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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后，中国文学进入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王彬彬在《当代文艺中的阶级情与骨肉情》(《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3期)里考察了1949-1979年间的大量文艺作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歌曲创作、始于1958年的“大跃进”民歌运动中的新民歌、1961年6月问世的歌剧、期间的小说创作。通过考察，王彬彬发现这30年间的文学呈现出逐步以阶级情取代血缘情的趋势。王彬彬在此文结尾将眼光投向“”结束后的文学创作，并指出对亲情的书写和对阶级与血缘的反思重新进入文学创作。本文正是以此为叙述起点，将亲情、血缘和阶级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探讨1978年以后的文学创作。本文主要选取的五部作品，从《伤痕》、《墙》、《奶奶的星星》到《兄弟》、《老人鱼》，它们叙述了同样的历史事件，使用了同样的话语素材，但内在逻辑不一样，与血缘相对的冲突物的选取亦有不同，以及对于谁之罪的思考方向各不相同。笔者通过对这些不同因素的分析，试图解答文学如何从描写阶级情替代血缘情到重新审视亲情与血缘，将它们从阶级和政治的固有框架中剥离开来，回归自己本应属的位置(关于当代文学“情感政治”的研究，近年文章中另可参见吴俊《情为何物情何以堪——共和国文学初期的情感政治》，载《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5期)。
一
卢新华的《伤痕》发表于1978年8月，与此前刘心武的《班主任》共同引发了一个文学创作潮流：“伤痕文学”。为什么率先发表的文章并没有成为一个文学潮流的命名呢?或者说，在相似的题材里，为什么会选择《伤痕》作为命名呢?难道只是因为“伤痕”一词比较适合作为一个文学潮流的名称吗?其实这其中的细微选择显示了文学创作的一种倾向，即对亲情的重新叙述和对血缘与阶级关系的重新思考。
作为“伤痕文学”发轫之作的《班主任》从教育角度出发，借用三个学生的不同思想状态叙述了“”及文化大革命对青少年的影响。而《伤痕》讲述了女儿与母亲间无法弥补的遗憾，以此反映“”在情感上对人的伤害。观之对“伤痕文学”的评论，往往提到《班主任》遗憾之处是仍旧用“”话语批判“”，而对比《伤痕》，因为小说从亲情这个视角出发，呈现了人物情感上的伤害，所以展现了对“”更有力的反思，也是对“”文学的更有力的反动。这种后观式评论定位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文学对亲情叙事的呼唤。
当然，以现在的眼光看来，《伤痕》中对人性与亲情的展示有很大局限性。事实上，在发表《伤痕》的同时，关于小说对人性和亲情表现不足、有悖常理的意见已经出现。时任《文汇报》总编辑马达在《(伤痕)发表前后》一文里回忆：
这篇小说总的说来写得还是流畅的，感人的，但有个别情节，如王晓华下乡后九年与家中不通音信。林彪自我爆炸后，小苏提出她母亲可能是受迫害的，而小王却一口回绝及至平反后，病重的母亲写信。渴求与女儿见面，小王起初犹豫不决——这些描写实在有悖常理和人情。但瑕不掩瑜，这并不影响整个作品的积极意义。
