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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下的知识分子因其对大众文化所抱持的立场及其策略的差异，可以划分为三种形态。中国的现代性依然是一个在路上的问题，怀抱传统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需要调整自己的文化策略，对当下的大众文化进程施以积极影响。
关键词：大众文化；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策略
一
正如有论者论述到的，“要谈论知识分子并不轻松。所有国家和民族的知识分子，都有其文化传统和精神的谱系。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有区别，就是与他们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紧密相关。横空出世、没有传统的知识分子不可能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和知识分子都同样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但要拿出一条明确的定义来解释什么是知识分子似乎又是不太可能的。”①
“知识分子(intellectual)是一种现代称谓，一般认为此称谓诞生于1898年左拉起草的重审德雷福斯案的呼吁中。而自从有了知识分子一说，也就有了对知识分子的基本定位。另一方面，自从1930-1940年代有了对大众文化的正式命名之后，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也就开始了频繁的交往。”②如同大众文化的多元性、含混性一样，当下的“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在经过90年代以来的分化、重组以后，“知识分子作为‘批判者’、‘启示者’、‘立法者’的传统角色被一一消解。知识分子身份的政治色彩、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淡化，知识分子进一步分化，一部分进入了政治中心，引导政治的发展方向；一部分仍留在学院恪守学术本位，形成各自的专业领地；一部分在公共领域中参与公众活动，面向公众发言；还有一部分则通过制造大众文化产品，成了市场经济中的文化新贵”③。当下的知识分子已经逸出了传统“知识分子”的观念范畴，知识者的“众语喧哗”、“众神狂欢”凸现出大众文化语境下知识分子的生存图景。因此，依然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去妄加批评，就显得空洞含混，有时甚至是荒谬的。
认清这一事实并对这一历史性的分化作出具体分析成为本文剖析当下知识分子的出发点。结合当前知识个体（或群体）对大众文化所抱持的立场及其策略，笔者把当下的知识分子划分为三种形态。A类：抱持启蒙立场，坚持对现代性的体认，对当下的大众文化怀疑乃至拒斥，以受难者的姿态去维系日渐跌落的现代人文精神。B类：作为现代中国备受压抑、长期蛰伏的一种力量，伺机而出并迅速抢滩文化市场，成为大众文化的拥抱者与推动者。C类：因其职业、职位的便利自由出入于中西文明之间，有的长期居留西方，这使得他们对当下的大众文化持比较超然的姿态并试图操持西方的后现代与大众文化批评话语对中国大陆的文化进程作出判断与解释。事实上，“大众文化对社会生活的深远影响，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就引起了人文知识分子的注意。英国的马修阿诺德和利维斯夫妇，法国的勒庞，西班牙的奥尔特加，以及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都是关注大众文化的早期代表，面对当时已经铺天盖地的大众文化狂潮，这些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们在愤怒声讨之余，不禁哀叹：大众文化实在太强大，这种与父权制资本主义体制合谋的社会水泥建筑的堡垒，单单靠游离于体制之外的知识分子们是难以攻破了。”④
二
无可否认，当下的知识分子A、B、C三种形态之间构成了一种紧张的关系，这种紧张集中体现在三者对大众文化的立场、姿态及其策略上，“大众文化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西方世界资本扩张的新形式。大众文化是种消费文化，是与精英文化相对立的市场文化。随着大众文化市场的拓展，精英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直接影响着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形象，使当代知识分子群体发生了严重的分化。”⑤当然，更深远的分歧则存在于三者对文明进程的精神关怀上。
在80年代为启蒙与现代性进程鼓吹的知识A类现今虽本能地意识到中国的现代性进程的未完成形态，但其对迅速出现的历史新情况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因而对风起云涌的后现代思潮与大众文化现象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沉默。这种沉默与退让的代价是话语权的丧失，更惨重的代价是由于缺少知识A类对人文精神与理想中国的坚持，失去制约的知识B类对大众文化推波助澜并使得大众与传统人文精神日渐疏离。
