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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影《1942》讲述了1942年的一场大灾难。中国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此时河南大旱，千千万万的民众因为断粮，而外出逃荒。电影以两条线路展开：一是讲述国民党政府试图甩掉河南救灾这个大包袱；二是河南三百万民众的逃亡之路。冯小刚导演将重心集中于“逃荒”这条路线。电影中这条漫长而艰辛的生死路，不仅仅体现了三百万无辜民众的灾难与苦痛，更在点滴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孝”文化以及中国传统的信仰文化。
[关键词]电影；《1942》；文化；信仰
电影《1942》由刘震云编剧、冯小刚导演，历经十年创作完成。这一鸿篇大作讲述了1942年发生于河南的一场大荒灾。故事以两条主线展开。一条讲述了国民党政府对河南荒灾甩包袱的态度。此时，中国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弃民众于水火之中，对灾情采取欺瞒、不作为的态度，试图甩掉河南这个大包袱。另一条则展现了河南三百万民众的逃荒之路。逃荒路线，冯小刚导演主要采取的是以小见大的叙述方式。电影以由老东家一家以及瞎路一家所组成的小集体的命运发展为核心点，展示了河南三百万民众集体逃荒的恢弘场面。电影开场，老东家被刺猬所带的一群饱受饥荒之苦的贼人洗劫。由于害怕贼人再次席卷，东家选择将财务、细软都转移，暂时出去“躲灾”。路上遇到瞎鹿一家老小也出来逃荒，于是相约结伴而行。不料途中所带粮食、财物都被打败仗而撤回逃生的国民党军队抢夺一空，最终也踏上了“逃荒”之路。这漫长而艰辛的逃荒之路充斥着死亡与未知。一切都瞬息万变，没有谁知道下一秒谁能生，谁会死。同时这条艰辛的逃亡之路也有着不变的元素，即以中国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这种传统文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中国传统的“孝”文化以及中国传统的信仰文化。
在电影中，瞎鹿一家准备出门逃荒，在收拾东西时，瞎鹿让自己的孩子留保把祖宗牌位拿上。按照中国儒家的传统风俗习惯，父母死后子女都要在家中为其立牌位供奉，以表对父母的孝心。瞎鹿一家是因为家中已没有东西可吃而无奈选择出门逃荒求生。虽然他不知道这次逃荒要逃多久，但无论如何应该没有想过不回来。人在这个时候想到的通常是只带上家中贵重的东西及一路上的生活必需品，以减轻路途中的负担。而此时的瞎鹿却不忘了嘱咐孩子要带上祖宗的牌位。可见瞎鹿对祖宗牌位的重视程度。这一细节描述也正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孝悌文化：无论是父母健在，还是死后作为象征的牌位，子女们都要予以足够的重视。
逃荒一个月后，瞎鹿一家十天“水米没打牙了”，每天都靠吃柴火为生。母亲病重了，没人能知道母亲还能撑几天。于是瞎鹿在半夜时分将女儿卖给别人做童养媳，以换点粮食给母亲吃。但是最后被他媳妇花枝发现了而没能卖成。此时熟睡的灾民们都被惊醒了，原本就醒着的东家也起身了。东家对自家婆子说这场戏就是演给他们看的。善良的东家最后还是借给了瞎鹿一钵子小米。无论瞎鹿卖女儿是出于无奈真意而为之，还是只是为了演戏给老东家看，以博取同情。他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讨点粮食来，给身患重病已时日不多的母亲吃。在电影中，瞎鹿对于母亲的孝心并不仅仅表现于此。在逃荒途中灾民队伍遇到了被日军打败而撤回的国民党军队。国民党士兵大军与灾民队伍混成一团。可惜的是国民党军队不但不对灾民进行保护，反而丧心病狂地进行杀伤抢掠。日本战机更是不顾中国灾民，直接空投炸弹，一同轰炸国民党军队与灾民。一时间死亡笼罩着这片黑色的土地，弹如雨下，哀鸿遍野。这个时候的瞎鹿不是顾着自己逃亡，而是担心母亲是否安好，更嘱咐母亲不要动。等到国民党军队渐渐撤离了，日本的战机也渐渐远去了，幸存的灾民们无助地哭号着四处寻找自己最亲的人。刚从泥坑中爬起来的瞎鹿，不顾自己是否伤到，第一个念头是去看看母亲是否安然无恙。可惜不幸的是电影《1942》所展现的传统文化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母亲被杀害了。在这种临近死亡的极限环境下，所体现的是人的本性与本能。瞎鹿起身后，关心的不是自己，更不是自己两个孩子的安危，而是自己的母亲。导演在此处的情节设置无疑展示了瞎鹿纯粹的孝心。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孝”文化精髓的体现。
