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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1782年12月5日-1862年7月24日 ）是美国第八任总统，也是第一位以美国公民身份出生的美国总统，他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党的创始人之一，对美国的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任期处于杰克逊总统之后， 曾在杰克逊当总统期间出任国务卿和副总统，是杰克逊内阁的重要成员之一，后来又被选定为杰克逊的接班人。要了解其中的原因首先必须了解他们的关系。
从1854年开始，直到范布伦去世时还未完成的自传，记载了他与杰克逊的友谊和他对杰克逊总统的主要事件给予的评论。 范布伦用他有限的精力在自传中大量记载杰克逊总统的事迹，这说明这两位总统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政治上的利益是促使杰克逊和范布伦走到一起的主要原因。1824年杰克逊竞选失利，他虽有雄心壮志，但却缺乏强有力的政党的支持，而当时范布伦却没有合适的可支持的候选人。作为政治家的常识和政治上的需要，使得他们两个联合起来。
最初，杰克逊并没有真正信任范布伦。杰克逊非常敏感多疑，杰克逊信任的那些人都是以前和他并肩作战的战友，或者是和他一样具有边疆偏见的西部人。他曾建议一个年轻的得意门生：“对所有人显示你对他们的信任，但直到你已经证明他是值得信赖的才可以对他推心置腹。” 杰克逊和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不喜欢政党。在杰克逊的内心深处强烈怀疑党派人士，因此，他常常把正常的党派攻击看作是对个人的凌辱。
相比之下，范布伦则具有明显的党派偏见，他是一个坚定的共和党人。在处理实际的政治问题时，他强调个人对待组织的规定要严格遵守。他还主张坚持托马斯·杰斐逊的建立有限政府和限制国家的权利观念。他认为，唯一长久的国家组织方式是建立一个松散的各州的联盟，由公约将各个州联系在一起，并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利。其他任何形式替代这样一个联盟将会增加各州的分歧和内战的可能性。在1828年竞选总统时，杰克逊接受范布伦的支持，但并没有接受他的政治原则。显然，为了各自的政治利益而非在相互尊重、相同的政治原则的基础上结成的同盟始终是脆弱的。
范布伦和杰克逊政治同盟的脆弱性在杰克逊的第一任期就得到了证实。习惯于怀疑陌生人的安德鲁·杰克逊，对于他信任的朋友总是无条件的支持。这在任命塞缪尔·斯瓦特沃特为纽约港纳税员一事上表现的尤为突出。 斯瓦特沃特在纽约港任职期间的声誉非常糟糕，这使杰克逊误以为是范布伦的纽约支持者所造成的，因此，杰克逊对他们深恶痛绝。这一事件将范布伦摆在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作为杰克逊“厨房内阁”的主要成员，他期望对他的家乡纽约作出贡献，而这件事则让他纽约的支持者
在“伊顿风波”之后，范布伦和杰克逊的关系走的更近了，杰克逊打击了范布伦的死敌约翰·卡尔霍恩，但范布伦对卡尔霍恩的垮台并没有起到多大的影响，范布伦仅仅是一个旁观者。杰克逊和他西部的同僚们反对尼古拉斯·比德尔领导的美国银行时，范布伦还处在权利核心的外缘。而杰克逊决定否决再次授予美国第二银行特许状的法案时，范布伦正赴英格兰就任他的新职位——英国公使。可见，作为政治盟友的杰克逊和范布伦还远谈不上是政治知音。联邦法律废止权的危机则更能体现出他们思想和政治风格的不同。
1828年关税法和1832年对该法的“修正案”，使南部分裂倾向日益严重，杰克逊的处理方式体现了他强势好战的政治风格，他不顾范布伦的劝说，拒绝把加快关税改革作为解决这一危机的办法。甚至坚持通过“武力法案”，准备使用武力征收进口关税。这不仅违背了州权，并且威胁到拥护党的南方各州。
