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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华夏文明五千年孕育了灿烂的中国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其独特的东方特色，更有其自身不可忽视的弊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的儒家文化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民族性格等起了重要而深刻的积极影响，也有不为人所注意的负面影响。“中庸”、“中和”思想必然催生“迷信权威”、“崇拜中心”的社会心理，而这对中国人的创新意识萌发起了极大的负面效应。当下，这种负面效应仍在持续。高校文科专业，作为中国创新性经济、文化发展的人才储备库，作为一个以思想创新为培养核心的受教群体，这种负面影响显得尤为值得关注。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弊端；中庸思想；尊圣；迷信权威；创新意识
五千年文化曾孕育了闻名世界、惠及人类的成果与辉煌，但是，中国文化庞大的身躯也潜隐着不易被察觉且致命的“疾患”。鲁迅先生就曾痛心地批判过那泱泱文化吞噬人、“吃人”的一面；周作人先生也说“中国人本来是食人族，象征地说有吃人的礼教”。中国文化如何“吃人”？刘再复先生说得精妙，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一言以蔽之：“独立人格和个人精神的束缚、否定和阉割”，分析得实在深刻，中国的传统文化深层透出一种腔调“去我化”，即“克己复礼”。一切人都不需要有思想、有个性，只需要活在集体中，服从集体即可。
这样的文化弊端是致命的，清朝被八国联军侵略践踏与其说是“闭关锁国”惹的祸，倒不如说是“去我化”的文化种下的恶果。面对这样的文化，五四时期一代人曾以生命对此进行过搏抗，新中国建立后极端的“文化革命”也曾不留情地对其扫除，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以为新中国成立了，新文化也建立了，有弊端的中国传统文化被过滤洗涤得纯净而健康了。但，文化自身的延续性使得事实却并非如此，“迷信权威”、“集体精神过剩、个体精神阳痿”、“勤奋有余但创新能力不足”等完全是旧文化的脓疮潜隐转化烙在新文化躯体上的胎记。只不过，相比起来，现在的文化弊端较之原来的隐蔽得更深，但影响却更致命。
尤其是创新能力不足这一点更明显，无论是经济、科技还是文化等方面中国人的创新能力不足似乎成了一个被带上了魔咒的怪现象，无法祛除，更无法挣脱。中国的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可以说是快速发展、日新月异，但对国外商家而言，中国的经济更多靠的是廉价劳动力、加工产业，自主型、研发型经济根本没有足够的成熟。中国的科研创新是弱项。拿诺贝尔奖现象来说，自1901年以来，共有700多人获得此奖，但获奖人中真正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却寥寥无几。经济科技是这样，更可怕的是中国文化亦如此，自五四以来，我们处处学西方，文化更是以泊来品为尊：诗歌学习西方的，于是“象征派”、“唯美派”出现；小说学习西方的，于是“先锋派”、“现代派”出现；绘画学习西方的，于是“抽象派”、“表现派”出现……中国在发展，但中国离“创新”却是越行越远了。国外学者对中国学生的评价曾是这样：“中国学生勤奋有余，但创新能力不足。”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何在？这或许和我国当前所处的历史时期有关，从1746年第一台“珍妮纺纱机”的发明到开始到1949年第一台内存计算机的诞生，世界的领跑者始终是欧美国家，中国一直是连滚带爬地追赶着时代的发展，甚至是被动的挨着打地前行着，追赶时代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潜下来做自主研究显得紧迫又无力。但这也并非根本原因，中国人的创新能力不足，有所处历史时代的原因，有教育体制的原因，有国家支持力度不够的原因，但它们也只是“病症”的症状表现，真正的“病因”则应追寻到深层的文化方面来，中国传统文化深处的痼疾才是症结所在。