知识A类认为，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固然带来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新变，但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并没有改变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事实，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依然漫长。由此出发，知识A类对知识B类提出人文精神的质疑，但这种质疑从一开始就遭到了知识B类的反质疑。知识B类对大众文化的策略是拥抱并坚持大众文化的历史必然性。知识B类指出大众文化真正体现了人的解放，并强调知识A类孜孜以求却无法企及的理想社会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已经提前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知识A类重提启蒙与现代性是荒谬的。知识B类宣称放逐一致的理想人文精神，并对知识A类的人文立场不屑一顾。有意味的是，正是知识A类的沉默，给了知识B类生存空间与勃兴之机。
知识Ｃ类部分地经历了80年代的中国故事，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像知识Ａ类那样背负沉重的历史负担。知识Ｃ类不赞同知识Ｂ类的大众文化策略，但知识Ａ类对后现代与大众文化的怀疑与拒斥同样令他们不满。知识C类出入于中西文明之间，文化体位的变更使得他们可以超然注视中国，并且很容易地接受了一个事实：后现代性思潮与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出现。知识C类一
当知识B类拥抱大众文化并在事实上名利双收，知识C类穿梭于中西文明之间并自然接受了大众文化这一事实之际，知识A类依然徘徊在大众文化的黄线之外。对知识A类来说，进入大众文化视野与大众文化研究的最大障碍也许来自于自身所拟定的历史预设：大众文化是西方后现代性的历史产物，而在中国，作为大众文化气候与土壤的后现代性是基本不存在的，或者这种存在只是某些人的引进与推销，并没有落地生根。这样，作为大众文化气候与土壤的后现代性中国的后现代存在与否，如何存在在这个问题上发生的原则分歧就成为知识分子在大众文化立场上发生差异的根本症结所在。知识A类对后现代性的中国存在表示怀疑与拒斥，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至今他们还无法正视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文化碰撞所带来的历史负面效应作为引进的后现代与大众文化的物质外壳在那一场文化碰撞中获取精神上的依附，而这种特定的历史情绪与后现代的契合又反过来推动了后现代思潮与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发展。
三
后现代性的发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事件，这个事件使得原有的知识认知与传输结构断裂，造就了沉默的知识A类、茫然而
知识A类对大众文化的态度可能包含了对话语权失去的现状的焦虑以及一种自我生存策略，但这并不能成为知识B类对其文化理想全面否定的理由。
知识C类的高蹈姿态是以疏远历史为代价的。知识C类站在比较文化的视野这种比较视野常常是预设的获取比较视野的前提是必须确立一个文化支点，这个支点就在比较的双方中产生，非此即彼。只有进入到某一方，立足于此一方，获取比较的支点，才具有比较的深度与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C类的立场就显得相当可疑。知识C类以语言的优位而获取了话语资源优位，他们自在地发送来自第一世界的话语资源，指点中国江山。但是这种指点往往不是从中国的历史事件出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认为放弃这段历史正是走出历史的最好选择这样我们便发现了知识C类与“五四”精英决然不同的文化姿态与生命情境。尽管知识C类与“五四”精英的背景都镶嵌在中西文化背景之间，但是“五四”时期的知识精英“拿来”西方资源的意图在于突入到“当下”的中国历史进程，来自西方的话语资源既让他们振奋又让他们焦虑，因为承受西方文化迫力的首先是他们自己而不是大众。他们在历史之中并且是历史的最大承受者，这种承受之重来源于他们的历史自觉与知识良心。知识C类则不然，他们自然也希冀借外来话语资源而参与历史，但这种参与不是突入到历史中去，而是以历史的断裂为条件。在断裂的历史里，因为摆脱了历史的沉积物，他们获取了超然的姿态，轻松出入于中西文明之间。
知识A类应该承认并正视作为一种事实而存在的中国的后现代性与大众文化，并积极投身到大众文化研究中去，这不仅仅是知识A类的自我生存问题，也是一个全球化语境之下的民族文化生存问题。应该把大众文化与后现代性结合起来，并把后现代性引入到历史结构中去分析。如果历史以一种断裂形态存在，那就应该回到断裂处。
