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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刘勰将《文心雕龙》的前五篇作为文之枢纽，可见其意义重大。
关键词：《文心雕龙》 《辨骚》 归属 文之枢纽
《文心雕龙序志》云：“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辨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①《辨骚》篇是“文之枢纽”的最后一篇，也是争议最大的一篇，争议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单从篇目上看，“骚”是一种文体类型，和论文叙笔二十篇列在一起更像是同一家族，与前四篇放在一起，则感觉不伦不类，使人望而生奇。第二，前三篇《原道》《征圣》《宗经》集中体现了刘勰的尊儒复古的文章思想，而《离骚》其文又有乖经典，这使得《辨骚》篇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第三，刘勰在《辨骚》篇末云：“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由此看来，刘勰对《离骚》一文是赞赏有加，评价极高。可是在书中又提到“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可见，刘勰又深以楚篇为文体讹滥之源，这其间似乎存在着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笔者认为《辨骚》篇为文之枢纽，其原貌却长期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和未能正确理解这三个问题有着莫大的关系。本文就试图通过这三个问题的解答，阐明《辨骚》篇的归属及其为文之枢纽的真正意义。
一
《辨骚》篇的归属问题曾一度是人们争论的焦点，有人认为属总论，有人认为属文体论，也有人认为既属总论也兼具文体论的意义。近些年来研究界虽无明显争议，却也各自为阵。在本文中重提这一公案，盖因对《辨骚》篇归属问题的错误认识，严重遮蔽了《辨骚》的枢纽意义，所以不得不辨。
在20世纪60年代，段熙仲先生用文章学的方法作了朴素而又有力的论证，“依据《序志》所言，文体论二十篇的一般结构分为四部分：‘原始以表末’是述演变，‘释名以章义’是定界说，‘选文以定篇’是举范作，‘敷理以举统’是标规格……但以《辨骚》篇内容作具体分析时，并不如此结构，所以也可知其非文体论。”②后来王元化先生和王运熙先生也都附和此论。笔者认为这一论据无懈可击，可称之为《辨骚》篇非文体论的“铁证”，但对这一“铁证”并非没有异议者。限于所闻和文章篇幅，这里暂举缪俊杰先生一家。缪俊杰先生在《文心雕龙研究中应注意文体论的研究》一文中，指出经过他的分析，《辨骚》篇也是符合文体论二十篇的结构的。笔者无意冒犯龙学前辈，但按照缪先生的分析方法，《宗经》一篇也可列入文体论。且看，“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此为“释名以章义”。“皇室《三坟》，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九邱》；岁历绵暧，条流纷糅。自夫子删述，而大宝咸耀。于是《易》张《十翼》，《书》标‘七观’，《诗》列‘四始’，《礼》正‘五经’，《春秋》‘五例’”，此段述起源，并选文定篇。“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经、传、铭、檄，则《春秋》为根”，此段讲文体流变，“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此则为写作规范。这种分析方法貌似严丝合缝，实际上极尽牵附之能，循此迹争论下去，势必偏离学术研究的正轨，陷入诡辩的泥沼。
其实以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等划分《文心雕龙》的结构，实际上是对《文心雕龙》的现写作技巧解，所做的是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工作，并不是还《文心雕龙》原貌的有效路径。而且笔者认为，如果将《辨骚》作为文体论来分析，会走向两个极端。其一，将《辨骚》至于宏大的历史背景中，阐释楚辞在中国文学发展或文学理论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中国古代诗学经历了由实用主义到审美主义的转化，骚体文学在这一转化过程中确是有着重要地位，然而这是在《文心雕龙》之外谈《辨骚》，《辨骚》篇巨大的诗学光芒遮蔽了其文之枢纽的意义，也难以窥得《文心雕龙》的原貌。其二，刘勰论文叙笔二十篇，每一篇都极具特殊性，旨在根据文类的不同特征树立不同的写作规范，并不具有普适意义，而骚体也只是作为多个文体类型的一种，这样《辨骚》之于全书的作用又缩小数倍，其文之枢纽的意义大打折扣。以《原道》《征圣》《宗经》三篇为总论。弃《正纬》《辨骚》两篇者，必不能得刘舍人真意。
