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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力发挥出版业在国家文化中心建设中战略引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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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作为国家文化中心的区域格局定位,应该是一个以“定位准确、功能齐全、布局合理、多元共生”为特点,以文化区、金融区、行政区、居住区为主体的“四位一体”国家文化中心。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大力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历史发展的必定和大国崛起的要求。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理由的决定》,更是把文化的发展繁荣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提出要进一步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对于首都北京的文化建设,该《决定》明确提出要“发挥首都全国文化中心示范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北京市委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理由的决定》指出,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核心,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进入“十二五”时期,北京市委市政府提出,北京市在发挥国家文化中心职能、加强文化建设上要大有作为,要以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双轮驱动”首都城市的科学发展。2011年12月,北京市委颁发了《关于发挥文化中心作用 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的意见》,提出要把北京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的战略目标。它在更高的层次上要求,北京的城市职能必须从地域战略升级至国家战略,对其现有的功能区域结构予以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因此,建设国家文化中心是北京作为首都的一个重大战略选择,也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项重要文化举措。
国家文化中心不仅是一个城市功能的文化象征和文化符号,还强烈地彰显了一个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经历过100多年前的工业化浪潮和今天的全球化浪潮,纽约、、伦敦等不仅建设成为一个个超级国际大都市,还逐渐成为国家文化中心。作为本国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品牌中心,它们成为城市集群的翘楚、联通世界的纽带;作为本国的国家文化中心,它们在国际文化格局中居主导地位,整合全球文化资源,引领全球文化发展潮流,成为全球文化创新的火车头,所彰显的文化软实力具有标志性作用和全球性影响。具体而言,它们作为一个国家文化中心,能够产生五种明显效应:一是整合效应,最大限度地整合最优质的文化资源和智力资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二是聚集效应,有效吸引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三是增值效应,大幅度提高产业增值能力,实现利润最大化;四是辐射效应,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形成新兴产业链条,大力发挥出版业在国家文化中心建设中的战略引擎意义由优秀论文网站www.udooo.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催生更多的市场主体,推动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升级;五是放大效应,大幅度提高一个国家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和历史文化名城,有着非常丰厚的文化资源和文化底蕴,呈现出皇城文化与民俗文化并存、传统古都文化与现代多元文化同在的独特文化景观。在文化体制改革启动以来,北京的文化产业一直走在全国最前列,不仅形成了30多个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而且占GDP的生产总值比重从“十一五”初的9.7%提高到了“十二五”末的12% ,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尤其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后,北京的国际知名度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北京的城市功能区也正在经历显著的调整和升级,城市功能区的空间结构变得更加复杂。但是,与纽约、伦敦、巴黎等世界发达国家的文化之都相比,北京在建设国家文化中心的过程中,还面对着一些制度性约束和市场性约束,特别是国家文化中心的区域格局还不够清晰、功能定位还不够明晰,大型文化产业集群尚未形成。
北京作为国家文化中心的区域格局定位,应该是一个以“定位准确、功能齐全、布局合理、多元共生”为特点,以文化区、金融区、行政区、居住区为主体的“四位一体”的国家文化中心。其中,文化区的建设包括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影视剧院等在内的一体化建设。在这个作用上建设的国家文化中心,不仅对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经济作用,而且对打破西方文化和主流价值观的垄断局面,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核心价值观也具有重要文化作用。随之而来的便是,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的“北京模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严隽琪语)有可能成为现实。

出版业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先锋军和主力军,近十多年来取得了十分显著的发展成就,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构大国文化形象、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在国家文化中心建设中,出版业特别是北京的出版业不仅与其有着密切关联,还完全可以充当先锋军、主力军,发挥战略引擎作用。从历史和现实条件来看,北京作为出版业建设国家文化中心具有四个雄厚的基础:
第一,集聚了丰厚的文化资源。北京是全国出版业最集中的城市。在我国580家图书出版社中,237家地处北京,约占全国总数的42%,而且占据了全国图书市场近40%的市场份额。北京汇集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荣宝斋、外研社、科学出版社和北京出版集团等一批著名出版品牌及其拥有的雄厚作者资源和市场资源。文化体制改革以来,国际著名出版传媒集团如新闻集团、麦格劳希尔、培生集团等纷纷抢滩北京,设立中国区总部或分支机构。全国各地大的出版发行集团也纷纷在北京建立分支机构,如长江文艺出版社成立北京图书中心,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成立世纪文景图书公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成立北京贝贝特公司。山东世纪天鸿、新经典、磨铁等一大批民营文化公司也在北京落户,做得风生水起。目前,北京图书出版发行企业有近1万家,年销售收入约200亿元。
第二,集聚了优秀的人才资源。近年来,北京作为全国出版人才高地的聚合效应已经显现。有关数据表明,北京汇集了全国四分之一的出版人才,从业人员总数已达到36万人,其中新闻采编人员11.7万人、出版编辑人员6.2万人、印刷复制人员10.2万人、出版物发行人员8.4万人。从文化结构来看,研究生、博士生占5%。大学本科学历占23%,大专学历占25%,高中(中专)学历占39%,初中以下的学历占8%。随着北京的人才政策逐步完善,随着境内外新闻出版企业不断进军北京,北京的出版人才队伍还将不断壮大。第三,决定着国家文化发展的走向。北京既是出版的高地,也是文化的高地。北京出版业的发展情况对全国文化的总体走向具有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作用,是全国出版界的风向标,也是全国文化的风向标。据北京市统计局统计,截至2011年11月底,北京地区新闻出版业年度收入达到619.3亿元,同比增长12.3%,资产总额达到1196.5亿元,同比增长1