电影中，花枝在与栓柱一夜夫妻后，主动要求将自己卖出。她临走时，第一件事是将祖宗牌位交给孩子保留，并嘱咐孩子记住老家是延津。逃荒这么久，可以吃的全吃了，可是祖宗牌位仍然完好。瞎鹿一家对祖宗牌位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女儿卖了，媳妇也卖了之后，东家与栓柱在洛阳仍然找不到活路。于是他们还是决定继续往陕西走。为了不把用卖女儿、卖媳妇换来的粮食白白便宜了国民党政府官员，老东家与栓柱决定晚上随同灾民的大部队一同爬火车。在爬火车的过程中，又一次惊人地出现了祖宗的牌位。从出逃到抵达洛阳，从洛阳到准备夜爬火车去陕西，一路上饿死的饿死，打死的打死，甚至是到了卖人换粮食的地步，但祖宗的牌位自始至终都完好无损。这无疑是导演于细节处的精心安排。冯小刚导演在整部电影中借用祖宗牌位这一细节充分而又巧妙地展现了中国传统的“孝”文化。无论经历多么大的灾难，无论经历多么艰苦的历程，中华民族的“孝”是根深蒂固的，中华民族的寻根性是至死不灭的。
中国儒家学说对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前文中所提到的中华民族的“孝”文化，其形成也得益于两方面的作用：上级如何规范下级，下级如何服从上级，体现了上级对下级的压迫、强制和命令。[3]而这些正是中国历史中权威信仰的表现。人们顺从于上级的权威，在与权威的共生中，人们获得了一种内在的安全，觉得自己有所皈依，有所寄托。[4]导演冯小刚也在电影《1942》中展示了这一传统的中国信仰文化。
电影中，当老东家跟栓柱准备从洛阳去陕西时，老东家说：“我知道咋从一个穷人变成财主，不出十年大爷我还是东家……”栓柱回答说：“东家，到时候我还是给你当长工。”一句不经意的台词，却折射出了人物浓重的传统文化信仰。作为老东家的长工，在栓柱生活的世界里东家属于权威，给他提供衣食。直到老东家也同样成了穷人，栓柱仍然没有想着转变自己的地位。相反的，他仍旧想着继续做老东家的长工，继续依靠“权威”。电影中的这一片段，无疑很好地展现了中国传统的权威信仰。
在电影中，导演多次给予由好莱坞演员所饰演电影《1942》所展现的传统文化由优秀论文网站www.udooo.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的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以镜头。白修德一层层找到国民党官员述说灾情的严重性，却多次请求国民政府进行救灾无果。剧中的他一直疑惑旱灾何以让三百万的民众逃荒丧生。很明显导演不仅仅是想通过白修德这个外籍记者的视角反映国民党政对荒灾试图甩包袱的态度，同时他也想引出电影对于灾情各个方面理由的深思。正如白修德所认为的，三百万民众集体逃荒的理由不仅仅在于河南的旱灾。旱灾的确不至于夺走河南三百万民众的性命。冯小刚导演想阐述的是：这其中有自然灾害的因素；有国民党政府横征暴敛、试图甩包袱的因素；有日本人侵略战争的因素；同时也有当时的中国民众屈从于权威信仰的因素。河南饥荒，国民党不仅不对河南实行减税，反而横征暴敛。而当时的民众虽已经食不果腹，但仍旧屈从于所谓的“权威”，缴纳税粮不敢反抗。从某种作用上来讲，河南三百万灾民这种对权威的传统信仰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这场灾疫的恶化。电影中所展现的三万民众集体逃荒的恢弘场面，也从侧面反应了当时民众思想中的中国传统权威信仰文化。
三、结语
电影《1942》历经十年最终创作完成。这一史诗般的恢弘巨作给人们留下的心灵震撼难以名状。电影中所展现的河南三百万民众在饥荒下的哀号令人揪心，国民党政府的甩包袱行径令人切齿。但电影并非简单地讲述1942年的特殊历史，同时更深度挖掘了这个特殊时期的文化特点，于点滴中展现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特色：中国传统的“孝”文化以及中国传统的信仰文化。
[参考文献]
[1]杨凤霞.历史视域下的中华孝文化[J].绥化学院学报，2011（05）.
