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洞箫王褒《洞箫赋》和汉宣帝时期礼乐建设普通

摘要：汉昭帝时期礼乐衰微，执政的霍光“不学亡术，暗于大理”，礼制建设停滞，同时霍光致力于与民休息，而礼乐之兴为耗资不菲的不急之务，自然不为其所重。于礼乐衰微相应，汉昭帝时期诗赋创作也同步衰落。与昭帝时期不同，汉宣帝致力于兴礼乐，礼乐之盛远胜昭帝时期。汉宣帝兴礼乐主要是出于巩固政权的现实政治需要，有意识地反拨霍光所行政策，以凸显皇权存在，重建旁落二十年的皇帝权威。为推动沉寂多时的辞赋创作，宣帝划分出辞赋大小之别，肯定形式“辩丽可喜”而融入仁义风谕的赋作。在宣帝兴礼乐的历史背景下，王褒《洞箫赋》最初命名为《洞箫颂》，努力发掘洞箫礼乐之器具的内涵，与颂仪、美盛德形容的“颂”义相联系，寓仁义风谕之旨，赋作本身也是宣帝兴雅乐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洞箫赋》注重阐发儒家雅乐内涵，与《礼记·乐记》音乐思想相通，强调竹材之德化、制箫以合礼、瞽朦奏乐、箫音的道德属性、箫乐的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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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乱辞部分表达了儒家对雅乐的“德音”定性，强调“从容中道，乐不淫兮”的儒家中和之美。
关键词：王褒；《洞箫赋》；汉宣帝；礼乐
1672-3104（2013）02?0163?07
《文选》卷十七“音乐”类首载王褒《洞箫赋》，为“音乐赋之祖”。《洞箫赋》文辞优美，善于描摹物态，穷变于声貌，相关艺术成就研究成果丰富①。“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675），由昭、宣时期礼乐兴衰变化背景来看，笔者认为《洞箫赋》重在阐发儒家雅乐思想，赋作本身是宣帝兴雅乐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创作目的在于为宣帝兴雅乐之举张本。

一、汉昭帝时期礼乐之衰及对文学的影响

汉武帝时期武功显赫，礼乐隆盛，在儒家学者看来文教礼乐治民比武功更为重要，班固《汉书·武帝纪》赞辞详述武帝兴建礼乐之举却不言武功，认为“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畤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212）司马光《资治通鉴》直斥：“孝武穷奢
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但也肯定武帝“尊先王之道”之举，“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3]（747?748）“先王之道”指礼乐教化之道，出自《论语·学而》，云：“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刑昺认为：“此章言礼乐为用相须乃美。……言先王治民之道，以此礼贵和美，礼节民心，乐和民声。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是先王之美道也。”[4]（10）
汉昭帝时期未能延续武帝礼乐隆盛的局面，礼乐衰微。《汉书·礼乐志》未提及汉昭帝时期礼乐活动，《汉书·郊祀志》载：“昭帝即位，富于春秋，未尝亲巡祭。”（1248）《汉书·昭帝纪》也很少涉及礼乐活动，现有记载主要涉及宗庙祭祀（后元二年二月“戊辰，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庙”、始元元年“夏六月，皇后见高庙”）、藉田之礼（始元元年春二月“已亥，上耕于钩盾弄田”、“六年春正月，上耕于上林”）、大雩礼（“夏，旱，大雩，不得举火”）、飨宴之礼（元凤“二年夏四月，上自建章宫徙未央宫，大置酒”）和昭帝冠礼（元凤“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见于高庙”），其余礼仪则“无有所兴”。
汉昭帝时期礼乐衰微局面的形成与这一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有关。汉昭帝为武帝少子，即位时只有八岁，在位期间一直未亲政，作为“受其长者支配而登基的未成年的皇帝”，汉昭帝“不能指望在国务中起 积极作用”。[5]（193）这一时期主要由霍光执政，“以侍 中奉车都尉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受遗诏辅少主……大将军光秉政，领尚书事”（217）、“政事壹决于 光”（2932）、“光秉政前后二十年”（2948），霍光“威震海内。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讫十三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2936）、“受襁褓之托，任汉室之寄，当庙堂，拥幼君，摧燕王，仆上官，因权制敌，以成其忠。处废置之际，临大节而不可夺，遂匡国家，安社稷。拥昭立宣，光为师保，虽周公、阿衡，何以加 此！”