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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作为断代文学形态的“延安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迄今为止的历史进程中，既具有显著的历时性的价值和意义，又具有隐含深切而又独特无二的共时性的价值和意义。在前一个方面，其根本体现并不仅在于改变或逆转了“启蒙”与“救亡”双重思想主题的关系，而是在于延伸和加强了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以及苏区、左联文学中贯穿下来的本土功利主义的文学价值倾向。在后一个方面，“延安文学”事实上是作为基于知识分子群体“进城”和“下乡”的双向社会流动而成型的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场域的历史时空的共时缩聚体，而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其中最值得深究的核心问题是围绕“语言”与“阶级”这组文化、政治范畴的关系所展开的多边复调“对话”。
关键词 延安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 复调 对话
〔〕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4-0086-09
提起“延安文学”，无论是仅把它作为一个习用的说法，还是视之为一个严整的概念，都需要先做明确的界定。因为依其字面意思，它至少可以被运用于指称三个不同层面的范畴：断代文学、地域文学、题材类型。如所周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学科话语常识中，作为断代文学范畴的“延安文学”，基本与看似属于地域文学范畴的“根据地文学”和“解放区文学”同义， 延安及其所代表的整个陕北地区作为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机关所在地的确切起止时间，是1935年10月至1948年3月。具体情形概述如下：1935年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胜利结束长征，11月进驻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1936年6月撤离瓦窑堡、7月进驻保安（今志丹县），12月18日红军进驻延安。1937年1月13日由保安迁驻延安。1947年3月18日撤离延安，转战陕北。1948年4月22日收复延安。1948年3月23日率机关自陕北吴堡东渡黄河，经晋绥、晋察冀解放区于4、5月抵达河北建屏县（今平山县）西柏坡村。参阅延安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延安文史资料》第一辑，延安市政协1984年9月印行（内部资料）；党史研究室编，党史出版社出版，授权人民网发布：《中国大事记?1935年/1936年/1937年/1947年/1948年》，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4/4415983.html，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4/4415984.html，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4/4415986.html，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4/4416005.html，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4/4416006.html，2012年4月30日访问。其时间上下限分别为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和1949年新中国成立，其理论形态和观念基础趋于系统、完备的醒目标志，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1943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本的正式发表。而作为地域文学范畴的“延安文学”，则理应涵盖凡属当今延安行政辖区地
正基于此，“延安文学”总显露出一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其他片断上很少看到的社会史、政治史和思想史多重色彩、多重因素叠合的复杂质感。循之史实，标志“延安文学”走向理论成熟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本来就不单是延安整风运动在文艺界深入开展、具体贯彻的表现，更是整风运动的宗旨——“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及反党八股”，“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改造工作，团结干部，团结全党”——的直接反映。 引语出自《关于在延安讨论决定及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1942年4月3日），档案馆编：《文件选集》（第十三册），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63、365页。1943年10月19日机关报《解放日报》全文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三天后，即10月22日，《解放日报》刊出了由负责领导全延安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总学委” “总学委”全称“总学习委员会”，于1942年6月整风运动推进到学习运动阶段时宣布成立，“由同志为主、康生为副，领导全延安学习”，下设分区学习委员会和中心学习组。参阅《附件二：延安学习组织的概略》（原载1942年6月12日《解放日报》），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党史参考资料》（五），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0页。