而且徐复观先生早已提出“他们所说的文体，实际上是文类，是由文章题材性质不同所分的文类”③，意为将论文叙笔称为文体论，实际上混淆了文体与文类的区别，近年姚爱斌先生也指出“文体即是文章自身的整体存在”④。这样看来，龙学研究界中文体论的合法性已经受到质疑，检测想姚爱斌先生对文体的理解能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和应用，龙学研究中将不会再有文体论之争，《辨骚》篇的原貌也会越来越清晰。
二
对“文之枢纽”这五篇，刘永济先生讲：“五篇之中，前三篇揭示论文要旨，于义属正，后两篇抉择真伪同异，于义属负。负者针砭时俗，是曰破他，正者建立自说，是曰立己。”⑤但笔者认为并非如此，认为《辨骚》篇“于义属负”者，大致有种理由：第一，就是《辨骚》中举出离骚有异乎经典者四；第二，刘勰对近代“辞人爱奇”之风表示极大的反感，而离骚就是一篇“奇文”。对这两个理由，我们一一来辩。
在《辨骚》中刘勰首先列举了王逸、刘安、扬雄、班固等五家汉儒论骚的结果，并认为他们“褒贬任声，抑扬过实”。这五家论骚，四家观点为褒，一家观点为贬，虽然结果不同，但所持的价值尺度是完全一样的，即儒家经典。刘勰“征其言、核其论”，仍然是依经辨骚，得出的结论为“四同四异”。这其中的“四异”被多数学者视为贬义，并被当做刘勰“崇经抑骚”的依据。如牟世金先生说“‘博徒’和‘夸诞’，以及‘四异’的‘诡异’、‘谲怪’、‘狷狭’、‘荒淫’等，应该说都是贬词”⑥，周振甫先生说“狷狭之志和荒淫之意，刘勰对此两事是有贬意的”⑦。笔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首先，如果“四异”为贬意，则刘勰的评判文章的价值标准与他所列举的五家汉儒即为一致的，那么就真如徐复观先生所言“辨其所不必辩”⑧了，刘勰在此浪费诸多口舌说大段无关痛痒的话，实与《文心雕龙》全书的文风不符，难以说得通。其次，刘勰接下来又说道离骚乃“取■经意，自铸伟词”，“自铸伟词”分明是对离骚异乎经典之处的肯定，如果“四异”为贬义，《辨骚》一篇岂不是在刘勰思维混乱、逻辑不清的状态下写出的。第三，《风骨》篇云：“若夫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心意，雕化其辞。”这与《辨骚》篇中的“体宪于三代，风杂于战国”“取■经意，自铸伟词”是何等的相似。由此也可知，“四异”为褒义。刘勰称离骚为“奇文”，不能正确理解“奇”的含义，就不能正确理解《辨骚》篇的枢纽意义。所谓“奇”是相对儒家经典而言，细察《文心雕龙》全书，刘勰将变儒经之文者皆为“奇”，但是却有两种不同的所指对象。在《体性》篇中，刘勰列举了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绮等八种文章风格，范文澜先生注“彦和于新奇轻靡二体，稍有贬意，大抵指当时文风而言。次节列举十二人，每体以两人作证。独不为末二体举证者，意轻之也”⑨，但刘勰这里所说的新奇，乃是“摒古竞今”者 ，不能守文章之常，却专在文字形式上下工夫，以一味出新为作文之鹄的，如《明诗》篇所云“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丽而追新”，《定势》篇所云“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辞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耳”。而离骚这篇“奇文”却是“取■经意，自铸伟词”，变三代之文，存讽谏之义，绘景则景真，抒情则情切。可见，“奇”有变文得法的“奇”，也有变文不得法的“奇”，二者不能等量齐观，忽视其中的任何一种，得到也都只是片面的结论，不能完整理解刘勰的文章思想。
三
刘勰是感于当时文风轻绮讹滥，才号召时人向典雅的儒家经典学习以规范文体的。那么是不是就可以依此断定刘勰是个复古派呢？事实并非如此。刘勰辨骚虽然也是以儒家经典为参照系来辨骚，但通过肯定离骚异于经典的部分表明，儒经已不再是唯一的价值标准。较早于刘勰的裴子野也是轻靡文风的反对者，通过对两人的简单比较，我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刘勰的文章思想。 “子野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⑩，可知裴子野与刘勰的主张有着相同的倾向。但同样是师古，二人对儒家经典的认识却不同，裴子野认为圣人之文是质朴无华的，而刘勰则认为圣人之文是衔华而佩实的。其次，裴子野主张文章要归于质朴无文，而刘勰却认为世间万物“动植皆文”。再次裴子野只一味地师法儒经，对一切有害政教的文章痛恨至极。而刘勰却肯定楚辞的抒情之作，并有着文章发展的观念，如《通变》篇云“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术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封禅》篇云“虽复道极数殚，终然相袭，而日新其采者，必超前哲焉”。