（2967）儒家认为制礼作乐需贤明的王者或圣人，《礼记》云：“王者功成作乐，治写作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6]（1091）“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仁近于乐，义近于礼。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6]（1093?1094）《汉书·礼乐志》亦云：“王者必因前王之礼，顺时施宜，有所损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备。”“天禀其性而不能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1027?1029）汉昭帝时期霍光的地位虽然类似辅佐周成公的周公，“处伊尹、周公之位”[3]（752）、“昔周成以孺子继统，而有管、蔡四国流言之变。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盍、上官逆乱之谋。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时以成名，大矣哉！”（233）但霍光本人“不学亡术，暗于大理”（2967），既不能如周公般制礼作乐，也难以维系汉武帝时期礼乐隆盛局面。此外霍光秉政时期承汉武帝民生凋敝之后，与民休息为“时务之要”，礼乐之兴为耗资不菲的不急之务，自然不为昭帝君臣所重，“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议盐、铁而罢榷酤”（233）。汉代礼乐兴变与文学盛衰联系紧密，两者常呈现正相关的一致性。礼乐之兴常能提供新的文学题材，形成新的社会热点，有推动文学创作之功，如汉大赋与汉武帝时期礼乐同步兴起。赋家职官上多属礼官系统，导致汉赋细致描写天子礼，这标志着汉代大一统礼制的建立与完成，同时这一时期崇儒重礼及尚文观念也影响赋作尊帝都、崇王道思想以及繁缛风格的形成②。汉武帝兴礼乐促成诗赋之盛，“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1043?1045）与之相对，汉昭帝时期礼乐衰微，诗赋创作也同步衰落，这一时期少有见于记载的作家、作品③，以致今人费振刚所编《全汉赋》竟无一篇昭帝时期的汉赋作品[7]。现存诗歌数量极少，文学成就也不高，如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录刘弗陵《黄鹄歌》、刘旦《歌》、《华容夫人歌》等作品[8]（107?108）。与之前汉武帝及之后汉宣帝时期的文学成就相比，汉昭帝时期文学中衰，诗赋创作进入低谷，三朝文学发展略呈“U”字形。

二、汉宣帝时期礼乐之盛及其深层原因

与昭帝时期礼乐衰微的局面不同，汉宣帝致力于兴礼乐，礼乐之盛远胜昭帝时期，例如《汉书·郊祀志》详述汉宣帝时期频繁的天神、地祇、人鬼祭祀活动云：“故立三年，尊孝武庙为世宗，行所巡狩郡国皆立庙……十二年，乃下诏曰：‘盖闻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礼也。间者，上帝之祠阙而不亲十有余年，朕甚惧焉。朕亲饬躬齐戒，亲泰祀，为百姓蒙嘉气、获丰年焉。’明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见泰畤，数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车服，敬齐祠之礼，颇作诗歌。其三月，幸河东，祠后土，有神爵集，改元为神爵。制诏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阙焉无祠。其令祠官以礼为岁事，以四时祠江海雒水，祈为天下丰年焉。’自是五岳、四渎皆有常礼。……皆使者持节侍祠。唯泰山与河岁五祠，江水四，余皆一祷而三祠云。时，南郡获白虎，献其皮、牙、爪，上为立祠。又以方士言，为随侯、剑宝、玉宝璧、周康宝鼎立四祠于未央宫中。又祠太室山于即墨，三户山于下密，祠天封苑火井于鸿门。又立岁星、辰星、太白、荧惑、南斗祠于长安城旁。又祠参山八神于曲城，蓬山石杜、石鼓于临朐，之罘山于腄，成山于不夜，莱山于黄。成山祠日，莱山祠月。又祠四时于琅邪，蚩尤于寿良。京师近县，鄠则有劳谷、五床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云阳有径路神祠，祭休屠王也。又立五龙山仙人祠及黄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于肤施。或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可醮祭而致，于是谴谏大夫王褒使持节而求之。……明年正月复幸甘 泉，郊泰畤，改元曰五凤。明年，幸雍祠五畤。其明年春，幸河东，祠后土，赦天下。后间岁，改元为甘露。正月，上幸甘泉，郊泰畤。其夏，黄龙见新丰。建章、未央、长乐宫钟虚铜人皆生长，长一寸所，时以为美祥。后间岁正月，上郊泰畤，因朝单于于甘泉宫。后间岁，改元为黄龙。正月，复幸甘泉，郊泰畤，又朝单于于甘泉宫。”（1248?1253）又如《汉书》卷六十四《王褒传》载汉宣帝兴乐府事云：“神爵、五凤之间，天下殷富，数有嘉应。上颇作歌诗，欲兴协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赵定、梁国龚德，皆召见待诏。于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风化于众庶，闻王褒有俊材，请与相见，使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诗，选好事者令依《鹿鸣》之声习而歌之。时，汜乡侯何武为僮子，选在歌中。久之，武等学长安，歌太学下，转而上闻。宣帝召见武等观之，皆赐帛，谓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当之！’”（2821?2822）