下发的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延安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进程中的复调与对话解放日报》十月十九日发表的同志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此文件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各地党收到这一文章后，必须当作整风必读的文件，找出适当的时间，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深刻地（原文如此，依今应为“的”——引者注）学习和研究，规定为今后干部学校与在职干部必修的一课，并尽量印成小册子发送到广大的学生群众和文化界知识界的党外人士中去。 引自《总学委关于学习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1943年10月20日），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党史参考资料》（五），第186页。
显而易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这里被赋予了极崇高、极普遍的政治典范意义。随着学习、响应“讲话精神”的戏曲改革等群众文艺运动的到来，以及赵树理小说等创作典型的涌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政治
在的党旗下，一大批知识青年领导工农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在这个历尽艰难的胜利斗争中，从建党一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延安整风，都不断地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彻底否定了无政府主义鼓吹的那种种绝对个人主义，也否定了自由主义所倡导所追求的种种个体自由、个性解放等属于资本主义启蒙思想体系中的许多东西。而这些否定和批判主要都是救亡——革命——战争的现实要求，而并非真正学理上的选择。②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32页。
今天看来，这段话所导出的结论——“五四时期启蒙与救亡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局面并没有延续多久，时代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题又一次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②似乎已不及它所展示的那种把“知”（“学理”、“思想”）与“行”（“革命”、“斗争”）双重社会实践的历史轨迹进行既分辨又合观的独到思路更耐寻味、更堪深思。也恰是沿着这一思路延伸省察，不难发现：贯穿在“启蒙”与“救亡”双重主题变奏的近现代历史脉络中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道路，在以“学理”、“思想”与“革命”、“斗争”双重主潮交汇而成的社会实践的历史洪流中，主要呈现的是在“学理”、“思想”与“革命”、“斗争”之间曲折起落、游转浮沉的被动漂移形迹，而不是相对确定地归属和定位于二者中的某一边。
每在“学理”、“思想”与政治斗争都同样面临亟待重新定向的挑战和困境，而不得不暂时交集在一起之际，整个社会转入临界突变的历史转折关头，文学的现代化道路往往看起来就像是既与现代转型中的学术史和思想史合辙，又与迎向新的革命目标的一段政治史重叠。但这实际上只是连续不断的历史画面中的短促一瞬，如同列车行进中的会车或启程前停靠站的场景，会合仅在一时，各行其道才是持续更久的常态。当“学理”、“思想”与“革命”、“斗争”各自取道而去，形成取向、力度和影响范围不一的社会效应时，文学即随之成为印证这种社会效应差异的生动标志；并且，这时它的一般表现，是让自己依循于“学理”、“思想”与“革命”、“斗争”二者中相对强势的一边。这也许不是这种社会形势下所有文学个案的选择和表现，但却是注定要通过充分的社会化来实现自身存在价值的文学，整体上所表征的趋势。
既如此，如果“五四时期”可以被看成“启蒙”与“救亡”并行不悖的一个历史片断，相应地，延安整风运动，又被看成一个终结这一历史片断、也就是以“救亡”来压倒“启蒙”的另一个历史片断接踵而至的显著标志，那么，穿梭或者定格在这两个历史片断中的“五四文学”和“延安文学”，也就顺理成章有了区分彼此的依据：前者，属于适值“学理”、“思想”和“政治”、“斗争”所代表的知、行两面的社会实践需要相对平等地结合起来，去寻求共同出路的特殊历史情境下的文学；因而，它自然地共享和分担了“学理”、“思想”范畴的“启蒙”和“政治”、“斗争”范畴的“救亡”这一对显赫的时代主题。后者，则属于“政治”、“斗争”和“学理”、“思想”转入分途演进并在社会效应上形成显隐、强弱的悬殊反差时期的文学。较之前者，它几乎是一边倒地偏向了“政治”、“斗争”范畴的“救亡”，同时，也就远远地疏离了“学理”、“思想”范畴的“启蒙”。这当然可以被批评为它的一个不足，尤其是在单纯以前者为“正”评判尺度下。但换个角度索证于历史，“启蒙”也好，“学理”、“思想”也好，根本上都并不是作为文学命定的归宿或须臾不可离弃的魂魄而存在的，在文学和文学史之外，它们一向自有其专属的理论学术范畴的着落。对从近代、现代到当代一路走来的中国文学而言，“启蒙”与“救亡”的错位变奏，既是它外在处境的一部分，也是它内在品质的一部分，借用从巴赫金文论里抽取来的术语，这种品质或可称之为复调、多声对话或者杂语喧哗。
这样的论争，如果还有比作为仪式更多一层的功能或意味，那这层功能或意义，就该是与巴赫金在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独特艺术观察范畴时所揭示的一种情形相似：不是寻求不同性质存在之间的历时性的一致，而是显现不同性质存在的共时并存和相互作用。 关于巴赫金的相关论述，参阅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白春仁、顾亚铃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6-42页。只是在宏观的文学史视野中，要从“延安文学”这里扫描出一种不同性质存在共时并存、相互作用的场景，似乎比相反的串联历史链条、勾划历时性逻辑线索的工作，更有挑战性，也更有难度。后者的显例，虽在陈陈相因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专业教科书里，一向较为少见，但在专业话语的正统疆界以外，早有严肃的学术著作把“延安文学”确认为祛除书面程式、重建视听直感艺术（口传歌谣和