可见，刘勰并非是的单一的复古思想，而且笔者认为一切的复古都是借圣人之名树立自己的文章主张。“文之枢纽”的前三篇中，刘勰的尊儒倾向甚是明晰，而求新、知变的思想就典型地体现在《辨骚》篇中。王运熙先生讲：“刘勰把《辨骚》列入‘文之枢纽’，不但说明他对于《楚辞》历史地位的尊重，而且还表明了他的一个重要的文学观念，即创作必须以儒家经典为准则，对楚辞奇变的文风，必须加以批判地吸取。”{11}这话并没错，但是执著于离骚的异乎经典之处，没有抓住《辨骚》篇的重点。实际上，“变乎骚”的意义就是观离骚的变文之法；而所谓“辨骚”，即辨明离骚之于后世的意义在于它的变文之法，而不是它异乎经典的文辞。刘勰认为后世效骚者，大多不明此理，而学界的研究者也往往执此一端。“刘勰的文论思想，就以宗经思想为主干，从‘宗经’、‘辨骚’两源流出发的，他认为‘经’正，‘骚’变；‘经’雅，‘骚’丽，宗经的目的在‘守常’，辨骚的目的在‘知变’。”{12}龚菱先生所言与拙文微旨略合，故述于此，以为佐证。
我们知道刘勰的文章思想由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是宗经意识，一是知变意识。也就是正与奇。《文心雕龙》成书的主要意义就在于纠正不良文风，引导文体健康发展。“矫讹翻浅，还宗经诰”，这是刘勰文章思想的主要方面；而若想文体健康发展，就不能不知变，这是其文章思想的次要方面。这两方面都集中体现在《辨骚》篇，离骚一文就是实践刘勰文章主张的一个经典范例。《辨骚》篇云：“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
① 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607—608页。注：本文所引《文心雕龙》原文皆出此书，下文不一一注明。
② 甫之、涂光社：《〈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选》，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346页。
③⑧ 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第248页。
④ 姚爱斌：《中国古代文体论思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页。
⑤ 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页。
⑥ 牟世金：《文心雕龙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8页。
⑦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页。
⑨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07页。
⑩ （唐）姚思廉：《梁史》，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443页。
{11} 王运熙：《文心雕龙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9页。
{12} 龚菱：《文心雕龙研究》，文津出版社1982年版，第98页。
参考文献：
甫之，涂光社.《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选[M].济南：齐鲁书社，1988.
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 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4]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5] 王运熙.文心雕龙探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6] 龚菱.文心雕龙研究[M].台北：文津出版社，1982.
作 者：侯金山，西藏民族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
编 辑：张晴 E？鄄mail：zqmz060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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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乎骚”的意义就是观离骚的变文之法；而所谓“辨骚”，即辨明离骚之于后世的意义在于它的变文之法，而不是它异乎经典的文辞；刘勰认为后世效骚者，大多不明此理，而学界的研究者也往往执此一端。《辨骚》篇的归属问题也曾一度是人们争论的焦点，近些年来研究界虽无明显争议，却也各自为阵。在本文中重提这一公案，盖因对《辨骚》篇归属问题的错误认识，严重遮蔽了《辨骚》的枢纽意义，所以不得不辨。关键词：《文心雕龙》 《辨骚》 归属 文之枢纽
