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民族性论新轴心时代中国文化民族性和普世性

摘要：处于崭新的“轴心时代”，中国文化建设需要立足中华民族的传统与现实，并且具有世界性的眼光和包容的胸怀。当代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大体上可以展现为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的现代范型、融入中国文化的西学、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等四种主要形态，文化民族性的精髓就是我们时代应有的民族精神和我们民族应有的时代精神。世界多元文化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同发展，“文明”、“幸福”、“和谐”等理念集中呈现出当代中国文化的普世性特质，它们不仅展现了中国文化特有的精神气质，同时也为全球提供了普世的价值原则、价值规范和价值理想。
关键词：中国文化；新轴心时代；民族性；普世性
1007—5194（2012）04—0101—05
当代世界已然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市场化、国际化道路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以最近几年的文化标志事件而言，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9年国庆60周年盛典、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不仅给中国而且给世界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文化繁荣发展的春天正在到来。2011年，中国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精神导向、体制改革、政策措施等多个层面作出安排，注重培育主流文化，部署“文化兴国”战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参照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的“轴心期”观念，如果说，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期内和公元前800～200年的精神过程中，世界文化构成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轴心时代”的灿烂图景的话，那么，当代中国也许正在开启着一个新的文化“轴心时代”。因为历史和现实表现出惊人的相似处。新轴心时代呈现出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这是中国文化建设应当直面的现实问题，这就需要不断深入乃至重新思考文化理论与实践，促进和推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