马达记忆中的阅读感受与《文汇报》不断要求卢新华修改的内容不同。当时对《伤痕》提出的修改要求仍然以政治正确为首要标准：比如“重点的是小说第一句说除夕的夜里，窗外‘墨一般漆黑’，有影射之嫌；故后来改成‘远的近的，红的白的，五彩缤纷的灯火在窗外时隐时现’，同时加一句：‘这已是1978年代的春天了’；又有车上‘一对回沪探亲的青年男女，一路上极兴奋地侃侃而谈’，亦修改成‘极兴奋地谈着工作和学习，谈着抓纲治国一年来的形势’；一直给王晓华以爱护和关心的‘大伯大娘’，则改成‘贫下中农’；而最后，因为据说感觉着太压抑，需要一些亮色和鼓舞人心的东西，于是又有了我笔下主人公最后‘朝着灯光通明的南京路大踏步走去”’。阅读感受和实际修改内容之间的差异体现了藏匿在阶级观念背后的政治正确性思维依然凌驾于刚刚苏醒的血缘亲情。
值得一提的是卢新华在《(伤痕)得以问世的几个特别的因缘》中提到的细节：
因为赵丹先生打算拍《伤痕》，我与他们一家人也就相熟了。有一天，赵进忽然有些神秘兮兮地对我说：“你知道是谁决定发表《伤痕》的吗?”我有些懵懂，他于是说：“我和洪泽的女儿是同学，有一天她亲口对我说，‘知道吗?《伤痕》是我发表的。’我问她怎么回事，她就说她有一天回家，她父亲坐在外面阳台的藤椅上读报，见她回来，马上招呼她：‘快过来，《文汇报》送来篇小说要我批示，你帮我看看，要是好的话，我就签了。’她忙接过来，一口气读完，结果大哭，就抱住她爸爸的脖子，说，‘爸，发表，要发表!这样好的小说
这个关于发表的小插曲是没有被证实的，但卢新华主观上的相信却显示出他对《伤痕》之所以获得成功的判断正是基于小说中亲情、人性的展露。事实上，现实生活中父女间的亲密小细节进一步证明了小说使用的亲情元素成为其获得认同的关键。
《伤痕》和《班主任》获得了1978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时隔六年，史铁生的《奶奶的星星》获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其内容也是对亲情的重新叙述。
二
史铁生《奶奶的星星》讲述了奶奶晚年的生活。这篇以奶奶命名的文章并非单纯的在追忆奶奶，它融合了史铁生对自己幼年的回忆，以及对“”的思考。写作素材的复杂使这个文本在显现亲情复归倾向的同时，也展现出血缘与阶级的冲突。文章开头营造出很温馨的氛围：奶奶的催眠曲，祖孙间的默契，还有奶奶关于星星的故事。轻松的气氛完结在“我”看到奶奶被裹过的变形的脚，奶奶说着“你们现在赶上了好时候”。这句暗含今非昔比的羡慕话语在文中多次出现，此外，奶奶还反复诉说“嫁到你们老史家就没有享过福”。口头禅似的两句话不断重复出现在文中，成为一条向读者揭示奶奶是地主这个谜底的线索。史铁生用孩童的语气描述了这个秘密被揭露的时刻：正调侃奶奶知道上学的滋味不好了吧，便模糊听到奶奶竟然是地主，奶奶的上课原来是改造。祖孙间的默契在同一时刻呈现，也在
史铁生在文本临近结尾的地方强调：“现在毕竟不是过去了。现在，在任何场合，我都敢于承认：我是奶奶带大的，我爱她，我忘不了她。而且她实在是爱这新社会的。”史铁生如此表明立场是因为“我”在得知奶奶为地主后竟然产生了羞愧自己是被奶奶带大的情感，甚至在奶奶试图让“我”帮她讲解“学习班”里不懂的内容时，“我”竟然像一个陌生人般认为奶奶的出生问题使学习也成为无用。养育之恩的冷漠对待、血缘亲情的牵绊不在，这是阶级情压倒血缘情的逻辑，这是反常的社会意识形态对人性的压迫。但史铁生对此的反思却停留在“我”忽视了奶奶是爱这个新社会的，“我”错怪了一个立场正确的老人。以此重新解读《奶奶的星星》便可理解在文本后期奶奶形象被牺牲的原因，也可以重新阐释为什么在阅读过程中，温情的叙事与描写会被阶级式的话语痕迹打断。如果与同样回忆式手法创作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相比较，《奶奶的星星》一文中不和谐的政治语言更加明显。前者以“我”的知青生活为内容，行文充满了淡淡的怀旧气息，细腻展现当地风俗和人情，文字一气呵成，甚至对破老汉和亮亮妈的暗度陈仓也从人道和常情的角度出发，而非以道德、阶级等正统概念统摄。究其原因，《奶奶的星星》中关于血缘情与阶级情的叙述是过去30年文学不断规训，界定和重新塑造的重点内容。文中还不断强调奶奶如何渴望工作，如何积极融入社会，特别提到奶奶对祥林嫂捐门槛之后仍然不得解脱的悲痛之情。这些都在强调奶奶的政治合法性，只是这些努力在出身论的冲击下变得不堪一击。史铁生对谁之罪的追思可以用文中这样一句话来解释：
