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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性格与的乡村动员模式——以苏区为中心的考察》（张宏卿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是研究党史、苏区史的一本新著，其理论尝试和学术观点，对于党史、中国革命史和苏区史研究领域的学者来说，有耳目一新之感，书中不乏作者对近代革命进程中农民性情与乡土社会的敏感观察力，也体现了其丰富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背景。而且，从乡土社会的底层视角去诠释中国近代革命构成了本书主要的学术性探索，也是党史研究范式转变的有力尝试。以下本人简略地从本书的主要内容、学术观点和现实价值等方面谈谈自己的理解。
传统乡民与革命知识分子之间，革命的政治文化与农民的深层政治意识的磨合，是一个色彩斑斓的多维画卷。阶级斗争学说作为一种“新科学”，在中国不但提供了对社会、历史的整体性理解和实践路径，而且对于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国度，走了一条民俗化、简单化的线路，从而减弱了国民走上革命的复杂性与内在紧张感。
一是革命意识形态的民间化。革命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形式多样，包括标语、口号、歌谣、戏剧、绘画甚至装饰、服装等，意识形态的传播需要一定的政治传播学和社会心理学等技术方面的媒介。对此，埃德加·斯诺是这样说的：“你知道在某种意义上，你也可以把整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看成是一个盛大的巡回宣传演出，与其说是为了保卫某种思想的绝对正确，不如说是为了保卫这种思想的存在权利。我现在很难说，但是这很可能是红军最有永久价值的贡献，即使他们最终遇到失败和打垮。”
二是对大多数农民利益的及时满足和越来越走向成熟的娴熟的与民互动技巧。以土地革命为例，就连国民党的要员孙科在1933年9月25日的国府纪念周讲演中也说道：“总理在党纲上所规定的平均地权，为我们自己所没有实行，而在江西却部分的剽窃，部分的实行了，凡是在他们匪区内所有的土地，完全取消私人原来的所有权，以之重新分配给穷苦的人民，这样他们满得了一部分人民的同情，而受他们死力的拥护，在江西因为得到了这基础，所以有这样大的力量，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农民就是如此，需要切切实实的利益，更需耐心细致的工作。
一方面是革命改造了农民。富有特色的农动开创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特有模式”。革命的理论，斗争的，再加上发动、引导，适当的经济利益和理想的完美模式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只要运动的潮涌起，即使再理智，再善于打小算盘的农民一旦被卷进运动的漩涡中，都会身不由己，从众性更强，狂热度在相互感染中升温。另一方面是农民在“改造着”国家。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费正清就说过：“中国农民是一个至少拥有八亿人口的群体……这是一个大得举世无双的大概无法同化的人类群体。”农民的这种富有弹性的而又是根深蒂固的非规范性文化，普遍存在于一般民众之中的风俗、习惯、信仰、追求、日常生活、潜在意识以及种种约定俗成的不成文的制度之中。放宽历史的视界：革命也许是一时一地地改造了农民，而农民却是无时无地地、虽悄无声息但绝对不是可以忽略地“改造着”国家。
责任编辑 张荣辉
一、主要内容：农民性格与革命文化
作者认为，从“农民性”和革命文化互动的视角去感悟、理解江西苏维埃运动这一段历史，源于：论文查抄袭率www.udooo.com
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分析角度。在对“农民性”与革命文化互动的过程中，笔者选择了贫雇农、妇女、儿童三个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对象，其中体现了中国人动员民众的基本理念与行动路径。贫农、雇农是理念中依靠的中坚分子；妇女、儿童作为一个边缘化群体在革命中具有特别的效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突显了革命的特点，正是从这一边缘化群体着手，利用她们在家庭中的纽带作用和在传统社会中的地位，抓住她们的特殊利益、要求和心理，发动她们起来革命，从而带动整个家庭成员的革命性。传统乡民与革命知识分子之间，革命的政治文化与农民的深层政治意识的磨合，是一个色彩斑斓的多维画卷。阶级斗争学说作为一种“新科学”，在中国不但提供了对社会、历史的整体性理解和实践路径，而且对于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国度，走了一条民俗化、简单化的线路，从而减弱了国民走上革命的复杂性与内在紧张感。
二、学术观点：革命信念与“农民意识”的成功对接
作为革命者的人，用整个身躯、全部心灵、完整意识去感受草根下发芽的声音，去倾听那虽然微弱但是为数甚多的声音，他们只有三两句简单却不乏真诚的、朴素却浸透着鲜血的话语，通过神秘的未被觉察的途径到达人民的心中，找到了现成的土壤并且深深地扎下根。一是革命意识形态的民间化。革命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形式多样，包括标语、口号、歌谣、戏剧、绘画甚至装饰、服装等，意识形态的传播需要一定的政治传播学和社会心理学等技术方面的媒介。对此，埃德加·斯诺是这样说的：“你知道在某种意义上，你也可以把整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看成是一个盛大的巡回宣传演出，与其说是为了保卫某种思想的绝对正确，不如说是为了保卫这种思想的存在权利。我现在很难说，但是这很可能是红军最有永久价值的贡献，即使他们最终遇到失败和打垮。”
二是对大多数农民利益的及时满足和越来越走向成熟的娴熟的与民互动技巧。以土地革命为例，就连国民党的要员孙科在1933年9月25日的国府纪念周讲演中也说道：“总理在党纲上所规定的平均地权，为我们自己所没有实行，而在江西却部分的剽窃，部分的实行了，凡是在他们匪区内所有的土地，完全取消私人原来的所有权，以之重新分配给穷苦的人民，这样他们满得了一部分人民的同情，而受他们死力的拥护，在江西因为得到了这基础，所以有这样大的力量，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农民就是如此，需要切切实实的利益，更需耐心细致的工作。
三、现实关照：中国农民与农民中国
站在今天历史的高度，回过头去重新认识一下曾经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深入考察一下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新中国是怎样诞生的，关注一下“革命”给我们今天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种体制及其思想文化观念留下了怎样的一些烙印，也许能让我们生活得更明白。一方面是革命改造了农民。富有特色的农动开创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特有模式”。革命的理论，斗争的，再加上发动、引导，适当的经济利益和理想的完美模式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只要运动的潮涌起，即使再理智，再善于打小算盘的农民一旦被卷进运动的漩涡中，都会身不由己，从众性更强，狂热度在相互感染中升温。另一方面是农民在“改造着”国家。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费正清就说过：“中国农民是一个至少拥有八亿人口的群体……这是一个大得举世无双的大概无法同化的人类群体。”农民的这种富有弹性的而又是根深蒂固的非规范性文化，普遍存在于一般民众之中的风俗、习惯、信仰、追求、日常生活、潜在意识以及种种约定俗成的不成文的制度之中。放宽历史的视界：革命也许是一时一地地改造了农民，而农民却是无时无地地、虽悄无声息但绝对不是可以忽略地“改造着”国家。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