厘清一条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和“左联”，再从“左联”到“文学”的历史线索，自有一份特别的学理价值，这至少有助于我们把握这条线索所连接的各段文学史在思想观念背景上的层累关系和主轴取向。但检测使我们的认识以此为足，这条线索所及之处的文学史实，本质上也就被演绎成了单一主体、单一向度、单一诉求的一通“独白”，所有曾经出现在各阶段文学史实现场的人、事、文本，都得因这通“独白”的覆盖、过滤，而只能在奔着一个方位姿态一律地倾斜、奔趋的过程中，显示自己作为“历史中间物”的一层价值或意义，舍此之外的价值和意义则被遮蔽、归零。更何况，每一条这样单向突进的线索，只能连贯有限的史实，对完整历史情境中的丰富存在，不啻于施行了“选择性失忆”式的处理。要矫正这种偏颇，必须把单一线索增扩为多向的多线交织网。可这么一来，“线索”型思维的便利和线索本身的意义，也就消失殆尽。
就“延安文学”而言，它作为历史一环的价值和意义，正体现在它不仅仅在一条单向的历史线索上充当着一个醒目的跃点，更体现在它是整个现当代中国的文学时空中，文学主体、文学资源的流向从单向的“进城”或“下乡”形态，转变为“进城”与“下乡”两种流向交错汇集、表里相依的二元“共时并存、相互作用”形态的第一次成功。这次成功，一边终结了此前中国现代文学板结于不是精英至上、就是大众至上，不是厉行“启蒙”、就是高倡“民粹”的单边“独白”和单极演进的存在模式，一边也决定了此后走向当代的中国文学的基本模式：通过精英与大众、“启蒙”与“民粹”的相持和“对话”，求得促动或引导文学变迁的理论根据和实际取向。
与1930年代初期苏区文艺政策和上海左翼文论中丝毫不留余地的否定和反对“五四”新文艺的主张 参阅瞿秋白：《苏维埃的文化革命》、《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1-235、522-531页。相比，“延安文学”的理论经典——《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改造，实际上仍带着“五四”新文艺滋养和影响，从“五四”新文艺赖以滥觞和发展的城市地区奔赴到延安的文人、知识分子，有条件地保留了主体的尊严和继续投身革命文艺发展的政治资格。这不能只解释成从1930年代的苏区和左联到1940年代初的延安、从瞿秋白到的文艺思想和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发展。更应该注意的是1940年代初期的延安，已经成为1910年代中后期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滥觞以降近三十年间各种不同背景、不同来路、不同层次的进步文人、知识分子共处一堂，以及他们所抱持的各种不同派别、不同性质、不同范畴的文学观念和文化思想交会碰撞的一个中国新文学史时空的缩聚体。在这种客观情势下，延安文艺的理论建构和创作实践，就不能不把化异为同的包容作为主旨，早期的苏区和左联那样以绝对的排异为务的想法和做法，至此最多只能作为辅助或配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阐述和要求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改造”，包含了由内而外的自觉改造和由外而内的被动改造（讲话原文中称此为“思想斗争”）两层含义，但重点终归还是落在了前一个方面，也就是由被改造者通过自我的觉悟提高和立场转变，来实现针对他们本人的思想感情改造。惟其如此，这种主观世界里的“改造”才有可能是真切可靠的。然而也正因此，“改造”者的自我意识或者说主观能动性，实际上在这个自对自的“改造”过程中，同时又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豁免或信任。这正是身处一个“对话”型场域中的“自我”，相较于深陷一个由他者绝对支配的“独白”型场域的“自我”，最根本的一点差异。在“对话”型的场域里，无论“对话”的对手多么强势，只要尚未跌破多主体并存的“对话”底线，那么也就总还能找着第二个“自我”发话回应、坚持己见的余地。反之，在“独白”型场域里，“独白”者的声调无论如何婉转温和，它都在发挥孤绝排他的压倒性支配作用，除了它这一个声音的强聒不舍，再没有第二个有声音、有主见的“自我”能够显现自己的在场。
完整的“延安文学”，横贯了整风运动和延安文艺运动，前后两段氛围和情状虽有所不一，但总体来讲，都带有“对话”的性质。“对话”的留存，不足以确保整个文学氛围和文学形态一切方面、一切细节的合理、正常和完美；而摒除和拒斥了“对话”的文学，则必定显示出整体上和本质上的悖谬、反常和缺陷。——检测如“延安文学”需要一段从当前文学语境出发的辩护词，或许这就是该开头先说的第一句。
他在他的作品中那么熟练地丰富地运用了群众的语言，显示了他的口语化的卓越的能力；不但在人物对话上，而且在一般叙述的描写上，都是口语化的。在他的作品上，我们可以看出和中国
“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后，学习民间语言，民间形式的努力产生了很多的优秀的结果。就在小说创作方面，也有成绩。但有些作者却在往只在方言、土话、歇后语的采用与旧形式的表面的模仿上下功夫。赵树理同志却不是那样。他执行了他自己作品的创造的任务。 引自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原载1946年8月26日《解放日报》），《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495页。
大概是为了遵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文艺批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要求，以上这部分对赵树理小说语言成就的分析，在周扬文中，是摆在文末，作为依政治标准所展开的情节和人物讨论之后的补充出现的。但若考虑到政治标准下的评论惯常的逻辑实质只在演绎、佐证，而周扬本人当时既是党的政治工作者，同时更是具有文学专业素养的、内行的文艺界领导，即易想见：剖析、论定赵树理小说语言运用的特色和意义的这些话，才是这整篇文章中真正属于和代表周扬自己的内容。赵树理的小说语言，在周扬的评价下，已成为代表知识分子的书面语驯化、提炼、升华代表民间大众的方言土语一个成功样板。