昭、宣两朝礼乐兴衰之变并非孤立的礼制演变现象，也不仅是帝王个人喜好，而是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社会文化及经济条件紧密联系，下面主要谈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明正统，确立宣帝即位的合法性。“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9]（133?134）汉宣帝为卫太子之孙、汉武帝曾孙，在昭帝早崩无子、昌邑王旋立旋废的特殊背景下即位④。巫蛊之祸中，卫太子起兵被杀，汉宣帝也受之牵连下狱侥幸未死，之后卫太子一直被定位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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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有一男子乘黄犊车，建黄旐，衣黄襜褕，著黄冒，诣北阙，自谓卫太子”。当时京兆尹隽不疑叱从吏收缚送诏狱，认为“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3037）因此就卫太子血统角度而言，作为罪人之孙，汉宣帝即位的合法性自然面临挑战。宣帝即位的前三年（前77），右将军张安世不同意其兄张贺将女儿嫁给宣帝，认为“曾孙乃卫太子后也，幸得以庶人衣食县官，足矣，勿复言予女事”。（3964）甚至连身份低微的啬夫许广汉的妻子都不愿将女儿嫁给汉宣帝。这就不难理解汉宣帝即位时，武帝之子广陵厉王刘胥大为不满，认为“太子孙何以反得立？”。（3964）宣帝也意识到卫太子“罪人”身份在皇位合法性方面的不利影响，即位后不久即试图为之平反，“帝初即位，下诏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号谥，岁时祠，其议谥，置园邑。’”但并未取得宣帝预料结果，卫太子依旧被加以恶谥“戾”（2748）。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释“戾”云：“了戾，乖戾，很戾皆其义也。引伸之训为罪。”谥号中，不悔前过曰戾，不思顺受曰戾，知过不改曰戾，可见以“戾”为卫太子谥号，实际上并未改变其罪人身份。
由于卫太子有此“原罪”，宣帝即位的血统“合法性”不得不追溯至曾祖武帝，因而宣帝为卫太子平反未成功后，转而兴礼乐以尊武帝正统，确立皇位的合法性，“宣帝即位，由武帝正统兴，故立三年，尊孝武庙为世宗，行所巡狩郡国皆立庙。”（1248）本始二年宣帝诏书云：“夏五月，诏曰：‘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义，选明将，讨不服，匈奴远遁，平氐、羌、昆明、南越，百蛮乡风，款塞来享；建太学，修郊祀，定正朔，协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应，宝鼎出，白麟获。功德茂盛，不能尽宣，而庙乐未称，其议奏。”尊武帝正统很快达到预期效果，“六月庚午，尊孝武庙为世宗庙，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世世献。武帝巡狩所幸之郡国，皆立庙。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243）其次是强化皇权，重新建立皇帝权威。宣帝即位之初，霍光依旧专权如昭帝之时，直至地节二年（前69）去世，前后秉政二十年之久。“自昭帝时，光子禹及兄孙云皆中郎将，云弟山奉车都尉、侍中，邻胡、越兵。光两女婿为东西宫卫尉，昆弟诸婿外孙皆奉朝请，为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光自后元秉持万机，及上即位，乃归政。上廉让不受，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御天子。光每朝见，上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2948）当时人对此也有认识，如任宣认为：“大将军时何可复行！持国权柄，杀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左冯翊贾胜胡及车丞相女婿少府徐仁皆坐逆将军意下狱死。使乐成小家子得幸将军，至九卿封侯。百官以下但事冯子都、王子方等，视丞相亡如也。”（2953）霍光去世前，宣帝依旧未亲政，只能在有限的“宗庙之祀”范围内兴礼乐以尊武帝正统，确立皇位的合法性，带有弱势的防御性质，“时，大将军霍光辅政，上共己正南面，非宗庙之祀不出”。（1248）鉴于霍光的权势和废立昌邑王的前 例，宣帝即位之初忌惮霍光之极，同乘有芒刺在背之感，“宣帝始立，谒见高庙，大将军光从骖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2958）