我已经二十出头了。我懂得了什么是历史。很多事情并非是因为人怎么坏，而是因为人类还没有弄明白那些事情为什么是坏。
相对于《伤痕》、《班主任》将谁之罪直接指向“”，史铁生对于罪的反思有了更广阔深远的思考。
史铁生的创作一直怀着温情与温暖，他对世界的看法是悲悯的。而在《奶奶的星星》这个充满亲情气息的文本里，史铁生在血缘与阶级的天平中到底还是偏向了阶级。
三
史铁生曾对王尧提到：“说到作家，我觉得韩少功总是能给我们一些启发。比如他的新作《暗示》，说到在我们平时的话语中暗藏的东西，或不经意而流失了的东西，
可能恰恰是我们要重视的东西，是写作应该特别关注的。对此我有同感。”(《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1期)史铁生创作于1979的《墙》、1980年再次发表并更名为《兄弟》的小说，与韩少功发表于2000年的《兄弟》巧合地呼应了史铁生对韩少功的印象。两篇《兄弟》都掺杂了刑事因素，都对兄弟之情作了阐发，而两篇作品的旨归又有着很大的区别。这其中的不同，既显示出韩少功挖掘了在史铁生同名文本中暗藏的东西，也呈现了血缘与阶级的纠缠随着时间的变迁以及社会的变化进行了怎样的改变。
史铁生的《兄弟》写作于1979年，史铁生原初的创作意图是在探讨家庭出身与人生发展的联系。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家庭出身更多的是指人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而非政治地位。《墙》的命题正是契合这个主旨。不过文中着力最多的是对两兄弟之间情感的描写，这是后期改名的原因。
韩少功《兄弟》讲述的时间范围是“”前后，文中表现的素材与此前《奶奶的星星》、《伤痕》等作品既有相同的地方：比如阶级身份不同的境遇区分。不同于《伤痕》明显的对贫下中农的重视和《奶奶的星星》里对工人阶级的怜悯，韩少功的“我”直接表示了对工人阶级的否定：“我是遵照父亲的教导来工人阶级家庭学习的，可我除了钦佩汉国那些标语口号，找来找去没有找到更多的优秀事迹，倒是常常在骂声中感到不安和害怕”；比如也有上山下乡的叙述，但不同于《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伤痕》对当地居民的暖情回忆，韩少功的“我”被吸引的是知青朋友间的城市生活经验在乡村的再现。当然本论列举这部作品的原因不在于韩少功对此前概念的反驳或颠覆，而在于《兄弟》中所涉及的其他作品没有涉及的素材。韩少功《兄弟》的主体讲述了一个反革命案件的定罪和平反。看似重合了史铁生《兄弟》的写作素材，但韩少功没有阐述单纯的表现生死诀别的兄弟情，而是转而叙述法律之下的血缘亲情如何协调、平衡。
被误判为反革命的弟弟汉民是被父亲押送局的。这个最适合政治阶级论的情节却没有充斥铺天盖地的政治术语，相反，哥哥汉军与局副局长的谈话里充满对血缘的尊重与承诺：不仅汉军思虑的重点是如何让弟弟脱罪，或者至少能够被和善对待，连局副局长也会保证“我怎样对待我的小孩，也会怎样对待你家的小孩!你母亲就放心吧”。而最后定义为革命烈士的弟弟汉民脱去传统的六亲不认，在临刑时表现出对亲人的怀念与渴望。