尽管同是赵树理的小说语言，解释和定性成民间大众的方言土语驯化、丰富了知识分子的书面语，也并无不可。但在1946年周扬这篇高度推崇赵树理小说成就的文章中，显然倒过来的解释和定性，更为作者所看重。在周扬的分析中，赵树理作为小说创作尤其是小说语言的“革新家”和“创造家”而不是民间旧形式的模仿者的一面，得到了格外的强调。更进一步，赵树理小说语言上的这种不寻常特质，最后还被周扬径直朝着解放区文艺政治标准的最顶点，做了高度和力度都无以复加的表彰性的归结：
不用说，作者在语言上是用过很大功夫的。据赵树理同志自己写给我的自传材料，及杨献珍同志所告诉我的，他一贯努力于通俗化的工作；他在写这三篇作品之前作过许多文字的活动。他竭力使自己的作品写得为大众所懂得。他不满意于新文艺和群众脱离的状态。他在创作上有自己的路线和主张。同时他对于群众的生活是熟悉的。因此他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这正是他实践了同志的文艺方向的结果。他（原文如此，疑缺“有”——引者注）意识地将他的这些作品通叫做“通俗故事”；当然，这些决不是普通的通俗故事，而是真正的艺术品，它们把艺术性和大众性相当高度地结合起来了。
“文艺座谈会”以后，艺术各部门都达到了重要的收获，开创了新的局面，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是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我欢迎这个胜利，拥护这个胜利！ 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原载1946年8月26日《解放日报》），《周扬文集》（第一卷），第498页。
事实上，在1930-1940年代从红色苏区到上海左联、再到整风前后的延安，盘旋在“大众”、“民族”和“新文艺”等概念迷阵中的语言问题争论，一直不是作为单纯的语言学或文艺理论的专业研讨而存在的，它背后的真关切和真问题是当时处在急剧变动和大规模重组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中崛起的新派城市知识分子群体和1920年代中后期在北伐战争到国共分裂之际走上文化战场前沿的工农劳动大众，如何调整和分配文化权利，进而结成相对稳定的社会斗争同盟的问题。在这个问题逐渐深入展开的过程中，一部分新文化运动出身的城市知识分子以自任自证为工农大众代言人的方式，实际担当起了居中斡旋、两面调停的角色。这种脱离于社会生存现实基础的阶级立场上的位移和文化角色上的转变，主要凭藉的就是特定的语言形态与特定的阶级（或阶层）归属之间的固定对应关系。这种关系最初在苏区时期瞿秋白起草的文委文件《苏维埃的文化革命》中被确立起来，后经瞿秋白本人在上海左联时期的重申和阐释，最终成为延安时期将文风和党风、学风系为一体加以同步整顿的认识根据之一。
关键词 延安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 复调 对话
〔〕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4-0086-09
提起“延安文学”，无论是仅把它作为一个习用的说法，还是视之为一个严整的概念，都需要先做明确的界定。因为依其字面意思，它至少可以被运用于指称三个不同层面的范畴：断代文学、地域文学、题材类型。如所周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学科话语常识中，作为断代文学范畴的“延安文学”，基本与看似属于地域文学范畴的“根据地文学”和“解放区文学”同义， 延安及其所代表的整个陕北地区作为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机关所在地的确切起止时间，是1935年10月至1948年3月。具体情形概述如下：1935年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胜利结束长征，11月进驻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1936年6月撤离瓦窑堡、7月进驻保安（今志丹县），12月18日红军进驻延安。1937年1月13日由保安迁驻延安。1947年3月18日撤离延安，转战陕北。1948年4月22日收复延安。1948年3月23日率机关自陕北吴堡东渡黄河，经晋绥、晋察冀解放区于4、5月抵达河北建屏县（今平山县）西柏坡村。参阅延安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延安文史资料》第一辑，延安市政协1984年9月印行（内部资料）；党史研究室编，党史出版社出版，授权人民网发布：《中国大事记?1935年/1936年/1937年/1947年/1948年》，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4/4415983.html，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4/4415984.html，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4/4415986.html，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4/4416005.html，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4/4416006.html，2012年4月30日访问。其时间上下限分别为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和1949年新中国成立，其理论形态和观念基础趋于系统、完备的醒目标志，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1943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本的正式发表。而作为地域文学范畴的“延安文学”，则理应涵盖凡属当今延安行政辖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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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之内的古今一切文学活动记录和文学成果。此外，如果从创作题材上着眼，那么，所有聚焦甚至涉及延安的社会、历史、人文、地理或民情风俗的各种体裁、各时代、各流派作品，都可作为一个整体类型，纳入到“延安文学”名下。事实上，“延安文学”的以上三种用法，都早已存在，也都自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不过，相形之下，对于下面展开的这一以考察和反思中国现当代文学实际进程的历史脉络及其内在逻辑为主题的探讨来说，断代文学范畴意义上的“延安文学”，显然是更恰当、更得力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一、错位的复调：启蒙与救亡