《文心雕龙序志》云：“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辨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①《辨骚》篇是“文之枢纽”的最后一篇，也是争议最大的一篇，争议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单从篇目上看，“骚”是一种文体类型，和论文叙笔二十篇列在一起更像是同一家族，与前四篇放在一起，则感觉不伦不类，使人望而生奇。第二，前三篇《原道》《征圣》《宗经》集中体现了刘勰的尊儒复古的文章思想，而《离骚》其文又有乖经典，这使得《辨骚》篇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第三，刘勰在《辨骚》篇末云：“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由此看来，刘勰对《离骚》一文是赞赏有加，评价极高。可是在书中又提到“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可见，刘勰又深以楚篇为文体讹滥之源，这其间似乎存在着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笔者认为《辨骚》篇为文之枢纽，其原貌却长期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和未能正确理解这三个问题有着莫大的关系。本文就试图通过这三个问题的解答，阐明《辨骚》篇的归属及其为文之枢纽的真正意义。
一
《辨骚》篇的归属问题曾一度是人们争论的焦点，有人认为属总论，有人认为属文体论，也有人认为既属总论也兼具文体论的意义。近些年来研究界虽无明显争议，却也各自为阵。在本文中重提这一公案，盖因对《辨骚》篇归属问题的错误认识，严重遮蔽了《辨骚》的枢纽意义，所以不得不辨。
在20世纪60年代，段熙仲先生用文章学的方法作了朴素而又有力的论证，“依据《序志》所言，文体论二十篇的一般结构分为四部分：‘原始以表末’是述演变，‘释名以章义’是定界说，‘选文以定篇’是举范作，‘敷理以举统’是标规格……但以《辨骚》篇内容作具体分析时，并不如此结构，所以也可知其非文体论。”②后来王元化先生和王运熙先生也都附和此论。笔者认为这一论据无懈可击，可称之为《辨骚》篇非文体论的“铁证”，但对这一“铁证”并非没有异议者。限于所闻和文章篇幅，这里暂举缪俊杰先生一家。缪俊杰先生在《文心雕龙研究中应注意文体论的研究》一文中，指出经过他的分析，《辨骚》篇也是符合文体论二十篇的结构的。笔者无意冒犯龙学前辈，但按照缪先生的分析方法，《宗经》一篇也可列入文体论。且看，“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此为“释名以章义”。“皇室《三坟》，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九邱》；岁历绵暧，条流纷糅。自夫子删述，而大宝咸耀。于是《易》张《十翼》，《书》标‘七观’，《诗》列‘四始’，《礼》正‘五经’，《春秋》‘五例’”，此段述起源，并选文定篇。“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经、传、铭、檄，则《春秋》为根”，此段讲文体流变，“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此则为写作规范。这种分析方法貌似严丝合缝，实际上极尽牵附之能，循此迹争论下去，势必偏离学术研究的正轨，陷入诡辩的泥沼。
其实以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等划分《文心雕龙》的结构，实际上是对《文心雕龙》的现写作技巧解，所做的是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工作，并不是还《文心雕龙》原貌的有效路径。而且笔者认为，如果将《辨骚》作为文体论来分析，会走向两个极端。其一，将《辨骚》至于宏大的历史背景中，阐释楚辞在中国文学发展或文学理论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中国古代诗学经历了由实用主义到审美主义的转化，骚体文学在这一转化过程中确是有着重要地位，然而这是在《文心雕龙》之外谈《辨骚》，《辨骚》篇巨大的诗学光芒遮蔽了其文之枢纽的意义，也难以窥得《文心雕龙》的原貌。其二，刘勰论文叙笔二十篇，每一篇都极具特殊性，旨在根据文类的不同特征树立不同的写作规范，并不具有普适意义，而骚体也只是作为多个文体类型的一种，这样《辨骚》之于全书的作用又缩小数倍，其文之枢纽的意义大打折扣。以《原道》《征圣》《宗经》三篇为总论。弃《正纬》《辨骚》两篇者，必不能得刘舍人真意。
