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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框架下对水库移民安置区土地流转过程中安置区居民福利的变化进行了研究。首先提出构成安置区居民福利的功能性活动和指标，其次提出适合本研究的各功能性活动和指标的权重函数，最后使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对三个水库安置区居民土地流转前后福利的变化进行衡量。结果显示，土地流转后安置区居民总体福利水平明显降低，模糊评价值从0.444下降至0.347。从功能指标看，除家庭经济状况外，社会保障、政治参与、心理均较大程度地变差；从转换因素看，受教育程度是安置区居民福利变化产生差异的显著性影响因素。因此，政府对安置区居民的补偿不能单纯依靠货币补偿，而应通过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养老和失业保障制度，形成复合的补偿方式；政府要同时考虑安置区居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有针对性得增加其受教育的机会；政府还应该改善安置区的政治参与环境，以减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国家控制性对安置区居民福利造成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 水库；安置区居民；土地流转；福利；可行能力；模糊评价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1-0116-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
这种政府干预下的土地流转形式事实上已违背了现今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对安置区居民的福利产生了潜在负面影响。移民为水利水电工程搬迁，安置区居民为移民的安置提供土地，说明安置区居民和移民都为兴建水利水电工程作出了贡献，安置区居民得到的补偿和受到的学术关注远远不及移民。国内有关水利水电工程移民福利的文献多且成体系，而有关安置区居民福利的研究则是散见于其他相关研究文献，对安置区居民福利的概念界定比较模糊，对其福利的量化工作也做得非常不够。本文尝试性地以安置区居民福利为研究内容，在可行能力理论框架中讨论其构成的基础上，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量化安置区居民在水库移民安置土地流转前后的福利，并对其变化程度进行评价，找出影响安置区居民福利变化的重要因素，以期为政府制定和完善安置区土地流转相关政策提供参考，更好地怎么写作于水利水电工程非自愿性搬迁移民的安置工作。
可行能力理论着重于研究生活的本质，而不是通过人们对幸福或实现愿望的感受或者对初级商品的要求来评价福利。生活被Sen看作是相互关联的功能性活动的集合，对福利的评价可通过评价这些功能性活动来实现。幸福、满足感乃至衣食丰足均可以是功能性活动的组成部分，因为Sen实际上强调，影响个人福利水平并不是物品本身，而是物品能够为其带来什么，以及人们能够利用它们做些什么。可行能力与人们的个体特征和社会经济条件紧密相关，相同的资源被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下可转换成不同的功能性活动。
实际上，能力集是不能被直接观察的，因此，在实证中一般分析福利与可获得的功能性活动之间的关系。可行能力方法基本原理可以用图1表示。
在研究移民安置引起的土地流转对安置区居民福利的影响时，应考虑安置区居民家庭特征、安置区所处地区经济条件的差异这两类转换因素的影响。本文由于受资料的限制，仅以被抚养人口占家庭总人口的比重，被访者受教育程度和样本村距离上级经济中心的距离为例分析转换因素的差异如何导致安置区居民福利变化的差异。
同等的收入水平，文化程度较高的人相比文盲会获得更高的可行能力，抚养人口压力小的家庭相比被抚养人口比重大的家庭也会如此。区域经济学中的距离衰减原理认为，地理客体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与它们之间的距离成反比，距离越远影响程度越小[6]。因此可以认为，某安置区居民居住地若距离上一级经济中心越远，它与该经济中心交流活动所花费的交通成本、时间成本以及获取信息的成本等就越大，受该经济中心
式（1）是安置区居民福利模糊综合评价指数的计算公式，其中：n表示安置区居民家庭的个数；I表示安置区居民家庭福利的模糊综合评价指数；xi表示第i个安置区居民家庭的评价指标值；μ（xi）表示xi指标值对于福利的隶属度，且μ（xi）∈[0，1]；ωi表示指标xi的权重函数，且ωi>0。
由式（1）可知，要计算安置区居民福利指数，首先要确定隶属函数和指标的权重函数。本文中隶属函数的确定都是参照模糊数学[7]中常见的处理方式，在此不做具体说明。
权重函数的选择应该满足安置区居民福利变化的基本特征，故本文提出三大基本检测设以讨论权重函数，它们分别是：①当评价指标单调递增或递减时，安置区居民的福利指数也随之单调变化；②安置区居民功能性活动间的边际替代率无穷大；③随着评价指标值的增加，其权重呈现边际递减的趋势。
根据检测设，应有I/yi>0，因为μ（xi）和ωi都是xi的函数，所以ωi也可以表示成μ（xi）的函数，检测设yi=μ（xi），那么有ωi=φ（yi），带入I/yi>0，并将其改写为：
（3）在安置区居民的政治参与方面。从福利指数来看，三个安置区居民政治参与福利指数全部下降。在未被选为移民安置区前，安置区集体和居民均享有排他性的土地产权，整个村集体也基本呈现出自治状态。被选为移民安置区后，良好的政治参与状况随着政府移民安置工作的开展而遭到破坏，土地流转事实上已经与现今的农村土地法律政策相违背，且对安置区居民享有的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造成了侵害[9]。三个安置区居民的知情、自主状况相比土地流转前变差了，这主要是因为政府的干预造成安置区居民这两项权利的弱化。安置区居民对移民迁入引起的土地流转的认同度也基本趋同，即认为水利水电工程并未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实质性好处。在以上三项指标都变差的情况下，三个安置区居民却依然愿意接受移民，这主要是因为安置区居民土地产权意识淡薄，对