作为断代文学史形态的“延安文学”，之所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迄今为止的演进历程中，具有异乎寻常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价值，根本的原因不在其本身，而在其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也并非主要体现于微观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的实践，而是首先形诸宏观的文学思潮、文学运动、文学体制层面，且与整个中国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从“旧主义社会”迈向“新主义社会”或者说从“现代”阶段提升到“当代”阶段的历史性跨越紧密关联。换句话说，“延安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出现，既是当时中国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发生深刻变迁的产物，同时，它又反过来将这一深刻变迁推进和落实到了文学艺术的土壤当中，进而对这一深刻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的总体变迁，给予了生动的展示和具体的印证。正基于此，“延安文学”总显露出一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其他片断上很少看到的社会史、政治史和思想史多重色彩、多重因素叠合的复杂质感。循之史实，标志“延安文学”走向理论成熟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本来就不单是延安整风运动在文艺界深入开展、具体贯彻的表现，更是整风运动的宗旨——“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及反党八股”，“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改造工作，团结干部，团结全党”——的直接反映。 引语出自《关于在延安讨论决定及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1942年4月3日），档案馆编：《文件选集》（第十三册），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63、365页。1943年10月19日机关报《解放日报》全文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三天后，即10月22日，《解放日报》刊出了由负责领导全延安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总学委” “总学委”全称“总学习委员会”，于1942年6月整风运动推进到学习运动阶段时宣布成立，“由同志为主、康生为副，领导全延安学习”，下设分区学习委员会和中心学习组。参阅《附件二：延安学习组织的概略》（原载1942年6月12日《解放日报》），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党史参考资料》（五），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0页。下发的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延安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进程中的复调与对话解放日报》十月十九日发表的同志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此文件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各地党收到这一文章后，必须当作整风必读的文件，找出适当的时间，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深刻地（原文如此，依今应为“的”——引者注）学习和研究，规定为今后干部学校与在职干部必修的一课，并尽量印成小册子发送到广大的学生群众和文化界知识界的党外人士中去。 引自《总学委关于学习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1943年10月20日），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党史参考资料》（五），第186页。
显而易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这里被赋予了极崇高、极普遍的政治典范意义。随着学习、响应“讲话精神”的戏曲改革等群众文艺运动的到来，以及赵树理小说等创作典型的涌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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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上的意义和价值，迅速转化成了文学与社会实践的丰硕成果。这种从务虚到务实的两相结合、两相生发和两相支撑，成就了作为断代文学史形态的“延安文学”完整而深切的外在面貌和内在脉络。针对“延安文学”赖以成型的社会思想基础，借用李泽厚先生那段几成不刊之论的“救亡压倒启蒙”的说法给予概括，可能是最恰切不过的：在的党旗下，一大批知识青年领导工农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在这个历尽艰难的胜利斗争中，从建党一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延安整风，都不断地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彻底否定了无政府主义鼓吹的那种种绝对个人主义，也否定了自由主义所倡导所追求的种种个体自由、个性解放等属于资本主义启蒙思想体系中的许多东西。而这些否定和批判主要都是救亡——革命——战争的现实要求，而并非真正学理上的选择。②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32页。
