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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既当过中学教员又3次历任玉林（时称鬰林）、乐业、思乐（解放后并入宁明县）县长的朱建予（1896—1942），无论从教或从政，其起伏浮沉的人生经历恰恰折射出民国时期的动荡不安。
为报叔仇，弃教从政
1896年，朱建予出生于博白县沙河镇。幼年聪颖，又勤奋好学，后考入广西法政学校。他毕业时，正值新桂系当局大力网罗人才之际。
1924年5月，率部脱离旧桂系部队的桂系将领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在孙中山与广州国民政府和粤军第一师师长、广西苍梧人李济深等人的大力支持、帮助下，发动了驱逐旧军阀陆荣廷的战争，经过1年多的较量，1925年8月，李、黄、白统一了广西，形成了新桂系军政集团。新桂系致力改革广西军政，百废待兴，惟才是举。尽管有此新兴气象，但法政学校毕业、品学兼优的朱建予厌恶官场，没有走“学而优则仕”的从政之路，而是到广西省立第九中学甘当一名教书匠。他虽对玩政治无兴趣，但对教书育人却十分爱岗敬业，教学有方，深受全校师生好评。
正当朱建予致力于实践“教育救国”的理想时，一个令他震惊和万分悲痛的消息传来：胞叔朱锡昂被玉林县长唐朝绳逮捕，于1929年6月8日遭杀于玉林城北，罪名是“广西共党头目，煽动民众，以图推翻政府”云云。
朱建予早就知道胞叔朱锡昂是广西负责人，只是未曾想到正值英年的胞叔，壮志未酬就惨死在屠刀之下。
朱锡昂1887年4月出生于一个教师之家，成年后他目睹清王朝的腐败，怀着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理想，于1907年考入广东高等工业学堂。期间受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熏陶和激励，秘密加入了同盟会，并参加了著名的黄花岗起义。1912年，他从工业学堂毕业后，被选为广西省参议会参议员。袁世凯复辟称帝时
1924年1月，朱锡昂在广州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并结识了和其他中国人，这对如饥似渴追求真理的朱锡昂是很大的鼓舞和触动。此年11月，朱锡昂被选派到日本等国考察教育。在中国日本留学生支部的影响和帮助下，更加坚定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1925年初，朱锡昂经恽代英同志介绍，在日本加入中国。回国后继续在玉林任广西省第二高中校长(玉林高中前身)，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制订了“思想革命化，生活平民化”的校训，成立体育会、学生会，出版《五月花》、《玉林青年》期刊，宣传新思想、新知识，宣传革命，培养进步学生骨干。5月30日，“五卅惨案”发生，他发动成立玉林各界后援会并任名誉会长，支援上海和省港工人的斗争。他利用在教育界的有利地位，奔走于上海、广州、武汉、香港等地，积极为党工作。后根据党的指示返回玉林从事地下活动，宣传马列主义，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培育革命力量。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西党组织遭严重破坏，朱锡昂遭反动当局的通缉追捕，被迫离开玉林，秘密前往广州、香港和南洋等地，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期间，他介绍俞作豫(后成为红八军军长)等人加入了。1927年12月，朱锡昂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1月，朱锡昂受党组织派遣，率俞作豫、朱光(后任八路军政治部秘书长)等十几位员，从香港秘密返回广西，负责恢复广西党组织，领导广西的革命斗争。6月，广西特委扩大会议召开，朱锡昂当选为特委书记，后任广西临时省委主要负责人。1929年6月初，广西省委在玉林县榕木根村召开会议，筹划玉林五属（玉林、兴业、北流、陆川、博白）武装。国民党军警侦知消息，派兵包围了会场。危急时刻，朱锡昂令其他同志迅速突围，自己因寡不敌众，不幸被捕。敌人对他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但他始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6月8日，在玉林城北英勇就义，时年42岁。