知识A类必须重新确认自身与大众文化、大众传媒的历史与现实关系。尤其是在传媒神通广大的当下，放弃传媒就是放弃大众、放弃对文化进程的历史参与。在这方面，知识C类是一个可资借鉴的存在。知识A类与知识C类应该更多地走向联合而不是相互轻视，相互抵牾。
四
“‘大众文化’在今天成为被讨论的重要对象，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大众文化在现实文化格局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这是问题得以提出和被讨论的前提性因素；另一方面，是人们对大众文化的兴趣越来越强烈，或者说，人们在逐渐改变着此前对待大众文化的态度和方式。”⑥当下，大众文化批评的问题主要在于：脱离了大众文化与后现代的历史联系，日常文化研究浮泛化。后现代语境正是大众文化得以阐释的文化依据，中国学人因为没有能够将中国的后现代性解释清楚，这使得他们采取视而不见或“悬置”的策略，离开后现代的文化语境而空谈当下的大众文化，从而削弱了大众文化固有的另一种深度在后现代意义上的“反深度”。
随之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对规约性的自动放弃。大众文化本来就是在对精英文化的反动中成长的，来自于外部迫力与内部张力的此消彼长的斗争态势从未消失。大众文化的自由度来自于它强大的反抗性反抗外在事物的束缚。这种反抗本身就说明了自由的限度。如果仅仅因为大众文化自身的反抗属性，文化研究的所谓“反学科性”，或者由于我们对大众文化及文化批评认识把握的能力不足，而放弃对这种突如其来、势如狂潮的文化思潮的迁引与规束，这种自动放弃注定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对大众文化的思考文化批评必须置放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对于当下中国的大众文化，文化批评更应该把它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探讨，不能就现象而现象。
中国是一个现代性未完成的国度，后现代突如其来的插入不应该打断现代性的历程。“随着后现代状况的出现，传统知识分子的权威性地位开始发生动摇。面对着大众文化，知识分子的权威性及其立法者的地位开始丧失。知识的学术话语已经不断地孤立化，学术语言变成了个人的代码，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开始隐退。而在后现代时期，随着现代媒体的发展，大众文化开始普遍化，学术话语则成为特殊性的东西。”⑦如果我们把后现代性（当下中国的后现代性）作为一个过渡性阶段置放到现代性的历史视域中，我们就可能获取一个解决后现代问题包括大众文化批评问题的基本理论平台。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提出“回到历史中去”。现代性从哪里中断，后现代性从哪里激起，大众文化从哪里迸发，文化批评从哪里开端？只有回到历史，我们才能聆听到徘徊在断裂处的历史的召唤。
“回到历史中去”意味着我们要重新审视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文化现实。正是在那个特定的文化时刻（如同欧洲的1968年一样），中国的知识精英与大众的精神对话中断了。“回到历史中去”不是要把历史重新来过，而是要重新检视在历史特殊阶段精神对话中断的具体事实，从事实出发，发现作为历史力量的大众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弃绝对话的可能性，发现知识精英在具体历史事件中的茫然与无奈。这种反思从一开始就使知识者处于两难处境：顺应或拒斥都充满苦痛，但说到底，知识者的价值不在于推波助澜而在于对迎头而来的事件的反思。这种反思来自固有的知识本能。在西方，知识精英对国家、民族、个体观念的塑造与引导，有时可能逸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轨道但在根本上是与现代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的（同向并且相互依赖）。知识精英的策略在于一方面依附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总体框架而希图对社会大众发生引导，另一方面又以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间离姿态而获取知识精英身份与立场的认同，并以此立足于社会（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之间）。知识精英的这种与国家意识形态相互依赖的生存处境使得他们在“五月风暴”中进退失据，而知识精英的立场调整又没能赶上资本主义社会与国家机器的自我调整步伐。知识精英立场的空蹈与意义的消弥，使之与大众对话的圣台崩溃，跌入到一个巨大的历史的空洞。西方的后现代性与大众文化是在经历了“五月风暴”的震荡之后才迈入到一个新的境地的。那些在文化转型之役中撞得不轻的知识精英来不及反思就被淹没于“后现代”的历史烟尘中究竟有多少人能领会到罗兰?巴特等人亲手推翻自己建筑的“结构”大厦的精神苦闷呢？对话关系的崩溃产生了大众文化与文化批评者的主从关系。大众文化为所欲为，而批评者完全放弃了对话的主导态势。历史的诡异之处在于：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拥抱垃圾与跳蚤文化的人占据讲坛高谈阔论，而大多数理想与人文精神的抱持者却沉默不语。
