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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现当代中国，哲学作为时代精神一直担负着重要的文化使命。当前中国发展、繁荣文化事业的历史实践中，哲学面临的首要问题仍然是如何融贯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问题，也即打通中、西、马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对哲学基源问题的深入探索。只有在哲学基源问题的层面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才能从根本上超越民族主义的狭隘意识，形成一套完整的中国论述，提高中国文化的话语权。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哲学；中国论述；哲学基源问题
作者简介：樊志辉，男，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现当代哲学与比较哲学研究。
1000-7504(2012)01－0011-05 收稿日期：2011－12－02
晚近中国哲学界关于打通中、西、马，以及中国道路的论述，一再表明中国当代哲学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但是，打通中、西、马并非某种博学的要求，也非单纯的开放心态，乃是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以文化复兴为诉求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哲学论述，以普世真理为包装的文化殖义的哲学论述，以及以国情、历史为理由的各种特殊主义意识形态的哲学论述，正处在现实的博弈之中。探寻中国现当代哲学的建构，并不是要在现代中国语境下复制某种主义话语，无论这种主义话语来自什么样的思想传统，而是要以对我们时代问题的解答来回答人类整体的精神追求。
中国现代哲学“生产”的基本方式，乃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管控下，以启蒙话语为范式复制西方现代性思想乃至反思现代性的思想，以及“包装”重组中国传统思想。其“产品”无外乎是西方思想在中国的“倾销”，或者是经过所謂的现代包装之后“兜售”中国古典思想。于是我们所謂的哲学的繁荣，仅仅是所謂哲学产品数量的繁荣，在现代世界哲学舞台，我们并没有具有自己“品牌”的哲学“产品”和独立的话语权力。
如果中国哲学界要想在世界哲学舞台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并以哲学思想对人类的文明有所影响，就必须使自己的哲学研究直面真实的哲学问题，而不是简单地从事哲学的复制与重组、拼装。但何謂真实的哲学问题呢?
真实的哲学问题，并不是抽象地平铺在哪里，如同一个纯然的物理对象一样。真实的哲学问题，是经过哲学家们的反思而被哲学家认识、并具体地表达着的。真实的哲学问题在不同的思想传统和社会处境中会获得不同的表达。因此对哲学问题的把握，就应当透过不同的思想脉络来把握。中国现代思想不同于西方思想和中国古典思想的关键之处在于：中国现代思想不是西方近现代思想的简单移植，也不是中国古典思想的自然延伸。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是在中国传统思想的历史性断裂的情形下的新的哲学创造。如此的哲学创造包含哲学基础方面的研究和现实方面的研究。
哲学基础方面的研究，则应当对不同思想谱系的奠基性的哲学问题加以批判性整合。哲学依据其本性是对“智慧”的追求。所謂的“智慧”，在不同思想传统中，有不同的表达。但其共同点则是对基础性问题的探讨，也即对常识问题的超越。现代汉语思想不仅应当是对汉语传统思想智慧的继承，也应当是对不同智慧系统的批判性整合。批判性的整合大致说来体现为对“有”(存在)(希腊传统)、“生”(儒家传统)、“无”(道家传统)、“空”(佛教传统)等不同的哲学基源性问题给予整合性研究。对此类问题的研究，是人类哲学的永恒性问题。哲学的创造性贡献都与哲学的基础性研究的突破密切相关。而基础性的哲学研究的重大突破都必将带来人类自我理解的巨大飞跃。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对不同的智慧传统的研究，既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也不是以一种传统去容纳其他传统的所謂包容，而应当是形成一种新的智慧样态，使不同传统的智慧在其中各安其位。
哲学的现实方面的研究于今则突出地体现在现代语境与处境下的社会秩序与心灵秩序的问题。在今天这个时代，由于科学理性、经验理性侵蚀了人类文化的各个领域，导致人们很难达成某种宗教与形而上学的共识。在此情形下，如何建立可以保障我们共在的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基础，是哲学研究所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与此相关的是人的心灵秩序的问题。人