今天看来，这段话所导出的结论——“五四时期启蒙与救亡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局面并没有延续多久，时代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题又一次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②似乎已不及它所展示的那种把“知”（“学理”、“思想”）与“行”（“革命”、“斗争”）双重社会实践的历史轨迹进行既分辨又合观的独到思路更耐寻味、更堪深思。也恰是沿着这一思路延伸省察，不难发现：贯穿在“启蒙”与“救亡”双重主题变奏的近现代历史脉络中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道路，在以“学理”、“思想”与“革命”、“斗争”双重主潮交汇而成的社会实践的历史洪流中，主要呈现的是在“学理”、“思想”与“革命”、“斗争”之间曲折起落、游转浮沉的被动漂移形迹，而不是相对确定地归属和定位于二者中的某一边。
每在“学理”、“思想”与政治斗争都同样面临亟待重新定向的挑战和困境，而不得不暂时交集在一起之际，整个社会转入临界突变的历史转折关头，文学的现代化道路往往看起来就像是既与现代转型中的学术史和思想史合辙，又与迎向新的革命目标的一段政治史重叠。但这实际上只是连续不断的历史画面中的短促一瞬，如同列车行进中的会车或启程前停靠站的场景，会合仅在一时，各行其道才是持续更久的常态。当“学理”、“思想”与“革命”、“斗争”各自取道而去，形成取向、力度和影响范围不一的社会效应时，文学即随之成为印证这种社会效应差异的生动标志；并且，这时它的一般表现，是让自己依循于“学理”、“思想”与“革命”、“斗争”二者中相对强势的一边。这也许不是这种社会形势下所有文学个案的选择和表现，但却是注定要通过充分的社会化来实现自身存在价值的文学，整体上所表征的趋势。
既如此，如果“五四时期”可以被看成“启蒙”与“救亡”并行不悖的一个历史片断，相应地，延安整风运动，又被看成一个终结这一历史片断、也就是以“救亡”来压倒“启蒙”的另一个历史片断接踵而至的显著标志，那么，穿梭或者定格在这两个历史片断中的“五四文学”和“延安文学”，也就顺理成章有了区分彼此的依据：前者，属于适值“学理”、“思想”和“政治”、“斗争”所代表的知、行两面的社会实践需要相对平等地结合起来，去寻求共同出路的特殊历史情境下的文学；因而，它自然地共享和分担了“学理”、“思想”范畴的“启蒙”和“政治”、“斗争”范畴的“救亡”这一对显赫的时代主题。后者，则属于“政治”、“斗争”和“学理”、“思想”转入分途演进并在社会效应上形成显隐、强弱的悬殊反差时期的文学。较之前者，它几乎是一边倒地偏向了“政治”、“斗争”范畴的“救亡”，同时，也就远远地疏离了“学理”、“思想”范畴的“启蒙”。这当然可以被批评为它的一个不足，尤其是在单纯以前者为“正”评判尺度下。但换个角度索证于历史，“启蒙”也好，“学理”、“思想”也好，根本上都并不是作为文学命定的归宿或须臾不可离弃的魂魄而存在的，在文学和文学史之外，它们一向自有其专属的理论学术范畴的着落。对从近代、现代到当代一路走来的中国文学而言，“启蒙”与“救亡”的错位变奏，既是它外在处境的一部分，也是它内在品质的一部分，借用从巴赫金文论里抽取来的术语，这种品质或可称之为复调、多声对话或者杂语喧哗。
二、语境变乱与主题杂化
内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多重主题间的复调对话或者杂语喧哗，在“延安文学”这里、在“救亡压倒启蒙”的这一个环节上所体现出的，实质上仅仅是它多维多面症候之一端。如前所述，映衬在“救亡”与“启蒙”变奏背后的是“政治”、“斗争”与“学理”、“思想”底色的交迭消长，但在更深一层发挥着支配作用的，则是足以贯通和统摄从文学艺术到思想学理、再到政治斗争所有相关各具体范畴的一套民族化、本土化、大众化的价值转换机制和与之对应的一项将一切精神舶来品进行全面彻底的中国化和具体化的意识形态建构工程。世界与民族、外来与本土、精英与大众、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这一系列从发端于“五四”史前期的新文化运动那里，就已开始累积的关涉到整个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原则问题，都归结进这套价值转换机制，通过构筑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具体化为统率的意识形态大厦，被一揽子解决。源于：查抄袭率毕业论文理工www.udooo.com
与语言问题的深耕广拓紧相交织的另一关键问题，是文学主体问题，其具体内容是对文学活动主体的社会角色和阶级身份实行历史性的甄别、批判和革命性的置换、改造。文学历史、文学空间和文学价值的新与旧之分、传统（精英）与民间（大众）之分交相穿插在一起，形成了新文学胜于旧文学，但新文学和旧文学相对于民间大众的文学，又都同等地带有以少数社会精英为主体、以书面语言为基本形式的隔膜于民间和大众的局限这一繁复、曲折的价值评判逻辑。一部代表着与大众疏离对峙的社会中上阶层的精神需要和审美趣味的书面化和知识化的文学史，以及在这部文学史中始终居于主体地位的文人、知识分子群体，经这种价值逻辑的比照，立时显出原罪深重的一派幽暗。好在，偿尽原罪、谋求救赎的方向和方案，也同时包含在了这种逻辑之中，那就是走向民间、与大众相结合，完成社会角色和阶级身份的自我转换。三、伪争辩内外的真对话
