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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后殖民文化理论人文主义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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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文主义

摘自:学术论文翻译www.udooo.com

思想是贯穿萨义德后殖民文化理论的主线,同时也是他所有批评的终极旨归。萨义德所构想的“广泛的人文主义”包括两个基本层面:一是指在研究上將人文主义与社会政治、历史等领域相联系,强调人文主义所具有的世俗性;二是指在应用上將人文主义价值扩展到全世界所有民族,从而使人文主义具有开放性。这种人文主义的本质要求乃是一种批评实践,即以一种开放的的姿态对身边的各种具体事物展开批评。因此,这种人文主义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寓意,它所追求的人类文化发展目标必然是实现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
关键词:萨义德:后殖民文化理论:广泛的人文主义
1004-0544(2012)07-0055-05
人文主义思想是贯穿萨义德后殖民文化理论的主线。同时也是他所有批评的终极旨归。我们要想正确理解和把握萨义德的后殖民文化理论,就必须认真考察他在《东方学》、《世界、文本、批评家》、《文化与帝国主义》、《人文主义与批评》等几部主要著作中所倡导和践行的“广泛的人文主义”,概括其基本构想,弄清其本质要求,领会其文化寓意。

一、“广泛的人文主义”之基本构想

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即萨义德对人文主义的讨论是有针对性的,并非为了出示一部人文主义的历史,也不是要探究其可能包含的所有内涵。实际上,他所深刻阐释、努力践行并始终坚持的“广泛的人文主义”原则,是在批判、反思美国人文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对西方传统人文主义所进行的本质修正和重新阐释。
萨义德之所以集中讨论美国的人文主义及其实践,主要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美国是他最了解的世界,他成年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那里;二是美国作为世界上仅存的超级大国、作为一个移民社会对人文主义者提出了特殊的挑战和要求。当然,萨义德也认为他的很多论述同样适用于别的地方。反思美国人文主义的现实状况,萨义德对西方传统人文主义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批评。一是批评了传统人文主义的精英化倾向。萨义德指出,人文主义曾经是一种特殊的才能,它要求修习或阅读某些艰深的文本,在此过程中不得不放弃某些东西,比如娱乐、快感、适应现世环境等等,因而它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受到相当限制的、需要付出努力的领域,或令人为难的东西。换言之,人文主义是一种具有强烈精英意识的建构,好比一个非常严格的俱乐部,它的规则会把大多数人排除在外。这种精英化倾向不仅使人文主义变成了崇拜和压抑的手段,而且也將人文学科被故意设想或教导成为与当代历史、政治和经济这个肮脏的世界不甚相关的东西。结果,文学和人文主义所尊崇的不是创造和改变历史的过程,而是近乎神圣的、田园牧歌般的过去。就像奥曼所证实的那样,人文主义和人文学科转变成了一种专业的编码,其态度也轻松地凝固成了例行公事的满足,其追求则是对于真理不带感情的研究,不偏不倚、无牵无挂。二是批评了传统人文主义的本质化倾向。萨义德借用福柯、德里达等人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对西方人文主义思想中的本质主义传统采取了彻底批判的态度,在他看来,各种各样的中心主义都是本质主义的具体体现,因此,他说:“我一向反对任何的中心(centricity)——中心与怪异(eccentricity)恰好相反——不管是非洲中心、欧洲中心、美国中心或什么中心。”萨义德指出,“我们”一直知道和感受到的东西,即那些不加辨别、天经地义的东西,恰恰隐藏着本质主义。因而他认为,人文主义不能被当成是一种用来巩固和确认“我们”一直知道和感受到的东西的方式,而应当被建构成一种质问、颠覆和重新塑造的途径,这就需要在认识论的基础上对至今仍存留在人文主义核心的本质主义予以深刻的抨击。三是批评了传统人文主义的排他性倾向。作为一位巴勒斯坦裔的人文主义者,萨义德对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排斥非西方的那种固执的倾向特别敏感。