不想玩政治的青年教员朱建予，对是何种性质的政党当时尚存模糊认识，面对国共合作破裂，、汪精卫背叛革命，向人举起屠刀的现实，加上自幼十分崇敬的胞叔朱锡昂不幸遇害的心灵悲伤，促使朱建予开始关心政治，阅读进步书刊，初步了解的主张，思想开始倾向左派。他立誓要为胞叔报仇！而要除掉有权有势的县长唐朝绳绝非易事，非得有政界的强硬实力。
1929年11月，朱建予决定弃教从政，跻身政界。他通过俞作豫、俞作柏、李明瑞等人，成功地当上广西省政府秘书科科长兼任省主席吕焕炎的秘书。不久，他如愿被委派任玉林县县长。正应了古人云“前是河东今河西，人间风水轮流转”，县长唐朝绳听说新县长是朱锡昂的亲侄，吓得脸都黄了，连夜逃遁……
急流勇退，再执教鞭
雄心勃勃的朱建予在玉林县长任上，正欲施展才干、有所作为，但时局风云突变。广州国民政府挥师北伐，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击溃北洋军阀，迅速占领了长江中下地区广阔富庶之地，北伐取得胜利。但北伐胜利后，国民党新军阀之间争夺地盘，先后爆发了“宁汉之争”、“蒋桂战争”。
1929年桂系驱逐国民党委派官员的“湘案”发生，蒋桂矛盾激化，“蒋桂战争”爆发。在这场战争中，收写桂系将领俞作柏、李明瑞，二人率部阵前倒戈，杀回广西，推翻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而夺权执政；但不久俞作柏、李明瑞又举兵反蒋，遭到失败，出逃的李、黄、白回广西重主军政。而原广西省主席吕焕炎，于1930年6月在广州遇刺……广西政局动荡！由俞作柏、李明瑞支持上台，又当过吕焕炎秘书的朱建予，深感县长宝座不稳。为避免受吕案牵连，朱建予权衡再三，决定急流勇退，去职离开广西，到合浦县政府任小秘书（钦州当时属广东省辖地，合浦为钦州属县）。
1932年9月，朱建予来到合浦县，被委任一等科员。从古至今“资格”在官场上是块“金字招牌”，朱建予虽屈居小秘书职，但同僚们获悉新来这家伙不但才华横溢，还有过任县长的“老资格”，无形中感到竞争的压力，因而共事时关系微妙、氛围怪异，确是“养小鱼虾的浅水塘难容蛟龙也”。朱建予自料桂人入粤，遭排挤是免不了的事，况且来粤本来也是权宜之计，他不愿卷入官场里勾心斗角的帮派之争，又想静观时事变幻，以审度时势而决定今后去向，于是干脆辞去每月100元的小秘书职，应聘到合浦县廉州中学任国文教员。朱建予新任国文教员，话语不多，沉着稳重，让人觉得他身上藏着一股英气。他很朴实又有学问，写得一手好诗词，同学们很喜爱这位年轻有为的老师。时间一久，便渐渐知道他是广西地下党的创始人、广西省委第一任书记朱锡昂的侄子。即便如此，但学校当局并不介意。朱建予思想进步，与王运应、黄闻百、李屏
据解放后任局长李英敏（副部级）在《我的革命启蒙老师》一文中回忆：新来的朱建予老师很有学问，对学生和蔼可亲，教学深入浅出，生动有趣。他一家住在城内一间祠堂的楼上，离孔庙不远。室内堆满各种书籍，还定购各种报刊。他乐于将藏书借给学生阅读，李英敏等几位同学经常到朱老师家借阅书报。先读鲁迅、郭沫若、茅盾、蒋光慈的小说诗歌和散文，还看了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除了读文艺书外，后来朱老师还指导学生们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狄慈根、河上肇的哲学、政治经济学著作，虽读得不多、理解不透彻，也算大开眼界。在朱老师的启蒙下，通过阅读进步书刊，知道在黑夜漫漫的中国土地上，有一个领导苦难人民翻身解放的中国，有一支人民自己的军队中国工农红军，有一片光明的土地江西苏维埃地区。懂得了一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粗浅道理。朱老师离开合浦后，李英敏等同学还经常收到《新中华报》等革命传单、报纸、小册子。大家一碰头，猜测可能与朱老师有关，但又难证实，一时成谜。
直到解放后，任广州市长的朱光始向李英敏透露“秘密”：“当年那些邮件是朱建予提供名单、地址，由我寄的。你们的老师与我是宗亲，他告诉我，在合浦，有几个得意门生，是很有培养前途的青少年，望帮做点‘施肥’‘浇水’工作。”李英敏、何承蔚、杜逢渐、岑月英、曾德材这批青年学生，正是在朱建予指导下阅读进步书刊，开始走向追求真理进步的革命道路的。因此，李英敏一直把朱建予视为革命启蒙老师。
“闽变”回桂，再任县长