像有的论者曾特别注意过的那样，“延安文学”或整个“延安文化”本身，就已是抗战爆发后素以沉湎书面文化为习的城市知识分子大量向边缘乡村地区流动的一个直接的社会结果。 参阅汪晖：《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47-349页。作者原是在探讨“民族形式”论争的发生原因和这场论争中“民间”问题的生成契机时，提到知识分子大规模社会流动这一事实的。从历史脉络上看，“延安文学”和“延安文化”成型的这种社会机理，恰好与促成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或“五四”运动发生的城市新知识分子群体的兴起，以及与此相关的城市书面文化生活空间的扩大的社会机理，动向相反，效应对冲。就这个角度而论，聚讼“民间形式”是否应被当作“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这类问题，与其称之为论争，倒不如视之为仪式。因为，这类论争里，其实并没有设置真正的排他性选项可供参论者一争。要设置这种选项，必须把论证主题依托的事实情境或者客观条件充分确凿地固定下来、统一起来，但实质上的问题偏巧正集中于此。难怪当时一度占据了这场论争靶心位置的向林冰，会在论战中禁不住感慨：“如果我们把问题的提起与问题的解决混为一谈，便是令科学家笑掉牙齿的愚蠢行为。” 向林冰：《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第425页。这样的论争，如果还有比作为仪式更多一层的功能或意味，那这层功能或意义，就该是与巴赫金在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独特艺术观察范畴时所揭示的一种情形相似：不是寻求不同性质存在之间的历时性的一致，而是显现不同性质存在的共时并存和相互作用。 关于巴赫金的相关论述，参阅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白春仁、顾亚铃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6-42页。只是在宏观的文学史视野中，要从“延安文学”这里扫描出一种不同性质存在共时并存、相互作用的场景，似乎比相反的串联历史链条、勾划历时性逻辑线索的工作，更有挑战性，也更有难度。后者的显例，虽在陈陈相因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专业教科书里，一向较为少见，但在专业话语的正统疆界以外，早有严肃的学术著作把“延安文学”确认为祛除书面程式、重建视听直感艺术（口传歌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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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演出）的“第二次文学革命”。与陈独秀、胡适揭橥宗旨的第一次文学革命不同的是，兴起于延安的这“第二次文学革命”，有了详明的革命政治理论“毛主义”的支撑；而两次文学革命之间的中继环节和之后更激进的发展，则分别是1930年代初左联早期的理论建设，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样板戏的出炉。 参阅李欧梵：《文学趋势：通向革命之路，1927-1949年》，［美］费正清、［美］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552-553页。厘清一条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和“左联”，再从“左联”到“文学”的历史线索，自有一份特别的学理价值，这至少有助于我们把握这条线索所连接的各段文学史在思想观念背景上的层累关系和主轴取向。但检测使我们的认识以此为足，这条线索所及之处的文学史实，本质上也就被演绎成了单一主体、单一向度、单一诉求的一通“独白”，所有曾经出现在各阶段文学史实现场的人、事、文本，都得因这通“独白”的覆盖、过滤，而只能在奔着一个方位姿态一律地倾斜、奔趋的过程中，显示自己作为“历史中间物”的一层价值或意义，舍此之外的价值和意义则被遮蔽、归零。更何况，每一条这样单向突进的线索，只能连贯有限的史实，对完整历史情境中的丰富存在，不啻于施行了“选择性失忆”式的处理。要矫正这种偏颇，必须把单一线索增扩为多向的多线交织网。可这么一来，“线索”型思维的便利和线索本身的意义，也就消失殆尽。
就“延安文学”而言，它作为历史一环的价值和意义，正体现在它不仅仅在一条单向的历史线索上充当着一个醒目的跃点，更体现在它是整个现当代中国的文学时空中，文学主体、文学资源的流向从单向的“进城”或“下乡”形态，转变为“进城”与“下乡”两种流向交错汇集、表里相依的二元“共时并存、相互作用”形态的第一次成功。这次成功，一边终结了此前中国现代文学板结于不是精英至上、就是大众至上，不是厉行“启蒙”、就是高倡“民粹”的单边“独白”和单极演进的存在模式，一边也决定了此后走向当代的中国文学的基本模式：通过精英与大众、“启蒙”与“民粹”的相持和“对话”，求得促动或引导文学变迁的理论根据和实际取向。
与1930年代初期苏区文艺政策和上海左翼文论中丝毫不留余地的否定和反对“五四”新文艺的主张 参阅瞿秋白：《苏维埃的文化革命》、《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1-235、522-531页。相比，“延安文学”的理论经典——《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改造，实际上仍带着“五四”新文艺滋养和影响，从“五四”新文艺赖以滥觞和发展的城市地区奔赴到延安的文人、知识分子，有条件地保留了主体的尊严和继续投身革命文艺发展的政治资格。这不能只解释成从1930年代的苏区和左联到1940年代初的延安、从瞿秋白到的文艺思想和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发展。更应该注意的是1940年代初期的延安，已经成为1910年代中后期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滥觞以降近三十年间各种不同背景、不同来路、不同层次的进步文人、知识分子共处一堂，以及他们所抱持的各种不同派别、不同性质、不同范畴的文学观念和文化思想交会碰撞的一个中国新文学史时空的缩聚体。在这种客观情势下，延安文艺的理论建构和创作实践，就不能不把化异为同的包容作为主旨，早期的苏区和左联那样以绝对的排异为务的想法和做法，至此最多只能作为辅助或配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阐述和要求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改造”，包含了由内而外的自觉改造和由外而内的被动改造（讲话原文中称此为“思想斗争”）两层含义，但重点终归还是落在了前一个方面，也就是由被改造者通过自我的觉悟提高和立场转变，来实现针对他们本人的思想感情改造。惟其如此，这种主观世界里的“改造”才有可能是真切可靠的。然而也正因此，“改造”者的自我意识或者说主观能动性，实际上在这个自对自的“改造”过程中，同时又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豁免或信任。这正是身处一个“对话”型场域中的“自我”，相较于深陷一个由他者绝对支配的“独白”型场域的“自我”，最根本的一点差异。在“对话”型的场域里，无论“对话”的对手多么强势，只要尚未跌破多主体并存的“对话”底线，那么也就总还能找着第二个“自我”发话回应、坚持己见的余地。反之，在“独白”型场域里，“独白”者的声调无论如何婉转温和，它都在发挥孤绝排他的压倒性支配作用，除了它这一个声音的强聒不舍，再没有第二个有声音、有主见的“自我”能够显现自己的在场。