何谓“中庸”？ 北宋学者程颐认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事实上，孔子提倡的“中庸”更多的是强调“一种平衡状态”，任何事物都有一个矛盾体的平衡点，中庸之道倡导人们在处理任何事物时都应该遵循平衡原则，因而不会流于偏激。照理说这是值得提倡的一种理想思维方式、理想实践原则，这是智慧的中国人深得辩证思想精髓的一个体现，中国人正是以此为据才深谙万物此消彼长的阴阳八卦规律，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国人才有了对宇宙万物的认识并逐步建立了自己的自然科学。当然，中庸、中和思想对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方面的影响更是深远。
一个事物总是利弊两分，“中庸”思想在为中华文化血脉注入活力的同时，其负面效应也同时在漫延、深浸。这种以注重“平衡、协调各方矛盾冲突”的文化很是排斥特殊异常事物的存在，也排斥一事物中某一方面或某一因素的强势突起，而是要求各事物之间、一事物中各种力量和因素之间能互相制衡，达到平衡、稳定状态，这种平衡、稳定状态才会被认为是完美状态、至高境界。这之中很大的一问题就是：中庸思想容不下特异者、独特的东西、主流之外的声音、大众之外的特类。于一种文化而言，“中庸”会使得其如湖水，没有惊淘，没有骇浪，平稳沉静，却总失却一点激荡之美；于一民族性格而言，“中庸”会使其稳健、平和、有容有度，却稀缺一点叛逆、勇气和个性。中国民谚中常有一些警世之句，如“打出头鸟”、“出头椽子先烂”、“人怕出名猪怕壮”；文人们也时刻警醒世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三国魏人 李康《运命论》）事实上，这都是“中庸”文化之下催生的必然产物。这些民谚警句之中传递出来的意思很明确：不挑头儿、不拔尖儿、不背离主流、不走极端、不为他人所不为，这才是正道，也就是所谓的“中庸”之义。
这样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必然会制约和束缚“个体的价值”，容易打压“独异者”和“独异的声音”。然而，创新意识往往就在“独异者”和“独异的声音”中迸发，哥白尼提出惊世骇俗的“日心说”、塞尔维特大家认为是谬论的“肺循环理论”、史蒂芬霍金提出轰动西方学界的“黑洞理论”……这些例子都说明“独异者”发出不为世人理解的“独异声音”很可能恰恰是创新领域被开启的时候。然而中国的文化环境中却常常不能提倡这样的事情发生，也不鼓励这样的人产生。时下，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但传统的文化精神却使新社会中的新人并未完全褪去原来文化思想沉淀下来的“深刻”影响，所以今天中国人“从众心理”、“压抑个性以求符合主流的心理”仍存在，中国的学生亦未幸免。
有家长曾报怨说学校的语文试卷上有一题目是：“《三国演义》中最聪明的人是谁？”学生回答“孔明”，结果错了，正确答案是“诸葛亮”。家长见了很是生气，然而小朋友却很认真地改正自己，认为答案只能是诸葛亮而绝不能是孔明。这就是当下的中国教育模式：它不允许学生有自我的见解，甚至正确的观点也不允许有多样化的表达，这种不允许学生表达自我想法，把所有学生以一个统一的“模式”来对待培养的教育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中庸思想”在教育体制方面的渗透与影响的产物。在这样的“中庸教育模式”之下，每一个学生都不能走极端，不能有异样，人人必须在一个标准之下，多样化的声音是不必要的，更是不正确的。其实这种现象是普遍的，每年一次的国考，对于文科生来说，“作文”都是大家最关注的，作文的评审历来是有统一标准的，往往得高分的作文大多是“思想纯正”、“情感适中”的作品，这“纯正”与“适中”的标准是非常严苛的，不允许任意突破。这些年来网络上有人把历年的零分作文收集了来作了展示，让人无奈的是恰恰是这些“零分”作文事实上却是学生真实意愿的表达，只是被“主流标准”束缚的久了，这些真实意愿表达得极端了些。事实上，这极端之中却有着零星“创新”、突破成规的端倪，但却不能被肯定，而被当作异端来对待，甚至加以抹杀，“零分”这一分级的给定足以显出这种“否定态度”与“抹杀力度”的强硬与坚决。这样的培养方针经过几代人的内化，已深入教育者内心，更深入被教育者内心，于是大家都默认了独异声音的不必要，都赞许了主流的标准化和权威程度。“废话”说得多了自然就再懒得说了，如今只能无话可说，要说也只能是一个腔调，那就是“教材说什么就是什么”、“大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名家说什么就是什么”、“权威说什么就是什么”，于是才有了每年大学生毕业论文普遍抄袭的现象，老师也见怪不怪。这样的“教育成果”一级一级推到研究生教育阶级，当然“学术抄袭事件”就屡禁不止了，何况那些教授、博士也深感无话可说，他们的“抄袭”也是屡禁不止。