对现代中国哲学来说，社会秩序和心灵秩序，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最为真实的哲学问题。中国现当代哲学能否对人类精神的发展有所贡献，端看其是否能对此问题有创造性的思考与回应。在中国现当代哲学发展历程上，有自己一席之地的思想家、哲学家，都是对上述基源问题有自己创造性的回答。熊十力、牟宗三、冯友兰、金岳霖、等人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现代哲学中有自己独特的地位，也正在于此。而中国近现代之所以尚没有世界级的哲学家，并非是我们的哲学家不够博学、不够睿智，而在于我们的哲学家的思考和回答，通常都隐含着一个文化民族主义的心态，致使其思想论述具有较为浓厚的特殊主义的论述姿态，而非普遍主义的论述。而特殊主义的思想论述，在哲学思想的竞合过程中只能处于守势。
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乃至政治界对现代性问题的选择，奠定了西方现代性思想对中国传统思想的优位性。来自西方的各种现代性思想，在中国的思想舞台上纷纷粉墨登场，上演了充满戏剧性的思想“大戏”。活跃于西方思想中的不同流派都在中国的现当代留下或轻或重的历史痕迹。历经半个世纪的思想博弈、政治博弈，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思想获得了优于自由主义及其他现代性思想的历史地位。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思想传统中，又出现了正统与修正之分。在中国现代思想传统的历史叙事中，正统与修正的二元对立，几乎主导了全部的思想论述。在如此的叙事系统中，马、恩、列、斯、毛的思想被视为正统，第二国际、西方马克思主义被视为修正主义。正是由于在现代中国思想界如此思想格局的形成，所謂马、中、西的思想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了一种作为价值真理和发展理论的主义学说和作为其思想传统的主义学说以及其应用场域
因此，在过往关于马、中、西思想关系的论述格局中，中与西不过是作为被批判、被吸收的思想资源而已。但一种思想的主导地位的合法性基础，并不是一经确立就已经完成，而是在不断地批判、分析、检验以及与其他思想的竞争中，才逐步确立的。当我们所不曾面对的新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当我们的主流思想无法提出现成的思想方案来解决我们所面对的现实问题时，一种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就无可避免地出现了：今日主导思想的绝对有效性在其所面对的现实问题面前需要重新论证。现实的处境的严峻性要求现代中国知识人为解决时代问题贡献自己的精神智慧。于是原有的思想范式不再绝对有效，原有的整齐划一的思想格局也被打乱。今天重提中、西、马的问题，乃是思想重组的先兆和思想再创造的先声。
对现代中国思想界来说，学术思想资源从地缘上看可分为中西，从时代上看可分为传统与现代。具体地说就表现为中西古典思想、中西现代思想。
中西古典思想，是中西各自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独自形成的，并由此奠定了中西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基本格局、基本走向。与此不同，中国的现代性思想的基本构成，主要是西方现代性思想的中国化，或现代化的中国传统思想。如此的现代性思想格局，主要是防守性地建构中国现代性思想。如此的判断主要是表明，中国的现代性思想基本上是立足于本土的现代性问题而建构起来的论述。总体上说，我们的现代性思想是面对西方现代性思想和西方资本的冲击所作的回应。如此的回应，不论思想具体内容如何，这种现代性思想的建构都内在地具有某种民族主义的精神底蕴。这也使得中国现代思想的基本论述所走的是种特殊主义的思想论述的路径。
这种特殊主义的思想论述，使得中国在现代性资源的获取上，一方面从西方获得现代性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又强调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及其现实境遇的特殊性，以便对来自西方的现代性思想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如此的特殊主义的思想论述，在总体上依然无法阻止西方现代性思想的普适性，只不过延缓了现代中国人对此普适性认同的速度。