[2]史成志.儒家信仰文化缺陷之我见[J].理论学刊，2006（08）.
[3]刘超，郭永玉.孝文化与中国人人格形成的深层机制.[J]心理学探新，2009（05）.
[4]黄盛华.从哲学层面看信仰文化[J].长白学刊，1990（06）.
[作者简介]耿殿磊（1967—），男，山东淄博人，上海外国语大学2008级博士研究生，武汉科技大学国际学院教授，院长兼国际交流合作处处长。主要研究方向：英语国家文化、跨文化交际。杜亚琴（1985—），女，湖北武汉人，武汉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2010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关键词]电影；《1942》；文化；信仰
电影《1942》由刘震云编剧、冯小刚导演，历经十年创作完成。这一鸿篇大作讲述了1942年发生于河南的一场大荒灾。故事以两条主线展开。一条讲述了国民党政府对河南荒灾甩包袱的态度。此时，中国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弃民众于水火之中，对灾情采取欺瞒、不作为的态度，试图甩掉河南这个大包袱。另一条则展现了河南三百万民众的逃荒之路。逃荒路线，冯小刚导演主要采取的是以小见大的叙述方式。电影以由老东家一家以及瞎路一家所组成的小集体的命运发展为核心点，展示了河南三百万民众集体逃荒的恢弘场面。电影开场，老东家被刺猬所带的一群饱受饥荒之苦的贼人洗劫。由于害怕贼人再次席卷，东家选择将财务、细软都转移，暂时出去“躲灾”。路上遇到瞎鹿一家老小也出来逃荒，于是相约结伴而行。不料途中所带粮食、财物都被打败仗而撤回逃生的国民党军队抢夺一空，最终也踏上了“逃荒”之路。这漫长而艰辛的逃荒之路充斥着死亡与未知。一切都瞬息万变，没有谁知道下一秒谁能生，谁会死。同时这条艰辛的逃亡之路也有着不变的元素，即以中国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这种传统文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中国传统的“孝”文化以及中国传统的信仰文化。
一、中国传统“孝”文化的体现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孝”一直是中华民族的核心观念，首要的文化精神。[1]它经历了几千年漫长的历史沉淀，在中国人的思想行为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中国传统的孝文化可追溯至周朝时期，此时“孝”文化处于萌芽形成阶段。直至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在周礼的基础上对孝悌进行了系统的规约与阐述。孔子认为孝悌是一个人高尚道德行为的表现，子女应该无条件地向父母、祖辈行孝。受到几千年儒家思想熏陶的中国人民一直都秉承着“孝”的传统。“孝”的文化概念也在人们的思想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电影《1942》中，逃荒的难民们也同样体现了国人根深蒂固的孝悌意识。在电影中，瞎鹿一家准备出门逃荒，在收拾东西时，瞎鹿让自己的孩子留保把祖宗牌位拿上。按照中国儒家的传统风俗习惯，父母死后子女都要在家中为其立牌位供奉，以表对父母的孝心。瞎鹿一家是因为家中已没有东西可吃而无奈选择出门逃荒求生。虽然他不知道这次逃荒要逃多久，但无论如何应该没有想过不回来。人在这个时候想到的通常是只带上家中贵重的东西及一路上的生活必需品，以减轻路途中的负担。而此时的瞎鹿却不忘了嘱咐孩子要带上祖宗的牌位。可见瞎鹿对祖宗牌位的重视程度。这一细节描述也正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孝悌文化：无论是父母健在，还是死后作为象征的牌位，子女们都要予以足够的重视。
