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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南方谈话；现实意义；精神实质；研究展望
[摘要]2003年至今的十年，国内学界主要从现实意义的解析、主要内容的解读及精神实质的剖析等方面推进了“南方谈话”的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呈现出视角多样化、内容深入化的倾向。展望未来，“南方谈话”的现实启示将会继续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而引入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来推进“南方谈话”内容的研究，也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趋向。
[]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9—0068—10
1992年春，南下视察上海、重庆、广州、深圳等城市，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为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与思想资源。学界对“南方谈话”给予了广泛的关注，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综观“南方谈话”发表以来的研究状况，以2003年为界，这方面的研究可分为特征不同的前后两个十年。大体来说，前十年关于“南方谈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剖析“南方谈话”发表的背景、概括“南方谈话”内容的要点及探析“南方谈话”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上；后十年的研究一方面承袭前十年研究的某些方向与内容，推进研究的深入，另一方面则呈现出研究角度多样化、研究内容深入化等新的研究倾向。这种倾向在2012年发表的纪念“南方谈话”20周年的文章中表现尤为突出。2012年初，国内学界纷纷开展研讨会重温“南方谈话”，《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刊物在2012年第一季度相继开辟专栏发表纪念文章，《党史研究》约请著名党史、国史研究专家笔谈“南方谈话”。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2012年第一季度发表的纪念“南方谈话”的文章数量，已经超过了2003年至2011年间相关文章的总数。一批力图还原发表“南方谈话”历史场景、展现“南方谈话”深远意义的著述也于2012年相继面世，如吴松营的《南方谈话真情实录——记录人的记述》（人民出版社，2012）披露了当时发表“南方谈话”的真实内情，记述了“南方谈话”的真实情景及“南方谈话”引发的国内外媒体的反应。田炳信的《南方谈话亲历者访谈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牛正武的《南行纪——1992年南方谈话全记录》（广东人民出版，2012）等著作都为人们更好回顾当时的场景及“南方谈话”所带来的变化提供了重要的窗口。此外，毕京京主编的《东方风来20年：南方谈话的理论贡献》（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南方日报社主编的《风起南方——南方谈话20周年名人谈》（广东教育出版社，2012）等通过阐释“南方谈话”的理论影响、实践意义重温了“南方谈话”的精神与理念。
本文拟以2003年以来国内学界关于“南方谈话”的研究，尤其是2012年年初的纪念文章为主要材料，对近十年“南方谈话”的研究情况与主要趋势作一简要的梳理，思考未来“南方谈话”研究的新趋向。
宏观方面，辛向阳梳理了中国在“南方谈话”指导下改革开放、制度建设及经济发展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武力也指出，“南方谈话”为中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实际上成为新时期改革与发展的宣言书和路标，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解放思想，突破“姓社姓资”的改革“瓶颈”；抓住机遇，结束徘徊前进的发展局面；总结经验，提供改革与发展的方法和智慧。
“南方谈话”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指导作用是全面的，但最集中的表现莫过于其对经济的指导。李正华通过回顾中国经济发展历程，指出“南方谈话”的发表开辟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阶段。在“南方谈话”精神指引下，中国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等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并促成了中国经济建设步入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快车道，实现了中国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尹航则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角度来观察和理解“南方谈话”的重大作用和意义，认为“南方谈话”回答了关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进而也从实践层面极大地推进了在摸索中前进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南方谈话”精神为指导，十四大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由放权让利历史性地转为制度创新。“南方谈话”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刻，解决了改革进程中的关键问题，从而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闯过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关头，使中国改革不可逆转地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石仲泉的话可作一总结：“‘南方谈话’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具有强大的政治感召力。”