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发展的严峻性与紧迫性，使得中国现代思想家对中国现代思想的建构，还是以所謂的“中西体用”的思想格局来完成。以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用”范畴来处理“中西”文化与哲学，固然可以认为是中国现代哲学面对中西思想的冲突与对话所表现的一种机智与智慧，但也更充分地体现了中国现代思想家的精神上的懒惰与创造力的匮乏。所謂的“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西互为体用”等以“体用”方式所形成的现代性方案，只不过是现代中国思想语境与处境下的中西思想的某种结合方式。以为中西思想的某种结合就是中国现代思想，不仅表现为思想的简单与幼稚，也体现为精神上的懒惰与创造力的匮乏。事实上，中西思想传统对于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来说，仅仅是资源，而不是中国现代思想本身。将西方思想，或者经过改装的中国传统思想，直接视为中国现代思想本身，乃是在于中国近现代思想界对思想所采取的极端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态度所致。当然这种态度的背后，乃是文化自信心的缺乏和思想创造力的匮乏。
基于如上思考，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之路，就不应当是以体用架构来裁剪、拼接中西不同的思想资源，而应当是走一条超越中西之路。这并不是说所建构的中国现代哲学可以脱离中西思想传统，而是说中西的思想传统并不可先在地作为某种价值的尺度来决定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维度。无论是从启蒙优先性的角度，还是从民族文化优位性的角度；无论是以启蒙的名义，还是以民族文化传统的名义，来从事中国现代思想的言说，除了表达言说者个人的言说情绪外，并不表达任何真实的思想。对于真实的思想来说，无论是启蒙诉求还是民族文化传统诉求都只能是思想的结果而不应当是思想的前提。中西思想资源在个体的哲学建构中所占的比例与分量，完全取决于哲学家的个体偏好和心性所向。
中西思想，是哲学研究不可回避的共同资源。哲学家们以何种研究路径来统合中西思想、判定中西思想，依赖于哲学家对真实哲学问题的自觉，这与“体用”架构、民族情感毫无关联。我们的哲学探索，如果不能从如此的纠结中走出，将永无出路。
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固然需要立足于中国的特殊的现实处境与历史文化语境，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现代哲学就必须走一条特殊主义的理论论述。特殊主义的哲学建构。如同特殊主义的意识形态建构一样，无法避免思想言述的地方主义。如此的思想建构与理论叙事，在世界范围内的思想格局中，是处于守势的自保的文化策略。它虽具有阶段性的历史合理性，却不具备纯粹思想的合理性。真正的思想，一定是具有普遍性的思想。尽管对普遍性思想的自觉，奠基于特定的思想传统与机缘，但这不意味思想自身乃是特殊的存在。特殊只是思想的环节与处境，是思想有待于消化的质料。如果不建立起普遍主义的思想论述，就无法真正地面对自诩为普遍真理的特殊论述，并且在思想的博弈乃至现实的博弈中，永远处于防御的地位。
具有创造性的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将有助于我们形成一套完整的中国论述。如此的中国论述不仅仅是为现代中国的发展张目和奠基，更在于形成一个具有充分奠基的文明论述。正如“中国”，不可仅仅简单地理解为现代性话语体系的国家一样，“中国论述”也不可简单地理解为作为民族国家的发展论述，中国现代哲学也不应该沦为仅仅作为中国论述的哲学基础。如同“中国”所具有的超越民族国家内涵的文化与文明的意涵一样，“中国论述”也应当成为一种文明论述。故此，中国现代哲学作为这种文明论述的核心，不可局限于民族文化的历史传统，也不应当是某种西语文明的中国复制。
作为一种文明论述的奠基，中国现当代哲学的思想论述应当处理好三个思想逻辑：1.天道-德性-王道的逻辑：2.资本-市场-的逻辑；3，劳动-创造-社会平等的逻辑。天道-德性-王道的逻辑，乃是如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的文化逻辑，这一文化逻辑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就是传统儒家文明的文化逻辑。资本一市场一的逻辑，乃是西方近现代以来的启蒙的文化逻辑，这一文化逻辑的现实演进强行构成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逻辑。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劳动一创造一社会平等的逻辑，乃是由马克思所发现，并被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所推进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逻辑。这三种文化逻辑，在人类的发展史上不仅是渐次展开的，也是相互纠缠的。它们之间既存在着相互否定与批判，又相互依赖与关联。认为可以用一种文化逻辑替代另一种文化逻辑，是将人类文化的历史关联视为是一个纯然线性的关系，以如此简单的方式来看待文化的逻辑，必然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无论是启蒙思想对传统价值的否定，还是“