如果故事停留在这里，《兄弟》仍只是一个祛除了“”语言的文本。但是韩少功继续向前推进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许多冤案得到了平反，叙事中的人物自然而然想到帮罗家翻案。当时如此捍卫弟弟汉民生命的汉军却拒绝翻案。而这也源自亲情的守护：“汉军说的对，如果儿子是个罪犯，他父亲可以说是大义灭亲，还可能心安理得聊度晚年；如果说儿子是个英雄，他父亲就成了双手沾满亲子鲜血的凶手，至少也是凶手的同谋，将被押上新的审判台。”汉军不贪图荣誉和慰问金，而是认真守护自己的父亲。即使在父亲得知真相后精神失常，不断在大街贴小字报，汉军仍用自己不多的工资交付父亲的罚款，只为让父亲能够过得好受一点。作为对比的是大哥汉国，这个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范本青年在“”结束后只为自己而生存，还将弟弟汉民的死作为赚取钱财和名誉的工具。从韩少功的叙述里，我们能够感知其对汉军的认同，而汉军的形象也是韩少功对血缘情与阶级情的一个回答：亲情应该是怎样的。事实上，韩少功设立在亲情对立面的不再是阶级政治，而是法律和利益诱惑。四
韩少功的《兄弟》检测设了我们应当有怎样的亲情观，而严歌苓创作于2004年的《老人鱼》比韩少功走得更远。
《老人鱼》讲述了“”时期一对祖孙的小故事。一个被定义为反革命的老人和一个最终离开老人的孙女。类似史铁生《奶奶的星星》，外公和小孙女穗子一开始拥有无人能及的亲密无间和默契，外公对穗子的宠溺之情表现在给穗子的食物和从来不让穗子受委屈的行动，虽然老人的手法是用自己的革命英雄身份压制对方，这给穗子带来一点尴尬。严歌苓的行文里也有一个线索和谜底，线索是“不要你做我家长”的谶语，而谜底是外公原来是家里的外人，和穗子一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这个故事的大框架已经构成了对血缘与阶级的解构：血缘关系的缺席使阶级与血缘的对抗缺失了基础。事实上，“”带来的灾难也不似《奶奶的星星》中奶奶形象的缺失，而是体现在灾难引发的家庭关系崩溃。起因是外公失去了补贴，穗子向父母求助，而父母为了真正说服穗子回到自己身边，告诉了穗子外公不是亲外公的秘
《老人鱼》的结尾用客观的笔调描写穗子离开外公去往城里生活，从此没有回去看望过外公。甚至在得知外公打着穗子的旗号希望挣得较好的生活后，放弃了去看望已患骨癌的外公的念头。冷静笔调的背后其实是穗子深刻的忏悔，正如归有光在《项脊轩志》结尾用庭前树的亭亭如盖表达对妻子的思念一样。只能如此才能解释在行文里忏悔自己小时候对外公的残忍，懊悔自己常常用“不要你做我的亲人”气外公，也常常懊恼外公的文盲和性格导致这个变故的发生。
严歌苓在《老人鱼》里将变故的思考归结为外公自己的性格导致，亦如她对扳倒外公的反革命头头的评价：“那位头头是个狡黠的人物……他本来就是个疑心很重的人，生而逢时，遇上了一个疑心的大时代。”外界只是一个触因，而内在的契合引发不可预测的变故。严歌苓对谁之罪的思考引向了对自身的反思。
韩少功的《兄弟》已将血缘和政治的对立转换为法律和血缘的冲突，而《老人鱼》则回到了生存的层面。文学中的世俗人性情感越来越显示出了充沛的感染力和重要件。
【注释】
①马达：《(伤痕)发表前后》，载《湖北档案》2005年Z1期。
②卢新华：《<伤痕>得以问世的几个特别的因缘》，载《天涯》2008年第5期。
(刘熹，南京市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生。本文获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资助，项目批准号：10JZD0010)
一
卢新华的《伤痕》发表于1978年8月，与此前刘心武的《班主任》共同引发了一个文学创作潮流：“伤痕文学”。为什么率先发表的文章并没有成为一个文学潮流的命名呢?或者说，在相似的题材里，为什么会选择《伤痕》作为命名呢?难道只是因为“伤痕”一词比较适合作为一个文学潮流的名称吗?其实这其中的细微选择显示了文学创作的一种倾向，即对亲情的重新叙述和对血缘与阶级关系的重新思考。