同时，为了对抗尼古拉斯·比德尔领导的美国第二银行，杰克逊决定将联邦基金从美国银行取出。范布伦虽然在很多公开场合支持杰克逊的各项政策，但对他的这种做法仍心存质疑。将联邦基金从美国银行取出会疏远和韦伯斯特关系，也会遭到国会的反对。范布伦反复要求杰克逊在作出决定时先咨询国会的意见，但是总统拒绝等到议会召开，后来范布伦默许了他这样做。范布伦的默许，改善了他与杰克逊的关系。1833年范布伦同意取消联邦银行的储蓄，杰克逊确定范布伦作为他的继承人。
杰克逊任期内的很多行动都对政党造成了严重损害。南方反对联邦关税法令的危机分化了南方各州党的拥护者。银行战争使杰克逊与国会的关系紧张到了极点。杰克逊更多时候显示的是个人的实力，坚决捍卫总统的权威。然而，他的行动是对政党强调妥协而非对抗、限制联邦权力而非积极行使行政特权理论的严峻考验。这与范布伦的思想存在很大分歧。
为什么他们之间有这么大的分歧，从不信任政客的杰克逊还要选择范布伦作为他的继任者？
要理解杰克逊对继任者的选择，我们必须了解到他对政治和权力的态度。他认为他的当选是人民对他为战争做出贡献的回报，也是在政治斗争受到伤害后所应得的补偿。在参议院否决了范布伦出任英国大使后，杰克逊把这项行动视为对行政部门和总统任命权的直接侵犯，他公开支持范布伦做副总统，他希望这样可以弥补这种羞辱。可以看出，杰克逊非常重视他作为总统的权威，这种对待权利和政治的态度，决定了他不会寻找声望和能力都优于他的人作为继任者。
范布伦没有军事上的荣誉，并且他在群众中的声望远远不及杰克逊，1836年竞选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不会有损杰克逊的声誉；虽然范布伦和杰克逊的思想有较大分歧，但范布伦一直坚定的支持杰克逊。通过同意取消联邦银行的储蓄，范布伦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忠诚、顺从的盟友，他谨慎周密，但缺乏决断力，甚至“他最好的朋友都担心他……缺乏大胆和果断行动的勇气以满足那些迫切的需要。” 而这正是杰克逊所需要的。杰克逊绝不允许一个独立和公众声誉优于他的人作为他的继任者，因此，杰克逊选择了一个忠诚于自己的政治家。
（作者简介：李 洁，女，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2010级世界史专业在读研究生。）
从1854年开始，直到范布伦去世时还未完成的自传，记载了他与杰克逊的友谊和他对杰克逊总统的主要事件给予的评论。 范布伦用他有限的精力在自传中大量记载杰克逊总统的事迹，这说明这两位总统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政治上的利益是促使杰克逊和范布伦走到一起的主要原因。1824年杰克逊竞选失利，他虽有雄心壮志，但却缺乏强有力的政党的支持，而当时范布伦却没有合适的可支持的候选人。作为政治家的常识和政治上的需要，使得他们两个联合起来。
最初，杰克逊并没有真正信任范布伦。杰克逊非常敏感多疑，杰克逊信任的那些人都是以前和他并肩作战的战友，或者是和他一样具有边疆偏见的西部人。他曾建议一个年轻的得意门生：“对所有人显示你对他们的信任，但直到你已经证明他是值得信赖的才可以对他推心置腹。” 杰克逊和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不喜欢政党。在杰克逊的内心深处强烈怀疑党派人士，因此，他常常把正常的党派攻击看作是对个人的凌辱。
相比之下，范布伦则具有明显的党派偏见，他是一个坚定的共和党人。在处理实际的政治问题时，他强调个人对待组织的规定要严格遵守。他还主张坚持托马斯·杰斐逊的建立有限政府和限制国家的权利观念。他认为，唯一长久的国家组织方式是建立一个松散的各州的联盟，由公约将各个州联系在一起，并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利。其他任何形式替代这样一个联盟将会增加各州的分歧和内战的可能性。在1828年竞选总统时，杰克逊接受范布伦的支持，但并没有接受他的政治原则。显然，为了各自的政治利益而非在相互尊重、相同的政治原则的基础上结成的同盟始终是脆弱的。
