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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毁灭在孤独中毁灭

收藏本文 2024-02-20 点赞:10325 浏览:44381 作者:网友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要:奥地利当代著名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1931-1989)的小说《波斯女人》为读者呈现了一个人和人之间缺乏实质精神联系的孤岛社会。处于其中的个人在苦闷、抑郁和绝望中彷徨,虽然间或看到些许希望之光,但转瞬即逝,个人最终避免不了自我毁灭。
关键词:人物关系;孤岛社会;自我毁灭
1005-5312(2012)29-0077-02
托马斯·伯恩哈德是20世纪后半叶德语国家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文学创作始于1950年,作品涵盖了诗歌、戏剧和小说等多种文学体裁。人们给他冠以很多称谓,比如死亡作家、敌视人类的作家、以批判奥地利为职业的作家、夸张艺术家、语言音乐家等等。虽然伯恩哈德在作品中总是毫不留情地批评自己的祖国和同胞,可是这位丝毫不爱国的作家却先后获得了十五项文学大奖,其中包括德国国家最重要的毕希纳文学奖和奥地利国家奖等。在伯恩哈德诞辰八十周年之际,特撰写本文以示纪念。
《波斯女人》早在1978年就已经在奥地利出版,直到2010年才经由北外的马文韬先生翻译为中文,与国内读者见面。伯恩哈德的作品一向缺乏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在小说创作中,他经常有意识地避免形成故事情节的迹象,这可能是由于伯恩哈德意欲避免读者的思想深陷于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从而忽视作品中那些值得深思的东西。小说《波斯女人》的情节非常简单。故事讲述人“我”因为身患肺病和科研工作的缘故搬到乡下生活。在朋友房地产相似度检测商莫里茨家与波斯女人相遇。两人同病相怜,互相视为知己。波斯女人的出现暂时缓解了“我”糟糕的精神状态。但不久,起初的相互欣赏和内心的欣喜转化为厌恶。最后,波斯女人撞车。《波斯女人》延续了伯恩哈德作品中一贯的主题和艺术表现方式。和作者的其它作品一样,小说中故事的空间背景依然是奥地利的偏僻乡村;其中的主要人物依然是极端的、病态的失败者,他们依然在苦闷、无奈和绝望中彷徨,最后的结局都逃脱不了自我毁灭;在“我”的通篇独白中,依然含有对奥地利乃至整个欧洲政治状况的不满,对奥地利社会物欲横流,精神遭受戕害的愤怒,对奥地利民众的残酷冷漠以及排外仇外情绪的强烈批评。总之,生活中没有什么能使“我”感到满意,文中的字句好像锋利的,没有什么能躲得过它的攻击。为什么伯恩哈德的作品中总是充斥着无尽的愤懑和几乎不加以区分的、强烈的攻击性,有时候这种攻击甚至是莫名其妙的、无理的。这或许与作家的人生经历和独特的表现方式有关。遭受父母遗弃和肺病折磨的伯恩哈德自小就饱尝人间冷暖,很少得到亲人的关爱,映射到他眼中的更多的是社会黑暗和人性丑恶的一面。这些黑暗和丑恶在作品中经过作家特意地夸张和放大之后,就成为读者看到的样子。
在小说中的四个人物“我”、地产相似度检测商莫里茨、瑞士先生和波斯女人中,除了莫里茨尚属正常外,其它三人都是非正常的、病态的,其行为令人费解。《波斯女人》中的“我”依然是一个病人,这不仅指身体上的肺病,而且也指精神疾病。这种精神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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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就是“我” 长期把自己封闭起来,拒绝和外界建立联系。