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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金融经济效应

收藏本文 2024-03-15 点赞:4818 浏览:14400 作者:网友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国际资本流动性显著增强、规模飞速膨胀,尤其是金融后危机时代,国际资本流动凸显不确定性和集中性。本文主要研究国际资本流动的发展,如何有效利用国际资本以发展我国经济的同时避免对金融经济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国际资本;外部推动;内部拉动

一、研究背景

国际资本流动是指资本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转移,包括流入与流出两个方面,它反映了各国宏观经济形势、综合竞争力、财政和货币政策、汇率变动等各个方面的变化。随着金融市场全球一体化、证券化、自由化和金融创新产品与技术革新的推进,各国逐步放松对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管制,推动了国际资本流动已远远高于全球生产总值和国际贸易增长的速度,表现出显著的膨胀趋势。
卡瓦尔多、加西亚(2007)研究了巴西资本管制情况,指出资本流入管制政策仅能在2—6个月的较短时间内阻止资本流入。黄济生、罗海波通过估算中国金融资本流出流入规模,指出经济发展和人民币升值预期是影响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中国正经历着金融资本的双向流动,且隐性资本流动占据主导地位。杜萌等通过梳理近200多年关于国际资本流动的成因理论分类总结和阐述,得出金融衍生工具将会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载体;国际资本流动的参与者将发生较大变化。吕光明、徐曼通过2002年1月至2011年6月的中国月度数据构建VAR模型,研究中国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指出中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在较大程度上由其自身变化解释,其中套汇因素的影响最大,套价因素的影响次之,套利因素的影响极弱。李伟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对我国国际资本流动与影响因素实证研究,指出国家开放程度是影响中国国际资本流动最重要的因素,其次为国家政策和汇率状况,中国国际资本流动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

二、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

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众多,主要从外部“推动”和内部“拉动”两个方面展开探讨。

(一)外部“推动”

这里所指的外部因素大致可分为世界利率、世界产出和传染效应三种:首先,利率反映了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的融资成本或所要求的最低投资报酬率,利率的变化可以通过扩张或收缩全球信用供给,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其次,世界产出状况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表现为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两个方面。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世界产出增长引发的替代效用使得流向实体经济领域的资本增加,收入效应会导致流向国际金融市场的资本数量增多。再次,传染效应是通过信号机制和流动性机制以收入效应、替代效应或信号效应的形式传递到其它市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其它市场均衡的形成。在开放经济体系下,国际资本流动传染性直接表现为国际投资者的全球化资产组合动态管理。

(二)内部“拉动”

本文所指的内部“拉动”主要研究基本经济、收益和交易成本三方面。基本经济因素是由多个宏观经济指标所构成的一个指标体系,反映了一国整体投资环境的安生性、收益性和流动性。在不考虑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的情形下,国内利率水平反映了国内资产的平均收益率,它对资本流入的效应为正,但考虑到开放的证券市场对国内利率的弹性为负。又由于利率对汇率的变化存在着重要影响,因此需将二者综合考虑,用利率平价理论来探讨二者的联合作用。随着世界各国产业格局的变化发展,国际资本流动已脱离实体经济层面,完全以获取最大利润为动机。此外,为了获取最大利润还可从降低成本方面考虑,从而交易成本理论应运而生。交易成本是对利润的一种抵减,国内外从事资本交易的成本不同对利润影响也不同,从而会对资本流动产生相应的效应。

