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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育政策报道作为报纸教育舆论的重要内容，具体体现在谁在说、说什么和怎么说等几个方面。文章通过对报纸媒体报道《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中规定的班主任的批评权的言说主体、内容和立场的实证分析，建议教育部门通过建设利益相关者的专业写作技巧人，开展教育舆论建设工作，把握教育政策报道的先机，把控教育政策报道的主动权，建设积极的教育舆论。
关键词：教育政策；教育政策报道；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教育舆论；教育新闻
1004-9142（2013）02-0121-06
教育舆论一般发生在教育周期性节点、教育政策发布和教育突发事件之际。在社会加速转型的今天，以权力转移为核心的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改变了教育政策的传播模式，已经不再是政府“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格局。作为政策相关方的大众媒体，逐渐摆脱了单纯的“工具”地位，已并非仅仅是政策的“宣传者”和“动员者”，而经常会被描绘成公众议程的有力建构者。为此，研究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教育政策报道就具有重要的价值。在教育政策报道过程中，言说主体、言说方式均会影响到言说的内容，进一步影响到言说的效果。2009年8月12日，教育部印发了《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社会各界从不同的视角审视《规定》，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与争议。其中争议较多的、也是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规定》第十六条：“班主任在日常教育教学管理中，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利。”我们将这次舆论事件概括为“批评权”事件。人们的立场和价值诉求不同，对政策的看法自然不一，批评与质疑就不可避免。如何解决相关问题？我们以《规定》发布后的舆论现象为案例展开研究，回答教育舆论中“谁在说、说什么、如何说”等一系列与教育政策报道相关的问题。
议程设置理论认为，“谁将哪些话题带入公众的视野”制约着公众的理解与支持。在回答谁将哪些话题带人公众的视野这个问题时，新闻的来源很重要。本研究中的新闻源主要是政府代表（或地方政府官员）、教育理论工作者、本报媒体从业人员（记者、编辑、通讯员和评论员）、其他媒体、学校管理者、教师、学生、家长、网友以及其他人员。他们均通过接受采访、发表评论以
表1中的数据表明，级党报的新闻源主要来自本报媒体从业人员以及教师，所占比例分别为66.67%和33.33%；省市级党报的新闻源分布则发生了变化，教师的观点所占比例不变，然而成为最高，仍然为33.33%，本报媒体从业人员观点所占比例急剧下降，为15.55%，下降部分被不同的舆论主体所分享，包括政府代表、学校管理者和家长，所占比例均为8.89%，教育理论工作者、其他媒体以及网友的观点也均占到6.67%的比例，所占比例最少的是学生对《规定》第十六条的意见，仅为
以上新闻源分布表明，级党报的新闻源主要来自本报媒体从业人员对《规定》第十六条的观点，这符合长期以来级党报形成的宣传特征。教师群体作为政策的利益相关方，其话语虽然没有占据绝对优势，但也可以通过这一平台表达对《规定》第十六条的政策意见。相对于级党报来讲，省市级党报的新闻源构成中，本报媒体从业人员对《规定》的意见大幅度下降，而更加关注《规定》第十六条的政策目标群体——教师群体的政策意见，这也符合省市级党报离政策发布者较远而离教师较近的特征，且言论主体呈多元化态势，教育理论工作者也被请到大众传播的平台上，学生、家长、政府代表、学校管理者等政策的利益相关群体也均有对《规定》第十六条表达意见的话语权，其他媒体的文章、网友的“呼声”在省市级党报上也有所体现。晨报、晚报以及都市报类报纸媒体的话语权构成及分布与省市级党报趋同。作为教育系统的机关报《中国教育报》传播的则均是本报媒体从业人员的“声音”。
社会转型时期的教育政策报道已经发生了变化，各利益相关者均在教育政策报道中获得了话语权。然而，教育活动作为一项专业的活动，是受利益主导还是受认识主导，这是需要讨论的问题。我们认为，作为专业活动的教育政策报道，在考虑到利益相关者的话语权后，更应该寻找各利益相关者的专业写作技巧人，从而达到科学引导教育、解释教育的目的。教育专家作为班主任工作的专业写作技巧人，既可以解释教育政策，也可以对教育政策重新建构，在教育政策报道中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可是，在党报和省市党报的教育政策报道中，他们的话语权很小，只是在市场类报纸的报道中其话语权才体现出来。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追问，是否充分发挥了教育专业工作者在教育政策报道中的作用：是个体出场，还是集体出场；是有组织的，还是随机的；是由媒体自身组织的，还是教育部门协助组织的。如果个体出场，其价值是否得到了充分实现；如果集体出场，是否需要教育部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或者由教育部门进行适当的组织，或者我们的各级教育宣传部门，不仅要承担政治宣传的任务，更应该承担专业宣传的任务，在政策报道中组织有关专家对教育政策进行解读，对各种不同的媒体表达给予回应。
关键词：教育政策；教育政策报道；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教育舆论；教育新闻
1004-9142（2013）02-0121-06