当西方文化因其自身的文化矛盾步入迷途之际，有人把目光瞄向文化的“他者”东方或是其他，希望获取一种解救之途。赛义德等人的崛起不是一个偶然，但赛义德只能构成一种文化选择而非全部，这个现象的发生本身就包含着来自西方内部的拯救西方文化的期待。东方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却把这种放弃当做了西方文化理所当然的选择，而漠视了来自西方文化结构断裂处的文明的召唤：疗救与重建。历史的误读就此发生。
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还有没有可能关上，有没有必要关上？在当下，知识分子在真正反视自我的立场与文化性格的同时，文化策略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种文化策略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生存策略，关系到文学、文艺学、符号学甚至大众文化批评本身的发展乃至存亡。这种策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目标是重建对话的可能性，并以此为契机，让文学、文化活动重新纳入到现代性的轨道。
注释：
①黄健平：《中西知识分子在大众文化中的角色选择》，《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②赵勇：《批判?利用?理解?欣赏知识分子面对大众文化的四种姿态》，《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1期。
③徐艳：《大众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立场与使命》，《内蒙古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④李勇：《批判还是参与大众文化研究中知识分子的立场》，《艺术广角》2008年第3期。
⑤⑦郑祥福：《大众文化背景下知识分子的命运》，《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⑥贺桂梅：《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研究的实践和可能性》，《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作者单位：四川外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玉兰
关键词：大众文化；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策略
一
正如有论者论述到的，“要谈论知识分子并不轻松。所有国家和民族的知识分子，都有其文化传统和精神的谱系。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有区别，就是与他们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紧密相关。横空出世、没有传统的知识分子不可能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和知识分子都同样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但要拿出一条明确的定义来解释什么是知识分子似乎又是不太可能的。”①
“知识分子(intellectual)是一种现代称谓，一般认为此称谓诞生于1898年左拉起草的重审德雷福斯案的呼吁中。而自从有了知识分子一说，也就有了对知识分子的基本定位。另一方面，自从1930-1940年代有了对大众文化的正式命名之后，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也就开始了频繁的交往。”②如同大众文化的多元性、含混性一样，当下的“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在经过90年代以来的分化、重组以后，“知识分子作为‘批判者’、‘启示者’、‘立法者’的传统角色被一一消解。知识分子身份的政治色彩、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淡化，知识分子进一步分化，一部分进入了政治中心，引导政治的发展方向；一部分仍留在学院恪守学术本位，形成各自的专业领地；一部分在公共领域中参与公众活动，面向公众发言；还有一部分则通过制造大众文化产品，成了市场经济中的文化新贵”③。当下的知识分子已经逸出了传统“知识分子”的观念范畴，知识者的“众语喧哗”、“众神狂欢”凸现出大众文化语境下知识分子的生存图景。因此，依然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去妄加批评，就显得空洞含混，有时甚至是荒谬的。