从具体的经济领域来看，“南方谈话”所蕴含的经济思想为近20年来高速发展的私营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撑。这种支撑作用表现为“南方谈话”为私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政治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和支持，从理论依据、思想保证、市场理念等方面为私营经济发展扫清了障碍，使中国私营经济进入了高速稳定发展的时期。胡岳岷用翔实的数据证明了“南方谈话”之于私营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他对“南方谈话”到十六大期间，关于私营经济制度的建构历程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并采纳实证分析的方法检视了1992年至2002年间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变迁历程。樊秋莹则以深圳私营经济的发展为考察中心，探析了“南方谈话”精神之于深圳私营经济可喜发展的积极影响和作用。这种研究提供了一种启示，在考察“南方谈话”现实意义的时候，除了着眼于其宏观影响的思考外，考察谈话影响下某个领域的变化发展，不失为一个好的研究视角。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学者在检视“南方谈话”实践意义的同时，更将眼光置于当前乃至今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上，从“南方谈话”中读出了今后改革与完善中国经济体制的努力方向。有学者指出，“南方谈话”不仅强调了一贯倡导的改革试验思想，也同时包含改革定型的思想。而正是这种经济定型思想，指导了中国开发型市场经济模式的建立，但是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仍然任重道远，将来的发展应该是在实施开发型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定型的制度。石仲泉则从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人手，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与继续加大力度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密切相关，因此判断：“如果说‘南方谈话’的一个最重要的直接成果是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那么它在20年后就应当是急需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器。”
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发展的历程来看，“南方谈话”的理念与精神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俞歌春运用政治学的方法解读“南方谈话”，指出扩大政治参与是当今中国实现政治稳定的关键。在“南方谈话”精神的指引下，有序政治参与在健全体制、优化政治参与机制、拓宽政治参与渠道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这些对实现政治稳定都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吕正礼则通过分析“南方谈话”的内容，从政治共识的角度剖析了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共识的达成过程，指出社会主义转型时期社会政治共识的达成方式主要包括诉诸常识、自由兼容和存而不论等，“南方谈话”为达成政治共识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这种参考价值在社会矛盾与冲突日益增多的今天弥足珍贵。
如章百家所说，“南方谈话”不仅是把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而且昭示了在改革开放全过程中许多必须长期应对的问题，至今仍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加以深思。以其深刻的历史洞见，在“南方谈话”中或隐或现地指出了中国在历经一段时间发展后将会面临的问题。金民卿将这些问题概括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如何辩证地理解先富和共富的关系，切实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如何看待民生问题。
诚然，“南方谈话”对中国改革与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实践价值不容忽视。那么，面对这些伴随改革与发展产生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面对已经变化的国情、世情，“南方谈话”的精神与理念是否适合当下社会的需求？是否对中国当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现实启示？沈宝祥在2010年的时候曾对新形势下“三个有利于”标准的适用性进行过判断。他认为，新的形势和条件下，“南方谈话”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仍然适用，只是其具体内容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有所前进，有所侧重。因此，不能否定“南方谈话”所蕴含的思想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陈洪波则认为，“南方谈话”有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起发展的基本观念和自觉性，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发展内涵的认识和理解，有助于我们提高对如何发展——方法论的认识和掌握，有助于我们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这些学者的研究提示了今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即根据形势的变化，挖掘出“南方谈话”的多重现实价值。与这些学者一样，近几年发表的纪念“南方谈话”的文章，尤其是2012年纪念“南方谈话”20周年的文章，大多数都指向了对“南方谈话”现实启示的解读。
