难以实现。3 刻板成见
“多数情况下,我们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在所有具有支配力的因素中,最让人难以捉摸、最具有普遍行动的就是创造和维护成见库的那些因素,我们在看到世界之前就被告知它是什么模样,我们在亲身经历之前就可以对绝大多数事物进行想象”。我们看到的其实是我们期待看到的,对于其余则视而不见,并在内心里笃信那就是真实。对于有能力形成、培养、巩固或改变成见的大众媒介来说,成见的如影随形导致了公众对媒体所提示的“拟态环境”愈发依赖,甚至到了忽视真实环境的地步。

三、对李普曼新闻传播思想的反思

时隔近一个世纪,今天的传播者和公众已不再是李普曼那个时代的组织和个人。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笔者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上,在新的社会背景和媒介环境下重新审视李普曼九十年前的新闻思想,不难发现无法避免的缺陷和局限:
第一,李普曼将舆论这个从属于媒介道德、政治和自由的问题,重新定位为心理与认知的问题,在《舆论》中得出与《自由与新闻》中截然不同的结论。在《自由与新闻》中,李普曼认为事实与真理是可知的,新闻从业人员只要掌握一定的“科学”技巧,便能在事实的传播中揭示出真理。到《舆论》李普曼却推翻这条信念。在“新闻、真理及一个结论”中承认《自由与新闻》认识的不足——新闻与真理并不是一回事,它们必须得到清晰的区分。对心理与认知理论非理性的承认,使李普曼陷入了不可知论的困境,《舆论》一书中不可知论似乎占了上风。李普曼设想出一个特殊的“专家”阶层,认为他们能够通过科学的方法客观地认识世界,但他自己也承认这样的专家只处于设想中。这些都充斥着李普曼在认知哲学上的矛盾。
第二,李普曼在阐释公众舆论时,由于时代背景所致,将舆论研究与政治领域联系紧密,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着力强调舆论的社会控制功能。这有一定的合理性,毕竟对政治的热忱总是伴随着对舆论的研究。但舆论现象本身就很复杂,研究舆论应同时兼顾其他属性,从社会学、行为科学、社会心理学等多个角度考量,李普曼仅仅把他的研究限定在政治领域之中,未免有些狭隘和功利。而描述“拟态环境”“刻板成见”是用“如此大的力量支配我们的认知、想法、甚至行动”,李普曼夸大传媒的影响、决定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有媒介决定论的倾向,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以及其他复杂社会因素的媒介“异化”理论。

三、李普曼认为“舆论因其非合理性而遭致攻击”的论述存在不合理性。

按照卢梭的看法,舆论就是人们对于社会性的或者公共事务方面的意见。按这个定义,舆论的主体就是“公众”。由于公众的自在性,舆论也就必然是自在的、由人们自发形成的,而不是媒体制造的。“舆论的自在形态决定了它在总体上是一种理智与非理智的混合体”。一味用理性的标尺去苛求舆论是没有意义的。舆论的实质是调控世界的一种工具,我们在承认其非理性因素时,也应该看到其理性因素。不论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专家去收集世界各方面的信息,舆论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达到理性的。这是舆论本身的属性,任何人都不应否定。
第四,李普曼对存在于真实世界和舆论之间、独立于公众和政府之外的“专家”的设想过于理想化。在谈到“拟态环境”“刻板成见”时,专家也可以独立于之外,不受其影响和误导。现实世界复杂多变,不可能有人独立于政府和公众之外,李普曼笔下的“专家”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李普曼对专家的描述是厚望?是?是上帝派来协助人们实现的天使而不是人。相反,李普曼对广大受众所做的“非理性人”的检测设,则夸大了公众理性能力的缺失,忽略了公众舆论中公众的主体性,严重低估了现代公众的理性认识能力、行使社会行为的能力和自我表达的能力,忽略了人类始终尝试以各种方式实现对有限理性的超越,带有明显的“精英史观”倾向,这是李普曼思想的根本盲点所在。笔者看来,李普曼提出利用社会精英引导舆论的现实价值,不在于社会精英是否能够完成引导舆论的任务,而在于社会精英有责任义务引导公众舆论。
第五,李普曼眼里,没有真正剔除成见的理性公众存在,他们也无法依据真相公正地表达意见。由此,舆论仿佛是悬在虚空中的大地∞,让人一脚踩在虚无之上,认识到舆论的不可能。传统媒体向世人呈现的是一个单面的平面的世界,而互联网展现的却是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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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体的世界,虽略显凌乱、粗俗,但的确是一个更加真实全面的信息世界,它改变着原有的社会和传播环境,使公众舆论一步步接近可能。互联网提供了太多可能,使李普曼所断言的绝无可能自发形成的公众舆论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和媒体格局的变革、以及当代日益成熟理性的公众而有可能一步步从虚空落到实处。即使信息审查和保密制度依然存在,新媒体在带来巨大变革的同时不免众声嘈杂、暴露出一系列不容忽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虽然传统媒体依旧努力地在拟态环境中设置这样那样的议程来引导舆论,但毕竟公众已然意识到从纷繁复杂的媒体信息中辨别真实世界的重要性,并愈发熟练地利用网络发出自己的声音。有了更能接近真相的环境和途径,少了些许干扰,加之在网络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虽有些忙乱却更加成熟的公众,那么,在此基础上的形成的社会公意的质量自然会逐渐提高,随之就必将会出现更加和谐的社会。
正如吴晓波(《李普曼传》译者)所言:“任何一个行业中,必定会有这么一两个让你想想就兴奋的大师级人物,他们远远的走在前面,背影飘渺而伟岸,让后来者不乏追随的勇气和梦想。”李普曼就是这样一位让后辈兴奋不已的大师级人物,他的新闻传播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他又将记者的职业生涯推向巅峰,他对新闻职业规范的恪守和对职业荣誉的珍视为后世留下了光辉的典范。大师渐行渐远,徒留后辈高山仰止,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物不可复制,但在当下重新审视和思考前辈大师的思想灵动颇具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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