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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初北京政府时期的拉卜楞事件是20世纪初这一地区民族与宗教问题的又一次集中性爆发，以美国植物学家洛克的眼光来重现历史原貌，展现他者眼中的拉卜楞事件。事件的升级与恶化，及最后的解决，不仅是青马集团与拉卜楞寺院集团实力对比的结果，而且和近代西北地方各实力派之间的斗争、国内政治局势的瞬间万变息息相关，同时又受到20世纪初国际环境的制约与影响，从而形成对这一事件全面而完整的认识。
【关键词】 洛克；拉卜楞；回藏冲突；穆斯林
近代以来甘青藏区由于其地理、历史因素的影响，本身多民族、多宗教、地缘环境复杂的特点，长期为军阀所盘踞，加上周边地区各帝国主义势力长期觊觎此地，故其民族、宗教问题则就显得更加突出与复杂。民国时期回藏关系则成为甘
近年来在学术界无论是民族学之族群研究还是历史学之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回藏民族关系逐渐成为热点，其学术价值很高。但研究往往侧重于经济关系，而对其政治关系则因其敏感性往往避而不谈，近些年来也有部分文章开始关注，但是研究仍然较为薄弱，且这些研究往往集中于宏观层面上，往往缺乏具体入微的细致探讨；而关于拉卜楞事件目前所见的研究更少，已有的成果也主要是利用中文资料；[3]由于缺乏原始资料，故对于事件欠缺细致入微的观察与分析。而现藏于哈佛大学阿诺德植物园档案馆的洛克先生大量未发表的手稿及书信，其中有关于拉卜楞事件丰富而详实的记载，故希冀在对洛克先生在手稿与书信研究的基础上，展现洛克眼中拉卜楞事件的历史面貌，观察当时政府如何处理民族冲突，并进一步探讨在事件的产生、升级至后来的解决过程中影响事件进展的因素，不仅包括双方的力量对比，而且与当时地方势力格局和国内整体的政治形势紧密相关的。
一
拉卜楞事件起于1916年四世嘉木样活佛圆寂，而当时任“斯姜”（即摄政——笔者注）的阿莽仓与仍掌握该寺财政大权的宗哲相争，并逐步扩大，1918年马麒发兵武力讨伐阿莽仓，这就造成了第一次镇压拉卜楞事件；在1924年嘉木样五世的黄氏家族与西宁马家军的矛盾逐渐突出，并在1924年双方展开激战，这是第二次镇压拉卜楞事件。洛克先生是于1925年5月20日进入甘南藏区的，故本文将要探讨的主要是围绕着洛克先生的手稿书信针对冲突在1925-1926年的进展进行分析。洛克在进入甘南藏区时回藏冲突双方的斗争都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拉卜楞寺“旁边被一个狭窄的峡谷分开的是一个骑兵营，一个方形的大建筑被穆斯林士兵占有，这些士兵是由当时控制宁海地区的西宁马麒将军的一个叔叔指挥”，而且“这些穆斯林已经威胁这些寺院，征收数量庞大的罚款，和成千上万的银器”。此时拉卜楞寺的嘉木样活佛则“和他父亲一起离开了拉卜楞寺，有一些随从逃到了卓尼土司的领土去”，这说明此时期回藏冲突的双方中拉卜楞寺是位于不利地位的。
在冲突进行的过程中，决定战争胜负的首先是回藏双方的实力的对比。马麒作为西宁府的镇守使，相对于民间社会来说，他代表着国家权威与合法性的，同时他掌握着政府所具有的各种资源，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其次马家军均为穆斯林，且是国家正规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军纪严明而且宗教狂热，甚至致力于消灭异教徒”，[4]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穆斯林士兵还有着十字军东征时的宗教狂热，其所展现出来的战斗力无疑是非常强大的。而藏民没有经过正规的训练，且武器装备非常落后，“他们没有很好的武装，只有3000名士兵有现代来复之类的武器，而马麒有机械化炮。”[5]实力的悬殊首先影响着冲突双方的胜负。
在甘南藏区存在的两大主要藏族势力集团，除了拉卜楞寺集团外，还有卓尼杨土司这一强大地方实力集团。而在这场冲突过程中，杨土司并没有选择站在自己藏民同胞——拉卜楞寺集团这一边，或者站在势力更强大的穆斯林集团那一边，而是坚决地保持着中立。在洛克先生问杨土司是否会参战时，“他说只要没有得到兰州让他参战的命令，他就保持中立，但是如果他得到了兰州政府参战的命令他就肯定会参战”；[6]故在当时混乱的甘南藏区，洛克先生所在的卓尼，则保持着一种异常的平静，但这也只是暂时的，“但是这些穆斯林很讨厌这位土司，因为他不允许他们任何人在他的领土范围内居住。”[7]而杨土司的选择一方面可以看出其对于拉卜楞寺的藏民同胞是同情的，故不允许任何穆斯林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居住；另一方面他还是理性的从自身的利益出发，选择了中立的立场，而且一直在等待兰州方面的命令，显示出他在观看兰州方面的态度，因为他认识到仅凭藏民的力量是无法与穆斯林进行抗衡的，在兰州方面向西宁宣战前，他不愿以卵击石，惹怒势力强大的马麒，这是一种明哲保身的策略，他中立的立场也透露出他内心的矛盾与斗争，以及面对混杂时局的抉择。但到最后“西宁的穆斯林士兵侵入了卓尼土司的领土，烧毁并洗劫了16个村庄，还杀了很多人，”[8]杨土司自保的想法还是被打破了。