“南方谈话”究竟有何现实启示？李正华指出，“南方谈话”之于今天的现实启示在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发展才是硬道理”；“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其中，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是许多学者都认可的“南方谈话”最根本的现实启示。有学者把“南方谈话”最现实的启示归结为必须继续坚持改革，认为现阶段“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不懈地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奋力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还有学者从时间段的角度去解读“南方谈话”的内容，即十年突出地解决共同富裕，二十年广东赶上亚洲四小龙，三十年形成一套定型的制度，一百年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并对照现实情况检视嘱托的完成情况，以此彰显当前中国仍有必要沿着“南方谈话”的设计前进。
具体来说，“南方谈话”对于当今中国建设的指导作用可谓是全面的。石仲泉总结道，“南方谈话”依然是指导我们消除顾虑、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败斗争，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反对形式主义、整顿文风的重要指标。郭建宁等人则指出，“南方谈话”启示我们，“改革和发展要以以人为本为核心、以公平正义为基础、以利益协调为关键、
政治体制改革是当今学界关注的焦点。郑谦就把视线锁定在“顶层设计”上，强调“南方谈话”所贯穿的历史洞见、尖锐犀利的分析和化繁为简的哲思、高屋建瓴的气势以及由高度责任感凝聚而成的深切的忧患意识正是当前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所必需的。如果说郑谦强调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萧冬连则更重视改革由下而上的推进，更注重改革的社会基础。他指出，“南方谈话”之所以能指导改革取得巨大的成绩，除了其“顶层设计”的合理性外，更重要的是它彰显了一种改革精神并在当时凝聚了共识，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支持。这提示我们，在思想多元化的当今社会，改革不仅要关注“顶层设计”，还要思考如何使上下以及社会各个阶层达成共识，以积聚社会力量与支持。
总体来说，理论界较为一致地认识到，“南方谈话”所蕴含的改革的内容及其精神理念，可以成为当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解决当前改革与发展出现的种种问题的重要资鉴。
纳入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深化对“南方谈话”的研究，是近十年来“南方谈话”研究的一个新动向。从经济史观来看，“南方谈话”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性的证明，其包含的经济思想是社会主义改革思想的重要因素。从哲学的学科视角来看，“南方谈话”是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内容的价值目标，以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为基点的价值定位，以推进改革开放为要求的价值践行，以“三个有利于”为尺度的价值标准和以既反“左”又反右为原则的价值选择，这些共同构成了“南方谈话”的基本价值取向，反映了“南方谈话”在价值选择上的人民观与价值观、真理观与价值观、价值追求与价值坚守、价值目标与价值践行内在统一的鲜明特点。“中国模式”是近年来研究中兴起的一个新名词，并为经济学与政治学等学科研究纷纷运用。程伟礼也借鉴此名词解读“南方谈话”，并判断，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史的文献资料看，“中国模式”命题最早由提出，而且他不止一次地提出并不断加以阐述，到1992年“南方谈话”他把“中国模式”的本质内涵归结为改革开放的“全方位章程”，并具体阐述了有关“中国模式”的五大特性，即道路、制度、方针和政策的“创造性”、“时机性”、“全面性”、“关键性”和“坚定性”。
学科的交融与不同研究范式的互通是学术发展的必然，借鉴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等学科研究方法对“南方谈话”进行解读不失为重要的尝试，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这里要注意的是，“南方谈话”毫无疑义地是党的理论文献上的重要篇章，与其他的内容一起构成了理论，但“南方谈话”毕竟是几次谈话的合集，其有限的内容决定了借用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研究其内容的有限性，所以，除了在内容研究上借用其他学科视角，我们可否拓展研究的范围，从“南方谈话”发表过程、影响、作用等方面，纳入其他学科研究方法，推进此方面的研究。程美东的研究可能提供了此方面研究的范本。他从一个动态的过程，检视了“南方谈话”是如何寻找共识、创造共识、宣传共识，从而达成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合力，展现了谈话所蕴含的丰富的政治艺术。
这里指明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要剔除种种惯有思维和教条的束缚，根据形势的变化，推进理论创新。侯且岸肯定了“南方谈话”是冲破传统思维定势、运用典型的现代思维进行思考的典范。从一定程度上讲，突破既有思维的束缚也是一种批判性和开创性的思维表现。宋进则通过解读“南方谈话”，解析了批判性、开创性思维的表现。他指出，阐发并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思维，十分重视对形形色色旧的、僵化观念的批判和清除，十分重视解放思想对于推进改革开放实践的巨大的先导作用，十分重视在批判旧的社会主义观念中发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道路；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各个方面体现了他的开创性思维。