人文学科，一个需要有思想、有立场、有观点的学科，丧失了这一精义，它便只能成为一个无“人文关怀”的虚伪外壳，至于抚慰心灵更无从谈起。
诺贝尔奖评委、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拉斯·奥尔夫·彼昂曾感慨说：“中国人太过迷信权威，做了很多模仿性的研究，原创性的工作做得太少，这导致了国内研究一直得不到国际的认可，至今无人填补中国本土专家夺得诺贝尔奖的空白。”他还提到西方学界存在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的科研活动多为模仿、跟进尖端科技，相对缺乏原创性。他强调“我很欣赏中国学者对长者教授的尊重，这一点在国外非常少见”“但我鼓励学生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在西方，学生有不同意见都是当场提出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中国人很尊重长辈，很崇敬前辈，很信畏圣人，这种“尊重”、“崇敬”和“信畏”的程度让重视自我的异域人看来很不能理解，因为它已超出正常的尊重、崇敬和信畏，已然成了“迷信”，连带着这长辈、前辈、圣人的言论、观点也就必定是“真理”是“权威”。
迷信权威，“尊圣”、“尊圣人言”是中国人的精神通病，这不是社会心理发展的偶然性雷同，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伊始就铸就的必然之果。李大钊先生在分析中国文化时说的很切中要害：“看那二千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哪一样不是损卑下以奉尊长？哪一样不是牺牲被统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哪一样不是本着大家族制下子弟对于亲长的精神？所谓孔子的政治哲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全是‘以修身为本’；又是孔子所谓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牺牲个性的第一步，就是尽‘孝’。君臣关系的‘忠’，完全是父子关系的‘孝’的放大体；因为君主专制制度，完全是父权中心的大家族制度的发达体。至于夫妇关系，更把女性完全没却；女子要守，而男子可以多妻蓄妾；女子要从一而终，而男子可以再娶；就是亲子关系的‘孝’，女的一方还不能完全享受，因为伊是隶属于父权之下的；所以女德重‘三从’，在家从父，出外从夫，夫死从子。总观孔门的道德，于君臣关系，只有一个‘忠’字，使臣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君；于父子关系，只用一个‘孝
新文化运动以来，一代人曾力挽狂澜想要能过革命的方式割断这腐人精神的文化脐带，鲁迅对“吃人的礼教社会”的批判震耳发聩，但几千年的孕育发展，文化自身的延续性使得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文化痼疾没能根除，而是转换面貌又生根续芽，当下中国人站在“权威”面前仍唯首是瞻就是例子。人们更相信先人的经验和权威，相信古人甚至超过相信自己，从而不敢、不愿、不屑于表达自己的真实自我。正因为迷信权威，于是创新精神和探索精神就此止步。
中国的学生十几年的受教育过程中深受这种传统文化的浸染，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被教育得“一模一样”。笔者曾在某高校文科生课堂上做了一个调查：大学课堂上，老师要求大家赏析一篇文学作品。全班里共有40几人，但大家赏析的结果却大致相似，基本上都是围绕教材上的观点进行复述或阐述。授课老师鼓励大家突破成规能表达出自己的声音，可以畅所欲言，然而学生们却觉得“无话可说”。课后与学生们进行沟通，学生们反映：“教材上的观点是正确而经典的，自己的分析不全面、不深刻甚至不正确，所以除却教材观点之外无话可说。”笔者又与授课老师交流得知：“学生们大多不愿表达自己的声音，向来如此，每次留下文学作品的赏析作业，基本上都是统一腔调，鲜有自己的立场和自我的理解性观点。”
如果说理科生的这种“尊圣”情结在“实验结果”与“科学铁证”面前还有被警示、纠正的可能性的话，那么文科生的这种“迷信权威”的习惯则有误入歧途、无法自觉的危险。因此，对于文科生而言，这种传统文化的弊端更具有致命性的影响。
同志认为对待传统文化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儒家文化、孔孟之言，它是中国人历代创造出来的文化瑰宝，曾引领华夏子女褪去野蛮创建独特的东方文明，但于中国人的创新意识的形成而言，那“中庸”、“圣人言”却是副枷锁、是镣铐。为了民族的崛起、民族精神的强盛，我们应该审慎以等之。
