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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论
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之一，韩愈的《答李翊书》是其极为重要的一篇倡导其古文理论的文论作品。书中，韩愈对李翊所问的“立言”之事进行了回复。李翊以立言问于韩昌黎，不过是想要知道如何写作古文，韩愈却借此之问，演绎了一篇及其精彩的文字。《答李翊书》的研究，目前学界多集中在论述其体现的“文”和“道”之关系、“唯陈言之务去”及“气”与“言”之关系三个方面。本篇论文则从为人与为文的关系出发，论述韩愈的文学思想之现代意义。
贞元十七年，韩愈写了《答李翊书》一文，是指导一个叫李翊的年青人如何写作的一封信。其中包含了他的主要文论思想：（1）文以明道，韩愈认为学习古文的目的和写作目的都在于“明道”；（2）不平则鸣，其说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思想的进一步发挥；（3）含英咀华、闳中肆外；（4）气盛言宜；（5）陈言务去。这些在《答李翊书》中表现得最为充分。除以上内容外，文章还论述了为人与为文、立行于立言之间的关系。
开始，作者与李翊首先探讨的是“蕲胜于人而取于人邪？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邪”问题。韩愈认为有较高的道德修养是为文的前提。他在《答李翊书》的开头说：“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有日矣，况其外文乎？”由此可见，他认为德是文章的内核，文是德之载体，或者说是外在的表现形式。这和他所一贯倡导的“文以载道”说是相一致的。那么，“道”和“文”怎样能相促相长，达到较高的水准呢？他在《答李翊书》的第二段形象的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竢其食，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要写好文章，不要只是想去寻找一盒能让东施变西施的外用美丽霜，不要被狭隘的功利所驱谴，而要像为树养根，给灯加油那样，去加强道德修养，有了教高的道德水准，诗之树、文之灯才根深叶茂、光焰万丈！有了较高的道德修养，就有了经济苍生的使命感，就有了悯难怜弱的同情心，就有了正道直言的方正人格，敢
韩愈在这篇写给李翊的信中，高扬儒家崇古思想的旗帜，要求青年儒生能够把学习的目标确定为“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刻苦钻研，不求速成，“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有别于后世漏儒，韩愈的崇古不是泥古，而是法古，所以他在追述自己的求学经历时，重点强调了自己在研读古籍时“惟陈言之务去”，致力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的精细工夫。更为可贵的是，他指出自己在学问已达到很高境界（“浩乎其沛然”）后，仍不废怀疑精神，“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最终得到淳一的道学。
作为我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的文章说理透彻，气势充沛，结构谨严，语言精炼。他的《答李翊书》是文论史上的力作，阐述了为人与为文、立行与立言之间的关系以及道德修养对治学为文的重要性。这种关系的讨论，对于当今的知识分子依然有着深远的影响。
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这个时代，在这样一个信息交流过分发达，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逐渐分离的时代，我们反而不能接上我们伟大的先人那富有生机的神经。我们也许有太多可以学习的东西，但属于信仰的知识，从来都只有一种，我们自然不必像韩愈那样去皓首穷经，但我们不能不像他所说的那样去寻找一种达到心灵平静的哲学。在文人看来，只有一种学习，那就是人格的学习，任何知识如不能有益于人格的增进，那就是不是好的知识。这也正是韩愈在这篇文章里告诉我们的方法。
四、结论
“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对于当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重要的不是去担心自己没能名扬中外，而是应关注自我学识的深度广度，关心国家前途与百姓疾苦。《大学》首章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一个对人类古老道德传统迷茫的时代，面对现代化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我们感到无所适从——我们需要一种基础，这种基础应能够巩固近代人类现代化成果，而不致使它毁于一旦。“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重新阐述韩愈《答李翊书》中论述为人与为文的关系，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
参考文献：
\[1\]韩湖初，陈良运.古代文论名篇选读\[M\].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351
\[2\]邱华栋.六本书\[M\].中国工人出版社，201
\[4 \]钱穆.论语新解\[M\].三联出版社，2010.410.416.
\[5\]朱熹.大学\[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2.