理论创新需要在实践和认识中贯彻，如何做到此点？温瑞泉认为，从“南方谈话”这一理论创新的实例可以解读理论创新的具体要求，即必须坚持以科学的态度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必须在新的实践、新的发展中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党的指导思想以新的时代内容；必须在新的实践、新的发展中进一步深化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
“南方谈话”为当今的改革与发展究竟留下了怎样的精神财富？这是2012年纪念性文章关注的焦点之一。巫海东认为，“南方谈话”的内涵深刻地体现出一种政治勇气高度性、思想意识开放性和人民利益取向性的理论品格，这些理论品格对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一定的启示，即有利于人们对政治改革取向、目标及主体的把握。《科学社会主义》杂志在纪念“南方谈话”专栏中，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要深刻感受“南方谈话”的精神，在今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必须要继承“南方谈话”思想智慧，以全球视野和历史眼光把握“中国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中国问题”；以开拓创新的精神气概面对“中国问题”。
[责任编辑 李文苓]
[摘要]2003年至今的十年，国内学界主要从现实意义的解析、主要内容的解读及精神实质的剖析等方面推进了“南方谈话”的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呈现出视角多样化、内容深入化的倾向。展望未来，“南方谈话”的现实启示将会继续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而引入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来推进“南方谈话”内容的研究，也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趋向。
[]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9—0068—10
1992年春，南下视察上海、重庆、广州、深圳等城市，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为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与思想资源。学界对“南方谈话”给予了广泛的关注，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综观“南方谈话”发表以来的研究状况，以2003年为界，这方面的研究可分为特征不同的前后两个十年。大体来说，前十年关于“南方谈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剖析“南方谈话”发表的背景、概括“南方谈话”内容的要点及探析“南方谈话”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上；后十年的研究一方面承袭前十年研究的某些方向与内容，推进研究的深入，另一方面则呈现出研究角度多样化、研究内容深入化等新的研究倾向。这种倾向在2012年发表的纪念“南方谈话”20周年的文章中表现尤为突出。2012年初，国内学界纷纷开展研讨会重温“南方谈话”，《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刊物在2012年第一季度相继开辟专栏发表纪念文章，《党史研究》约请著名党史、国史研究专家笔谈“南方谈话”。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2012年第一季度发表的纪念“南方谈话”的文章数量，已经超过了2003年至2011年间相关文章的总数。一批力图还原发表“南方谈话”历史场景、展现“南方谈话”深远意义的著述也于2012年相继面世，如吴松营的《南方谈话真情实录——记录人的记述》（人民出版社，2012）披露了当时发表“南方谈话”的真实内情，记述了“南方谈话”的真实情景及“南方谈话”引发的国内外媒体的反应。田炳信的《南方谈话亲历者访谈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牛正武的《南行纪——1992年南方谈话全记录》（广东人民出版，2012）等著作都为人们更好回顾当时的场景及“南方谈话”所带来的变化提供了重要的窗口。此外，毕京京主编的《东方风来20年：南方谈话的理论贡献》（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南方日报社主编的《风起南方——南方谈话20周年名人谈》（广东教育出版社，2012）等通过阐释“南方谈话”的理论影响、实践意义重温了“南方谈话”的精神与理念。
本文拟以2003年以来国内学界关于“南方谈话”的研究，尤其是2012年年初的纪念文章为主要材料，对近十年“南方谈话”的研究情况与主要趋势作一简要的梳理，思考未来“南方谈话”研究的新趋向。
一、研究趋向与成果
总体来看，2003年迄今，理论界主要从现实意义的解析、主要内容的解读及精神实质的剖析等方面推进了“南方谈话”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一)立足于“南方谈话”以来2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深刻解析“南方谈话”的现实意义
“南方谈话”自发表之日起，便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理论指导之一。如今，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实践成绩为解析“南方谈话”的现实意义与价值提供了丰富的事实佐证。近十年的研究也表明，探析“南方谈话”的实践意义已经成为“南方谈话”研究的一个重要倾向。这种研究倾向在2012年表现得尤为明显。20摘自：本科生毕业论文范文www.udooo.com