（4）在安置区居民心理状况。同样的经济收入、支出和承包地数量对于不同的安置区居民会产生不同的满意度[10]。计算结果显示，三个安置区的样本居民都认为目前的经济状况不如移民到来前而感觉不满意，“常德安置区”居民的这种感觉最为强烈。
计算结果显示，距离镇中心最近（3 km之内）的居民家庭福利指数变化最小，居住地与镇中心的距离超过6 km的安置区居民家庭总福利指数变化大于距离镇中心6 km以内的家庭。在经济状况方面，离镇中心最近安置区居民家庭的经济福利指数在土地流转前后不减小反而增加，这可能是因为距离镇中心越近，面临的市场越大，获得的信息就越多。相反距离镇中心越远，越难及时获得信息，必须承担更多由地域因素带来的额外成本。而在其他方面，居住距离对它们的影响规律就不明显了。总的来说，居住距离对安置区居民福利的影响规律并不明显。
4.
4.
（1）应确保广大安置区居民对重大事情的知情权，这是保证其有机会与政府博弈的前提。
（2）应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村民自治的行政化倾向使得村民委员会的自治功能减弱[11]，因此可以从避免村委会职能行政化着手，配合公平公正的村委会选举制度，如此选举出的村委会和村支书才能真正代表广大农民的心声。
（3）应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现阶段，主要是发展各种农民社团组织，组织起来的安置区居民可以聚集巨大的力量，参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监督乡村权力的运作，和政府展开博弈，从而实现维护其利益的目的[12]。
Reservoir Resettlements During the Process of Land Circulation
HE Dan1，2 CHEN Yinro
（1. Land Management College，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0， China；
2. Hubei R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Wuhan Hubei 430070，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framework of Sen’s Capbility， this paper researched the welfare changes of original inhabitants that were caused by the land circulation in reservoir resettlements. First of all， it put forward functional activities and related indices in order to constitute the welfare of original inhabitants in migrant allocation. Secondly， it proposed weighting function which was applied to the functional activities and indicators in this study. Finally， it measured the welfare variations of original inhabitants in reservoir resettlements with the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tal welfare level of original inhabitants in the three reservoir resettlements obviously reduced， and fuzzy evaluation value fell from 0.444 to 0.347.From functional activities， apart from economic situation， the other aspects were much worse than before. From the conversion factors， the education level was the significant factor which can cause differences of residents’ welfare variations.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establish a compound compensation mode by means of establishing rural minimum subsistence guarantee system， pension system and unemployment insurance system， instead of just using monetary to compensate original inhabitants of resettlement area. The government must consider the subsistence issues and the development issues of original inhabitants simultaneously， and increase job opportunities accordingly for them. In order to reduce the negative effect on the welfare of original inhabitants， which was caused by the statecontrolled characteristic of cooperative land ownership， the government should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resettlement areas.