参考文献
徐静.诺奖评委:中国学者缺乏原创[N].广州日报,2010年5月19日第20版．
李大钊.守常文集[C].上海北新书局第,1950年,50页．
作者简介：
师新华（1979—），男，山西大同人，太原理工大学政法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
谢耀鹏（1986—），男，山西朔州人，太原理工大学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弊端；中庸思想；尊圣；迷信权威；创新意识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与弊端
我们常说“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古国”。的确，中国的文化自传说时代到今天，几千年来厚重、流长。在这几千年的沉淀过学位论文www.udooo.com
程中，中国文化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东方特色：它不像西方文化那样强调人在自然面前的尊贵、主人形象，而是非常注重人与世界的和谐共生共息，于是中国的水墨山水虫鱼鸟兽之绘画、状自然风物之诗词歌赋均不强调形似，而是强调那万物中饱浸的人之喜怒哀乐，就是那看起来极其抽象的八卦图案、六十四卦符号也都象征着人与自然之间纷繁复杂的关联，所以在中国人的眼里，万象有生、万物有灵，于是中国人更强调追求那“物我合人”、“天人合一”的最高精神境界。李泽厚先生说中国文化的特色还在于它是一种“乐感文化”，是一种充盈着乐观、自信的文化，这种文化之骨使得中国人在灾难和挫折面前不会挫败颓废而能在精神上求得一种惬意的超越和自由。老庄哲学中那潇洒的“逍遥游”最能体现这种具有乐感的文化精髓。五千年文化曾孕育了闻名世界、惠及人类的成果与辉煌，但是，中国文化庞大的身躯也潜隐着不易被察觉且致命的“疾患”。鲁迅先生就曾痛心地批判过那泱泱文化吞噬人、“吃人”的一面；周作人先生也说“中国人本来是食人族，象征地说有吃人的礼教”。中国文化如何“吃人”？刘再复先生说得精妙，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一言以蔽之：“独立人格和个人精神的束缚、否定和阉割”，分析得实在深刻，中国的传统文化深层透出一种腔调“去我化”，即“克己复礼”。一切人都不需要有思想、有个性，只需要活在集体中，服从集体即可。
这样的文化弊端是致命的，清朝被八国联军侵略践踏与其说是“闭关锁国”惹的祸，倒不如说是“去我化”的文化种下的恶果。面对这样的文化，五四时期一代人曾以生命对此进行过搏抗，新中国建立后极端的“文化革命”也曾不留情地对其扫除，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以为新中国成立了，新文化也建立了，有弊端的中国传统文化被过滤洗涤得纯净而健康了。但，文化自身的延续性使得事实却并非如此，“迷信权威”、“集体精神过剩、个体精神阳痿”、“勤奋有余但创新能力不足”等完全是旧文化的脓疮潜隐转化烙在新文化躯体上的胎记。只不过，相比起来，现在的文化弊端较之原来的隐蔽得更深，但影响却更致命。
尤其是创新能力不足这一点更明显，无论是经济、科技还是文化等方面中国人的创新能力不足似乎成了一个被带上了魔咒的怪现象，无法祛除，更无法挣脱。中国的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可以说是快速发展、日新月异，但对国外商家而言，中国的经济更多靠的是廉价劳动力、加工产业，自主型、研发型经济根本没有足够的成熟。中国的科研创新是弱项。拿诺贝尔奖现象来说，自1901年以来，共有700多人获得此奖，但获奖人中真正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却寥寥无几。经济科技是这样，更可怕的是中国文化亦如此，自五四以来，我们处处学西方，文化更是以泊来品为尊：诗歌学习西方的，于是“象征派”、“唯美派”出现；小说学习西方的，于是“先锋派”、“现代派”出现；绘画学习西方的，于是“抽象派”、“表现派”出现……中国在发展，但中国离“创新”却是越行越远了。国外学者对中国学生的评价曾是这样：“中国学生勤奋有余，但创新能力不足。”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何在？这或许和我国当前所处的历史时期有关，从1746年第一台“珍妮纺纱机”的发明到开始到1949年第一台内存计算机的诞生，世界的领跑者始终是欧美国家，中国一直是连滚带爬地追赶着时代的发展，甚至是被动的挨着打地前行着，追赶时代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潜下来做自主研究显得紧迫又无力。但这也并非根本原因，中国人的创新能力不足，有所处历史时代的原因，有教育体制的原因，有国家支持力度不够的原因，但它们也只是“病症”的症状表现，真正的“病因”则应追寻到深层的文化方面来，中国传统文化深处的痼疾才是症结所在。