3.1%。新闻出版行业收入总额在全市文化创意产业9大领域中排名第四位。

第四,影响着国家文化形象建构。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主力军是出版业,出版业走出去的主力军是北京出版业。无论是中国出版集团,还是中国国际出版集团,还是一些著名的单体出版社,都承担着国家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力的重要使命,而且“走出去”的产品占了全国的一半以上。无论是《于丹〈论语〉心得》中儒家文化的现代诠释,还是《狼图腾》中以动物图腾面貌呈现的商业竞争文化,都在海外构建着当代中国的国家文化形象;无论是林毅夫、吴敬琏先生在海外出版的经济学著作,还是钱学森先生的英文科技著作,都彰显着中国的学术自信和理论自信。无论是在海外建设的孔子学院和数十个出版发行网点,都在传达着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形象。
但是,比较遗憾的是,北京的出版业与国家文化中心的建设之间并没有产生明显的互动效应,甚至存在一个自我封闭与互相割裂的现象。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产业规划上,国家文化中心建设只纳入了北京市政府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没有纳入、新闻出版制定的产业发展规划。而且在北京市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中,对如何充分利用文化企业的资源建设国家文化中心也没有太多描述。虽然这有着行政隶属关系方面的理由,但不能不说这是大力发挥出版业在国家文化中心建设中的战略引擎意义由优秀论文网站www.udooo.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一个很大的缺憾,事实上也没有落实《决定》明确提出的要“发挥首都全国文化中心示范作用”。近年来北京市已经意识到这种缺憾,并在2012年开始成立了包括首都出版发行联盟等在内的五个联盟,试图打通北京市与出版传媒企业之间的关联,但因这个联盟具有民间色彩,运作能力有限,难以有效打通和充分激活文化企业的文化资源。
第二,在产业集聚上,北京没有形成一个出版产业集聚区。无论是北京市属的出版文化企业,还是级别的文化企业,普遍存在区域分布过散的理由,没有形成一个类似金融街那样的产业集聚区,难以形成洼地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也难以有效整合文化资源。虽然在德胜门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出版创意产业园区,但总体格局和规模偏小,难以发挥产业集聚作用,难以对建设国家文化中心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第三,在政策倾斜上,北京市属的出版文化企业和级的出版文化企业享受各自不同的行政隶属关系下的优惠政策。北京市的专项资金和财税金融优惠政策并没有普惠性地支持在京的文化企业,级的财政专项资金和财税金融优惠政策也没有向北京市属的出版文化企业予以过多倾斜,因此总体上难以形成一种政策合力。
第四,在文化空间资源总量上,文化空间资源总量偏少。可以从几个硬指标的对比中发现北京与纽约、伦敦的差距。书店数量 :北京 127 家,纽约 498 家,伦敦 927家;电影院数量:北京 65 家,纽约 264 家,伦敦 105 家;音乐厅数量 :北京 4 家,纽约 12 家,伦敦 8 家 ;城市公共图书馆数量:北京 25 家,纽约 255 家,伦敦 495 家。显然,较之于公认的国家文化中心,北京市的文化空间数量仍然偏少、力量仍显薄弱。
以上这些理由一方面对北京建设国家文化中心带来了较大的制约,另一方面也限制了首都出版业在国家文化中心建设中的作用发挥。

国家文化中心作为一个国家层面的战略,出版业应当大有作为,也可以大有作为。国家文化中心的建设要与当前出版业特别是北京市的出版业互联互通、协调互动起来。为此,还要从以下方面完善政策措施,进一步发挥好出版业在国家文化中心建设中的战略引擎作用。
第一,加强顶层设计,建立部级协调机构。国家文化中心建设绝非北京市自身的产业力量可以独立、全部完成,而是需要纳入国家层面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因此,在、国家新闻出版的产业发展规划中,要进一步明确对北京出版业在国家文化中心的地位与作用。为此,北京市与、新闻出版之间建立一个部级协调机构,加强政策的顶层设计与实际操作上的部际联动。
第二,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一方面,北京市要对在京的出版传媒企业制定实施一系列优惠政策,在财政专项资金、新闻出版项目库、税收优惠、用地优惠等方面予以倾斜;另一方面,国家有关管理部门和财政管理部门要加大对在京的出版传媒企业的专项资金、税收优惠等方面的支持力度,鼓励它们在北京集中连片开发重大出版基础设施项目,打造具有国家示范作用的数字产业基地、现代出版物流基地和内容生产基地。
第三,加快建设出版产业园区集聚区。在现有的德胜门出版产业园基础上,遴选比较合适的地区建立出版传媒企业总部基地或数字出版产业园区基地,吸纳一批优秀的级出版传媒集团入驻,吸引一批在海内外声名卓著的品牌出版社入驻,引导一批具有高度成长性和文化创造活力的民营文化企业和数字技术公司入驻,并完善产业园区的相关配套措施,逐渐形成一个现代出版产业核心地带,形成资源集聚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和文化品牌效应。
第四,加强北京实体书店、图书馆、影院等文化地标的专项支持力度。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理由的决定》指出,要建立公共文化怎么写作体系建设协调机制,推动文化惠民项目与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2012年上海出台了保护包括民营书店在内的实体书店的有关措施,并拿出一定的财政专项资金予以补助。2013年的财政资金开始支持上海市的四家著名的实体书店,帮助其支付房租、基本设备等费用,保护上海的文化地标。北京市也要出台保护实体书店、图书馆、影院等建设的基本办法,设立专项资金予以支持,将文化惠民政策覆盖更多主流人群,将空间文化资源分享给更多读者和市民。
(本文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一般研究项目《国家文化中心的区域格局研究》之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ICS-2012-B-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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