Key words reservoir； original inhabitant of resettlement area； land circulation； welfare； capability； fuzzy evaluation
关键词 水库；安置区居民；土地流转；福利；可行能力；模糊评价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1-0116-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
1.018
中国水资源丰富，但开发利用率并不高，未来几十年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趋势，必将推动中国水电事业的大发展，从而不断产生新的水电移民。从实践看，中国水库移民安置方式主要以农业安置为主，这主要是因为源于：免费论文www.udooo.com
：①移民大多为农民，农业安置相较于非农业安置更有利于保证农村移民的生活适应性；②二三产业吸纳劳动力能力极为有限，而中国移民人数多且集中，非农业安置存在较大局限性；③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农民失去土地，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农民与土地的直接结合，则是社会稳定的基石[3]。国务院471号令强调移民安置应当坚持以农业生产安置为主，农村移民安置后，应当使移民拥有与安置区居民基本相当的土地等农业生产资料。可见，解决移民的土地问题无疑是水库移民农业生产安置工作的重中之重。据专家预测，今后20年，因工程建设还将淹没土地10万 hm2，搬迁安置移民310万人，其中水利移民约为150万人，水电移民约为160万人[4]。中国耕地后备资源非常有限的国情和移民对土地资源迫切、大量的需求，决定了政府通过行政手段促使安置区居民土地向移民流转成为一种必然和趋势。这种政府干预下的土地流转形式事实上已违背了现今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对安置区居民的福利产生了潜在负面影响。移民为水利水电工程搬迁，安置区居民为移民的安置提供土地，说明安置区居民和移民都为兴建水利水电工程作出了贡献，安置区居民得到的补偿和受到的学术关注远远不及移民。国内有关水利水电工程移民福利的文献多且成体系，而有关安置区居民福利的研究则是散见于其他相关研究文献，对安置区居民福利的概念界定比较模糊，对其福利的量化工作也做得非常不够。本文尝试性地以安置区居民福利为研究内容，在可行能力理论框架中讨论其构成的基础上，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量化安置区居民在水库移民安置土地流转前后的福利，并对其变化程度进行评价，找出影响安置区居民福利变化的重要因素，以期为政府制定和完善安置区土地流转相关政策提供参考，更好地怎么写作于水利水电工程非自愿性搬迁移民的安置工作。
1 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概述
阿马蒂亚·森（Amatrtya Sen，以下简称“Sen”）作为福利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1980年Sen在“什么是公平？”一文中第一次提出可行能力概念。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的组合。可行能力因此是一种自由，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是实现各种不同生活方式的自由， 是获得福利的真正机会和选择的自由[5]。功能性活动一概念源于亚里士多德，意为一个人认为值得去做的事情或达到的多种多样的状态。从初级的要求如温饱和免受可避免的疾病，到非常复杂的活动或个人的状态，如政治活动参与和拥有自尊等，都是有价值的功能性活动。可行能力理论着重于研究生活的本质，而不是通过人们对幸福或实现愿望的感受或者对初级商品的要求来评价福利。生活被Sen看作是相互关联的功能性活动的集合，对福利的评价可通过评价这些功能性活动来实现。幸福、满足感乃至衣食丰足均可以是功能性活动的组成部分，因为Sen实际上强调，影响个人福利水平并不是物品本身，而是物品能够为其带来什么，以及人们能够利用它们做些什么。可行能力与人们的个体特征和社会经济条件紧密相关，相同的资源被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下可转换成不同的功能性活动。