在整个回藏冲突中，始终没有参加但起着重要作用的则是当时兰州政府的态度。而当时兰州一方面针对次一级行政单位时代表着政府的指令，另一方面在回藏冲突的过程中则代表着汉人的态度，而且同时也是独霸一方的军阀，它多重身份的属性，决定了它将会在冲突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它暧昧的态度和动摇不定的立场，而最终决定其态度的则是它本身的利益追求。在前期兰州方面主政的是陆洪涛，后来是冯玉祥的下属，故此时期甘肃整体的局势也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这也就增加了拉卜楞事件的复杂性。西宁马家军在占领拉卜楞寺后，拉卜楞寺和欧拉各部落首领决定对马麒展开大规模进攻，“而这个决定主要是依赖来自兰州方面通知说，汉人将会站在他们那边并彻底摧毁所有的伊斯兰教徒”，[9]“这是藏民决定袭击的重要原因，但是在这次挫折中他们背叛性地被抛弃了”；[10]在冲突进一步恶化的时候，洛克先生记载到“活佛和摄政者已经去了兰州向当政者寻求帮助，但是卓尼杨土司和我都认为汉人将会对他们装聋作哑，还会责备活佛挑动事件。”[11]兰州方面利用藏民的动机，只是为了能够在甘青地区牵制马麒，这也是和当时兰州主政长官本身的军阀性质是密切相关联的，这也就致使其在藏民失利后并没有真正的提供援助，反而对其责备。
【关键词】 洛克；拉卜楞；回藏冲突；穆斯林
近代以来甘青藏区由于其地理、历史因素的影响，本身多民族、多宗教、地缘环境复杂的特点，长期为军阀所盘踞，加上周边地区各帝国主义势力长期觊觎此地，故其民族、宗教问题则就显得更加突出与复杂。民国时期回藏关系则成为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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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区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力量，它在大一统政治瓦解的背景下产生，政权有效性威慑的缺场，致使力量的强弱成为决定区域社会中民族关系格局的重要因素。在北京政府时期美国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在甘青藏区考察，亲身经历了拉卜楞事件，这一事件是在特定的历史场域中回藏民族矛盾积累到顶峰的一次爆发，前后持续近十年。近年来在学术界无论是民族学之族群研究还是历史学之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回藏民族关系逐渐成为热点，其学术价值很高。但研究往往侧重于经济关系，而对其政治关系则因其敏感性往往避而不谈，近些年来也有部分文章开始关注，但是研究仍然较为薄弱，且这些研究往往集中于宏观层面上，往往缺乏具体入微的细致探讨；而关于拉卜楞事件目前所见的研究更少，已有的成果也主要是利用中文资料；[3]由于缺乏原始资料，故对于事件欠缺细致入微的观察与分析。而现藏于哈佛大学阿诺德植物园档案馆的洛克先生大量未发表的手稿及书信，其中有关于拉卜楞事件丰富而详实的记载，故希冀在对洛克先生在手稿与书信研究的基础上，展现洛克眼中拉卜楞事件的历史面貌，观察当时政府如何处理民族冲突，并进一步探讨在事件的产生、升级至后来的解决过程中影响事件进展的因素，不仅包括双方的力量对比，而且与当时地方势力格局和国内整体的政治形势紧密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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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卜楞事件起于1916年四世嘉木样活佛圆寂，而当时任“斯姜”（即摄政——笔者注）的阿莽仓与仍掌握该寺财政大权的宗哲相争，并逐步扩大，1918年马麒发兵武力讨伐阿莽仓，这就造成了第一次镇压拉卜楞事件；在1924年嘉木样五世的黄氏家族与西宁马家军的矛盾逐渐突出，并在1924年双方展开激战，这是第二次镇压拉卜楞事件。