范布伦和杰克逊政治同盟的脆弱性在杰克逊的第一任期就得到了证实。习惯于怀疑陌生人的安德鲁·杰克逊，对于他信任的朋友总是无条件的支持。这在任命塞缪尔·斯瓦特沃特为纽约港纳税员一事上表现的尤为突出。 斯瓦特沃特在纽约港任职期间的声誉非常糟糕，这使杰克逊误以为是范布伦的纽约支持者所造成的，因此，杰克逊对他们深恶痛绝。这一事件将范布伦摆在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作为杰克逊“厨房内阁”的主要成员，他期望对他的家乡纽约作出贡献，而这件事则让他纽约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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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怀疑范布伦在杰克逊政府中能产生多大的影响。这件事有力的证明了杰克逊在处理与范布伦的关系时，并没有把他当成真正可信任的盟友。在“伊顿风波”之后，范布伦和杰克逊的关系走的更近了，杰克逊打击了范布伦的死敌约翰·卡尔霍恩，但范布伦对卡尔霍恩的垮台并没有起到多大的影响，范布伦仅仅是一个旁观者。杰克逊和他西部的同僚们反对尼古拉斯·比德尔领导的美国银行时，范布伦还处在权利核心的外缘。而杰克逊决定否决再次授予美国第二银行特许状的法案时，范布伦正赴英格兰就任他的新职位——英国公使。可见，作为政治盟友的杰克逊和范布伦还远谈不上是政治知音。联邦法律废止权的危机则更能体现出他们思想和政治风格的不同。
1828年关税法和1832年对该法的“修正案”，使南部分裂倾向日益严重，杰克逊的处理方式体现了他强势好战的政治风格，他不顾范布伦的劝说，拒绝把加快关税改革作为解决这一危机的办法。甚至坚持通过“武力法案”，准备使用武力征收进口关税。这不仅违背了州权，并且威胁到拥护党的南方各州。
同时，为了对抗尼古拉斯·比德尔领导的美国第二银行，杰克逊决定将联邦基金从美国银行取出。范布伦虽然在很多公开场合支持杰克逊的各项政策，但对他的这种做法仍心存质疑。将联邦基金从美国银行取出会疏远和韦伯斯特关系，也会遭到国会的反对。范布伦反复要求杰克逊在作出决定时先咨询国会的意见，但是总统拒绝等到议会召开，后来范布伦默许了他这样做。范布伦的默许，改善了他与杰克逊的关系。1833年范布伦同意取消联邦银行的储蓄，杰克逊确定范布伦作为他的继承人。
杰克逊任期内的很多行动都对政党造成了严重损害。南方反对联邦关税法令的危机分化了南方各州党的拥护者。银行战争使杰克逊与国会的关系紧张到了极点。杰克逊更多时候显示的是个人的实力，坚决捍卫总统的权威。然而，他的行动是对政党强调妥协而非对抗、限制联邦权力而非积极行使行政特权理论的严峻考验。这与范布伦的思想存在很大分歧。
为什么他们之间有这么大的分歧，从不信任政客的杰克逊还要选择范布伦作为他的继任者？
要理解杰克逊对继任者的选择，我们必须了解到他对政治和权力的态度。他认为他的当选是人民对他为战争做出贡献的回报，也是在政治斗争受到伤害后所应得的补偿。在参议院否决了范布伦出任英国大使后，杰克逊把这项行动视为对行政部门和总统任命权的直接侵犯，他公开支持范布伦做副总统，他希望这样可以弥补这种羞辱。可以看出，杰克逊非常重视他作为总统的权威，这种对待权利和政治的态度，决定了他不会寻找声望和能力都优于他的人作为继任者。
范布伦没有军事上的荣誉，并且他在群众中的声望远远不及杰克逊，1836年竞选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不会有损杰克逊的声誉；虽然范布伦和杰克逊的思想有较大分歧，但范布伦一直坚定的支持杰克逊。通过同意取消联邦银行的储蓄，范布伦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忠诚、顺从的盟友，他谨慎周密，但缺乏决断力，甚至“他最好的朋友都担心他……缺乏大胆和果断行动的勇气以满足那些迫切的需要。” 而这正是杰克逊所需要的。杰克逊绝不允许一个独立和公众声誉优于他的人作为他的继任者，因此，杰克逊选择了一个忠诚于自己的政治家。
（作者简介：李 洁，女，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2010级世界史专业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