实际上，能力集是不能被直接观察的，因此，在实证中一般分析福利与可获得的功能性活动之间的关系。可行能力方法基本原理可以用图1表示。
2 可行能力框架下安置区土地流转对安置区居民福利影响的理论分析
2.1 研究对象的确定
因为中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和浓厚的亲情关系造成部分家庭成员的状况好会带给其他成员很大的满足度，安置区居民家庭是基本的决策单位，所以本文将安置区居民家庭作为研究对象。2.2 功能性活动及相关指标
Sen并未指出福利是由哪些功能性活动组成，本文根据中国国情以及水库移民安置的现实特征，选择针对安置区居民的家庭经济状况、社会保障、政治参与、心理因素这四个方面的功能性活动，对土地流转前后安置区居民会发生突出变化的可行能力进行比较。2.1 家庭经济状况
虽然理论上来说以经济因素代替福利有若干缺陷，但是实际上它仍是达到福利的一个有效途径，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的国家，经济收入的高低是影响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因此考虑把经济收入作为组成福利的功能性活动之一。水库移民安置区居民土地流转并未改变其农民的身份，安置区土地流转前后，安置区居民的承包地数量发生变化，农业收入必然受到影响，同时非农业收入会因为移民的到来人口的聚集发生变化，例如可以在农闲时开发副业来增加收入。因为安置区居民并未完全失地，只是承包地数量有所变化而已，其仍从事农业生产，所以土地流转前后生活支出变化并不大，故不考虑将该因素作为家庭经济状况这一功能性活动的相关性指标。2.2 社会保障状况
在中国，世世代代的农民都将土地作为安身立命之本，这是因为农地可以给予农民生活上的保障，同时还具有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障的作用。水库安置区一般地处偏远，和其他地区的农民相比，安置区居民对土地的依赖性更强，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替代率更大，因此土地流转对安置区居民福利方面的影响会更大。农地面积则可用来反映农地对安置区居民的生活保障作用，该值越大说明农地对安置区居民的生活保障作用越大。土地在安置区居民失去劳动能力后所起的养老保障作用的大小可反映土地的养老功能。村集体近年来是否根据某些原因进行过土地重新分配以及安置区居民对土地未来的预期可用来反映失业保障作用，如果重新分配了土地，他们在非农业生产过程中不如意，想继续回村种地的可能性就增加，能部分反映失业保障作用，同时当安置区居民对土地的预期越高，那么他们重操旧业想获得土地时的成本就高，进一步反映了土地的失业保障作用。2.3 政治参与状况
政治自由是Sen探讨的五种类型的工具性自由之一，在安置区居民的可行能力中考虑政治参与这项功能性指标意义重大。安置区居民政治参与的内容比较广泛，本文选取了和水库移民安置密切相关的知情权、自主权、认同度以及意愿情况四项指标来反映安置区居民的政治参与状况。某种意义上而言，政府或者其他机构在编制搬迁安置规划时，征求安置区居民的意见就是一种告知行为，本文检测定移民安置之前对于村委会的一切决定安置区居民都被告知。集体调整承包地有无召开过会议并由2/3以上村民或者代表同意是村民自主权的一种表现形式，检测定移民安置工作开展之前，安置区无政府干预完全实行的是村委自治制度，所以在移民到来之前安置区居民的村民自主权是得到充分体现的。毋庸置疑的是水利水电工程对全国整个社会的意义重大，但安置区居民是否从水利水电工程中受益（比如灌溉、用电、防洪等），对水利水电工程的认同度如何决定了他们是否愿意接受移民以及乐意接受的程度，从而影响着其在政治参与过程中的决策选择。本文检测定移民安置前安置区居民对于移民的乐意接受程度为模糊状态。2.4 心理状况