处理好上述三重文化逻辑的关系，就是要处理好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的逻辑、现代性的社会生活的逻辑以及社会主义的劳动平等的价值理念之间的思想张力和现实张力。
如此的“中国论述”及其核心的“中国现代哲学论述”，应当立足于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历史建构之目的，并以自己的建构实践解构民族国家自身合法性，而形成超越民族国家的文化形态。在此意义上，中国现代哲学的哲学建构，在其现实上和话语形式上固然和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相关联，但在其真实意义上却应当是逾越中国的民族文化传统，也即逾越民族国家的。
而逾越民族国家的思想论述，就理论层面而言又包含两个维度：实践的维度和后实践的维度。
所謂实践的维度，就是构建我们的现实的政教文化体制和心灵秩序。但有关这种现实制度建构的思想论述，是现实社会权力再分配的思想论述。这种有关社会权力的论述，一方面是现实利益的博弈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现实利益博弈的的前提与规则。政治哲学、学、宗教学的理论建构，就是实践哲学的重心所在。所謂当代哲学的“实践哲学”转向，也是在这一意义上表现出来的。
所謂后实践的维度，乃是强调哲学的思考不仅包含关于实在知识的言说和关于实践的言说，还包括对这种言说的奠基，也即所謂的“后物理学”和“后实践学”，也即“形上学”和“行上学”。“形上学”已经由西方传统充分奠基，并形成了西方的文明乃至所謂今天的现代性文明。诚如海德格尔所说，“形上学”是科学技术乃至全部现代性问题的深层原因。如同“形上学”谋求对“物理学”的先验和超验的奠基，作为“行上学”的“后实践哲学”则是谋求对一切所謂实践的哲学的先验或超验的奠基。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行”与“形”的差异。
没有坚实的“形上学”和“行上学”的奠基，所謂“中国现代哲学”及其以此为奠基的“中国论述”，就只能沦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情绪论述与权力论述。只有在对“形上学”和“行上学”的探寻与建构历程中，哲学才能真实回归其“爱智”本性。
笔者认为，立足于我们的时代与现实，回到哲学的基源问题，建构起普遍主义思想论述，才是中国现代哲学即所謂“中国论述”的真正方向。
[责任编辑 李小娟 付洪泉]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哲学；中国论述；哲学基源问题
作者简介：樊志辉，男，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现当代哲学与比较哲学研究。
1000-7504(2012)01－0011-05 收稿日期：2011－12－02
晚近中国哲学界关于打通中、西、马，以及中国道路的论述，一再表明中国当代哲学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但是，打通中、西、马并非某种博学的要求，也非单纯的开放心态，乃是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以文化复兴为诉求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哲学论述，以普世真理为包装的文化殖义的哲学论述，以及以国情、历史为理由的各种特殊主义意识形态的哲学论述，正处在现实的博弈之中。探寻中国现当代哲学的建构，并不是要在现代中国语境下复制某种主义话语，无论这种主义话语来自什么样的思想传统，而是要以对我们时代问题的解答来回答人类整体的精神追求。
一、社会秩序与心灵秩序：中国现当代哲学的问题意识
现代中国哲学界有着为数众多的“从业人员”，每年生产大量的哲学产品。但这些大量的哲学产品有许多是外国哲学或中国古典哲学的复制、包装、重组。我们拥有“自主品牌”的、具有原创性的哲学作品则少之又少。拥有自主品牌且有竞争力的则几乎没有。如此的现象，并不是哲学界独有的现象，乃是现代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文化产品的数量在急速增加，但具有原创性的则微乎其微。中国现代哲学“生产”的基本方式，乃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管控下，以启蒙话语为范式复制西方现代性思想乃至反思现代性的思想，以及“包装”重组中国传统思想。其“产品”无外乎是西方思想在中国的“倾销”，或者是经过所謂的现代包装之后“兜售”中国古典思想。于是我们所謂的哲学的繁荣，仅仅是所謂哲学产品数量的繁荣，在现代世界哲学舞台，我们并没有具有自己“品牌”的哲学“产品”和独立的话语权力。
如果中国哲学界要想在世界哲学舞台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并以哲学思想对人类的文明有所影响，就必须使自己的哲学研究直面真实的哲学问题，而不是简单地从事哲学的复制与重组、拼装。但何謂真实的哲学问题呢?