12年年初召开的几次纪念“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的研讨会都不约而同地探讨了“南方谈话”对于当今社会发展与变革的重要现实启示，认为“南方谈话”对当前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纪念“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的文章，大多数也着眼于探讨“南方谈话”的实践价值。宏观方面，辛向阳梳理了中国在“南方谈话”指导下改革开放、制度建设及经济发展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武力也指出，“南方谈话”为中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实际上成为新时期改革与发展的宣言书和路标，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解放思想，突破“姓社姓资”的改革“瓶颈”；抓住机遇，结束徘徊前进的发展局面；总结经验，提供改革与发展的方法和智慧。
“南方谈话”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指导作用是全面的，但最集中的表现莫过于其对经济的指导。李正华通过回顾中国经济发展历程，指出“南方谈话”的发表开辟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阶段。在“南方谈话”精神指引下，中国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等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并促成了中国经济建设步入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快车道，实现了中国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尹航则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角度来观察和理解“南方谈话”的重大作用和意义，认为“南方谈话”回答了关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进而也从实践层面极大地推进了在摸索中前进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南方谈话”精神为指导，十四大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由放权让利历史性地转为制度创新。“南方谈话”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刻，解决了改革进程中的关键问题，从而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闯过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关头，使中国改革不可逆转地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石仲泉的话可作一总结：“‘南方谈话’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具有强大的政治感召力。”
从具体的经济领域来看，“南方谈话”所蕴含的经济思想为近20年来高速发展的私营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撑。这种支撑作用表现为“南方谈话”为私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政治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和支持，从理论依据、思想保证、市场理念等方面为私营经济发展扫清了障碍，使中国私营经济进入了高速稳定发展的时期。胡岳岷用翔实的数据证明了“南方谈话”之于私营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他对“南方谈话”到十六大期间，关于私营经济制度的建构历程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并采纳实证分析的方法检视了1992年至2002年间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变迁历程。樊秋莹则以深圳私营经济的发展为考察中心，探析了“南方谈话”精神之于深圳私营经济可喜发展的积极影响和作用。这种研究提供了一种启示，在考察“南方谈话”现实意义的时候，除了着眼于其宏观影响的思考外，考察谈话影响下某个领域的变化发展，不失为一个好的研究视角。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学者在检视“南方谈话”实践意义的同时，更将眼光置于当前乃至今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上，从“南方谈话”中读出了今后改革与完善中国经济体制的努力方向。有学者指出，“南方谈话”不仅强调了一贯倡导的改革试验思想，也同时包含改革定型的思想。而正是这种经济定型思想，指导了中国开发型市场经济模式的建立，但是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仍然任重道远，将来的发展应该是在实施开发型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定型的制度。石仲泉则从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人手，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与继续加大力度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密切相关，因此判断：“如果说‘南方谈话’的一个最重要的直接成果是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那么它在20年后就应当是急需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器。”
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发展的历程来看，“南方谈话”的理念与精神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俞歌春运用政治学的方法解读“南方谈话”，指出扩大政治参与是当今中国实现政治稳定的关键。在“南方谈话”精神的指引下，有序政治参与在健全体制、优化政治参与机制、拓宽政治参与渠道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这些对实现政治稳定都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吕正礼则通过分析“南方谈话”的内容，从政治共识的角度剖析了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共识的达成过程，指出社会主义转型时期社会政治共识的达成方式主要包括诉诸常识、自由兼容和存而不论等，“南方谈话”为达成政治共识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这种参考价值在社会矛盾与冲突日益增多的今天弥足珍贵。