洛克先生是于1925年5月20日进入甘南藏区的，故本文将要探讨的主要是围绕着洛克先生的手稿书信针对冲突在1925-1926年的进展进行分析。洛克在进入甘南藏区时回藏冲突双方的斗争都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拉卜楞寺“旁边被一个狭窄的峡谷分开的是一个骑兵营，一个方形的大建筑被穆斯林士兵占有，这些士兵是由当时控制宁海地区的西宁马麒将军的一个叔叔指挥”，而且“这些穆斯林已经威胁这些寺院，征收数量庞大的罚款，和成千上万的银器”。此时拉卜楞寺的嘉木样活佛则“和他父亲一起离开了拉卜楞寺，有一些随从逃到了卓尼土司的领土去”，这说明此时期回藏冲突的双方中拉卜楞寺是位于不利地位的。
在冲突进行的过程中，决定战争胜负的首先是回藏双方的实力的对比。马麒作为西宁府的镇守使，相对于民间社会来说，他代表着国家权威与合法性的，同时他掌握着政府所具有的各种资源，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其次马家军均为穆斯林，且是国家正规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军纪严明而且宗教狂热，甚至致力于消灭异教徒”，[4]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穆斯林士兵还有着十字军东征时的宗教狂热，其所展现出来的战斗力无疑是非常强大的。而藏民没有经过正规的训练，且武器装备非常落后，“他们没有很好的武装，只有3000名士兵有现代来复之类的武器，而马麒有机械化炮。”[5]实力的悬殊首先影响着冲突双方的胜负。
在甘南藏区存在的两大主要藏族势力集团，除了拉卜楞寺集团外，还有卓尼杨土司这一强大地方实力集团。而在这场冲突过程中，杨土司并没有选择站在自己藏民同胞——拉卜楞寺集团这一边，或者站在势力更强大的穆斯林集团那一边，而是坚决地保持着中立。在洛克先生问杨土司是否会参战时，“他说只要没有得到兰州让他参战的命令，他就保持中立，但是如果他得到了兰州政府参战的命令他就肯定会参战”；[6]故在当时混乱的甘南藏区，洛克先生所在的卓尼，则保持着一种异常的平静，但这也只是暂时的，“但是这些穆斯林很讨厌这位土司，因为他不允许他们任何人在他的领土范围内居住。”[7]而杨土司的选择一方面可以看出其对于拉卜楞寺的藏民同胞是同情的，故不允许任何穆斯林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居住；另一方面他还是理性的从自身的利益出发，选择了中立的立场，而且一直在等待兰州方面的命令，显示出他在观看兰州方面的态度，因为他认识到仅凭藏民的力量是无法与穆斯林进行抗衡的，在兰州方面向西宁宣战前，他不愿以卵击石，惹怒势力强大的马麒，这是一种明哲保身的策略，他中立的立场也透露出他内心的矛盾与斗争，以及面对混杂时局的抉择。但到最后“西宁的穆斯林士兵侵入了卓尼土司的领土，烧毁并洗劫了16个村庄，还杀了很多人，”[8]杨土司自保的想法还是被打破了。
在整个回藏冲突中，始终没有参加但起着重要作用的则是当时兰州政府的态度。而当时兰州一方面针对次一级行政单位时代表着政府的指令，另一方面在回藏冲突的过程中则代表着汉人的态度，而且同时也是独霸一方的军阀，它多重身份的属性，决定了它将会在冲突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它暧昧的态度和动摇不定的立场，而最终决定其态度的则是它本身的利益追求。在前期兰州方面主政的是陆洪涛，后来是冯玉祥的下属，故此时期甘肃整体的局势也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这也就增加了拉卜楞事件的复杂性。西宁马家军在占领拉卜楞寺后，拉卜楞寺和欧拉各部落首领决定对马麒展开大规模进攻，“而这个决定主要是依赖来自兰州方面通知说，汉人将会站在他们那边并彻底摧毁所有的伊斯兰教徒”，[9]“这是藏民决定袭击的重要原因，但是在这次挫折中他们背叛性地被抛弃了”；[10]在冲突进一步恶化的时候，洛克先生记载到“活佛和摄政者已经去了兰州向当政者寻求帮助，但是卓尼杨土司和我都认为汉人将会对他们装聋作哑，还会责备活佛挑动事件。”[11]兰州方面利用藏民的动机，只是为了能够在甘青地区牵制马麒，这也是和当时兰州主政长官本身的军阀性质是密切相关联的，这也就致使其在藏民失利后并没有真正的提供援助，反而对其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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