微观经济学理论中，效用被看作为一个人的福利指数，快乐被认为是人们行为的最终目的。而Sen认为快乐并不能作为评价福利的唯一标准，它只是一个人所获福利的重要内容，即功能性活动之一。将安置区居民的心理状况列入评价指标以进一步验证并补充上述功能性活动对福利的评价结果。移民农业生产安置势必占用原本属于安置区居民的土地资源，使得安置区居民对土地的依赖感减弱，而导致其对未来生活的恐慌、迷惑；同时安置区居民提供土地给移民，但并未享受到应有的各种优惠政策，导致他们心态上的不平衡，从而造成情绪低落，对未来生活期望不高的状态，最终影响到其福利水平。在实际调查中，由于难以获得心理这一功能在土地流转前后的对比值，且对心理的调查答案易受土地补偿政策执行情况的影响，因此选择指标土地流转后安置区居民对家庭经济状况和承包地数量的满意度用来反映安置区居民的心理感受。2.3 转换因素
在福利形成的过程中，由于个人与所处环境的差异，商品和怎么写作所产生的功能或可行能力或福利的转换程度和效率也各不相同，这些差异被称作转换因素。它们不直接产生福利，但可以促进抑或阻碍商品向功能性活动的转换。传统的福利经济学将收入或资源直接当作福利来衡量，实际上，对于不同的人而言，同样的收入或资源转换的可行能力也不同。在研究移民安置引起的土地流转对安置区居民福利的影响时，应考虑安置区居民家庭特征、安置区所处地区经济条件的差异这两类转换因素的影响。本文由于受资料的限制，仅以被抚养人口占家庭总人口的比重，被访者受教育程度和样本村距离上级经济中心的距离为例分析转换因素的差异如何导致安置区居民福利变化的差异。
同等的收入水平，文化程度较高的人相比文盲会获得更高的可行能力，抚养人口压力小的家庭相比被抚养人口比重大的家庭也会如此。区域经济学中的距离衰减原理认为，地理客体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与它们之间的距离成反比，距离越远影响程度越小[6]。因此可以认为，某安置区居民居住地若距离上一级经济中心越远，它与该经济中心交流活动所花费的交通成本、时间成本以及获取信息的成本等就越大，受该经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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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辐射作用就越弱，安置区居民从中受益的机会就越少。3 安置区居民福利测度的实证研究
3.1 模糊综合评价方法的适用性
根据Sen对福利的定义可以看出，福利是一个广泛而且模糊的概念。在现实生活中，福利的复杂性和模糊性决定了无法得出福利状况非好即坏的绝对结论。本文所选取的主观评价指标也具有模糊性，因此，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研究安置区居民福利问题，可以充分展现其处理模糊问题的绝对优势。3.2 福利变化的模糊表达
3.2.1 模糊综合评价方法权重函数的确定
I=∑ni=1μ（xi）*ωi∑ni=1ωi（1）式（1）是安置区居民福利模糊综合评价指数的计算公式，其中：n表示安置区居民家庭的个数；I表示安置区居民家庭福利的模糊综合评价指数；xi表示第i个安置区居民家庭的评价指标值；μ（xi）表示xi指标值对于福利的隶属度，且μ（xi）∈[0，1]；ωi表示指标xi的权重函数，且ωi>0。
由式（1）可知，要计算安置区居民福利指数，首先要确定隶属函数和指标的权重函数。本文中隶属函数的确定都是参照模糊数学[7]中常见的处理方式，在此不做具体说明。
权重函数的选择应该满足安置区居民福利变化的基本特征，故本文提出三大基本检测设以讨论权重函数，它们分别是：①当评价指标单调递增或递减时，安置区居民的福利指数也随之单调变化；②安置区居民功能性活动间的边际替代率无穷大；③随着评价指标值的增加，其权重呈现边际递减的趋势。
根据检测设，应有I/yi>0，因为μ（xi）和ωi都是xi的函数，所以ωi也可以表示成μ（xi）的函数，检测设yi=μ（xi），那么有ωi=φ（yi），带入I/yi>0，并将其改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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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安置区居民的社会保障方面。“常德安置区”居民原有农地量已经很少，因此农地面积指数变化最小。被调查样本普遍认同土地的养老作用，因此随着土地面积的减少，养老作用指数必然呈现下降趋势。