次年，朱建予匆匆辞去合浦县廉江中学的教职，前往福建参加“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史称“福建事变”或“闽变”。
事变发生的历史背景及过程大约是这样：1933年10月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及红军全权代表潘汉年，和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在瑞金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月20日，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与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闽变”突发，迅速从“围剿”苏区前线抽调9个师大军入闽，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在的军事压力下，第十九路军内部发生分化，临时犯了关门主义错误，在军事上没有给第十九路军以应有的支援。到翌年1月，历时53天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遂告失败……
当年朱建予在该抗日反蒋的“政府”中充当什么角色？已无从查考，传说是以秘书的身份参与了高层机要，沸腾着满腔热血，试图拯救国家与民族的危亡，无疑是种爱国行动！
“福建事变”失败后，朱建予脱险回到广西，当时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执政的桂系当局亦持抗日反蒋的主张，认为任过县长的朱建予是个人才，重新起用他任乐业县长，后任思乐县长。朱建予在思乐县团结进步人士，大胆录用“共党嫌疑分子”进政府机关，对外宣称是“行新政、用新人”。主政颇有建树：一是积极组织备战以防日寇侵犯。当时是全国同仇敌忾抗日战争时期，思乐县地处中越边界环境复杂，朱建予对战备工作如何御敌、怎样疏散群众，做到精心组织和规划。二是重视抓成人教育。1939年是广西成人教育年，要求一年内扫除青壮年文盲。全省推行教育家雷沛鸿的国民基础教育，思乐县村村有小学，乡有中心校。成人教育就开办在这些小学内，由各校教师任教。因人口分散，都是中午上课。据当时任广西省教育厅成人教育视导员高福桂（解放后任广西教育学院副院长）回忆：“教的勤，学的也勤，到处是朗朗读书声。我测试学员，对教材基本会读、会写、懂字义。”三是重视抓农业生产，兴修水利。通过引进良种，发动边民广种“肥田草”即绿肥来提高水稻产量。还动员民众建了一个水库，被称为“海渊老水库”，现仍存在，继续为民造福。
朱建予任思乐县长时，他的堂弟、朱锡昂烈士之子朱为流任博白地下党特支书记，经省工委陈岸批准去延安，正苦于无路费，只好挪用朱建予寄回由他代转的百元养家费，于1938年5月到了革命圣地延安。朱建予获悉，并不责怪。可谓深明大义！上世纪80年代，朱为流从北京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副社长岗位离休，回忆起这桩往事，感慨万千。
在思乐县长任内，朱建予下乡不像往届县长喜欢坐轿讲排场、摆阔气、前呼后拥，而是常骑一匹马，带2个随从，不事张扬，平易近人，民众视他为亲民县长。因积劳成疾，他在一次出巡中越边界时病情恶化，送龙州医院，医治无效，于1942年2月4日病逝。遗体从龙州船运返思乐县时，沿河边民到河边“路祭”，到达思乐县城时，县政府的官员和群众聚集码头迎灵柩，由龙州专员公署专员主持举行公祭后，葬于思乐县城的中山公园内。
朱建予为官清廉，病逝后无财产供养遗孀和年幼的子女。幸得博白县长庞耀辉、广西省政府谘议员吕集义（解放后任广西交通厅副厅长）这两位生前好友，捐钱给购置几亩田产收租养家。解放后土改时朱建予的遗孀王志兰被误定为地主，一度挨斗，于1954年病逝。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朱建予的后人才敢去当年的思乐县（现宁明县）扫墓，2006年3月将朱建予的遗骨迁回博白家乡，择4月5日清明节下葬。朱建予——这位三度起伏沉浮的民国县长，终于叶落归根、魂归故里！
为报叔仇，弃教从政
1896年，朱建予出生于博白县沙河镇。幼年聪颖，又勤奋好学，后考入广西法政学校。他毕业时，正值新桂系当局大力网罗人才之际。