如章百家所说，“南方谈话”不仅是把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而且昭示了在改革开放全过程中许多必须长期应对的问题，至今仍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加以深思。以其深刻的历史洞见，在“南方谈话”中或隐或现地指出了中国在历经一段时间发展后将会面临的问题。金民卿将这些问题概括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如何辩证地理解先富和共富的关系，切实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如何看待民生问题。
诚然，“南方谈话”对中国改革与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实践价值不容忽视。那么，面对这些伴随改革与发展产生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面对已经变化的国情、世情，“南方谈话”的精神与理念是否适合当下社会的需求？是否对中国当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现实启示？沈宝祥在2010年的时候曾对新形势下“三个有利于”标准的适用性进行过判断。他认为，新的形势和条件下，“南方谈话”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仍然适用，只是其具体内容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有所前进，有所侧重。因此，不能否定“南方谈话”所蕴含的思想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陈洪波则认为，“南方谈话”有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起发展的基本观念和自觉性，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发展内涵的认识和理解，有助于我们提高对如何发展——方法论的认识和掌握，有助于我们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这些学者的研究提示了今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即根据形势的变化，挖掘出“南方谈话”的多重现实价值。与这些学者一样，近几年发表的纪念“南方谈话”的文章，尤其是2012年纪念“南方谈话”20周年的文章，大多数都指向了对“南方谈话”现实启示的解读。
“南方谈话”究竟有何现实启示？李正华指出，“南方谈话”之于今天的现实启示在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发展才是硬道理”；“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其中，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是许多学者都认可的“南方谈话”最根本的现实启示。有学者把“南方谈话”最现实的启示归结为必须继续坚持改革，认为现阶段“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不懈地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奋力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还有学者从时间段的角度去解读“南方谈话”的内容，即十年突出地解决共同富裕，二十年广东赶上亚洲四小龙，三十年形成一套定型的制度，一百年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并对照现实情况检视嘱托的完成情况，以此彰显当前中国仍有必要沿着“南方谈话”的设计前进。
具体来说，“南方谈话”对于当今中国建设的指导作用可谓是全面的。石仲泉总结道，“南方谈话”依然是指导我们消除顾虑、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败斗争，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反对形式主义、整顿文风的重要指标。郭建宁等人则指出，“南方谈话”启示我们，“改革和发展要以以人为本为核心、以公平正义为基础、以利益协调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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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改善民生为路径，从而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黄宗良根据“南方谈话”的精神，尤其是其中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针对当今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强调必须从政治上、文化思想上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和健全，而其中切实保障党内和人民是最基本的保障。政治体制改革是当今学界关注的焦点。郑谦就把视线锁定在“顶层设计”上，强调“南方谈话”所贯穿的历史洞见、尖锐犀利的分析和化繁为简的哲思、高屋建瓴的气势以及由高度责任感凝聚而成的深切的忧患意识正是当前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所必需的。如果说郑谦强调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萧冬连则更重视改革由下而上的推进，更注重改革的社会基础。他指出，“南方谈话”之所以能指导改革取得巨大的成绩，除了其“顶层设计”的合理性外，更重要的是它彰显了一种改革精神并在当时凝聚了共识，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支持。这提示我们，在思想多元化的当今社会，改革不仅要关注“顶层设计”，还要思考如何使上下以及社会各个阶层达成共识，以积聚社会力量与支持。