三、国际资本流动的发展、特点及对我国金融经济的效应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通货膨胀率和国际金融市场利率均保持较低水平,促进了国际资本流动的稳定增长。其中,在90年代初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较为缓慢,1998年至2000年增长加速,2001年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回落,但在2002年略有恢复,随后两年内则呈现快速增长态势,2004年全球资本流动规模高达39629亿美元,是1994年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4.59倍,无论从总量还是增长速度上都大大超过同期的国际直接投资。在过去20年,全球GDP年均增长速度为3.8%,国际贸易年均增长速度为7%,国际资本流动年均增长速度则为14%,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是国际贸易的两倍,是世界经济的4倍。近年来国际金融市场游资充斥,热钱交易量逐年上升,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主要由其所致。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悄然发生,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加速演变,再到2009年希腊债务危机的率先引爆,直至2011年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全面升级,未来两三年,欧元区的稳定和欧元的存续将受到重大挑战,全球金融经济亦可能将再次面临近几十年罕见的经济大变局。
国际资本流动普遍呈现两方面特征:1.资本流动具有短期性、可逆性强、波动性高等特点,其在短期内大规模流入一国也意味着一旦盈利目标实现,必将集中流出,且由于信息成本和分散化投资的要求所产生的“羊群效应”强化了资本的这种集中流动趋势,从而引发国际收支危机甚至是货币危机。2.资本流动的惟一动机就是追逐高额利润。从资本流动的历史看,利润的来源主要包括良好的宏观经济增长绩效、金融资产的波动以及利用某些国家金融经济管理上的漏洞(如道德风险)所“创造”的投机机会。就单个国家或地区而言,在特定时期能够“拉动”资本内流或“推动”资本外流的因素存在明显差异。
国际资本流入对我国金融经济产生了重要效应,下面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予以着重研究:1.宏观经济体系:资本流入通过对本国货币供给、投资的扩张作用对经济产生促进作用,且不同形式的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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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差异。其通过改变外汇市场供求关系、国内非贸易支出和市场预期而引起实际有效汇率升值;通过作用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可形成国际储备稳定增长。2.微观经济:主要体现在商业银行、证券市场和工商企业三方面。首先,金融资本流入对商业银行信贷扩张、效率和稳定以及商业银行业务的国际化具有促进作用。其次,国际金融资本流入会通过一国的金融体系,进而对企业的融资活动产生效应,除直接增加了企业融资渠道、降低资金成本外,国际金融资本流入还有利于企业证券发行“择时”。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国际资本大规模持续流入我国,必将导致国内流动性过剩,以对我国金融经济产生重要效应。

四、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正确处理好内外因素

针对资本流动的外部“推动”和内部“拉动”的重要影响,政府可以站在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制订一系列长期发展策略,调整产业结构,维持汇率稳定,合理搭配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减少资本流动对经济影响的不确定因素,消除资本流动逆转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保证宏观经济内外均衡,实现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地高速增长,提升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二)完善法律,提高金融监管水平

法律体系是金融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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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保障和归结点,把监管工作建立在严密、系统的法律法规之上,使金融监管工作依法进行,保障监管行为的权威性、严肃性、强制性和统一性,增强对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机构的监控,准确评估和控制相关风险,这既是金融监管自身的内在要求,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经验。因此,国家应尽快适应金融深化和金融创新的需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使金融业务健康有序进行。

(三)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金融安全关系

在目前的形势下对中国来说,金融对外开放,尤其是金融市场的开放,有利于外资的流入、加速国内经济发展;但是,如果这种开放与国内经济实力、金融监管的手段和水平不相适应,金融对外开放超前,显然也不利于对本国货币的全面有效调控,而且很容易受到国际游资和外部金融危机的冲击。当然金融开放如果滞后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的步伐必须与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对外贸易、宏观调控能力等因素相适应。实践已经证明,采取循序渐进、逐步开放的政策符合我国国情。

(四)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调控

在引进外资同时,既要考虑必要的招商引资,以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又要协调金融部门控制外资对供给过剩行业的过度引入。针对目前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和区域发展失衡状况,要实现利用外资的四个转变:既引资机制上从行政引资转向市场引资、引资质量上从招商引资转向招商选资、引资待遇上从外资“超国民待遇”转向国民待遇、引资地区结构上从相对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转向中西部地区。结合我国国情,提升招商引资层次,重点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新材料、生物能源、高端制造业,鼓励外商投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以改善和优化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

(五)积极推动国内资本“走出去”战略

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太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相当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的1.68%和0.95%,这与我国的综合国力显然不相称。鉴于此及我国外汇储备的不断激增,特别是全球金融后危机的今天,美元持续贬值,全球经济下滑,更要积极实施国内资本“走出去”战略,扩大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我国在非洲的投资就是国内资本“走出去”战略的重要一环,也是“南南合作”的典范。因此,在国际经济日益一体化的背景下,全球各种有利的资源和市场,企业都可以以开展国际分工与合作加以利用,即在“引进来”的同时,要加快“走出去”的步伐。
参考文献
黄济生,罗海波.国际金融资本流动规模研究——中国案例[J].亚太经济,2008(1)29-35.
杜萌,徐明伟,方华山等.国际资本流动理论回顾:一个文献综述[J].金融教育研究,2011(5):32-37.
[3]吕光明,徐曼.中国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基于月度VAR模型的三重动因解析[J].国际金融研究,2102(4):61-68.
[4]李伟.中国国际资本流动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2012(6):92-95.
作者简介:梁富山(1983—),男,河南商丘人,国家税务总局党校助教,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统计与分析、税收分析、税收风险管理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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