1924年5月，率部脱离旧桂系部队的桂系将领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在孙中山与广州国民政府和粤军第一师师长、广西苍梧人李济深等人的大力支持、帮助下，发动了驱逐旧军阀陆荣廷的战争，经过1年多的较量，1925年8月，李、黄、白统一了广西，形成了新桂系军政集团。新桂系致力改革广西军政，百废待兴，惟才是举。尽管有此新兴气象，但法政学校毕业、品学兼优的朱建予厌恶官场，没有走“学而优则仕”的从政之路，而是到广西省立第九中学甘当一名教书匠。他虽对玩政治无兴趣，但对教书育人却十分爱岗敬业，教学有方，深受全校师生好评。
正当朱建予致力于实践“教育救国”的理想时，一个令他震惊和万分悲痛的消息传来：胞叔朱锡昂被玉林县长唐朝绳逮捕，于1929年6月8日遭杀于玉林城北，罪名是“广西共党头目，煽动民众，以图推翻政府”云云。
朱建予早就知道胞叔朱锡昂是广西负责人，只是未曾想到正值英年的胞叔，壮志未酬就惨死在屠刀之下。
朱锡昂1887年4月出生于一个教师之家，成年后他目睹清王朝的腐败，怀着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理想，于1907年考入广东高等工业学堂。期间受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熏陶和激励，秘密加入了同盟会，并参加了著名的黄花岗起义。1912年，他从工业学堂毕业后，被选为广西省参议会参议员。袁世凯复辟称帝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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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投笔从戎，参加“讨袁护国军”，任广东护国军第二军秘书长。此后曾先后被委任为广东郁南县县长、广西省议员、广西省议会秘书长等职。但社会现实却使他失望，毅然放弃高官，返回玉林任广西省立第九中学校长。1924年1月，朱锡昂在广州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并结识了和其他中国人，这对如饥似渴追求真理的朱锡昂是很大的鼓舞和触动。此年11月，朱锡昂被选派到日本等国考察教育。在中国日本留学生支部的影响和帮助下，更加坚定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1925年初，朱锡昂经恽代英同志介绍，在日本加入中国。回国后继续在玉林任广西省第二高中校长(玉林高中前身)，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制订了“思想革命化，生活平民化”的校训，成立体育会、学生会，出版《五月花》、《玉林青年》期刊，宣传新思想、新知识，宣传革命，培养进步学生骨干。5月30日，“五卅惨案”发生，他发动成立玉林各界后援会并任名誉会长，支援上海和省港工人的斗争。他利用在教育界的有利地位，奔走于上海、广州、武汉、香港等地，积极为党工作。后根据党的指示返回玉林从事地下活动，宣传马列主义，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培育革命力量。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西党组织遭严重破坏，朱锡昂遭反动当局的通缉追捕，被迫离开玉林，秘密前往广州、香港和南洋等地，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期间，他介绍俞作豫(后成为红八军军长)等人加入了。1927年12月，朱锡昂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1月，朱锡昂受党组织派遣，率俞作豫、朱光(后任八路军政治部秘书长)等十几位员，从香港秘密返回广西，负责恢复广西党组织，领导广西的革命斗争。6月，广西特委扩大会议召开，朱锡昂当选为特委书记，后任广西临时省委主要负责人。1929年6月初，广西省委在玉林县榕木根村召开会议，筹划玉林五属（玉林、兴业、北流、陆川、博白）武装。国民党军警侦知消息，派兵包围了会场。危急时刻，朱锡昂令其他同志迅速突围，自己因寡不敌众，不幸被捕。敌人对他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但他始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6月8日，在玉林城北英勇就义，时年42岁。