他指的是那种可以避免的狭隘的视野。它只是用一种自我吹嘘的叙述回顾过去,却故意遗漏了其他群体的成就,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对他们富有成果的存在也视而不见。萨义德看到在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中存在一种偏狭的观念,如“我们代表一种仁慈的文化,他们则代表暴力和仇恨。我们文明,他们野蛮。”在这种“我们vs.他们”的对立思维框架中,固守“我们”西方经典和价值标准的人文主义,就是对非西方的他者的排斥。他还特别批评了西方人文主义对印度、中国、非洲和日本的传统的忽视,并认为它们的最终结果永远是枯竭和狭隘的视野。
萨义德通过反思美国人文主义,而揭示出的西方传统人文主义的上述三方面缺陷,使我们认识到真正享有传统人文主义所强调的诸如自由、平等等个体权利的只是一小部分人,从本质上讲,西方传统人文主义是一种以文化等级观念为基础的学术话语,具有强烈的精英主义、本质主义和排他主义倾向,蕴含着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观念。然而,萨义德对传统人文主义的上述严厉批评并不妨碍他依然相信:有可能在人文主义的名义下,对人文主义保持批判性。在他看来,对人文主义的滥用损害的只是人文主义实践者的名誉,而非人文主义本身的名誉。关于最近四五年时间里,美国出版、发表的大量传言,或蓄谋反人文主义的书籍和文章,萨义德的看法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针对人文主义在很多关于非欧洲人和移民的政治和公共政策中的误用,作出了通常是理想主义的批评,甚或是强烈的过度反应。但他认为,抨击对某种东西的滥用并不等同于不予理会,或完全毁坏那种东西,因此,人们绝不应该像反人文主义者那样完全撒手放弃人文学科或人文主义。可见,萨义德对西方传统人文主义并没有完全否定。传统意义上的人文主义始于文艺复兴,最初是指对待源自希腊和罗马的古典学问的态度和信念,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一种强调诸如自由、平等等个体权利的文化潮流。我们看到,事实上萨义德对传统人文主义尊重个体权利的核心理念依然极有兴趣,所以他仍然觉得,对自由和知识的人文主义理想依然给不幸的人们提供能量,如果没有“它所承载的令人讨厌的凯旋者的负重”的话,西方传统的人文主义仍然是“很值得保留的”,因为它能够向知识分子提供表达和捍卫前殖民地人民的人权和政治权利的手段。由于萨义德相信,即使在以欧洲中心主义和帝国的经验对人文主义的滥用中接受教育的人,依然能够塑造另一种人文主义。针对西方传统人文主义及其实践中存在的三个方面的缺陷,他建构了一种新型的人文主义——“广泛的人文主义”,其基本构想是要从两个层面上修正西方传统的人文主义。第一个层面是指,在研究上將人文主义与社会政治、历史等领域相联系,强调人文主义所具有的世俗性。在我们这个世界中,没有什么是与世隔绝的,也没有什么纯然不受外界的影响,每一领域必然会与其他领域相关联。萨义德说:“人文主义的核心是那种世俗观念,那就是,历史的世界是男人和女人、而不是上帝创造的。”他意指人文主义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政治历史环境,还必须随着政治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变化,面对现实进行反思,修正那些因历史局限而造成的偏狭与不公,而不是固守某种已经成为过去的传统。因此萨义德强调,人文主义者必须以某种方式面对变化了的环境,既包括西方世界中由于非西方人口的加入而带来的文化格局的变化,也包括东西方国家之间新的政治经济关系。他说:“任何一个人文主义的重大成就,无不与那个阶段的新事物,或者是艺术、思想或文化中最近出现的真实的和激动人心的东西,有着重要的结合、关联或接受。”总之,萨义德认为,人文研究需要一种有创意的理论来指导,学者可以公开地介入政治和当前的利害关系,用那些既不从某一个学科的封地或集团的生存出发,也不从如“印度”或“美国”这样欺骗人的身份出发,而是从改进或自愿加强一个社会、从试图在其他社会中生存的人高尚的价值观出发。第二个层面是指,在应用上將人文主义价值扩展到全世界所有民族,从而使人文主义具有开放性。萨义德指出,真正的人文主义应该是开放的、尊重各种不同的文化特性的人文主义。他说:“人文主义的本质,就是把人类历史理解为不断的自我理解和自我实现的过程,这不仅是对于我们,作为白种人、男人、欧洲人、美国人,而且是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的;要是看不到这一点,那也就是根本什么都没看到。在这个世界上,有别的学术传统,有别的文化,有别的精神特征。”这种人文主义是世界主义的,它將一切民族和国家都囊括进来,特别是边缘的、落后的地方也得到关注。上述两个层面便是萨义德“广泛的人文主义”不同于西方传统人文主义之基本构想。