教育舆论一般发生在教育周期性节点、教育政策发布和教育突发事件之际。在社会加速转型的今天，以权力转移为核心的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改变了教育政策的传播模式，已经不再是政府“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格局。作为政策相关方的大众媒体，逐渐摆脱了单纯的“工具”地位，已并非仅仅是政策的“宣传者”和“动员者”，而经常会被描绘成公众议程的有力建构者。为此，研究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教育政策报道就具有重要的价值。在教育政策报道过程中，言说主体、言说方式均会影响到言说的内容，进一步影响到言说的效果。2009年8月12日，教育部印发了《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社会各界从不同的视角审视《规定》，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与争议。其中争议较多的、也是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规定》第十六条：“班主任在日常教育教学管理中，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利。”我们将这次舆论事件概括为“批评权”事件。人们的立场和价值诉求不同，对政策的看法自然不一，批评与质疑就不可避免。如何解决相关问题？我们以《规定》发布后的舆论现象为案例展开研究，回答教育舆论中“谁在说、说什么、如何说”等一系列与教育政策报道相关的问题。
一、谁在说
新闻报道作为各种利益诉求的公开表达，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公众的政策意见，是舆论环境中影响力最大的“意见领袖”，其虽然不能成为决定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但对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然而在现实中，在新闻报道这一“意见领袖”的引导下努力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并付出了艰辛努力，可是有时却发现，社会舆论并不很令人满意。具体到教育部出台的每一项政策，总伴有舆论的质疑声，甚至是对学校、教育非理性的批判与无端的指责，这些不和谐的声音给人以“当前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是在一种缺乏同情、理解、宽容和合作的建设性的社会舆论环境下进行的”这样一种错误的印象。伴随着人们对教育关注度的不断提升，教育问题日益成为民生的热点话题，教育政策发布以后引发的热点问题，也随之成为各类媒体新闻报道关注的焦点。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的目标和效果，不仅取决于正确的政策能否得到坚决地贯彻执行，还取决于政策能否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议程设置理论认为，“谁将哪些话题带入公众的视野”制约着公众的理解与支持。在回答谁将哪些话题带人公众的视野这个问题时，新闻的来源很重要。本研究中的新闻源主要是政府代表（或地方政府官员）、教育理论工作者、本报媒体从业人员（记者、编辑、通讯员和评论员）、其他媒体、学校管理者、教师、学生、家长、网友以及其他人员。他们均通过接受采访、发表评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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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读者来信等多种方式向媒介提供讯息，表达对《规定》第十六条的意见。对上述新闻源进行分类与编码，可以得出不同报纸媒体的舆论主体的分布情况。表1中的数据表明，级党报的新闻源主要来自本报媒体从业人员以及教师，所占比例分别为66.67%和33.33%；省市级党报的新闻源分布则发生了变化，教师的观点所占比例不变，然而成为最高，仍然为33.33%，本报媒体从业人员观点所占比例急剧下降，为15.55%，下降部分被不同的舆论主体所分享，包括政府代表、学校管理者和家长，所占比例均为8.89%，教育理论工作者、其他媒体以及网友的观点也均占到6.67%的比例，所占比例最少的是学生对《规定》第十六条的意见，仅为
4.44%。
在晨报、晚报以及都市类报纸媒体的新闻源构成中，教师的“声音”所占比例与省市级党报相比仍然为最高，然而比例进一步下降为22.35%，本报媒体从业人员的观点占到总量的18.82%，来自学生和家长的意见合计达到23.53%的比例，教育理论工作者（11.76%）、政府代表（8.24%）、其他媒体（7.06%）、学校管理者（5.88%）和网友（2.36%）的观点也均有所体现。《中国教育报》仅有的两篇文章则均来自于本报媒体从业人员对《规定》第十六条的评论。以上新闻源分布表明，级党报的新闻源主要来自本报媒体从业人员对《规定》第十六条的观点，这符合长期以来级党报形成的宣传特征。教师群体作为政策的利益相关方，其话语虽然没有占据绝对优势，但也可以通过这一平台表达对《规定》第十六条的政策意见。相对于级党报来讲，省市级党报的新闻源构成中，本报媒体从业人员对《规定》的意见大幅度下降，而更加关注《规定》第十六条的政策目标群体——教师群体的政策意见，这也符合省市级党报离政策发布者较远而离教师较近的特征，且言论主体呈多元化态势，教育理论工作者也被请到大众传播的平台上，学生、家长、政府代表、学校管理者等政策的利益相关群体也均有对《规定》第十六条表达意见的话语权，其他媒体的文章、网友的“呼声”在省市级党报上也有所体现。晨报、晚报以及都市报类报纸媒体的话语权构成及分布与省市级党报趋同。作为教育系统的机关报《中国教育报》传播的则均是本报媒体从业人员的“声音”。
社会转型时期的教育政策报道已经发生了变化，各利益相关者均在教育政策报道中获得了话语权。然而，教育活动作为一项专业的活动，是受利益主导还是受认识主导，这是需要讨论的问题。我们认为，作为专业活动的教育政策报道，在考虑到利益相关者的话语权后，更应该寻找各利益相关者的专业写作技巧人，从而达到科学引导教育、解释教育的目的。教育专家作为班主任工作的专业写作技巧人，既可以解释教育政策，也可以对教育政策重新建构，在教育政策报道中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可是，在党报和省市党报的教育政策报道中，他们的话语权很小，只是在市场类报纸的报道中其话语权才体现出来。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追问，是否充分发挥了教育专业工作者在教育政策报道中的作用：是个体出场，还是集体出场；是有组织的，还是随机的；是由媒体自身组织的，还是教育部门协助组织的。如果个体出场，其价值是否得到了充分实现；如果集体出场，是否需要教育部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或者由教育部门进行适当的组织，或者我们的各级教育宣传部门，不仅要承担政治宣传的任务，更应该承担专业宣传的任务，在政策报道中组织有关专家对教育政策进行解读，对各种不同的媒体表达给予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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