逃荒一个月后，瞎鹿一家十天“水米没打牙了”，每天都靠吃柴火为生。母亲病重了，没人能知道母亲还能撑几天。于是瞎鹿在半夜时分将女儿卖给别人做童养媳，以换点粮食给母亲吃。但是最后被他媳妇花枝发现了而没能卖成。此时熟睡的灾民们都被惊醒了，原本就醒着的东家也起身了。东家对自家婆子说这场戏就是演给他们看的。善良的东家最后还是借给了瞎鹿一钵子小米。无论瞎鹿卖女儿是出于无奈真意而为之，还是只是为了演戏给老东家看，以博取同情。他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讨点粮食来，给身患重病已时日不多的母亲吃。在电影中，瞎鹿对于母亲的孝心并不仅仅表现于此。在逃荒途中灾民队伍遇到了被日军打败而撤回的国民党军队。国民党士兵大军与灾民队伍混成一团。可惜的是国民党军队不但不对灾民进行保护，反而丧心病狂地进行杀伤抢掠。日本战机更是不顾中国灾民，直接空投炸弹，一同轰炸国民党军队与灾民。一时间死亡笼罩着这片黑色的土地，弹如雨下，哀鸿遍野。这个时候的瞎鹿不是顾着自己逃亡，而是担心母亲是否安好，更嘱咐母亲不要动。等到国民党军队渐渐撤离了，日本的战机也渐渐远去了，幸存的灾民们无助地哭号着四处寻找自己最亲的人。刚从泥坑中爬起来的瞎鹿，不顾自己是否伤到，第一个念头是去看看母亲是否安然无恙。可惜不幸的是电影《1942》所展现的传统文化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母亲被杀害了。在这种临近死亡的极限环境下，所体现的是人的本性与本能。瞎鹿起身后，关心的不是自己，更不是自己两个孩子的安危，而是自己的母亲。导演在此处的情节设置无疑展示了瞎鹿纯粹的孝心。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孝”文化精髓的体现。
电影中，花枝在与栓柱一夜夫妻后，主动要求将自己卖出。她临走时，第一件事是将祖宗牌位交给孩子保留，并嘱咐孩子记住老家是延津。逃荒这么久，可以吃的全吃了，可是祖宗牌位仍然完好。瞎鹿一家对祖宗牌位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女儿卖了，媳妇也卖了之后，东家与栓柱在洛阳仍然找不到活路。于是他们还是决定继续往陕西走。为了不把用卖女儿、卖媳妇换来的粮食白白便宜了国民党政府官员，老东家与栓柱决定晚上随同灾民的大部队一同爬火车。在爬火车的过程中，又一次惊人地出现了祖宗的牌位。从出逃到抵达洛阳，从洛阳到准备夜爬火车去陕西，一路上饿死的饿死，打死的打死，甚至是到了卖人换粮食的地步，但祖宗的牌位自始至终都完好无损。这无疑是导演于细节处的精心安排。冯小刚导演在整部电影中借用祖宗牌位这一细节充分而又巧妙地展现了中国传统的“孝”文化。无论经历多么大的灾难，无论经历多么艰苦的历程，中华民族的“孝”是根深蒂固的，中华民族的寻根性是至死不灭的。
二、对中国传统信仰文化的深思
电影中，导演特意安排了牧师安西满这一角色。安西满是一名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在老东家被土匪洗劫，安西满出来布道，他将老东家的被洗劫、人民的逃荒归咎于不信耶稣。长垣的东家老梁得了伤寒断气后，安西满找到瞎鹿拉弦子，给东家老梁做弥撒。在做弥撒过程中，他将东家老梁的死也同样归结于不信耶稣。最后，当他看到日军炮弹从天而降，连无辜的孩童都难逃一死时，他的信仰也开始动摇了。很多观影者对于冯小刚导演的这一角色安排不太理解，甚至觉得牧师安西满只是电影中无关紧要的插曲。而事实并非如此。导演正是以安西满耶稣教传教士这一角色为出发点，来展开电影对于中国信仰文化的深思。这种信仰就是中国人民对儒家文化的精神信仰。儒家信仰是以追求一种精神不死为宗旨，这种精神不朽的思想使得中国人民有着强烈的历史感，对历史特别重视。[2]于是中国人对祖先以及子孙的延续尤为重视。在电影中导演精心安排的牌位由始至终都完好无损。这一细节点在反映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人对于祖宗的历史信仰。