二、“广泛的人文主义”之本质要求

从萨义德的“人文主义作为一种进行中的实践”、“人文主义活动”、“一种行动的人文主义”等表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所谓“广泛的人文主义”关注的实际上主要是具体的实践意义上的人文主义,而非抽象的理论意义上的人文主义。这样的人文主义告诉人们,在今天这个动荡不安的充满了交战状态和各种恐怖主义的世界里,作为知识分子或者人文学科的学者和教师应该做些什么。因此,它是知识分子直接面对各种具体实践时应当具有的一种态度和倾向,也是知识分子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关于人文主义,萨义德有过一段较为明确的阐述,他说:“人文主义是努力运用一个人的语言才能,以便理解、重新解释、掌握我们历史上的语言文字成果,乃至其他语言和其他历史上的成果。以我对于它在今天的适用性的理解,人文主义不是一种用来巩固和确认‘我们’一直知道和感受到的东西的方式,而毋宁是一种质问、颠覆和重新塑形的途径,针对那些作为商品化的、包装了的、未经争辩的、不加辨别地予以合法化的确定的事实呈现给我们的那么多东西,包括在‘经典作品’的大红标题下聚集起来的那些名著中所包含的东西。”因此,他认为要从根本上认识人文主义,就应“把它理解成的,对所有阶级和背景的人开放的,并且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揭露、发现、自我批评和解放的进程”。萨义德甚至更进一步指出:“人文主义就是批评,针对大学(它当然不是那些吹毛求疵、目光狭隘、自视为精英组织的人文主义所占有的位置)内外的各种事件的态势,并且,它以其的、世俗的、开放的特性,凝聚它的力量和适用性。”[9呵见,对于萨义德而言,“广泛的人文主义”之本质要求乃是一种批评实践,即以一种开放的的姿态对身边的各种具体事物展开批评。
作为一种批评实践,“广泛的人文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习见的反抗,它反对任何形式的陈词滥调和不经思索的语言,它实际上是对立双方的对话,一方面是那些环境,另一方面是个人的人文主义者,这种对话关乎最深切的利益,而不是顺从或身份认同。其目的是让更多的东西可用于批判性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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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误解绝不可能得到修正、改进或颠覆,没有什么不公正的、见不得人的秘密或者残酷的集体惩罚或者明显的帝国统治计划绝不可能揭露、解释和批评。这便给人文主义者设定了如下的阅读和阐释目标,即要在艺术作品中,在哲学家、知识分子和公共人物所作的陈述中,区分出普通的和不普通的、平常的和不平常的。因此,人文主义者必须提供其他的选择,必须凿破沉默,开放记忆中的世界,关注那些被排除在视线之外的弱势人群、边缘地区和落后国家。用萨义德的话来说,即“人文主义者的任务不只是占据一个位置或空间,也不只是简单地属于某个地方,而同时成为某些通行的观念和价值的局中人和局外人,无论它们是我们的社会,别人的社会,还是他者的社会中的问题”。事实上,萨义德在《东方学》和《文化与帝国主义》两本巨著中进行的正是“广泛的人文主义”在本质上所要求的批评实践。
《东方学》是萨义德將自己的人文主义理想付诸批评实践的第一次大型尝试。在《东方学》2003年版序言中,他明确指出:“我在《东方学》中的想法,乃是以人文主义批评去开拓斗争领域,引入一种长期而连续的思考和分析,以之取代那些短小的随兴之辩,后者禁锢思想、意气用事,使我们带着标签陷于势不两立的争论之中,这种争论不以理解与知识交流为目的,倒是意在达成一种好斗的集体身份。”《东方学》主要践行了萨义德所谓“广泛的人文主义”的第一层构想,即將对人文学科的研究与世俗政治联系起来,从而使被人文学科排除在外的东方学重新纳入人文研究的范畴。萨义德的检测设是,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东方学,是以欧洲中心主义观念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建构。为了证明这种检测设,他考察了“几乎被东方学的范围、经验和结构所彻底消除的那些人文价值”,阐述了欧洲的人文学者是如何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屈从于东方学观念的内在支配的。在萨义德看来,由于人文主义者“有意识地选择一种经过伪装的、的、系统过滤过的表现模式,而不选择那种有争议的模式”,导致欧洲传统的人文主义没有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文化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看不到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密切关系,不仅无力抵抗帝国主义,反而参与了帝国的扩张活动,或者说至少没有干预东方学话语的建构。因此,在对东方学的系统批判过程中,萨义德揭示了传统欧洲人文话语在东方学建构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东方学就其本质而言是传统欧洲人文主义的派生物,反过来,传统的欧洲人文主义之中已经深深嵌入了东方学思维。他在《东方学》中的这种分析正彰显了“广泛的人文主义”的世俗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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