认清这一事实并对这一历史性的分化作出具体分析成为本文剖析当下知识分子的出发点。结合当前知识个体（或群体）对大众文化所抱持的立场及其策略，笔者把当下的知识分子划分为三种形态。A类：抱持启蒙立场，坚持对现代性的体认，对当下的大众文化怀疑乃至拒斥，以受难者的姿态去维系日渐跌落的现代人文精神。B类：作为现代中国备受压抑、长期蛰伏的一种力量，伺机而出并迅速抢滩文化市场，成为大众文化的拥抱者与推动者。C类：因其职业、职位的便利自由出入于中西文明之间，有的长期居留西方，这使得他们对当下的大众文化持比较超然的姿态并试图操持西方的后现代与大众文化批评话语对中国大陆的文化进程作出判断与解释。事实上，“大众文化对社会生活的深远影响，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就引起了人文知识分子的注意。英国的马修阿诺德和利维斯夫妇，法国的勒庞，西班牙的奥尔特加，以及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都是关注大众文化的早期代表，面对当时已经铺天盖地的大众文化狂潮，这些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们在愤怒声讨之余，不禁哀叹：大众文化实在太强大，这种与父权制资本主义体制合谋的社会水泥建筑的堡垒，单单靠游离于体制之外的知识分子们是难以攻破了。”④
二
无可否认，当下的知识分子A、B、C三种形态之间构成了一种紧张的关系，这种紧张集中体现在三者对大众文化的立场、姿态及其策略上，“大众文化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西方世界资本扩张的新形式。大众文化是种消费文化，是与精英文化相对立的市场文化。随着大众文化市场的拓展，精英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直接影响着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形象，使当代知识分子群体发生了严重的分化。”⑤当然，更深远的分歧则存在于三者对文明进程的精神关怀上。
在80年代为启蒙与现代性进程鼓吹的知识A类现今虽本能地意识到中国的现代性进程的未完成形态，但其对迅速出现的历史新情况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因而对风起云涌的后现代思潮与大众文化现象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沉默。这种沉默与退让的代价是话语权的丧失，更惨重的代价是由于缺少知识A类对人文精神与理想中国的坚持，失去制约的知识B类对大众文化推波助澜并使得大众与传统人文精神日渐疏离。
知识A类认为，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固然带来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新变，但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并没有改变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事实，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依然漫长。由此出发，知识A类对知识B类提出人文精神的质疑，但这种质疑从一开始就遭到了知识B类的反质疑。知识B类对大众文化的策略是拥抱并坚持大众文化的历史必然性。知识B类指出大众文化真正体现了人的解放，并强调知识A类孜孜以求却无法企及的理想社会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已经提前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知识A类重提启蒙与现代性是荒谬的。知识B类宣称放逐一致的理想人文精神，并对知识A类的人文立场不屑一顾。有意味的是，正是知识A类的沉默，给了知识B类生存空间与勃兴之机。
知识Ｃ类部分地经历了80年代的中国故事，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像知识Ａ类那样背负沉重的历史负担。知识Ｃ类不赞同知识Ｂ类的大众文化策略，但知识Ａ类对后现代与大众文化的怀疑与拒斥同样令他们不满。知识C类出入于中西文明之间，文化体位的变更使得他们可以超然注视中国，并且很容易地接受了一个事实：后现代性思潮与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出现。知识C类一
源于：毕业论文致谢词www.udooo.com
面加入到A、B两类的对峙局面中寻求对话的可能，一面加速引进西方后现代与大众文化批评话语，试图对当下的中国作出解释。当知识B类拥抱大众文化并在事实上名利双收，知识C类穿梭于中西文明之间并自然接受了大众文化这一事实之际，知识A类依然徘徊在大众文化的黄线之外。对知识A类来说，进入大众文化视野与大众文化研究的最大障碍也许来自于自身所拟定的历史预设：大众文化是西方后现代性的历史产物，而在中国，作为大众文化气候与土壤的后现代性是基本不存在的，或者这种存在只是某些人的引进与推销，并没有落地生根。这样，作为大众文化气候与土壤的后现代性中国的后现代存在与否，如何存在在这个问题上发生的原则分歧就成为知识分子在大众文化立场上发生差异的根本症结所在。知识A类对后现代性的中国存在表示怀疑与拒斥，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至今他们还无法正视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文化碰撞所带来的历史负面效应作为引进的后现代与大众文化的物质外壳在那一场文化碰撞中获取精神上的依附，而这种特定的历史情绪与后现代的契合又反过来推动了后现代思潮与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发展。