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生存状态,一方面“我”自己因为厌世和科研工作的原因选择了封闭和孤立;另一方面“我”却又数次尝试摆脱这种状态。“我”卡在两种痛苦的、绝望的处境之中,内心好像被两只厌恶的怪物来回地撕扯争夺。“我”的精神疾病发作的原因除了科研工作外,还有卑鄙、狡诈、恶毒的、一心要毁掉“我”的社会环境;国家和整个欧洲的政治状况也令“我”忧心,和纳粹统治时期一样,到处充斥着的冷漠、贪婪和虚伪,当权者忙于剿杀精神和头脑。欧洲所有的政府和民众都一味地追求物质财富和感官享乐,反对思想和精神。从“我”关于农村和城市的言论中可以看出,“我”是一个非常注重精神生活的人。“确切地说我几乎总是憎恨农村,在我的回忆里它几乎总是折磨我,折磨和凌辱我,就卑劣和阴险而论农村远远超过城市,还有残忍和野蛮,农村比城市更严重,达到毫无羞耻可言的地步,与城市相比,农村完全是精神的沙漠。”①若不是患有肺病的“我”为了活下去,绝不会居住在毫无精神生活的农村。“我”只好向朋友倾诉苦恼,期望得到精神上的减压和解救。“我”和莫里茨的关系仅仅是普通朋友,谈不上知己。所以在这个偏僻的地方,“我”成了一个彻底的精神上的孤独者,没有人能窥入“我”的内心。这时,波斯女人的出现让绝望的我看到了一线曙光。波斯女人和“我”有许多共同点。两人都生性敏感、内心孤独;皆受过良好的教育,热爱音乐和哲学;都在寻找一个能够倾诉心曲的对象。两人从此经常相约散步,无所不谈。“我”得到了一位可与之进行精神交流的理想伙伴,情绪逐渐平静下来,重新获得了精神自由。周围的人和物变得可爱起来,身体上的病痛也得以消除。然而好景不长,几个月后,两人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谈话的话题由起初的音乐和哲学沦为对周围一切的贬损和抱怨;刚见面时的欣喜演变为厌恶;两人的角色也从精神枷锁的解放者沦为精神解放的绊脚石。此时,一切又回到原点,回到了两人相遇之前的状态。这意味着,经过一番努力后,“我”没能找到出路,无法从精神痛苦中解脱出来,内心的绝望和孤独注定要存续下去。
波斯女人出身于伊朗的名门望族,先后在英国和法国巴黎接受教育。她和瑞士先生在巴黎相遇同居,随后波斯女人为了伴侣的前程放弃了自己的学业。在她的帮助下,瑞士先生成绩斐然,甚至受到美国总统、英国女王、伊朗国王和西班牙国王的接见。小说一开始就设置了一个悬念。瑞士先生在《新苏黎世报》上看到一则地产广告,于是来到奥地利的这处偏僻之地进行实地考察。在“我”的眼里,瑞士先生和波斯女人是一对奇怪的伴侣。波斯女人对购写地产一事漠不关心;而瑞士先生也无意征询伴侣的意见,两人很少谈话。后来瑞士先生以异乎寻常的高价急切地写下了一处十几年来无人问津的地块建房安家。这处地块位于一片公墓的后面,必须穿过阴冷潮湿的树林才能到达,且周围布满泥潭,冬天大雪封路,根本无法出行。这处位置如此之差、条件如此恶劣的地块却让瑞士先生欣喜异常。房屋盖到一半,瑞士先生就扔下波斯女人,只身返回瑞士,再也没有回来。瑞士先生的反常之举不禁让人匪夷所思。在“我”和波斯女人散步的时候,波斯女人终于揭开了谜底。原来瑞士先生“憎恨她拿他的事业做赌注”②,嫌弃她又老又丑,才故意选择了不适宜人居的地块,盖了这座丑陋的半边楼以达到摆脱、毁掉波斯女人的目的。读者在两人之间看不到爱情的影子。当瑞士先生专注于发展事业时,波斯女人的存在才有意义,两人遂相安无事。一旦到了退休的年纪,当他不再需要伴侣在事业上给予帮助时,波斯女人一下变成了废物,一个对他来说毫无用处的人。波斯女人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伴侣的事业,而此时她最后的依靠,瑞士先生也弃她而去,她完全一无所有,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波斯女人只能听天由命,搬进那座未完工的房屋。曾经属于伊朗上流社会的她如今却穷困潦倒,陷入无尽的绝望和孤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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