真实的哲学问题，并不是抽象地平铺在哪里，如同一个纯然的物理对象一样。真实的哲学问题，是经过哲学家们的反思而被哲学家认识、并具体地表达着的。真实的哲学问题在不同的思想传统和社会处境中会获得不同的表达。因此对哲学问题的把握，就应当透过不同的思想脉络来把握。中国现代思想不同于西方思想和中国古典思想的关键之处在于：中国现代思想不是西方近现代思想的简单移植，也不是中国古典思想的自然延伸。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是在中国传统思想的历史性断裂的情形下的新的哲学创造。如此的哲学创造包含哲学基础方面的研究和现实方面的研究。
哲学基础方面的研究，则应当对不同思想谱系的奠基性的哲学问题加以批判性整合。哲学依据其本性是对“智慧”的追求。所謂的“智慧”，在不同思想传统中，有不同的表达。但其共同点则是对基础性问题的探讨，也即对常识问题的超越。现代汉语思想不仅应当是对汉语传统思想智慧的继承，也应当是对不同智慧系统的批判性整合。批判性的整合大致说来体现为对“有”(存在)(希腊传统)、“生”(儒家传统)、“无”(道家传统)、“空”(佛教传统)等不同的哲学基源性问题给予整合性研究。对此类问题的研究，是人类哲学的永恒性问题。哲学的创造性贡献都与哲学的基础性研究的突破密切相关。而基础性的哲学研究的重大突破都必将带来人类自我理解的巨大飞跃。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对不同的智慧传统的研究，既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也不是以一种传统去容纳其他传统的所謂包容，而应当是形成一种新的智慧样态，使不同传统的智慧在其中各安其位。
哲学的现实方面的研究于今则突出地体现在现代语境与处境下的社会秩序与心灵秩序的问题。在今天这个时代，由于科学理性、经验理性侵蚀了人类文化的各个领域，导致人们很难达成某种宗教与形而上学的共识。在此情形下，如何建立可以保障我们共在的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基础，是哲学研究所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与此相关的是人的心灵秩序的问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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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心灵秩序，在前现代社会是由宗教及其各类道德形而上学所建构的。伴随着形而上学的式微，奠基于市场原则的自由、功利、个性统领了一切。价值的多元化逐步蔓延为不具实质价值的价值多元主义、价值虚无主义。心灵秩序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价值抉择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多元的价值体系共存的时代如何建立起信仰的层级及其价值的共融的问题。对现代中国哲学来说，社会秩序和心灵秩序，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最为真实的哲学问题。中国现当代哲学能否对人类精神的发展有所贡献，端看其是否能对此问题有创造性的思考与回应。在中国现当代哲学发展历程上，有自己一席之地的思想家、哲学家，都是对上述基源问题有自己创造性的回答。熊十力、牟宗三、冯友兰、金岳霖、等人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现代哲学中有自己独特的地位，也正在于此。而中国近现代之所以尚没有世界级的哲学家，并非是我们的哲学家不够博学、不够睿智，而在于我们的哲学家的思考和回答，通常都隐含着一个文化民族主义的心态，致使其思想论述具有较为浓厚的特殊主义的论述姿态，而非普遍主义的论述。而特殊主义的思想论述，在哲学思想的竞合过程中只能处于守势。
二、超越中西：解决问题的资源与方法
对中国现当代哲学问题的解决，需要首先给予关注的就是研究路径与研究资源。现代中国哲学界，有关中、西、马对话的讨论，渐次表现了学者们对此问题的自觉。汉语哲学界中西马的分野，源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和学术思想的内在关系。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乃至政治界对现代性问题的选择，奠定了西方现代性思想对中国传统思想的优位性。来自西方的各种现代性思想，在中国的思想舞台上纷纷粉墨登场，上演了充满戏剧性的思想“大戏”。活跃于西方思想中的不同流派都在中国的现当代留下或轻或重的历史痕迹。历经半个世纪的思想博弈、政治博弈，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思想获得了优于自由主义及其他现代性思想的历史地位。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思想传统中，又出现了正统与修正之分。在中国现代思想传统的历史叙事中，正统与修正的二元对立，几乎主导了全部的思想论述。在如此的叙事系统中，马、恩、列、斯、毛的思想被视为正统，第二国际、西方马克思主义被视为修正主义。正是由于在现代中国思想界如此思想格局的形成，所謂马、中、西的思想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了一种作为价值真理和发展理论的主义学说和作为其思想传统的主义学说以及其应用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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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思想与学说之间的关系。