三
后现代性的发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事件，这个事件使得原有的知识认知与传输结构断裂，造就了沉默的知识A类、茫然而
摘自：毕业论文结论怎么写www.udooo.com
兴奋的大众、以及形形色色以“反叛者”姿态出现的知识B类。这种反叛是以另一方的缺席与沉默为条件而长驱直入，迅速抢占文化市场与话语平台的。有意味的是，知识B类在极力否定一个启蒙话语的神话后，正不自觉地构筑另一个关于大众文化的神话。知识A类对大众文化的态度可能包含了对话语权失去的现状的焦虑以及一种自我生存策略，但这并不能成为知识B类对其文化理想全面否定的理由。
知识C类的高蹈姿态是以疏远历史为代价的。知识C类站在比较文化的视野这种比较视野常常是预设的获取比较视野的前提是必须确立一个文化支点，这个支点就在比较的双方中产生，非此即彼。只有进入到某一方，立足于此一方，获取比较的支点，才具有比较的深度与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C类的立场就显得相当可疑。知识C类以语言的优位而获取了话语资源优位，他们自在地发送来自第一世界的话语资源，指点中国江山。但是这种指点往往不是从中国的历史事件出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认为放弃这段历史正是走出历史的最好选择这样我们便发现了知识C类与“五四”精英决然不同的文化姿态与生命情境。尽管知识C类与“五四”精英的背景都镶嵌在中西文化背景之间，但是“五四”时期的知识精英“拿来”西方资源的意图在于突入到“当下”的中国历史进程，来自西方的话语资源既让他们振奋又让他们焦虑，因为承受西方文化迫力的首先是他们自己而不是大众。他们在历史之中并且是历史的最大承受者，这种承受之重来源于他们的历史自觉与知识良心。知识C类则不然，他们自然也希冀借外来话语资源而参与历史，但这种参与不是突入到历史中去，而是以历史的断裂为条件。在断裂的历史里，因为摆脱了历史的沉积物，他们获取了超然的姿态，轻松出入于中西文明之间。
知识A类应该承认并正视作为一种事实而存在的中国的后现代性与大众文化，并积极投身到大众文化研究中去，这不仅仅是知识A类的自我生存问题，也是一个全球化语境之下的民族文化生存问题。应该把大众文化与后现代性结合起来，并把后现代性引入到历史结构中去分析。如果历史以一种断裂形态存在，那就应该回到断裂处。
知识A类必须重新确认自身与大众文化、大众传媒的历史与现实关系。尤其是在传媒神通广大的当下，放弃传媒就是放弃大众、放弃对文化进程的历史参与。在这方面，知识C类是一个可资借鉴的存在。知识A类与知识C类应该更多地走向联合而不是相互轻视，相互抵牾。
四
“‘大众文化’在今天成为被讨论的重要对象，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大众文化在现实文化格局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这是问题得以提出和被讨论的前提性因素；另一方面，是人们对大众文化的兴趣越来越强烈，或者说，人们在逐渐改变着此前对待大众文化的态度和方式。”⑥当下，大众文化批评的问题主要在于：脱离了大众文化与后现代的历史联系，日常文化研究浮泛化。后现代语境正是大众文化得以阐释的文化依据，中国学人因为没有能够将中国的后现代性解释清楚，这使得他们采取视而不见或“悬置”的策略，离开后现代的文化语境而空谈当下的大众文化，从而削弱了大众文化固有的另一种深度在后现代意义上的“反深度”。
随之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对规约性的自动放弃。大众文化本来就是在对精英文化的反动中成长的，来自于外部迫力与内部张力的此消彼长的斗争态势从未消失。大众文化的自由度来自于它强大的反抗性反抗外在事物的束缚。这种反抗本身就说明了自由的限度。如果仅仅因为大众文化自身的反抗属性，文化研究的所谓“反学科性”，或者由于我们对大众文化及文化批评认识把握的能力不足，而放弃对这种突如其来、势如狂潮的文化思潮的迁引与规束，这种自动放弃注定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对大众文化的思考文化批评必须置放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对于当下中国的大众文化，文化批评更应该把它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探讨，不能就现象而现象。
中国是一个现代性未完成的国度，后现代突如其来的插入不应该打断现代性的历程。“随着后现代状况的出现，传统知识分子的权威性地位开始发生动摇。面对着大众文化，知识分子的权威性及其立法者的地位开始丧失。知识的学术话语已经不断地孤立化，学术语言变成了个人的代码，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开始隐退。而在后现代时期，随着现代媒体的发展，大众文化开始普遍化，学术话语则成为特殊性的东西。”⑦如果我们把后现代性（当下中国的后现代性）作为一个过渡性阶段置放到现代性的历史视域中，我们就可能获取一个解决后现代问题包括大众文化批评问题的基本理论平台。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提出“回到历史中去”。现代性从哪里中断，后现代性从哪里激起，大众文化从哪里迸发，文化批评从哪里开端？只有回到历史，我们才能聆听到徘徊在断裂处的历史的召唤。
