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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谈成长财政成长和国家成长一体性

收藏本文 2024-01-17 点赞:31276 浏览:144204 作者:网友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要:财政汲取能力决定着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以不同财政收入形式为基础的财政制度决定现代国家的成长方式与路径,财政与国家是“一体成长”的。
关键词:财政汲取能力 国家成长 国家构建 一体性
财政是社会向国家提供物质资源支持的主渠道,财政转型是国家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成长的动因之

一、财政与国家是“一体成长”的。

一、汲取财政资源的能力是国家存在的重要基础

财政收入是国家收入的基本形式,充足的财政收入是维持国家运转的基础,是国家一切其他活动的基础。正如Orgarpnski和Kugler总结的那样:“税收是政府存在的确切标志。”

(一)在国家构建早期,财政资源关系国家生存

通过对西欧早期绝对主义国家的研究,吉登斯特别强调了财政资源对这些国家构建的意义,史实证明,离开了稳定可靠的资源保障,这些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他看来,(集权的)税收休制,与(受到保障的、集权的)法律秩序、(国家调控和认可的)货币制度这三个因素推动了现代国家的第一阶段(绝对主义国家)的巩固。

(二)在国家进入福利化阶段后,财政的意义更多地在于提高国民的生活福利和干预经济的运行

在现代社会,国家想要获得公民充分认可的“合法性”,就不得不重视国民生活福利水平的提高,就不得不为维护国民经济稳定运行进行宏观调控。正如詹姆斯·奥康纳所强调的:“我们的首要前提是,资本主义国家必须竭力完成两个基本的、常常是相互矛盾的任务——资本积累和合法化。它意味着:国家必须竭力维持或创造条件,使有利可图的资本积累成为可能。但是国家也必须竭力维持和创造社会和谐的条件。”

(三)对后发国家,财政汲取能力衡量了国家构建的成功程度

征税实际上是国家对居民实施的一项不受欢迎的政策,所以财政汲取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可衡量的是一个国家实施不受欢迎政策的能力。因此,若要衡量后发国家在国家构建方面的成功程度,财政汲取能力是一项重要的指标。Thies(2004)的研究表明,在撒哈拉以南、中东和北非国家,凡是财政汲取能力差的国家,国家构建和发展就严重受阻,凡是财政汲取能力强的国家,往往展现出很强的内外部竞争能力。王绍光(1998)认为,可以从国家汲取资源的能力、政府的合法化能力、强制能力、调控能力来考察国家的综合能力,而国家汲取资源的能力处于核心的地位。

二、财政制度决定了现代国家的成长方式与路径

以Rudolf Goldscheid和熊彼特为代表的财政社会学及其以后的财政社会契约论认为:经济组织、社会结构、精神文化乃至国家命运都深受财政收支的形式、数量和结构的影响。
(一)财政由单纯的土地收入向私人企业税收的转型蕴含着税收国家的兴起,标志着社会由集权专制向制度的迈进
Rudolf Goldscheid(1917) 研究了西方国家从中世纪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他发现在中世纪晚期,由于君主们之间

摘自:毕业论文标准格式www.udooo.com

的战争和君主与教会之间的斗争,使君主们个人财产收入逐渐变得不够使用。当君主不得不向臣民征税时,就不得不受纳税人的制约,社会从集权专制向制度迈进了一大步。
在熊彼特看来,税收不但是国家诞生的物质基础,而且是国家成长的推动力量。西欧近代史上发生的巨大转型的原因,马克思将其归结为资本主义的兴起,韦伯将其解释为理性官僚体制的出现,而熊彼特则认其根本原因是中世纪晚期这些国家由家财型国家向税收国家的转型,即在国家汲取财政收入的形式由靠土地等统治者个人财产的收益转向依靠私人经济的收入,即依靠经常性的税收收入。税收不但是筹集国家财政收入的工具,而且在税收的立法和管理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公共官僚机构,而这些官僚机构恰恰具有了独特的管理社会、推动社会发展变革的力量和动力。

(二)与其他收入类型的国家相比,税收国家更倾向于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代议制政府

熊彼特之后的研究者把税收视为征税者与负税者之间的一种社会契约。战争威胁下的国家只有获得足够的资源才能获胜,但只有压迫性税收(特别是在农业社会的背景下)不能获得生存,因为压迫性税收会导致强烈反抗从而导致收入不可靠。相反,基于纳税人同意的税收是一个更好的制度:成本低而可靠,征纳双方都能寻找对彼此有利的政策;代表纳税人的组织(代仪机构)会对收支活动进行有效监督减少浪费与腐败。统治者依赖于纳税人,就不得不关注公民的富裕程度。为了收税,统治者需要建立管理税收的机构,需要通过税收法律,以及为了赢得公众对税收的支持而创造政治参与的途径(如宫廷职位、地方行政职位、等级会议或者议会等等),这这些都是现国家构建的重要内容。税收可以推动代议制的发展,税收的形式与水平影响着现代国家的构建。

(三)不同的财政收入形式对国家制度和国家竞争力产生不同的影响

概括地说,财政收入形式对国家构的影响不同。当税收主要是来自于土地的农业税时,由于土地不能移动,农民逃税的可能性小,政府就倾向于采取压迫性策略而不会与纳税人谈判;当税收主要来自于流动资产时,由于逃税容易,政府就不得不采取与纳税人谈判的策略以获得他们的同意,与他们分享权力;当税收主要来自于进出口而非国内经济时,由于不需要建立复杂的财政机构,也不需要征得纳税人的认同,政府机构发育和制度建设就趋于停滞。税收的来源不同,收入的持久性也不同,对一国竞争力的影响就不同。
其次,公债形式的财政收入是塑造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的一种重要工具。这种贷款的能力是公债持有者、纳税人、立法机构三者之间利益重合、默契的结果,它立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因而也是国家构建和国家竞争力程度的反映。
再次,依靠自然地理优势收取租金作为主要的财政收人来源,对现代国家的构建不利。与主要靠征税为主要收入的国家相比,这些国家的国家机器与社会集团之间难以创造人群之中的共同体(民族)意识,也不能建立起对政府权力进行强有力约束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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