作为“伤痕文学”发轫之作的《班主任》从教育角度出发，借用三个学生的不同思想状态叙述了“”及文化大革命对青少年的影响。而《伤痕》讲述了女儿与母亲间无法弥补的遗憾，以此反映“”在情感上对人的伤害。观之对“伤痕文学”的评论，往往提到《班主任》遗憾之处是仍旧用“”话语批判“”，而对比《伤痕》，因为小说从亲情这个视角出发，呈现了人物情感上的伤害，所以展现了对“”更有力的反思，也是对“”文学的更有力的反动。这种后观式评论定位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文学对亲情叙事的呼唤。
当然，以现在的眼光看来，《伤痕》中对人性与亲情的展示有很大局限性。事实上，在发表《伤痕》的同时，关于小说对人性和亲情表现不足、有悖常理的意见已经出现。时任《文汇报》总编辑马达在《(伤痕)发表前后》一文里回忆：
这篇小说总的说来写得还是流畅的，感人的，但有个别情节，如王晓华下乡后九年与家中不通音信。林彪自我爆炸后，小苏提出她母亲可能是受迫害的，而小王却一口回绝及至平反后，病重的母亲写信。渴求与女儿见面，小王起初犹豫不决——这些描写实在有悖常理和人情。但瑕不掩瑜，这并不影响整个作品的积极意义。
马达记忆中的阅读感受与《文汇报》不断要求卢新华修改的内容不同。当时对《伤痕》提出的修改要求仍然以政治正确为首要标准：比如“重点的是小说第一句说除夕的夜里，窗外‘墨一般漆黑’，有影射之嫌；故后来改成‘远的近的，红的白的，五彩缤纷的灯火在窗外时隐时现’，同时加一句：‘这已是1978年代的春天了’；又有车上‘一对回沪探亲的青年男女，一路上极兴奋地侃侃而谈’，亦修改成‘极兴奋地谈着工作和学习，谈着抓纲治国一年来的形势’；一直给王晓华以爱护和关心的‘大伯大娘’，则改成‘贫下中农’；而最后，因为据说感觉着太压抑，需要一些亮色和鼓舞人心的东西，于是又有了我笔下主人公最后‘朝着灯光通明的南京路大踏步走去”’。阅读感受和实际修改内容之间的差异体现了藏匿在阶级观念背后的政治正确性思维依然凌驾于刚刚苏醒的血缘亲情。
值得一提的是卢新华在《(伤痕)得以问世的几个特别的因缘》中提到的细节：
因为赵丹先生打算拍《伤痕》，我与他们一家人也就相熟了。有一天，赵进忽然有些神秘兮兮地对我说：“你知道是谁决定发表《伤痕》的吗?”我有些懵懂，他于是说：“我和洪泽的女儿是同学，有一天她亲口对我说，‘知道吗?《伤痕》是我发表的。’我问她怎么回事，她就说她有一天回家，她父亲坐在外面阳台的藤椅上读报，见她回来，马上招呼她：‘快过来，《文汇报》送来篇小说要我批示，你帮我看看，要是好的话，我就签了。’她忙接过来，一口气读完，结果大哭，就抱住她爸爸的脖子，说，‘爸，发表，要发表!这样好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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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发表!“可这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的呦，你不怕再受连累?’她爸爸就和她开玩笑。‘不怕，你不发表我就和你断绝父女关系!’她也撒起娇。‘那——我就签了?’她爸于是说。‘签，快签，现在就签!’她说，一把抓住她爸拿笔的手。就这样，《伤痕》很快见报了。”这是一个未经多方证实的故事，然而我还是很相信它的真实性。我也不怀疑，像洪泽这样在“”中受过许多迫害的老干部，读《伤痕》一定感同身受，情感上也一定支持发表，只不过女儿读后的强烈反应更进一步坚定他的决心罢了。所以，马达先生送呈洪泽批示，洪泽先生倾听女儿的意见，其实都是在内心已有一种强烈的倾向性意见后，为了心里觉得更踏实些，故向最亲近的人们寻求一种精神或情感方面的支持与鼓励。这个关于发表的小插曲是没有被证实的，但卢新华主观上的相信却显示出他对《伤痕》之所以获得成功的判断正是基于小说中亲情、人性的展露。事实上，现实生活中父女间的亲密小细节进一步证明了小说使用的亲情元素成为其获得认同的关键。