霍光去世后，霍氏残余力量很快被清除，旁落二十年的政权重新回归到皇帝手中。强化皇权，重新建立皇帝权威成为当务之急，兴建礼乐则是手段之一，带有强势的进取性质。族灭霍氏的次年（前65），“有司复言：‘《礼》‘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悼园宜称尊号曰皇考，立庙，因园为寝，以时荐享焉。益奉园民满千六百家，以为奉明县。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园奉邑，及益戾园各满三百家。’”（2749）这实际上否定了八年前霍光专权时期所下的“《礼》‘为人后者，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义也。陛下为孝昭帝后，承祖宗之祀，制礼不逾闲”的结论（2748）。卫太子之子、宣帝生父史皇孙“祭以天子”、“称尊号曰皇考，立庙，因园为寝，以时荐享”，这进一步确定了宣帝皇位的合法性。此后不久宣帝下诏云：“盖闻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礼也。间者，上帝之祠阙而不亲十有余年，朕甚惧焉。朕亲饬躬齐戒，亲泰祀，为百姓蒙嘉气、获丰年焉。”（1248）从此宣帝身体力行，“修武帝故事”，努力彰显皇权存在，大兴乐府，恢复了天神、地祇、人鬼祭祀活动，包括甘泉太一之祀、河东后土之祀、五岳、四渎之礼等，尤以京师附近最为密集，“京师近县，鄠则有劳谷、五床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云阳有径路神祠，祭休屠王也”。（1250）汉宣帝还常因祥瑞之事而祀，如 “时，南郡获白虎，献其皮、牙、爪，上为立祠”（1249），甚至因听闻“或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可醮祭而致”，宣帝即不远千里遣王褒前去祭祀，“宣帝使褒往祀焉”。（2830）
第三是儒家文化的影响。汉武帝时崇儒兴学，儒学成为禄利之途，“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3620）此后儒士通过仕进遍布朝廷，“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3596）儒 家文化成为社会主流文化，当时邹鲁之地谚语云：“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3107）宣帝即位前长于民 间，亦熏染儒家文化，“受《诗》于东海澓中翁，高材好学”（237）；“孝武皇帝曾孙病已，有诏掖庭养视，至今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操行节俭，慈仁爱人”。（238）宣帝在位其间也重视儒学，曾诏诸儒讲《五经》同异，“称制临决”以断，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穀梁《春秋》博士，其自作诏书也常引《诗》、《书》为据。礼乐之兴为儒家文化中太平之世的标志，“王者功成作乐，治写作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6]（1091）、“王者必因前王之 礼，顺时施宜，有所损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备”（1029）。儒家文化成为宣帝时期兴礼乐 的主要思想渊源，当时儒士多参与礼乐建设之中，遂成一代之胜。
第四是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礼乐之兴耗资不菲，汉武帝因文、景两代数十年积累方能内兴礼乐、外攘四夷，及武帝末，百姓流离，蓄积消耗殆尽，社会危机严重。征和四年（前89）武帝下诏书云：“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武帝封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此后霍光秉政二十年间也以休养生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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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经过二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宣帝时期社会经济得到很大恢复和发展，“神爵、五凤之间，天下殷富”。（2821）这为礼乐之兴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要指出的是，宣帝治国策略是“霸王道杂 之”（277），认为不能纯用儒家德政统治臣民，“俗 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 守”。