电影中，瞎鹿半夜起来卖女儿，人贩子嫌弃女儿太小，想要写走他儿子。此时瞎鹿说：“还指着他传香火呢。”虽然想卖孩子给母亲换点粮食、尽孝心，但瞎鹿并没有忘记延续香火同样重要。这也正展现了瞎鹿意识中的传统儒家信仰文化。中国儒家学说对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前文中所提到的中华民族的“孝”文化，其形成也得益于两方面的作用：上级如何规范下级，下级如何服从上级，体现了上级对下级的压迫、强制和命令。[3]而这些正是中国历史中权威信仰的表现。人们顺从于上级的权威，在与权威的共生中，人们获得了一种内在的安全，觉得自己有所皈依，有所寄托。[4]导演冯小刚也在电影《1942》中展示了这一传统的中国信仰文化。
电影中，当老东家跟栓柱准备从洛阳去陕西时，老东家说：“我知道咋从一个穷人变成财主，不出十年大爷我还是东家……”栓柱回答说：“东家，到时候我还是给你当长工。”一句不经意的台词，却折射出了人物浓重的传统文化信仰。作为老东家的长工，在栓柱生活的世界里东家属于权威，给他提供衣食。直到老东家也同样成了穷人，栓柱仍然没有想着转变自己的地位。相反的，他仍旧想着继续做老东家的长工，继续依靠“权威”。电影中的这一片段，无疑很好地展现了中国传统的权威信仰。
在电影中，导演多次给予由好莱坞演员所饰演电影《1942》所展现的传统文化由优秀论文网站www.udooo.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的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以镜头。白修德一层层找到国民党官员述说灾情的严重性，却多次请求国民政府进行救灾无果。剧中的他一直疑惑旱灾何以让三百万的民众逃荒丧生。很明显导演不仅仅是想通过白修德这个外籍记者的视角反映国民党政对荒灾试图甩包袱的态度，同时他也想引出电影对于灾情各个方面理由的深思。正如白修德所认为的，三百万民众集体逃荒的理由不仅仅在于河南的旱灾。旱灾的确不至于夺走河南三百万民众的性命。冯小刚导演想阐述的是：这其中有自然灾害的因素；有国民党政府横征暴敛、试图甩包袱的因素；有日本人侵略战争的因素；同时也有当时的中国民众屈从于权威信仰的因素。河南饥荒，国民党不仅不对河南实行减税，反而横征暴敛。而当时的民众虽已经食不果腹，但仍旧屈从于所谓的“权威”，缴纳税粮不敢反抗。从某种作用上来讲，河南三百万灾民这种对权威的传统信仰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这场灾疫的恶化。电影中所展现的三万民众集体逃荒的恢弘场面，也从侧面反应了当时民众思想中的中国传统权威信仰文化。
三、结语
电影《1942》历经十年最终创作完成。这一史诗般的恢弘巨作给人们留下的心灵震撼难以名状。电影中所展现的河南三百万民众在饥荒下的哀号令人揪心，国民党政府的甩包袱行径令人切齿。但电影并非简单地讲述1942年的特殊历史，同时更深度挖掘了这个特殊时期的文化特点，于点滴中展现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特色：中国传统的“孝”文化以及中国传统的信仰文化。
[参考文献]
[1]杨凤霞.历史视域下的中华孝文化[J].绥化学院学报，2011（05）.
[2]史成志.儒家信仰文化缺陷之我见[J].理论学刊，2006（08）.
[3]刘超，郭永玉.孝文化与中国人人格形成的深层机制.[J]心理学探新，2009（05）.
[4]黄盛华.从哲学层面看信仰文化[J].长白学刊，1990（06）.
[作者简介]耿殿磊（1967—），男，山东淄博人，上海外国语大学2008级博士研究生，武汉科技大学国际学院教授，院长兼国际交流合作处处长。主要研究方向：英语国家文化、跨文化交际。杜亚琴（1985—），女，湖北武汉人，武汉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2010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