《伤痕》和《班主任》获得了1978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时隔六年，史铁生的《奶奶的星星》获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其内容也是对亲情的重新叙述。
二
史铁生《奶奶的星星》讲述了奶奶晚年的生活。这篇以奶奶命名的文章并非单纯的在追忆奶奶，它融合了史铁生对自己幼年的回忆，以及对“”的思考。写作素材的复杂使这个文本在显现亲情复归倾向的同时，也展现出血缘与阶级的冲突。文章开头营造出很温馨的氛围：奶奶的催眠曲，祖孙间的默契，还有奶奶关于星星的故事。轻松的气氛完结在“我”看到奶奶被裹过的变形的脚，奶奶说着“你们现在赶上了好时候”。这句暗含今非昔比的羡慕话语在文中多次出现，此外，奶奶还反复诉说“嫁到你们老史家就没有享过福”。口头禅似的两句话不断重复出现在文中，成为一条向读者揭示奶奶是地主这个谜底的线索。史铁生用孩童的语气描述了这个秘密被揭露的时刻：正调侃奶奶知道上学的滋味不好了吧，便模糊听到奶奶竟然是地主，奶奶的上课原来是改造。祖孙间的默契在同一时刻呈现，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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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刻瓦解。巧合的是，此后的叙述时间进入“”，而奶奶也淡出叙述者视野，直到1971年，奶奶从乡下回京。回归后的奶奶形象已经不是那个呈现祖孙之间特有默契与温情的奶奶，而成为一个“”受害者的符号。史铁生在文本临近结尾的地方强调：“现在毕竟不是过去了。现在，在任何场合，我都敢于承认：我是奶奶带大的，我爱她，我忘不了她。而且她实在是爱这新社会的。”史铁生如此表明立场是因为“我”在得知奶奶为地主后竟然产生了羞愧自己是被奶奶带大的情感，甚至在奶奶试图让“我”帮她讲解“学习班”里不懂的内容时，“我”竟然像一个陌生人般认为奶奶的出生问题使学习也成为无用。养育之恩的冷漠对待、血缘亲情的牵绊不在，这是阶级情压倒血缘情的逻辑，这是反常的社会意识形态对人性的压迫。但史铁生对此的反思却停留在“我”忽视了奶奶是爱这个新社会的，“我”错怪了一个立场正确的老人。以此重新解读《奶奶的星星》便可理解在文本后期奶奶形象被牺牲的原因，也可以重新阐释为什么在阅读过程中，温情的叙事与描写会被阶级式的话语痕迹打断。如果与同样回忆式手法创作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相比较，《奶奶的星星》一文中不和谐的政治语言更加明显。前者以“我”的知青生活为内容，行文充满了淡淡的怀旧气息，细腻展现当地风俗和人情，文字一气呵成，甚至对破老汉和亮亮妈的暗度陈仓也从人道和常情的角度出发，而非以道德、阶级等正统概念统摄。究其原因，《奶奶的星星》中关于血缘情与阶级情的叙述是过去30年文学不断规训，界定和重新塑造的重点内容。文中还不断强调奶奶如何渴望工作，如何积极融入社会，特别提到奶奶对祥林嫂捐门槛之后仍然不得解脱的悲痛之情。这些都在强调奶奶的政治合法性，只是这些努力在出身论的冲击下变得不堪一击。史铁生对谁之罪的追思可以用文中这样一句话来解释：
我已经二十出头了。我懂得了什么是历史。很多事情并非是因为人怎么坏，而是因为人类还没有弄明白那些事情为什么是坏。
相对于《伤痕》、《班主任》将谁之罪直接指向“”，史铁生对于罪的反思有了更广阔深远的思考。