一、中华民族的传统与现实：文化的民族性

民族性和国度性本来一直是文化的重要特性。可以说，一部人类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在历史舞台所呈现的风格各异的演出。然而，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伴随而来的常常是激烈的冲击、碰撞和对抗。在这种激烈的冲击、碰撞和对抗中，一些民族文化受到致命的重创而归于衰竭与消亡，历史上民族文化的“断裂”并不乏见。与之同时，那些富有强大生命力的民族文化则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而那些新兴的民族和地域文化也开始崛起。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既发生着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的接触、混杂、联结与融合，也发生着外来文化传人所带来的冲击与碰撞，例如佛教与道教、儒家的论争、对抗和相互吸纳。特别是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锁闭的国门，在先进的西洋科技文明、政治文明面前，传统文化相形见绌，儒家文化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从“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是否还要继承传统文化成为一个问题，这一问题在根本上动摇着中华文化的民族性。即使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讨论中，一些论者仍然提出以“蓝色文明”取代“文明”的观点，盲目崇拜西方的民族虚无主义并未间断。进入新轴心时代，中华文化可能面临的挑战与伤害，不仅仅来自于“好莱坞的大片”、“麦当劳的薯片”、“英特尔的芯片”文化，也来自于内部的自我贬抑、自我否定和自我放弃。正因为如此，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中，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就显得越发重要。
文化自觉是对文化的认识和对发展文化的责任担当，是文化上的觉醒；文化自信是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是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文化自强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展现自己的特色，使自己的文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创造力和竞争力。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中的三个“自”，充分强调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自身的国家文化的立足点和根本点，这就是新轴心时代文化建设所要坚持的民族性。
提及中华文化的民族性，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五千年灿烂的古代文明，于是现实中往往有人把坚持文化的民族性理解为对于古代文明的“复归”。这是一种单一和狭隘的理解。实际上，当代文化建设的民族性不仅来自于古代传统，也来自于当今现实。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固然是文化民族性的母体，但并非文化民族性的全部；业已形成的传统也许并非一个，而是多个传统，或者更好地称之为“多元一体”的传统。“我们目前在中国可以看到三种传统，一个是改革二十五年来形成的传统……这个传统大致是以‘市场’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包括很多为我们今天熟悉的概念，例如自由和权利等等。另外一个传统则是共和国开国以来，时代所形成的传统，这个传统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平等，是一个追求平等和正义的传统……最后，当然是中国数千年形成的文明传统，即通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文化。”多个文化传统并存是中国当代社会所特有的基本事实，基于这样的事实，新轴心时代文化的民族性大体上可以展现为四种主要形态：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的现代范型、融入中国文化的西学、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民族性呈现的第一种形态。中华传统文化是先辈们创造的丰厚遗产，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的巨大贡献，人们常常冠之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八个字。“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嘉惠世界的科技工艺，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充满智慧的哲学宗教，完备深刻的道德，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相对于文化的具体表现，例如器物、制度、习惯、思想等具体的文化现象，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更是以独特的风貌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积极进取、变化日新的自强不息精神，学以致用、注重实践的实事求是精神，仁者爱人、人道至上的以人为本精神，尽心知性、反身而诚的内在超越精神，自然无为、民胞物与的天人合一精神，等等，形成了中华文化发展的内在思想源泉。“儒家墨家教人能负责，道家使人能外物”；“有儒家墨家的严肃，又有道家的超脱，才真正是从中国的国风养出来的人，才真正是中国人’”。
儒家文化的现代范型是中华文化民族性呈现的第二种形态。众所周知，中华传统文化是以儒、释、道为主流的多元一体文化，而在儒释道的并存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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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又以儒家文化为正统。自孔子创始以来，儒学的发展经历了先秦儒学、宋明儒学和现代新儒学三个阶段。尽管“打到孔家店”、“摧毁吃人的礼教”等口号十分之响亮并发生着实质的影响，但中国人内心深处所谓“天地君亲师”的影响是久远的。人们相信，尽管儒家文化曾经一度陷入困境、“花果飘零”，但凭靠着内在的“灵根自植”而依然富有勃勃生机。新儒学从20世纪20年始，梁漱溟提出未来的方向不是追随西方，而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冯友兰在艰苦的环境中撰写了《贞元六书》，提出了中国的自由之路；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海外新儒家出版专著，传道授业，发表《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余英时、成中英、杜维明等立位、放眼世界，儒家文化获得前所未有的国际视野，新儒学又放异彩。大陆儒学面对新的时局与世局，也不断地开掘和检讨自身的思想内容与价值，从而出现了所谓政治之儒、宗教之儒、制度之儒、哲学之儒、道德之儒、生活之儒等诸种形式，儒家文化的崭新形态精彩纷呈。融入中国文化的西学是中华文化民族性呈现的第三种形态。清朝统治者出于维护极权统治的心理观念，曾经推行了二百多年的闭关锁国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华文化对于外来文化的一概拒斥。从文明发展史来看，中华民族既善于发扬本民族的优良传统，也善于学习、借鉴、吸收、融会其他文化的优秀成果。早在东汉初年，佛教经西域传入中国，经年累月最终完成中国化的历程，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并且形成了一种具有鲜明中国气象的佛教宗派——禅宗。此后，佛教哲学进一步融入中国哲学，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宋明理学得以形成。西学融入中国文化的又一经典范例就是“五四”时期的文化交流。中华民族的先进青年高举“”和“科学”的旗帜，积极探索指导中国人民根本摆脱奴役和压迫的科学真理。五四运动的响亮口号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其对立面是古代圣贤的说教、传统的专制政体。中华文明具有发达的古代科学，但近代以来系统的实验、实证科学却没有发展起来；古代社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奉行着“三纲五常”，自由、、平等的精神长期缺失。然而“五四”之后，一切发生了明显的改变，科学与的思想在我国占据了主流，成为融人中华文化的新鲜血液，并且得以发扬光大、内在地转化为中华文化的“体”。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民族性呈现的第四种形态。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的欧洲，但并没有停留于19世纪的欧洲。马克思主义以其严密的科学体系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指明了人类进步、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中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成果——思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启了中华民族的崛起与复兴之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相结合，在当代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中，我们不断培育、形成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求真务实、奋勇争先的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紧密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我们时代的民族精神和我们民族的时代精神，成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支撑。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主体都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民族性的精髓就是我们时代应有的民族精神和我们民族应有的时代精神。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思想，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共同推动着中华民族在新轴心时代的伟大复兴。