（277）汉宣帝兴礼乐主要是出于巩固政权的现实政治需要，有意识地反拨霍光所行政策，以凸显皇权存在，重建旁落二十年的皇帝权威。这种实用性目的使礼乐很大程度上成为工具化的行政手段。宣帝时期兴建的礼乐实际上并不全面，主要局限于象征性和政治性较强的祭祀与乐府两个方面。这就注定宣帝无意于“纯任德教，用周政”以恢复宗周礼乐治国之 策（277），因而儒臣王吉批评：“其务在于簿书、断狱、听讼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礼义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以意穿凿，各取一切。是以诈伪萌生，刑罚无极，质朴日消，恩爱浸 薄。”（1033）王吉引孔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之言，提议全面制礼以为国用，“延及儒生，述旧礼，明王制，驱一世之民，济之仁寿之域，则俗何以不若成康？寿何以不若高宗？”对王吉的建议，崇尚“霸王道杂之”的宣帝不以为然，“上以其言为迂阔，不甚宠异也。吉遂谢病归。”[3]（844）

三、礼乐建设背景下的《洞箫赋》解读

汉宣帝致力于兴礼乐，雅乐是其中重要一环，“上颇作歌诗，欲兴协律之事”，有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赵定、梁国龚德，皆召见待诏”，渤海赵定、梁国龚德两人的作品列入《汉书·艺文志》“乐”类，“《雅琴赵氏》七篇。名定，勃海人，宣帝时丞相魏相所奏”、“《雅琴龙氏》九十九篇。名德，梁 人”。（1711）宣帝时任谏议大夫和待诏的刘向所作《别录》云：“赵氏者勃海人也。宣帝时元康、神爵间丞相奏能鼓琴者勃海赵定、梁国龙德，皆召入，见温室，使鼓琴待诏。定为人尚清静，少言语，善鼓琴。时间燕，为散操，多为之涕泣者。”“雅琴龙氏亦魏相所奏也，与赵定俱见待诏，后拜为侍郎。”上好下效，地方官员也有心于兴雅乐，当时益州刺史王襄请王褒作颂扬汉德的《中和》、《乐职》、《宣布》诸诗，挑选何武等人依雅乐《鹿鸣》之声习而歌之，之后何武等就学长安，歌于太学，为宣帝所知，征王褒待诏，之后王褒作有《洞箫赋》等作品。值得注意的是，《汉书》卷六十四《王褒传》最早提及《洞箫赋》，其名为《洞箫颂》，“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2829）《说文解字》释“颂”云：“皃也。从页公声。”段玉裁云：“颂仪也。……颂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毛诗序曰：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则知检测容为颂其来已久。以颂字专系之六诗。而颂之本义废矣。汉书曰徐生善为颂，曰颂礼甚严，其本义也。”[10]（416）据此“颂”本义为 皃，指颂仪，后以容受释颂，美盛德之形容。洞箫为乐器，本身难当“颂”义，唯有发掘其礼乐之器具的内涵，方能与颂仪、美盛德形容的“颂”义相联系。《文心雕龙·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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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颂之正体源于《诗经》“三 颂”，以褒德显容为要，“或拟《清庙》，或范《駉》、《那》，虽浅深不同，详略各异，其褒德显容，典章一也”。（157）汉代颂体文学创作常受大赋铺陈笔法影响，例如王褒《圣主得贤臣颂》。刘勰认为这些作品有失颂体，“马融之《广成》、《上林》，雅而似赋，何弄文而失质乎”，可能正是由于这些作品“雅而似赋”（157），不同于颂之正体，因而《文选》改《洞箫颂》为《洞箫赋》，但并未改变其褒德显容的内涵。
汉宣帝意识到王褒作品中的“颂”义，《汉书·王褒传》载：“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面对臣下辞赋歌颂“淫靡不急”的责难时，宣帝先划分出辞赋大小之别，“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 喜” （2829），这一点多为后世研究者所重。然而单纯的大小区分难以赋予辞赋歌颂中“小者”创作的充分正当性，宣帝区分辞赋大小之后，重点强调辞赋“小者”创作之合理性，认为“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 矣”。（2829）这种辞赋“小者”创作的正当性建立并非于“大者”之外别起一家，弃仁义风谕之旨不顾，而是在“辩丽可喜”的形式内融入仁义风谕，两者在内蕴上依旧相通，这与汉人认为郑、卫之诗不失诗三百“思无邪”之义相似。因此“辩丽可喜”只是辞赋“小者”的形式特征，并非其核心内容。如果辞赋“小者”仅有“辩丽可喜”的形式和“虞说耳目”的功能，则与倡优博弈相近，宣帝所谓“贤于倡优博弈远矣”一语则无从着落，仁义风谕之旨正是辞赋“小者”创作的正当性所在，也是其贤于倡优博弈之处。有研究者认为“在这场辩论中，宣帝指出了某些不以讽喻为宗旨的文学作品存在的合理性，对以娱乐为旨归的文学艺术流派给予必要的肯定”。[11]（195）这显然与宣帝之言的原义不合，辞赋“小者”在“辩丽可喜”的形式之外依旧需要有仁义风谕之旨，并非纯以娱乐为旨归。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675），与宣帝兴礼乐的历史背景相关，王褒《洞箫赋》最初命名为《洞箫颂》，是宣帝所肯定的寓仁义风谕之旨于“辩丽可喜”形式之中的辞赋“小者”代表。洞箫为乐器，本身难当“颂”义，王褒发掘其礼乐之器具的内涵，与颂仪、美盛德形容的“颂”义相联系，寓仁义风谕之旨，赋作本身也是宣帝兴雅乐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礼记·乐记》集中论述了儒家音乐思想，年代与《洞箫赋》相近⑤。《洞箫赋》全文按照内容可分为竹材、制箫、发声、声之类、声之感、乱辞六个部分，这里试比对《礼记·乐记》并结合相关材料重释其儒家雅乐内涵⑥。