史铁生的创作一直怀着温情与温暖，他对世界的看法是悲悯的。而在《奶奶的星星》这个充满亲情气息的文本里，史铁生在血缘与阶级的天平中到底还是偏向了阶级。
三
史铁生曾对王尧提到：“说到作家，我觉得韩少功总是能给我们一些启发。比如他的新作《暗示》，说到在我们平时的话语中暗藏的东西，或不经意而流失了的东西，
可能恰恰是我们要重视的东西，是写作应该特别关注的。对此我有同感。”(《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1期)史铁生创作于1979的《墙》、1980年再次发表并更名为《兄弟》的小说，与韩少功发表于2000年的《兄弟》巧合地呼应了史铁生对韩少功的印象。两篇《兄弟》都掺杂了刑事因素，都对兄弟之情作了阐发，而两篇作品的旨归又有着很大的区别。这其中的不同，既显示出韩少功挖掘了在史铁生同名文本中暗藏的东西，也呈现了血缘与阶级的纠缠随着时间的变迁以及社会的变化进行了怎样的改变。
史铁生的《兄弟》写作于1979年，史铁生原初的创作意图是在探讨家庭出身与人生发展的联系。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家庭出身更多的是指人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而非政治地位。《墙》的命题正是契合这个主旨。不过文中着力最多的是对两兄弟之间情感的描写，这是后期改名的原因。
韩少功《兄弟》讲述的时间范围是“”前后，文中表现的素材与此前《奶奶的星星》、《伤痕》等作品既有相同的地方：比如阶级身份不同的境遇区分。不同于《伤痕》明显的对贫下中农的重视和《奶奶的星星》里对工人阶级的怜悯，韩少功的“我”直接表示了对工人阶级的否定：“我是遵照父亲的教导来工人阶级家庭学习的，可我除了钦佩汉国那些标语口号，找来找去没有找到更多的优秀事迹，倒是常常在骂声中感到不安和害怕”；比如也有上山下乡的叙述，但不同于《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伤痕》对当地居民的暖情回忆，韩少功的“我”被吸引的是知青朋友间的城市生活经验在乡村的再现。当然本论列举这部作品的原因不在于韩少功对此前概念的反驳或颠覆，而在于《兄弟》中所涉及的其他作品没有涉及的素材。韩少功《兄弟》的主体讲述了一个反革命案件的定罪和平反。看似重合了史铁生《兄弟》的写作素材，但韩少功没有阐述单纯的表现生死诀别的兄弟情，而是转而叙述法律之下的血缘亲情如何协调、平衡。
被误判为反革命的弟弟汉民是被父亲押送局的。这个最适合政治阶级论的情节却没有充斥铺天盖地的政治术语，相反，哥哥汉军与局副局长的谈话里充满对血缘的尊重与承诺：不仅汉军思虑的重点是如何让弟弟脱罪，或者至少能够被和善对待，连局副局长也会保证“我怎样对待我的小孩，也会怎样对待你家的小孩!你母亲就放心吧”。而最后定义为革命烈士的弟弟汉民脱去传统的六亲不认，在临刑时表现出对亲人的怀念与渴望。
如果故事停留在这里，《兄弟》仍只是一个祛除了“”语言的文本。但是韩少功继续向前推进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许多冤案得到了平反，叙事中的人物自然而然想到帮罗家翻案。当时如此捍卫弟弟汉民生命的汉军却拒绝翻案。而这也源自亲情的守护：“汉军说的对，如果儿子是个罪犯，他父亲可以说是大义灭亲，还可能心安理得聊度晚年；如果说儿子是个英雄，他父亲就成了双手沾满亲子鲜血的凶手，至少也是凶手的同谋，将被押上新的审判台。”汉军不贪图荣誉和慰问金，而是认真守护自己的父亲。即使在父亲得知真相后精神失常，不断在大街贴小字报，汉军仍用自己不多的工资交付父亲的罚款，只为让父亲能够过得好受一点。作为对比的是大哥汉国，这个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范本青年在“”结束后只为自己而生存，还将弟弟汉民的死作为赚取钱财和名誉的工具。从韩少功的叙述里，我们能够感知其对汉军的认同，而汉军的形象也是韩少功对血缘情与阶级情的一个回答：亲情应该是怎样的。事实上，韩少功设立在亲情对立面的不再是阶级政治，而是法律和利益诱惑。四