不想玩政治的青年教员朱建予，对是何种性质的政党当时尚存模糊认识，面对国共合作破裂，、汪精卫背叛革命，向人举起屠刀的现实，加上自幼十分崇敬的胞叔朱锡昂不幸遇害的心灵悲伤，促使朱建予开始关心政治，阅读进步书刊，初步了解的主张，思想开始倾向左派。他立誓要为胞叔报仇！而要除掉有权有势的县长唐朝绳绝非易事，非得有政界的强硬实力。
1929年11月，朱建予决定弃教从政，跻身政界。他通过俞作豫、俞作柏、李明瑞等人，成功地当上广西省政府秘书科科长兼任省主席吕焕炎的秘书。不久，他如愿被委派任玉林县县长。正应了古人云“前是河东今河西，人间风水轮流转”，县长唐朝绳听说新县长是朱锡昂的亲侄，吓得脸都黄了，连夜逃遁……
急流勇退，再执教鞭
雄心勃勃的朱建予在玉林县长任上，正欲施展才干、有所作为，但时局风云突变。广州国民政府挥师北伐，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击溃北洋军阀，迅速占领了长江中下地区广阔富庶之地，北伐取得胜利。但北伐胜利后，国民党新军阀之间争夺地盘，先后爆发了“宁汉之争”、“蒋桂战争”。
1929年桂系驱逐国民党委派官员的“湘案”发生，蒋桂矛盾激化，“蒋桂战争”爆发。在这场战争中，收写桂系将领俞作柏、李明瑞，二人率部阵前倒戈，杀回广西，推翻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而夺权执政；但不久俞作柏、李明瑞又举兵反蒋，遭到失败，出逃的李、黄、白回广西重主军政。而原广西省主席吕焕炎，于1930年6月在广州遇刺……广西政局动荡！由俞作柏、李明瑞支持上台，又当过吕焕炎秘书的朱建予，深感县长宝座不稳。为避免受吕案牵连，朱建予权衡再三，决定急流勇退，去职离开广西，到合浦县政府任小秘书（钦州当时属广东省辖地，合浦为钦州属县）。
1932年9月，朱建予来到合浦县，被委任一等科员。从古至今“资格”在官场上是块“金字招牌”，朱建予虽屈居小秘书职，但同僚们获悉新来这家伙不但才华横溢，还有过任县长的“老资格”，无形中感到竞争的压力，因而共事时关系微妙、氛围怪异，确是“养小鱼虾的浅水塘难容蛟龙也”。朱建予自料桂人入粤，遭排挤是免不了的事，况且来粤本来也是权宜之计，他不愿卷入官场里勾心斗角的帮派之争，又想静观时事变幻，以审度时势而决定今后去向，于是干脆辞去每月100元的小秘书职，应聘到合浦县廉州中学任国文教员。朱建予新任国文教员，话语不多，沉着稳重，让人觉得他身上藏着一股英气。他很朴实又有学问，写得一手好诗词，同学们很喜爱这位年轻有为的老师。时间一久，便渐渐知道他是广西地下党的创始人、广西省委第一任书记朱锡昂的侄子。即便如此，但学校当局并不介意。朱建予思想进步，与王运应、黄闻百、李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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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等同事来往甚密，公开支持学生创办诗刊，很受学生欢迎。据解放后任局长李英敏（副部级）在《我的革命启蒙老师》一文中回忆：新来的朱建予老师很有学问，对学生和蔼可亲，教学深入浅出，生动有趣。他一家住在城内一间祠堂的楼上，离孔庙不远。室内堆满各种书籍，还定购各种报刊。他乐于将藏书借给学生阅读，李英敏等几位同学经常到朱老师家借阅书报。先读鲁迅、郭沫若、茅盾、蒋光慈的小说诗歌和散文，还看了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除了读文艺书外，后来朱老师还指导学生们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狄慈根、河上肇的哲学、政治经济学著作，虽读得不多、理解不透彻，也算大开眼界。在朱老师的启蒙下，通过阅读进步书刊，知道在黑夜漫漫的中国土地上，有一个领导苦难人民翻身解放的中国，有一支人民自己的军队中国工农红军，有一片光明的土地江西苏维埃地区。懂得了一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粗浅道理。朱老师离开合浦后，李英敏等同学还经常收到《新中华报》等革命传单、报纸、小册子。大家一碰头，猜测可能与朱老师有关，但又难证实，一时成谜。
直到解放后，任广州市长的朱光始向李英敏透露“秘密”：“当年那些邮件是朱建予提供名单、地址，由我寄的。你们的老师与我是宗亲，他告诉我，在合浦，有几个得意门生，是很有培养前途的青少年，望帮做点‘施肥’‘浇水’工作。”李英敏、何承蔚、杜逢渐、岑月英、曾德材这批青年学生，正是在朱建予指导下阅读进步书刊，开始走向追求真理进步的革命道路的。因此，李英敏一直把朱建予视为革命启蒙老师。