（一）竹材之德化。竹为制箫之材，《礼记·乐记》认为：“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 竹，乐之器也。”“乐者，通者也。”《洞箫赋》也以竹材比德，认为制箫之竹具有“洞条畅而罕节”的特点，“条畅”本为条直通畅之义，《礼记·乐记》云：“感条畅之气，而灭平和之德。”故“条畅”一词也隐括“长远舒畅之善气”“平和之善德”之意。王褒以大段文字详述竹材的生长环境，竹成箫材的关键在于顺天势而厚根底，“托身躯于后土兮”、“玉液浸润而承其根”、“吸至精之滋熙兮，禀苍色之润坚。感阴阳之变化兮，附性命乎皇天”。这也与《礼记·乐记》所言 “乐者天地之和也。化不时则不生”、“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相合。经历长期磨炼，竹形成清静淡泊之德，“惟详察其素体兮，宜清静而弗喧”，唯此方可为制箫之材， 这实际上也是将竹“天性之自然”特点进行道德化阐释。《礼记·乐记》认为“王者功成作乐，治写作礼，其功大者其乐备”与之相似，王褒也认为竹之最终定名为洞箫还需王者推动，“幸得谥为洞箫兮，蒙圣主 之渥恩”。
（二）制箫以合礼。《礼记·乐记》云：“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谷时熟，然后赏之以乐。”《洞箫赋》也强调箫在制作过程中需要“夔妃准法”，种种装饰“带以，掍其会合。锼镂里洒，绛唇错杂；邻菌缭纠，罗鳞捷猎”都需要符合礼制规定而不逾矩，“胶致理比，挹抐擫鑈”，如此方可“德盛而教尊”。
（三）瞽朦奏乐。《洞箫赋》以盲人乐师为洞箫主要吹奏者，“于是乃使夫性昧之宕冥，生不睹天地之体势，闇于白黑之貌形；愤伊郁而酷，愍眸子之丧精；寡所舒其思虑兮，专发愤乎音声”。这继承了先秦时代瞽朦奏乐的传统，如《国语·周语》载：“瞽献曲，史献书，师篇，瞍赋，朦诵。”[12]（11）《周礼·春官》载：“瞽朦，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視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13]（440）郑玄云：“凡乐之歌，必使瞽朦为 焉。”[13]（440）朱熹云：“古者乐师，皆以瞽者为之，以其善听而有审于音也。”[14]（187）西汉时乐工主体并非瞽 朦，《汉书·礼乐志》言汉哀帝时“钟工、磬工、箫工员各一人，仆射二人主领诸乐人，皆不可罢”。（1073）由此可见汉代宫廷箫工仅有一人。《洞箫赋》之所以恢复先秦时代瞽朦奏乐的传统，强调瞽朦吹奏发声，实际上是对当时汉宣帝兴雅乐的积极响应。
（四）箫音的道德属性。根据高低强弱的不同，《洞箫赋》将箫音分为赋予道德属性的巨音、妙声、武声、仁声等类，巨音“周流汜滥，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妙声“清静厌瘱，顺叙卑达，若孝子之事父也”；武声“澎濞慷慨，一何壮士”；而仁声“优柔温润，又似君子”。《礼记·乐记》云：“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箫音因演奏者感物而生，“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演奏者由于感物而动之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特质的乐声，遂有巨音、妙声、武声、仁声之别，这也与《礼记·乐记》所言相通，“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啴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五）箫乐的教化效果。《礼记·乐记》认为“声音之道，与政通”。音乐有重要的教化作用，“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则礼行矣”、“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着其教焉”。与此相同，《洞箫赋》认为箫乐有具有“感阴阳之和，而化风俗之伦”的教化作用，“故贪饕者听之而廉隅 兮，狼戾者闻之而不怼。刚毅反仁恩兮，啴唌逸豫戒其失”，能使残暴不仁之徒反省醒悟，“嚚、顽、朱、均惕复惠兮，桀、跖、鬻、博儡以顿悴”，因而王褒强调“吹参差而入道德兮，故永御而可贵”，这实际上是鼓吹雅乐的教化之效，呼应宣帝兴雅乐之风。