总体来说，理论界较为一致地认识到，“南方谈话”所蕴含的改革的内容及其精神理念，可以成为当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解决当前改革与发展出现的种种问题的重要资鉴。
(二)从“南方谈话”具体内容入手，推进“南方谈话”内容研究朝深入、具体方向发展
1992—2002年间，理论界在解析“南方谈话”内容的时候，习惯的做法是对“南方谈话”内容进行宏观的概述与考察，把握谈话的内容要点。这种研究可以展现谈话大致的关怀，但仍不足以完全展示谈话内容，深度也稍显不足。2003年至今，尽管仍有对“南方谈话”内容的宏观解读，如汪玉明较全面地概括了“南方谈话”的全貌；又如沈宝祥将“南方谈话”的主要内容归纳为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改善民生三个方面；再如秦宣将“南方谈话”的内容概括为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四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探索和回答，但学界更重视从“南方谈话”某一具体内容或者从新的研究视域入手，推进“南方谈话”内容研究朝纵深、微观方向的发展。摘自：毕业论文题目www.udooo.com
党建思想是“南方谈话”重要的政治关照。杨建伟解析了“南方谈话”蕴含的中国的政治、组织和作风建设的思想。张荣臣将“南方谈话”党建思想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反复强调政治路线的重要性；二是提出正确组织路线的重要性；三是再次强调要提倡实事求是；四是提出了思想作风建设问题。杨德山则揭示了“南方谈话”党建理论对于新时期执政党转型的指导作用，这种作用具体表现为，“南方谈话”高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为执政党转型进一步明确了方向；“南方谈话”坚定了人们对基本路线的信念，为执政党转型进一步立稳了主轴；“南方谈话”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促使执政党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发生巨变。纳入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深化对“南方谈话”的研究，是近十年来“南方谈话”研究的一个新动向。从经济史观来看，“南方谈话”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性的证明，其包含的经济思想是社会主义改革思想的重要因素。从哲学的学科视角来看，“南方谈话”是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内容的价值目标，以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为基点的价值定位，以推进改革开放为要求的价值践行，以“三个有利于”为尺度的价值标准和以既反“左”又反右为原则的价值选择，这些共同构成了“南方谈话”的基本价值取向，反映了“南方谈话”在价值选择上的人民观与价值观、真理观与价值观、价值追求与价值坚守、价值目标与价值践行内在统一的鲜明特点。“中国模式”是近年来研究中兴起的一个新名词，并为经济学与政治学等学科研究纷纷运用。程伟礼也借鉴此名词解读“南方谈话”，并判断，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史的文献资料看，“中国模式”命题最早由提出，而且他不止一次地提出并不断加以阐述，到1992年“南方谈话”他把“中国模式”的本质内涵归结为改革开放的“全方位章程”，并具体阐述了有关“中国模式”的五大特性，即道路、制度、方针和政策的“创造性”、“时机性”、“全面性”、“关键性”和“坚定性”。
学科的交融与不同研究范式的互通是学术发展的必然，借鉴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等学科研究方法对“南方谈话”进行解读不失为重要的尝试，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这里要注意的是，“南方谈话”毫无疑义地是党的理论文献上的重要篇章，与其他的内容一起构成了理论，但“南方谈话”毕竟是几次谈话的合集，其有限的内容决定了借用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研究其内容的有限性，所以，除了在内容研究上借用其他学科视角，我们可否拓展研究的范围，从“南方谈话”发表过程、影响、作用等方面，纳入其他学科研究方法，推进此方面的研究。程美东的研究可能提供了此方面研究的范本。他从一个动态的过程，检视了“南方谈话”是如何寻找共识、创造共识、宣传共识，从而达成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合力，展现了谈话所蕴含的丰富的政治艺术。
(三)“南方谈话”精神实质的研究得到进一步推进
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一九九二年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中国论文中心www.udooo.com
事求是的宣言书。”如何理解“南方谈话”是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何云峰的梳理为此提供了注脚。他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亲历了三次大的思想解放：1956年八大一次会议前后“以苏为鉴”探索中国建设道路为第一次，1978年批判“两个凡是”为第二次，1992年“南方谈话”为第三次。十五大报告还揭示了“南方谈话”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品格，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严书翰从“南方谈话”的内容出发，解析了“南方谈话”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具体体现：一是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代替了姓“社”姓“资”的争论；二是将经济手段与经济制度区分开来，肯定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三是警惕右，但主要是要防止“左”。