“成都安置区”所选样本中土地被重新分配的居民家庭比例是三个安置区中最高，反映了若想继续回村种地重新获得土地的可能性也最大，因此土地重分配福利指标变化最小。在“常德安置区”所选的样本中认为未来承包地会大幅提高的居民家庭比例是三个安置区中最高，反映了重新获得土地的成本最大，因此土地未来预期福利指标变化最大。总体来看，安置区居民从土地上获得社会保障功能的状况变差。（3）在安置区居民的政治参与方面。从福利指数来看，三个安置区居民政治参与福利指数全部下降。在未被选为移民安置区前，安置区集体和居民均享有排他性的土地产权，整个村集体也基本呈现出自治状态。被选为移民安置区后，良好的政治参与状况随着政府移民安置工作的开展而遭到破坏，土地流转事实上已经与现今的农村土地法律政策相违背，且对安置区居民享有的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造成了侵害[9]。三个安置区居民的知情、自主状况相比土地流转前变差了，这主要是因为政府的干预造成安置区居民这两项权利的弱化。安置区居民对移民迁入引起的土地流转的认同度也基本趋同，即认为水利水电工程并未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实质性好处。在以上三项指标都变差的情况下，三个安置区居民却依然愿意接受移民，这主要是因为安置区居民土地产权意识淡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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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流转造成的负面影响反应不那么强烈。（4）在安置区居民心理状况。同样的经济收入、支出和承包地数量对于不同的安置区居民会产生不同的满意度[10]。计算结果显示，三个安置区的样本居民都认为目前的经济状况不如移民到来前而感觉不满意，“常德安置区”居民的这种感觉最为强烈。
3.4.2 转换因素对安置区居民福利变化的分解
通过表3可以看出，被抚养人口比重最大的安置区居民家庭受土地流转影响最大，土地流转前后其福利指数的差值达到0.119，但被抚养人口比重除对社会保障状况方面外，对其他方面的影响规律则不明显。不论在土地流转之前还是之后，受访者接受教育时间最少的安置区居民家庭福利指数都最小，而且变化最大。在功能性活动方面，除了社会保障状况，其他方面都与受教育程度存在直接的关系。可见，受教育程度对安置区居民福利的获得至关重要。计算结果显示，距离镇中心最近（3 km之内）的居民家庭福利指数变化最小，居住地与镇中心的距离超过6 km的安置区居民家庭总福利指数变化大于距离镇中心6 km以内的家庭。在经济状况方面，离镇中心最近安置区居民家庭的经济福利指数在土地流转前后不减小反而增加，这可能是因为距离镇中心越近，面临的市场越大，获得的信息就越多。相反距离镇中心越远，越难及时获得信息，必须承担更多由地域因素带来的额外成本。而在其他方面，居住距离对它们的影响规律就不明显了。总的来说，居住距离对安置区居民福利的影响规律并不明显。
4 结论、启示与讨论
4.1 结论
从总体福利的评价结果可以看出，土地流转前安置区居民福利处于0.400-0.500的水平上，接近于福利不好不坏的模糊状态，土地流转后安置区居民福利变差，从接近中等福利水平的0.444降为0.347，变动了0.097个单位。因此改善安置区居民福利状况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从功能来看，除家庭经济状况外，社会保障、政治参与和心理都较大程度地变差。从转换因素方面看，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农民福利状况的主要因素。4.2 启示
4.2.1 从单一货币补偿向复合补偿方式转变
土地流转后，安置区居民的福利水平下降，说明当前国家对土地流转安置区实行的单一货币化补偿方式，并未增加安置区居民福利或至少维持土地流转之前的福利水平。可见，对安置区土地流转的补偿不能单纯依靠货币补偿，而应通过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养老和失业保障制度，形成复合的补偿方式，弱化土地对安置区居民的保障功能，引导安置区集体自愿流转土地，促进移民与安置区居民的融合。4.