二、世界性的眼光和包容的胸怀：文化的普世性

雅斯贝斯的“轴心期”理论向人们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和西方的灿烂文化图景，进一步而言，这一图景同时也展示了文化的民族性、国度性、地域性、差异性和多样性。相对于文化的普世性，文化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明显地“时间在先”，因为文化总是具体的，它总是以特殊的传统而存在着。但即便如此，各个特殊的文化传统仍然具有许多类似的、相近的、共同的观点、理念和价值，这些类似的、相近的、共同的观点、理念和价值正是文化普世性的根据和资源。当历史的车轮进入新轴心时期，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政治国际化，文化真正进入到全球观照、多元互动的时代，“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性越来越成为当代文化应有的重要特性。
亨廷顿在著名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给出了“普世文明”的四层含义。第一，他提出“普世文明”是实际上在所有的社会里人类都具有的某些共同的基本价值，但他认为这一含义既不新鲜也不能解释人类行为变化所构成的历史。第二，“普世文明”一词可以用来指文明化社会所共有的东西，如城市和识字，这些使它们区别于原始社会和野蛮人，但又认为这是18世纪“普世文明”的独特含义。第三，“普世文明”一词可以指西方文明中许多人和其他文明中的一些人目前所持有的检测定、价值和主张，即达沃斯文化，但他认为这仅仅是极少数人所有的精英文化。第四，西方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正在创造一个普世文明，但他又认为这种普世文明只是昙花一现的时尚。接着亨廷顿阐述了普世文明的来源，在本质上指出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化的独特产物。如果说在19世纪，“白人的责任”的思想有助于为西方扩大对非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统治作辩护，那么20世纪末，普世文明的概念则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因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里所谓的普世文明乃是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制度下的产物，当代西方的、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念仍然是特殊的、区域性文化体系之价值所在。尽管这样的“普世文明”看上去很美，但实际上潜伏着深刻的“文化自大”意识，亦即只有这样的文化具有如此强大的普遍表述水平，而其他文化即便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兼容并包，也不足以产生出普遍性的理念与价值。由于深刻地认识到西方“普世文明”被无限放大的超强能力，人们开始称呼西方社会是一个“说教型”社会，而中国社会则是一个“学习型”社会。在这样一个“学习型”的社会环境中，凭依自身文化所具有的普世性思想资源和成果，凭依自身深刻而强大的“兼收并蓄”的能力，凭依置身于“全球观照”的新轴心时代，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完全能够具有世界性的眼光和包容的胸怀，从而使中国文化愈发具有普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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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质。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价值，价值原则、价值规范、价值理想是一种文化的精神气质，普世性的文化必然具有普世的价值原则、价值规范和价值理想。比照所谓、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中国文化的普世性价值可以凝炼为文明、幸福、和谐等价值原则和理想。
“文明”是中国文化普世性的第一个关键词。“文明”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普世价值，首先是取决于词源上的古老特性。在中国语言系统中，《易·乾·文言》中已经出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易·贲·彖》中也有“文明以止，人文也”的经典提法；唐人孔颖达在疏解《尚书·舜典》“睿智文明”时更加明确提出了“经天纬地日文，照临四方日明”。可以看到，“文明”一词在中国语言文化中不仅产生较早，而且具有深刻而丰富的涵义，具有显明的共通性和包容性。汉语中的“文明”是从人类的物质创造扩展到精神的光明普照大地，因而可以成为中华文化的普世价值所在。而英语civilization一词，由拉丁文civis转化而来，原义指市民之事，本与法律政治相关，涵义相对狭窄。长期以来，人们在使用“文明”概念时，其内涵、外延相差甚远。汉语“文明”是指一种先进的社会文化发展状态，涵盖了民族意识、技术水准、礼仪规范、宗教思想、风俗习惯以及科学知识的发展等等，因而具有更强的包容性，更能彰显一种文化的普世性。在这样的意义上，所谓的、自由、人权可以被视为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逐渐产生的，又在具体的历史阶段中被赋予了不同的内容，因而可以被视为包容在“文明”中的下位概念。中华“文明”的普世价值曾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华丽呈现。《我和你》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主题曲，中文歌词为：“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为梦想，千里行，相会在北京。来吧！朋友，伸出你的手。我和你，心连心，永远一家人。”歌词看起来极其简单，中文部分只有42字，但是可以发现“心连心”、“地球村”、“一家人”所构建的“文明”早已超越了自由、、人权的狭隘内容，是一种更高水平的普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