二、中庸、中和思想对创新意识形成的束缚
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精义。儒家文化中有一点很重要即“中庸思想”。早在孔子倡导儒家思想初始时他就非常强调“中庸”：“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他甚至强调：“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自汉代以后，儒家思想逐步被奉为意识形态，随着统治者的强势推行，“中庸思想”不仅被学者士大夫们逐渐内化成了一种自身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更成了中国人追求的理想生存实践方式，人们的言、行、举止都深受其影响，甚至中国的政治、经济、道德、文学艺术等领域都染上了浓重的“中”、“和”的意味。这种中庸、中和思想彰显着华夏文化的独特意味和魅力。何谓“中庸”？ 北宋学者程颐认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事实上，孔子提倡的“中庸”更多的是强调“一种平衡状态”，任何事物都有一个矛盾体的平衡点，中庸之道倡导人们在处理任何事物时都应该遵循平衡原则，因而不会流于偏激。照理说这是值得提倡的一种理想思维方式、理想实践原则，这是智慧的中国人深得辩证思想精髓的一个体现，中国人正是以此为据才深谙万物此消彼长的阴阳八卦规律，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国人才有了对宇宙万物的认识并逐步建立了自己的自然科学。当然，中庸、中和思想对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方面的影响更是深远。
一个事物总是利弊两分，“中庸”思想在为中华文化血脉注入活力的同时，其负面效应也同时在漫延、深浸。这种以注重“平衡、协调各方矛盾冲突”的文化很是排斥特殊异常事物的存在，也排斥一事物中某一方面或某一因素的强势突起，而是要求各事物之间、一事物中各种力量和因素之间能互相制衡，达到平衡、稳定状态，这种平衡、稳定状态才会被认为是完美状态、至高境界。这之中很大的一问题就是：中庸思想容不下特异者、独特的东西、主流之外的声音、大众之外的特类。于一种文化而言，“中庸”会使得其如湖水，没有惊淘，没有骇浪，平稳沉静，却总失却一点激荡之美；于一民族性格而言，“中庸”会使其稳健、平和、有容有度，却稀缺一点叛逆、勇气和个性。中国民谚中常有一些警世之句，如“打出头鸟”、“出头椽子先烂”、“人怕出名猪怕壮”；文人们也时刻警醒世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三国魏人 李康《运命论》）事实上，这都是“中庸”文化之下催生的必然产物。这些民谚警句之中传递出来的意思很明确：不挑头儿、不拔尖儿、不背离主流、不走极端、不为他人所不为，这才是正道，也就是所谓的“中庸”之义。
这样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必然会制约和束缚“个体的价值”，容易打压“独异者”和“独异的声音”。然而，创新意识往往就在“独异者”和“独异的声音”中迸发，哥白尼提出惊世骇俗的“日心说”、塞尔维特大家认为是谬论的“肺循环理论”、史蒂芬霍金提出轰动西方学界的“黑洞理论”……这些例子都说明“独异者”发出不为世人理解的“独异声音”很可能恰恰是创新领域被开启的时候。然而中国的文化环境中却常常不能提倡这样的事情发生，也不鼓励这样的人产生。时下，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但传统的文化精神却使新社会中的新人并未完全褪去原来文化思想沉淀下来的“深刻”影响，所以今天中国人“从众心理”、“压抑个性以求符合主流的心理”仍存在，中国的学生亦未幸免。