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之一，韩愈的《答李翊书》是其极为重要的一篇倡导其古文理论的文论作品。书中，韩愈对李翊所问的“立言”之事进行了回复。李翊以立言问于韩昌黎，不过是想要知道如何写作古文，韩愈却借此之问，演绎了一篇及其精彩的文字。《答李翊书》的研究，目前学界多集中在论述其体现的“文”和“道”之关系、“唯陈言之务去”及“气”与“言”之关系三个方面。本篇论文则从为人与为文的关系出发，论述韩愈的文学思想之现代意义。
二、为人与为文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领袖，也是中唐时期的诗文大家。他崇儒学，辟佛老，反骈赋，提倡继承先秦两汉散文的悠长，以古文闻名一世。韩愈的议论文内容广博，体裁不拘一格，立意新颖，观点鲜明。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称其“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后人尊韩愈为“唐宋八大家之首”。贞元十七年，韩愈写了《答李翊书》一文，是指导一个叫李翊的年青人如何写作的一封信。其中包含了他的主要文论思想：（1）文以明道，韩愈认为学习古文的目的和写作目的都在于“明道”；（2）不平则鸣，其说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思想的进一步发挥；（3）含英咀华、闳中肆外；（4）气盛言宜；（5）陈言务去。这些在《答李翊书》中表现得最为充分。除以上内容外，文章还论述了为人与为文、立行于立言之间的关系。
开始，作者与李翊首先探讨的是“蕲胜于人而取于人邪？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邪”问题。韩愈认为有较高的道德修养是为文的前提。他在《答李翊书》的开头说：“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有日矣，况其外文乎？”由此可见，他认为德是文章的内核，文是德之载体，或者说是外在的表现形式。这和他所一贯倡导的“文以载道”说是相一致的。那么，“道”和“文”怎样能相促相长，达到较高的水准呢？他在《答李翊书》的第二段形象的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竢其食，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要写好文章，不要只是想去寻找一盒能让东施变西施的外用美丽霜，不要被狭隘的功利所驱谴，而要像为树养根，给灯加油那样，去加强道德修养，有了教高的道德水准，诗之树、文之灯才根深叶茂、光焰万丈！有了较高的道德修养，就有了经济苍生的使命感，就有了悯难怜弱的同情心，就有了正道直言的方正人格，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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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为一切正义和真理摇旗呐喊、奔走呼号。韩愈在这篇写给李翊的信中，高扬儒家崇古思想的旗帜，要求青年儒生能够把学习的目标确定为“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刻苦钻研，不求速成，“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有别于后世漏儒，韩愈的崇古不是泥古，而是法古，所以他在追述自己的求学经历时，重点强调了自己在研读古籍时“惟陈言之务去”，致力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的精细工夫。更为可贵的是，他指出自己在学问已达到很高境界（“浩乎其沛然”）后，仍不废怀疑精神，“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最终得到淳一的道学。
作为我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的文章说理透彻，气势充沛，结构谨严，语言精炼。他的《答李翊书》是文论史上的力作，阐述了为人与为文、立行与立言之间的关系以及道德修养对治学为文的重要性。这种关系的讨论，对于当今的知识分子依然有着深远的影响。
三、现实意义
上世纪90年代以降，我国的知识分子传统道德操守观念在价值观多元化和物质诱因的冲击下日趋消解殆尽。知识分子带着世纪末的怅惘和失落、紧张和惶惑以及对传统道德操守宗教般的膜拜和对经济冲击的不抗拒的灵肉之痛来到了21世纪。“在新世纪里，知识分子如何做到既要适应环境又要在确证自己的身份已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追溯历史直至远古，迄未发现与现实相似之处；往昔之光倘不投向未来，则人类心灵将陷于混饨迷茫。变革是近代中国历史的重大主题。变革不仅是变化，而是一场巨大的、无法估量的历史转换，它冲垮了一切反对者的抵御，超出并越过了企图给它以限制和定向的道路，荡涤了面对的制度和个人。生活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人凭本能就可以理解托克维尔对古代政体的悼亡之意：中国知识分子不论是濒临灭亡的传统的捍卫者还是批判者，都比任何人更具有一种毁灭性的精神困惑。”杰罗姆?格里德尔的话，道出了中国近几十年来，实际的行动人物和观念人物之间的悲欢离合有发人深省之处。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这个时代，在这样一个信息交流过分发达，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逐渐分离的时代，我们反而不能接上我们伟大的先人那富有生机的神经。我们也许有太多可以学习的东西，但属于信仰的知识，从来都只有一种，我们自然不必像韩愈那样去皓首穷经，但我们不能不像他所说的那样去寻找一种达到心灵平静的哲学。在文人看来，只有一种学习，那就是人格的学习，任何知识如不能有益于人格的增进，那就是不是好的知识。这也正是韩愈在这篇文章里告诉我们的方法。
四、结论
“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对于当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重要的不是去担心自己没能名扬中外，而是应关注自我学识的深度广度，关心国家前途与百姓疾苦。《大学》首章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一个对人类古老道德传统迷茫的时代，面对现代化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我们感到无所适从——我们需要一种基础，这种基础应能够巩固近代人类现代化成果，而不致使它毁于一旦。“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重新阐述韩愈《答李翊书》中论述为人与为文的关系，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
参考文献：
\[1\]韩湖初，陈良运.古代文论名篇选读\[M\].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351
\[2\]邱华栋.六本书\[M\].中国工人出版社，201
1.69.
\[3\]杰罗姆.格里德尔.新东方\[J\].1998，（02）.\[4 \]钱穆.论语新解\[M\].三联出版社，2010.410.416.
\[5\]朱熹.大学\[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