“回到历史中去”意味着我们要重新审视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文化现实。正是在那个特定的文化时刻（如同欧洲的1968年一样），中国的知识精英与大众的精神对话中断了。“回到历史中去”不是要把历史重新来过，而是要重新检视在历史特殊阶段精神对话中断的具体事实，从事实出发，发现作为历史力量的大众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弃绝对话的可能性，发现知识精英在具体历史事件中的茫然与无奈。这种反思从一开始就使知识者处于两难处境：顺应或拒斥都充满苦痛，但说到底，知识者的价值不在于推波助澜而在于对迎头而来的事件的反思。这种反思来自固有的知识本能。在西方，知识精英对国家、民族、个体观念的塑造与引导，有时可能逸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轨道但在根本上是与现代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的（同向并且相互依赖）。知识精英的策略在于一方面依附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总体框架而希图对社会大众发生引导，另一方面又以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间离姿态而获取知识精英身份与立场的认同，并以此立足于社会（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之间）。知识精英的这种与国家意识形态相互依赖的生存处境使得他们在“五月风暴”中进退失据，而知识精英的立场调整又没能赶上资本主义社会与国家机器的自我调整步伐。知识精英立场的空蹈与意义的消弥，使之与大众对话的圣台崩溃，跌入到一个巨大的历史的空洞。西方的后现代性与大众文化是在经历了“五月风暴”的震荡之后才迈入到一个新的境地的。那些在文化转型之役中撞得不轻的知识精英来不及反思就被淹没于“后现代”的历史烟尘中究竟有多少人能领会到罗兰?巴特等人亲手推翻自己建筑的“结构”大厦的精神苦闷呢？对话关系的崩溃产生了大众文化与文化批评者的主从关系。大众文化为所欲为，而批评者完全放弃了对话的主导态势。历史的诡异之处在于：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拥抱垃圾与跳蚤文化的人占据讲坛高谈阔论，而大多数理想与人文精神的抱持者却沉默不语。
当西方文化因其自身的文化矛盾步入迷途之际，有人把目光瞄向文化的“他者”东方或是其他，希望获取一种解救之途。赛义德等人的崛起不是一个偶然，但赛义德只能构成一种文化选择而非全部，这个现象的发生本身就包含着来自西方内部的拯救西方文化的期待。东方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却把这种放弃当做了西方文化理所当然的选择，而漠视了来自西方文化结构断裂处的文明的召唤：疗救与重建。历史的误读就此发生。
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还有没有可能关上，有没有必要关上？在当下，知识分子在真正反视自我的立场与文化性格的同时，文化策略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种文化策略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生存策略，关系到文学、文艺学、符号学甚至大众文化批评本身的发展乃至存亡。这种策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目标是重建对话的可能性，并以此为契机，让文学、文化活动重新纳入到现代性的轨道。
注释：
①黄健平：《中西知识分子在大众文化中的角色选择》，《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②赵勇：《批判?利用?理解?欣赏知识分子面对大众文化的四种姿态》，《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1期。
③徐艳：《大众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立场与使命》，《内蒙古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④李勇：《批判还是参与大众文化研究中知识分子的立场》，《艺术广角》2008年第3期。
⑤⑦郑祥福：《大众文化背景下知识分子的命运》，《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⑥贺桂梅：《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研究的实践和可能性》，《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作者单位：四川外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玉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