因此，在过往关于马、中、西思想关系的论述格局中，中与西不过是作为被批判、被吸收的思想资源而已。但一种思想的主导地位的合法性基础，并不是一经确立就已经完成，而是在不断地批判、分析、检验以及与其他思想的竞争中，才逐步确立的。当我们所不曾面对的新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当我们的主流思想无法提出现成的思想方案来解决我们所面对的现实问题时，一种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就无可避免地出现了：今日主导思想的绝对有效性在其所面对的现实问题面前需要重新论证。现实的处境的严峻性要求现代中国知识人为解决时代问题贡献自己的精神智慧。于是原有的思想范式不再绝对有效，原有的整齐划一的思想格局也被打乱。今天重提中、西、马的问题，乃是思想重组的先兆和思想再创造的先声。
对现代中国思想界来说，学术思想资源从地缘上看可分为中西，从时代上看可分为传统与现代。具体地说就表现为中西古典思想、中西现代思想。
中西古典思想，是中西各自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独自形成的，并由此奠定了中西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基本格局、基本走向。与此不同，中国的现代性思想的基本构成，主要是西方现代性思想的中国化，或现代化的中国传统思想。如此的现代性思想格局，主要是防守性地建构中国现代性思想。如此的判断主要是表明，中国的现代性思想基本上是立足于本土的现代性问题而建构起来的论述。总体上说，我们的现代性思想是面对西方现代性思想和西方资本的冲击所作的回应。如此的回应，不论思想具体内容如何，这种现代性思想的建构都内在地具有某种民族主义的精神底蕴。这也使得中国现代思想的基本论述所走的是种特殊主义的思想论述的路径。
这种特殊主义的思想论述，使得中国在现代性资源的获取上，一方面从西方获得现代性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又强调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及其现实境遇的特殊性，以便对来自西方的现代性思想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如此的特殊主义的思想论述，在总体上依然无法阻止西方现代性思想的普适性，只不过延缓了现代中国人对此普适性认同的速度。
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发展的严峻性与紧迫性，使得中国现代思想家对中国现代思想的建构，还是以所謂的“中西体用”的思想格局来完成。以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用”范畴来处理“中西”文化与哲学，固然可以认为是中国现代哲学面对中西思想的冲突与对话所表现的一种机智与智慧，但也更充分地体现了中国现代思想家的精神上的懒惰与创造力的匮乏。所謂的“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西互为体用”等以“体用”方式所形成的现代性方案，只不过是现代中国思想语境与处境下的中西思想的某种结合方式。以为中西思想的某种结合就是中国现代思想，不仅表现为思想的简单与幼稚，也体现为精神上的懒惰与创造力的匮乏。事实上，中西思想传统对于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来说，仅仅是资源，而不是中国现代思想本身。将西方思想，或者经过改装的中国传统思想，直接视为中国现代思想本身，乃是在于中国近现代思想界对思想所采取的极端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态度所致。当然这种态度的背后，乃是文化自信心的缺乏和思想创造力的匮乏。
基于如上思考，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之路，就不应当是以体用架构来裁剪、拼接中西不同的思想资源，而应当是走一条超越中西之路。这并不是说所建构的中国现代哲学可以脱离中西思想传统，而是说中西的思想传统并不可先在地作为某种价值的尺度来决定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维度。无论是从启蒙优先性的角度，还是从民族文化优位性的角度；无论是以启蒙的名义，还是以民族文化传统的名义，来从事中国现代思想的言说，除了表达言说者个人的言说情绪外，并不表达任何真实的思想。对于真实的思想来说，无论是启蒙诉求还是民族文化传统诉求都只能是思想的结果而不应当是思想的前提。中西思想资源在个体的哲学建构中所占的比例与分量，完全取决于哲学家的个体偏好和心性所向。
中西思想，是哲学研究不可回避的共同资源。哲学家们以何种研究路径来统合中西思想、判定中西思想，依赖于哲学家对真实哲学问题的自觉，这与“体用”架构、民族情感毫无关联。我们的哲学探索，如果不能从如此的纠结中走出，将永无出路。
三、超越民族国家：作为文明论述的中国哲学论述
正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那样，以为通过对中西思想传统加以某种剪裁，就可以建构中国现代哲学，是简单幼稚的。同时将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等同于民族国家的思想也是过于狭窄的。作为当代中国思想的核心，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必须走出对西方和中国传统的模仿、复制、移植、剪裁与拼接。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固然需要立足于中国的特殊的现实处境与历史文化语境，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现代哲学就必须走一条特殊主义的理论论述。特殊主义的哲学建构。如同特殊主义的意识形态建构一样，无法避免思想言述的地方主义。如此的思想建构与理论叙事，在世界范围内的思想格局中，是处于守势的自保的文化策略。它虽具有阶段性的历史合理性，却不具备纯粹思想的合理性。真正的思想，一定是具有普遍性的思想。尽管对普遍性思想的自觉，奠基于特定的思想传统与机缘，但这不意味思想自身乃是特殊的存在。特殊只是思想的环节与处境，是思想有待于消化的质料。如果不建立起普遍主义的思想论述，就无法真正地面对自诩为普遍真理的特殊论述，并且在思想的博弈乃至现实的博弈中，永远处于防御的地位。