完整的“延安文学”，横贯了整风运动和延安文艺运动，前后两段氛围和情状虽有所不一，但总体来讲，都带有“对话”的性质。“对话”的留存，不足以确保整个文学氛围和文学形态一切方面、一切细节的合理、正常和完美；而摒除和拒斥了“对话”的文学，则必定显示出整体上和本质上的悖谬、反常和缺陷。——检测如“延安文学”需要一段从当前文学语境出发的辩护词，或许这就是该开头先说的第一句。
四、从语言到阶级：远近两例对话
“延安文学”的“对话”性得以保持，有迫于延安社会文化实际需要的客观基础，有形诸观念、理论和政策的文字见证，但其最鲜活的体现，还是在具体的创作、批评实践中。这方面的典型个案，首推周扬对赵树理小说艺术特质的“发现”：他在他的作品中那么熟练地丰富地运用了群众的语言，显示了他的口语化的卓越的能力；不但在人物对话上，而且在一般叙述的描写上，都是口语化的。在他的作品上，我们可以看出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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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有小说传统的深刻联系，他在表现方法上，特别是语言形式上吸取了中国旧小说的许多长处。但是他所创造出来的决不是旧形式，而是真正的新形式，民族新形式。他的语言是群众的话（原文如此，疑为误植字，本字或应为“活”——引者注）的语言。他在文学创作上，不是墨守成规者，而是革新家，创造家。“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后，学习民间语言，民间形式的努力产生了很多的优秀的结果。就在小说创作方面，也有成绩。但有些作者却在往只在方言、土话、歇后语的采用与旧形式的表面的模仿上下功夫。赵树理同志却不是那样。他执行了他自己作品的创造的任务。 引自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原载1946年8月26日《解放日报》），《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495页。
大概是为了遵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文艺批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要求，以上这部分对赵树理小说语言成就的分析，在周扬文中，是摆在文末，作为依政治标准所展开的情节和人物讨论之后的补充出现的。但若考虑到政治标准下的评论惯常的逻辑实质只在演绎、佐证，而周扬本人当时既是党的政治工作者，同时更是具有文学专业素养的、内行的文艺界领导，即易想见：剖析、论定赵树理小说语言运用的特色和意义的这些话，才是这整篇文章中真正属于和代表周扬自己的内容。赵树理的小说语言，在周扬的评价下，已成为代表知识分子的书面语驯化、提炼、升华代表民间大众的方言土语一个成功样板。
尽管同是赵树理的小说语言，解释和定性成民间大众的方言土语驯化、丰富了知识分子的书面语，也并无不可。但在1946年周扬这篇高度推崇赵树理小说成就的文章中，显然倒过来的解释和定性，更为作者所看重。在周扬的分析中，赵树理作为小说创作尤其是小说语言的“革新家”和“创造家”而不是民间旧形式的模仿者的一面，得到了格外的强调。更进一步，赵树理小说语言上的这种不寻常特质，最后还被周扬径直朝着解放区文艺政治标准的最顶点，做了高度和力度都无以复加的表彰性的归结：
不用说，作者在语言上是用过很大功夫的。据赵树理同志自己写给我的自传材料，及杨献珍同志所告诉我的，他一贯努力于通俗化的工作；他在写这三篇作品之前作过许多文字的活动。他竭力使自己的作品写得为大众所懂得。他不满意于新文艺和群众脱离的状态。他在创作上有自己的路线和主张。同时他对于群众的生活是熟悉的。因此他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这正是他实践了同志的文艺方向的结果。他（原文如此，疑缺“有”——引者注）意识地将他的这些作品通叫做“通俗故事”；当然，这些决不是普通的通俗故事，而是真正的艺术品，它们把艺术性和大众性相当高度地结合起来了。
“文艺座谈会”以后，艺术各部门都达到了重要的收获，开创了新的局面，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是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我欢迎这个胜利，拥护这个胜利！ 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原载1946年8月26日《解放日报》），《周扬文集》（第一卷），第498页。
事实上，在1930-1940年代从红色苏区到上海左联、再到整风前后的延安，盘旋在“大众”、“民族”和“新文艺”等概念迷阵中的语言问题争论，一直不是作为单纯的语言学或文艺理论的专业研讨而存在的，它背后的真关切和真问题是当时处在急剧变动和大规模重组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中崛起的新派城市知识分子群体和1920年代中后期在北伐战争到国共分裂之际走上文化战场前沿的工农劳动大众，如何调整和分配文化权利，进而结成相对稳定的社会斗争同盟的问题。在这个问题逐渐深入展开的过程中，一部分新文化运动出身的城市知识分子以自任自证为工农大众代言人的方式，实际担当起了居中斡旋、两面调停的角色。这种脱离于社会生存现实基础的阶级立场上的位移和文化角色上的转变，主要凭藉的就是特定的语言形态与特定的阶级（或阶层）归属之间的固定对应关系。这种关系最初在苏区时期瞿秋白起草的文委文件《苏维埃的文化革命》中被确立起来，后经瞿秋白本人在上海左联时期的重申和阐释，最终成为延安时期将文风和党风、学风系为一体加以同步整顿的认识根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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