韩少功的《兄弟》检测设了我们应当有怎样的亲情观，而严歌苓创作于2004年的《老人鱼》比韩少功走得更远。
《老人鱼》讲述了“”时期一对祖孙的小故事。一个被定义为反革命的老人和一个最终离开老人的孙女。类似史铁生《奶奶的星星》，外公和小孙女穗子一开始拥有无人能及的亲密无间和默契，外公对穗子的宠溺之情表现在给穗子的食物和从来不让穗子受委屈的行动，虽然老人的手法是用自己的革命英雄身份压制对方，这给穗子带来一点尴尬。严歌苓的行文里也有一个线索和谜底，线索是“不要你做我家长”的谶语，而谜底是外公原来是家里的外人，和穗子一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这个故事的大框架已经构成了对血缘与阶级的解构：血缘关系的缺席使阶级与血缘的对抗缺失了基础。事实上，“”带来的灾难也不似《奶奶的星星》中奶奶形象的缺失，而是体现在灾难引发的家庭关系崩溃。起因是外公失去了补贴，穗子向父母求助，而父母为了真正说服穗子回到自己身边，告诉了穗子外公不是亲外公的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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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外公的确不及母亲、父亲高雅，这认识让穗子心碎……就在这个时候，母亲明确告诉穗子，外公是一个外人。”血缘性的丧失比政治地位的失去更让穗子心痛。在离开之前，穗子和外公用食物表达着互相的牵挂，而正如穗子母亲认为的，“拿吃来寄托和表现情谊，就证明吃的重要，亦就同时证明吃的难受”。对于吃的强调，解释了穗子决定离开的原因：是本能的对没有食物的恐惧和孩童式的解决办法。这一点相比史铁生《奶奶的星星》又是进一步地脱离了血缘政治的纠缠。《老人鱼》的结尾用客观的笔调描写穗子离开外公去往城里生活，从此没有回去看望过外公。甚至在得知外公打着穗子的旗号希望挣得较好的生活后，放弃了去看望已患骨癌的外公的念头。冷静笔调的背后其实是穗子深刻的忏悔，正如归有光在《项脊轩志》结尾用庭前树的亭亭如盖表达对妻子的思念一样。只能如此才能解释在行文里忏悔自己小时候对外公的残忍，懊悔自己常常用“不要你做我的亲人”气外公，也常常懊恼外公的文盲和性格导致这个变故的发生。
严歌苓在《老人鱼》里将变故的思考归结为外公自己的性格导致，亦如她对扳倒外公的反革命头头的评价：“那位头头是个狡黠的人物……他本来就是个疑心很重的人，生而逢时，遇上了一个疑心的大时代。”外界只是一个触因，而内在的契合引发不可预测的变故。严歌苓对谁之罪的思考引向了对自身的反思。
韩少功的《兄弟》已将血缘和政治的对立转换为法律和血缘的冲突，而《老人鱼》则回到了生存的层面。文学中的世俗人性情感越来越显示出了充沛的感染力和重要件。
【注释】
①马达：《(伤痕)发表前后》，载《湖北档案》2005年Z1期。
②卢新华：《<伤痕>得以问世的几个特别的因缘》，载《天涯》2008年第5期。
(刘熹，南京市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生。本文获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资助，项目批准号：10JZD0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