有家长曾报怨说学校的语文试卷上有一题目是：“《三国演义》中最聪明的人是谁？”学生回答“孔明”，结果错了，正确答案是“诸葛亮”。家长见了很是生气，然而小朋友却很认真地改正自己，认为答案只能是诸葛亮而绝不能是孔明。这就是当下的中国教育模式：它不允许学生有自我的见解，甚至正确的观点也不允许有多样化的表达，这种不允许学生表达自我想法，把所有学生以一个统一的“模式”来对待培养的教育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中庸思想”在教育体制方面的渗透与影响的产物。在这样的“中庸教育模式”之下，每一个学生都不能走极端，不能有异样，人人必须在一个标准之下，多样化的声音是不必要的，更是不正确的。其实这种现象是普遍的，每年一次的国考，对于文科生来说，“作文”都是大家最关注的，作文的评审历来是有统一标准的，往往得高分的作文大多是“思想纯正”、“情感适中”的作品，这“纯正”与“适中”的标准是非常严苛的，不允许任意突破。这些年来网络上有人把历年的零分作文收集了来作了展示，让人无奈的是恰恰是这些“零分”作文事实上却是学生真实意愿的表达，只是被“主流标准”束缚的久了，这些真实意愿表达得极端了些。事实上，这极端之中却有着零星“创新”、突破成规的端倪，但却不能被肯定，而被当作异端来对待，甚至加以抹杀，“零分”这一分级的给定足以显出这种“否定态度”与“抹杀力度”的强硬与坚决。这样的培养方针经过几代人的内化，已深入教育者内心，更深入被教育者内心，于是大家都默认了独异声音的不必要，都赞许了主流的标准化和权威程度。“废话”说得多了自然就再懒得说了，如今只能无话可说，要说也只能是一个腔调，那就是“教材说什么就是什么”、“大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名家说什么就是什么”、“权威说什么就是什么”，于是才有了每年大学生毕业论文普遍抄袭的现象，老师也见怪不怪。这样的“教育成果”一级一级推到研究生教育阶级，当然“学术抄袭事件”就屡禁不止了，何况那些教授、博士也深感无话可说，他们的“抄袭”也是屡禁不止。
人文学科，一个需要有思想、有立场、有观点的学科，丧失了这一精义，它便只能成为一个无“人文关怀”的虚伪外壳，至于抚慰心灵更无从谈起。
三、崇拜中心、迷信权威思想对创新意识形成的束缚
事实上，“没有自己的立场”、“不敢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本身就必然会导致对“主流”、“中心”、“权威”的崇拜、盲从和迷信。诺贝尔奖评委、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拉斯·奥尔夫·彼昂曾感慨说：“中国人太过迷信权威，做了很多模仿性的研究，原创性的工作做得太少，这导致了国内研究一直得不到国际的认可，至今无人填补中国本土专家夺得诺贝尔奖的空白。”他还提到西方学界存在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的科研活动多为模仿、跟进尖端科技，相对缺乏原创性。他强调“我很欣赏中国学者对长者教授的尊重，这一点在国外非常少见”“但我鼓励学生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在西方，学生有不同意见都是当场提出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中国人很尊重长辈，很崇敬前辈，很信畏圣人，这种“尊重”、“崇敬”和“信畏”的程度让重视自我的异域人看来很不能理解，因为它已超出正常的尊重、崇敬和信畏，已然成了“迷信”，连带着这长辈、前辈、圣人的言论、观点也就必定是“真理”是“权威”。
迷信权威，“尊圣”、“尊圣人言”是中国人的精神通病，这不是社会心理发展的偶然性雷同，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伊始就铸就的必然之果。李大钊先生在分析中国文化时说的很切中要害：“看那二千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哪一样不是损卑下以奉尊长？哪一样不是牺牲被统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哪一样不是本着大家族制下子弟对于亲长的精神？所谓孔子的政治哲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全是‘以修身为本’；又是孔子所谓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牺牲个性的第一步，就是尽‘孝’。君臣关系的‘忠’，完全是父子关系的‘孝’的放大体；因为君主专制制度，完全是父权中心的大家族制度的发达体。至于夫妇关系，更把女性完全没却；女子要守，而男子可以多妻蓄妾；女子要从一而终，而男子可以再娶；就是亲子关系的‘孝’，女的一方还不能完全享受，因为伊是隶属于父权之下的；所以女德重‘三从’，在家从父，出外从夫，夫死从子。