“闽变”回桂，再任县长
次年，朱建予匆匆辞去合浦县廉江中学的教职，前往福建参加“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史称“福建事变”或“闽变”。
事变发生的历史背景及过程大约是这样：1933年10月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及红军全权代表潘汉年，和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在瑞金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月20日，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与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闽变”突发，迅速从“围剿”苏区前线抽调9个师大军入闽，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在的军事压力下，第十九路军内部发生分化，临时犯了关门主义错误，在军事上没有给第十九路军以应有的支援。到翌年1月，历时53天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遂告失败……
当年朱建予在该抗日反蒋的“政府”中充当什么角色？已无从查考，传说是以秘书的身份参与了高层机要，沸腾着满腔热血，试图拯救国家与民族的危亡，无疑是种爱国行动！
“福建事变”失败后，朱建予脱险回到广西，当时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执政的桂系当局亦持抗日反蒋的主张，认为任过县长的朱建予是个人才，重新起用他任乐业县长，后任思乐县长。朱建予在思乐县团结进步人士，大胆录用“共党嫌疑分子”进政府机关，对外宣称是“行新政、用新人”。主政颇有建树：一是积极组织备战以防日寇侵犯。当时是全国同仇敌忾抗日战争时期，思乐县地处中越边界环境复杂，朱建予对战备工作如何御敌、怎样疏散群众，做到精心组织和规划。二是重视抓成人教育。1939年是广西成人教育年，要求一年内扫除青壮年文盲。全省推行教育家雷沛鸿的国民基础教育，思乐县村村有小学，乡有中心校。成人教育就开办在这些小学内，由各校教师任教。因人口分散，都是中午上课。据当时任广西省教育厅成人教育视导员高福桂（解放后任广西教育学院副院长）回忆：“教的勤，学的也勤，到处是朗朗读书声。我测试学员，对教材基本会读、会写、懂字义。”三是重视抓农业生产，兴修水利。通过引进良种，发动边民广种“肥田草”即绿肥来提高水稻产量。还动员民众建了一个水库，被称为“海渊老水库”，现仍存在，继续为民造福。
朱建予任思乐县长时，他的堂弟、朱锡昂烈士之子朱为流任博白地下党特支书记，经省工委陈岸批准去延安，正苦于无路费，只好挪用朱建予寄回由他代转的百元养家费，于1938年5月到了革命圣地延安。朱建予获悉，并不责怪。可谓深明大义！上世纪80年代，朱为流从北京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副社长岗位离休，回忆起这桩往事，感慨万千。
在思乐县长任内，朱建予下乡不像往届县长喜欢坐轿讲排场、摆阔气、前呼后拥，而是常骑一匹马，带2个随从，不事张扬，平易近人，民众视他为亲民县长。因积劳成疾，他在一次出巡中越边界时病情恶化，送龙州医院，医治无效，于1942年2月4日病逝。遗体从龙州船运返思乐县时，沿河边民到河边“路祭”，到达思乐县城时，县政府的官员和群众聚集码头迎灵柩，由龙州专员公署专员主持举行公祭后，葬于思乐县城的中山公园内。
朱建予为官清廉，病逝后无财产供养遗孀和年幼的子女。幸得博白县长庞耀辉、广西省政府谘议员吕集义（解放后任广西交通厅副厅长）这两位生前好友，捐钱给购置几亩田产收租养家。解放后土改时朱建予的遗孀王志兰被误定为地主，一度挨斗，于1954年病逝。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朱建予的后人才敢去当年的思乐县（现宁明县）扫墓，2006年3月将朱建予的遗骨迁回博白家乡，择4月5日清明节下葬。朱建予——这位三度起伏沉浮的民国县长，终于叶落归根、魂归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