具有创造性的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将有助于我们形成一套完整的中国论述。如此的中国论述不仅仅是为现代中国的发展张目和奠基，更在于形成一个具有充分奠基的文明论述。正如“中国”，不可仅仅简单地理解为现代性话语体系的国家一样，“中国论述”也不可简单地理解为作为民族国家的发展论述，中国现代哲学也不应该沦为仅仅作为中国论述的哲学基础。如同“中国”所具有的超越民族国家内涵的文化与文明的意涵一样，“中国论述”也应当成为一种文明论述。故此，中国现代哲学作为这种文明论述的核心，不可局限于民族文化的历史传统，也不应当是某种西语文明的中国复制。
作为一种文明论述的奠基，中国现当代哲学的思想论述应当处理好三个思想逻辑：1.天道-德性-王道的逻辑：2.资本-市场-的逻辑；3，劳动-创造-社会平等的逻辑。天道-德性-王道的逻辑，乃是如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的文化逻辑，这一文化逻辑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就是传统儒家文明的文化逻辑。资本一市场一的逻辑，乃是西方近现代以来的启蒙的文化逻辑，这一文化逻辑的现实演进强行构成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逻辑。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劳动一创造一社会平等的逻辑，乃是由马克思所发现，并被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所推进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逻辑。这三种文化逻辑，在人类的发展史上不仅是渐次展开的，也是相互纠缠的。它们之间既存在着相互否定与批判，又相互依赖与关联。认为可以用一种文化逻辑替代另一种文化逻辑，是将人类文化的历史关联视为是一个纯然线性的关系，以如此简单的方式来看待文化的逻辑，必然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无论是启蒙思想对传统价值的否定，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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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一平等”的理念对“资本一自由”的拒绝，都是和一定的历史困境结合在一起的。处理好上述三重文化逻辑的关系，就是要处理好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的逻辑、现代性的社会生活的逻辑以及社会主义的劳动平等的价值理念之间的思想张力和现实张力。
如此的“中国论述”及其核心的“中国现代哲学论述”，应当立足于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历史建构之目的，并以自己的建构实践解构民族国家自身合法性，而形成超越民族国家的文化形态。在此意义上，中国现代哲学的哲学建构，在其现实上和话语形式上固然和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相关联，但在其真实意义上却应当是逾越中国的民族文化传统，也即逾越民族国家的。
而逾越民族国家的思想论述，就理论层面而言又包含两个维度：实践的维度和后实践的维度。
所謂实践的维度，就是构建我们的现实的政教文化体制和心灵秩序。但有关这种现实制度建构的思想论述，是现实社会权力再分配的思想论述。这种有关社会权力的论述，一方面是现实利益的博弈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现实利益博弈的的前提与规则。政治哲学、学、宗教学的理论建构，就是实践哲学的重心所在。所謂当代哲学的“实践哲学”转向，也是在这一意义上表现出来的。
所謂后实践的维度，乃是强调哲学的思考不仅包含关于实在知识的言说和关于实践的言说，还包括对这种言说的奠基，也即所謂的“后物理学”和“后实践学”，也即“形上学”和“行上学”。“形上学”已经由西方传统充分奠基，并形成了西方的文明乃至所謂今天的现代性文明。诚如海德格尔所说，“形上学”是科学技术乃至全部现代性问题的深层原因。如同“形上学”谋求对“物理学”的先验和超验的奠基，作为“行上学”的“后实践哲学”则是谋求对一切所謂实践的哲学的先验或超验的奠基。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行”与“形”的差异。
没有坚实的“形上学”和“行上学”的奠基，所謂“中国现代哲学”及其以此为奠基的“中国论述”，就只能沦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情绪论述与权力论述。只有在对“形上学”和“行上学”的探寻与建构历程中，哲学才能真实回归其“爱智”本性。
笔者认为，立足于我们的时代与现实，回到哲学的基源问题，建构起普遍主义思想论述，才是中国现代哲学即所謂“中国论述”的真正方向。
[责任编辑 李小娟 付洪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