（六）乱辞。《礼记·乐记》认为古代雅乐为“德音”。“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诗》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此之谓也。”《洞箫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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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辞部分也表达了儒家对雅乐的“德音”定性，“赖蒙圣化，从容中道，乐不淫兮。条畅洞达，中节操兮。终诗卒曲，尚余音兮”，强调“从容中道，乐不淫兮”的儒家中和之美，为宣帝兴雅乐之举张本。
四、结语
汉昭帝时期礼乐衰微，执政的霍光“不学亡术，暗于大理”，礼制建设停滞，同时霍光致力于与民休息，而礼乐之兴为耗资不菲的不急之务，自然不为其所重。于礼乐衰微相应，汉昭帝时期诗赋创作也同步衰落。与昭帝时期不同，汉宣帝致力于兴礼乐，礼乐之盛远胜昭帝时期。汉宣帝兴礼乐主要是出于巩固政权的现实政治需要，有意识地反拨霍光所行政策，以凸显皇权存在，重建旁落二十年的皇帝权威。为推动沉寂多时的辞赋创作，宣帝划分出辞赋大小之别，肯定形式“辩丽可喜”而融入仁义风谕的赋作。在宣帝兴礼乐的历史背景下，王褒《洞箫赋》最初命名为《洞箫颂》，努力发掘洞箫礼乐之器具的内涵，与颂仪、美盛德形容的“颂”义相联系，寓仁义风谕之旨，赋作本身也是宣帝兴雅乐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洞箫赋》注重阐发儒家雅乐内涵，与《礼记·乐记》音乐思想相通，强调竹材之德化、制箫以合礼、瞽朦奏乐、箫音的道德属性、箫乐的教化效果，乱辞部分表达了儒家对雅乐的“德音”定性，强调“从容中道，乐不淫兮”的儒家中和之美。
注释：
① 参见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李丹博《附声测貌 泠然可观——论王褒〈洞箫赋〉的艺术成就》（《山西师大学报》2003年第2期）、许志刚、杨允《〈洞箫赋〉与〈长笛赋〉文艺思想研究》（《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等。
② 关于汉赋与汉礼具体联系，参见许结《汉赋与礼学》（《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③ 参见《汉书》卷三十《艺文志》“诗赋略”部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47?1755页）。
④ 当时武帝子孙在世者尚有广陵王刘胥、燕王刘旦诸子孙，霍光出于巩固权力的考虑，隔代而立昭帝孙辈的宣帝，《汉书·霍光传》载：“广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诛，其子不在议中。近亲唯有卫太子孙号皇曾孙在民间”。
⑤《礼记》是解释说明《仪礼》的选集，一般认为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后，大致为战国秦汉间儒者所作，今存《礼记》为《小戴礼记》，为西汉戴圣选编，编定成书约在宣帝时期，《汉书·艺文志》云：“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记·乐记》成书年代与《洞箫赋》创作年代接近，两者可相互参证。
⑥ 以下《礼记·乐记》文字见（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三十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3?1150页）；《洞箫赋》文字见（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83?790页），不另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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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汉]郑玄注， [唐]孔颖达疏. 礼记正义[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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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袁行霈主编. 中国文学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12]徐元浩. 国语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13][汉]郑玄注， [唐]贾公彦疏. 周礼注疏[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14][宋]朱熹. 诗集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编辑：胡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