这里指明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要剔除种种惯有思维和教条的束缚，根据形势的变化，推进理论创新。侯且岸肯定了“南方谈话”是冲破传统思维定势、运用典型的现代思维进行思考的典范。从一定程度上讲，突破既有思维的束缚也是一种批判性和开创性的思维表现。宋进则通过解读“南方谈话”，解析了批判性、开创性思维的表现。他指出，阐发并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思维，十分重视对形形色色旧的、僵化观念的批判和清除，十分重视解放思想对于推进改革开放实践的巨大的先导作用，十分重视在批判旧的社会主义观念中发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道路；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各个方面体现了他的开创性思维。
理论创新需要在实践和认识中贯彻，如何做到此点？温瑞泉认为，从“南方谈话”这一理论创新的实例可以解读理论创新的具体要求，即必须坚持以科学的态度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必须在新的实践、新的发展中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党的指导思想以新的时代内容；必须在新的实践、新的发展中进一步深化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
“南方谈话”为当今的改革与发展究竟留下了怎样的精神财富？这是2012年纪念性文章关注的焦点之一。巫海东认为，“南方谈话”的内涵深刻地体现出一种政治勇气高度性、思想意识开放性和人民利益取向性的理论品格，这些理论品格对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一定的启示，即有利于人们对政治改革取向、目标及主体的把握。《科学社会主义》杂志在纪念“南方谈话”专栏中，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要深刻感受“南方谈话”的精神，在今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必须要继承“南方谈话”思想智慧，以全球视野和历史眼光把握“中国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中国问题”；以开拓创新的精神气概面对“中国问题”。
二、未来研究的展望
从近十年“南方谈话”研究现状中，可以窥见未来研究发展的某些趋势。(一)“南方谈话”的现实启示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关注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进步与发展的同时，中国社会也呈现出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正面临着并将继续面临许多新的挑战。以史鉴今，“南方谈话”所蕴含的智慧能为今日中国发展带来怎样的现实启示？是否需要继续推进改革和发展以及如何继续推进改革和发展？“南方谈话”所蕴含的思想理念能否继续成为未来改革和发展实践的指导？“南方谈话”彰显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是否代表未来的走向？从总结谈话带来的建设成就转向结合现实问题彰显谈话之于现实发展的启示是最近十年研究的重要特征，而此方面的研究对厘清当前社会上的种种声音、消除种种错误认知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纵观近十年的研究，尤其是2012年的纪念性文章，我们可以发现，结合改革出现的新问题推出“南方谈话”的现实启示成为并将继续成为今后研究的重要取向。(二)“南方谈话”的研究将会展示更多的研究视角与领域
学科的交融与会通是当今学术研究的必然趋势。“南方谈话”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这就决定了其研究具有较大的开放性。我们可以从党史学的角度，解读“南方谈话”提出的历史背景及政治意义；可以从哲学角度，揭示“南方谈话”的哲学理念及方法论意义；可以从政治学角度，剖析“南方谈话”所蕴含的政治改革、政党建设等方面的内容，探析“南方谈话”过程本身所具有的政治学意蕴；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探析“南方谈话”的经济思想；可以从社会学角度，将研究视线下移，检讨“南方谈话”对社会变迁、民众生活及理念的影响。“南方谈话”的跨学科研究不乏多种可能性。目前采纳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方法对“南方谈话”进行研究已成为理论界较为普遍的做法，今后此方面的研究必将得到继续推进及拓展。值得注意的是，在引用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时，要注意研究方法的适用性，不能为标新立异而套用某种方法、模式甚至套用既成观念，只能引进与谈话研究适应的范式。(三)“南方谈话”中尚未纳入研究或尚未引起深切关注的内容将会逐渐成为新的研究视点
“南方谈话”是一次关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富有战略意义的谈话，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其内容之于改革与发展的价值并未过时。发掘“南方谈话”中关注较少但有着深刻现实意义的内容，将是今后“南方谈话”研究的重要指向。近十年的研究已经逐渐开始向此方面转向，比如，关注“南方谈话”中“共富”的命题，研究“南方谈话”大无畏的改革精神，坚持用“南方谈话”所彰显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去看待当前正在经历的改革和转型，研究“南方谈话”对发展起来问题的设想及警惕等等，这些课题都可能成为推进“南方谈话”研究的重要方向。值得一提的是，从理论创新的角度去探析“南方谈话”，为解决现阶段的新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资源及重要思路，从而推导出在新的形势下如何进行理论创新，已经成为当今也必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趋向。[责任编辑 李文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