2.2 增加安置区居民受教育的机会
短期内，应增强安置区居民谋生能力，可根据市场需要对其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使其掌握现实可用的技能。长期而言，政府不仅要通过补偿解决安置区居民的生存问题，还应以教育为本解决水库移民安置区居民的发展问题。因为安置区居民受得教育越多，眼界越宽广，维护自我权益的意识越强烈，在政府土地流转决策中安置区居民的声音就会越强。安置区居民受到得教育越高，掌握的知识越多，评价和追求其向往生活的能力越强，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就越合情合理合法。政府应对安置区居民的教育给以高度的重视，给予安置区更多的教育支持，增加安置区居民接受高教育的机会。4.
2.3 改善安置区居民政治参与的环境
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模糊性以及处分权能的缺失性共同决定了其国家控制性，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地方政府都可以通过行政权力获得土地。安置区居民参与政府的一些决策工作，变被动为主动，为他们评价所向往生活提供真正的机会，使其选择追求向往生活的能力得到更好的发展。不仅有利于安置区居民维护自身权益，更有利于移民和安置区居民的融合。（1）应确保广大安置区居民对重大事情的知情权，这是保证其有机会与政府博弈的前提。
（2）应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村民自治的行政化倾向使得村民委员会的自治功能减弱[11]，因此可以从避免村委会职能行政化着手，配合公平公正的村委会选举制度，如此选举出的村委会和村支书才能真正代表广大农民的心声。
（3）应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现阶段，主要是发展各种农民社团组织，组织起来的安置区居民可以聚集巨大的力量，参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监督乡村权力的运作，和政府展开博弈，从而实现维护其利益的目的[12]。
4.3 讨论
本文是基于Sen的可行能力理论研究安置区居民的福利变化状况，但Sen并未指出福利是由哪些功能性活动构成，本文根据中国国情以及水库移民安置的现实特征，选择针对安置区居民的家庭经济状况、社会保障、政治参与、心理因素这四个方面的功能性活动，对土地流转前后安置区居民会发生突出变化的可行能力进行比较。但若想衡量某一时间状态下的安置区居民的福利状况，就不能仅仅考察这四个方面的功能性活动，还应考虑居住条件、环境等功能性活动。因此在应用可行能力方法对个体福利进行衡量时，要视研究目的不同，选取不同的功能性活动和相关指标。源于：硕士毕业论文www.udooo.com
Fuzzy Evaluation Study on Welfare Variations of Original Inhabitants inReservoir Resettlements During the Process of Land Circulation
HE Dan1，2 CHEN Yinro
源于：论文格式www.udooo.com
ng1，2（1. Land Management College，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0， China；
2. Hubei R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Wuhan Hubei 430070，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framework of Sen’s Capbility， this paper researched the welfare changes of original inhabitants that were caused by the land circulation in reservoir resettlements. First of all， it put forward functional activities and related indices in order to constitute the welfare of original inhabitants in migrant allocation. Secondly， it proposed weighting function which was applied to the functional activities and indicators in this study. Finally， it measured the welfare variations of original inhabitants in reservoir resettlements with the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tal welfare level of original inhabitants in the three reservoir resettlements obviously reduced， and fuzzy evaluation value fell from 0.444 to 0.347.From functional activities， apart from economic situation， the other aspects were much worse than before. From the conversion factors， the education level was the significant factor which can cause differences of residents’ welfare variations.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establish a compound compensation mode by means of establishing rural minimum subsistence guarantee system， pension system and unemployment insurance system， instead of just using monetary to compensate original inhabitants of resettlement area. The government must consider the subsistence issues and the development issues of original inhabitants simultaneously， and increase job opportunities accordingly for them. In order to reduce the negative effect on the welfare of original inhabitants， which was caused by the statecontrolled characteristic of cooperative land ownership， the government should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resettlement areas.
Key words reservoir； original inhabitant of resettlement area； land circulation； welfare； capability； fuzzy evalu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