总观孔门的道德，于君臣关系，只有一个‘忠’字，使臣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君；于父子关系，只用一个‘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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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使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父；于夫妇关系，只用几个‘顺’、‘从’、‘贞节’的名辞，使妻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夫，女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男子。孔门的，是使子弟完全 牺牲他自己以奉其尊上的；孔门的道德，是与治者以绝对的权力，责被治者以片面的义务的道德。”﹝2﹞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礼教文化”，它要求社会中的人们层层级级地服从所谓的“礼制”秩序，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都须有礼有制：臣必须无条件地顺从君；子必须无条件地顺从父；妻必须无条件地顺从夫，就是那高高在上的君也没有绝对的自由，他也须绝对地服从“仁、义、礼、孝”的文化之序。在这层层级级的人际关系之中，后者对前者的绝对服从不会被视为被奴役，而是被看作具有美好的“德行”，个人独立的个性、独异的思想就泯灭于那“服从”与“被服从”之中。渐渐地，思想的创新、意识的突破只得在允许的框架之内去践行，历代如此。尊圣之人甚多，独创之人绝少，偶有发表新观点的人，也是在前人基础上阐释，于是信古、拟古、释古、注古之风盛行，哲学史上重要的“经学时代”就是例子，著作者们妄不敢坦露自己的精神个性，只是虔诚、必恭必敬的言必称孔孟。大家学者、名家名言永远是后人无法企及的顶峰，中国的“尊圣”情结由此形成。新文化运动以来，一代人曾力挽狂澜想要能过革命的方式割断这腐人精神的文化脐带，鲁迅对“吃人的礼教社会”的批判震耳发聩，但几千年的孕育发展，文化自身的延续性使得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文化痼疾没能根除，而是转换面貌又生根续芽，当下中国人站在“权威”面前仍唯首是瞻就是例子。人们更相信先人的经验和权威，相信古人甚至超过相信自己，从而不敢、不愿、不屑于表达自己的真实自我。正因为迷信权威，于是创新精神和探索精神就此止步。
中国的学生十几年的受教育过程中深受这种传统文化的浸染，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被教育得“一模一样”。笔者曾在某高校文科生课堂上做了一个调查：大学课堂上，老师要求大家赏析一篇文学作品。全班里共有40几人，但大家赏析的结果却大致相似，基本上都是围绕教材上的观点进行复述或阐述。授课老师鼓励大家突破成规能表达出自己的声音，可以畅所欲言，然而学生们却觉得“无话可说”。课后与学生们进行沟通，学生们反映：“教材上的观点是正确而经典的，自己的分析不全面、不深刻甚至不正确，所以除却教材观点之外无话可说。”笔者又与授课老师交流得知：“学生们大多不愿表达自己的声音，向来如此，每次留下文学作品的赏析作业，基本上都是统一腔调，鲜有自己的立场和自我的理解性观点。”
如果说理科生的这种“尊圣”情结在“实验结果”与“科学铁证”面前还有被警示、纠正的可能性的话，那么文科生的这种“迷信权威”的习惯则有误入歧途、无法自觉的危险。因此，对于文科生而言，这种传统文化的弊端更具有致命性的影响。
同志认为对待传统文化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儒家文化、孔孟之言，它是中国人历代创造出来的文化瑰宝，曾引领华夏子女褪去野蛮创建独特的东方文明，但于中国人的创新意识的形成而言，那“中庸”、“圣人言”却是副枷锁、是镣铐。为了民族的崛起、民族精神的强盛，我们应该审慎以等之。
参考文献
徐静.诺奖评委:中国学者缺乏原创[N].广州日报,2010年5月19日第20版．
李大钊.守常文集[C].上海北新书局第,1950年,50页．
作者简介：
师新华（1979—），男，山西大同人，太原理工大学政法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
谢耀鹏（1986—），男，山西朔州人，太原理工大学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