而且徐复观先生早已提出“他们所说的文体，实际上是文类，是由文章题材性质不同所分的文类”③，意为将论文叙笔称为文体论，实际上混淆了文体与文类的区别，近年姚爱斌先生也指出“文体即是文章自身的整体存在”④。这样看来，龙学研究界中文体论的合法性已经受到质疑，检测想姚爱斌先生对文体的理解能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和应用，龙学研究中将不会再有文体论之争，《辨骚》篇的原貌也会越来越清晰。
二
对“文之枢纽”这五篇，刘永济先生讲：“五篇之中，前三篇揭示论文要旨，于义属正，后两篇抉择真伪同异，于义属负。负者针砭时俗，是曰破他，正者建立自说，是曰立己。”⑤但笔者认为并非如此，认为《辨骚》篇“于义属负”者，大致有种理由：第一，就是《辨骚》中举出离骚有异乎经典者四；第二，刘勰对近代“辞人爱奇”之风表示极大的反感，而离骚就是一篇“奇文”。对这两个理由，我们一一来辩。
在《辨骚》中刘勰首先列举了王逸、刘安、扬雄、班固等五家汉儒论骚的结果，并认为他们“褒贬任声，抑扬过实”。这五家论骚，四家观点为褒，一家观点为贬，虽然结果不同，但所持的价值尺度是完全一样的，即儒家经典。刘勰“征其言、核其论”，仍然是依经辨骚，得出的结论为“四同四异”。这其中的“四异”被多数学者视为贬义，并被当做刘勰“崇经抑骚”的依据。如牟世金先生说“‘博徒’和‘夸诞’，以及‘四异’的‘诡异’、‘谲怪’、‘狷狭’、‘荒淫’等，应该说都是贬词”⑥，周振甫先生说“狷狭之志和荒淫之意，刘勰对此两事是有贬意的”⑦。笔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首先，如果“四异”为贬意，则刘勰的评判文章的价值标准与他所列举的五家汉儒即为一致的，那么就真如徐复观先生所言“辨其所不必辩”⑧了，刘勰在此浪费诸多口舌说大段无关痛痒的话，实与《文心雕龙》全书的文风不符，难以说得通。其次，刘勰接下来又说道离骚乃“取■经意，自铸伟词”，“自铸伟词”分明是对离骚异乎经典之处的肯定，如果“四异”为贬义，《辨骚》一篇岂不是在刘勰思维混乱、逻辑不清的状态下写出的。第三，《风骨》篇云：“若夫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心意，雕化其辞。”这与《辨骚》篇中的“体宪于三代，风杂于战国”“取■经意，自铸伟词”是何等的相似。由此也可知，“四异”为褒义。刘勰称离骚为“奇文”，不能正确理解“奇”的含义，就不能正确理解《辨骚》篇的枢纽意义。所谓“奇”是相对儒家经典而言，细察《文心雕龙》全书，刘勰将变儒经之文者皆为“奇”，但是却有两种不同的所指对象。在《体性》篇中，刘勰列举了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绮等八种文章风格，范文澜先生注“彦和于新奇轻靡二体，稍有贬意，大抵指当时文风而言。次节列举十二人，每体以两人作证。独不为末二体举证者，意轻之也”⑨，但刘勰这里所说的新奇，乃是“摒古竞今”者 ，不能守文章之常，却专在文字形式上下工夫，以一味出新为作文之鹄的，如《明诗》篇所云“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丽而追新”，《定势》篇所云“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辞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耳”。而离骚这篇“奇文”却是“取■经意，自铸伟词”，变三代之文，存讽谏之义，绘景则景真，抒情则情切。可见，“奇”有变文得法的“奇”，也有变文不得法的“奇”，二者不能等量齐观，忽视其中的任何一种，得到也都只是片面的结论，不能完整理解刘勰的文章思想。
三
刘勰是感于当时文风轻绮讹滥，才号召时人向典雅的儒家经典学习以规范文体的。那么是不是就可以依此断定刘勰是个复古派呢？事实并非如此。刘勰辨骚虽然也是以儒家经典为参照系来辨骚，但通过肯定离骚异于经典的部分表明，儒经已不再是唯一的价值标准。较早于刘勰的裴子野也是轻靡文风的反对者，通过对两人的简单比较，我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刘勰的文章思想。 “子野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⑩，可知裴子野与刘勰的主张有着相同的倾向。但同样是师古，二人对儒家经典的认识却不同，裴子野认为圣人之文是质朴无华的，而刘勰则认为圣人之文是衔华而佩实的。其次，裴子野主张文章要归于质朴无文，而刘勰却认为世间万物“动植皆文”。再次裴子野只一味地师法儒经，对一切有害政教的文章痛恨至极。而刘勰却肯定楚辞的抒情之作，并有着文章发展的观念，如《通变》篇云“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术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封禅》篇云“虽复道极数殚，终然相袭，而日新其采者，必超前哲焉”。
可见，刘勰并非是的单一的复古思想，而且笔者认为一切的复古都是借圣人之名树立自己的文章主张。“文之枢纽”的前三篇中，刘勰的尊儒倾向甚是明晰，而求新、知变的思想就典型地体现在《辨骚》篇中。王运熙先生讲：“刘勰把《辨骚》列入‘文之枢纽’，不但说明他对于《楚辞》历史地位的尊重，而且还表明了他的一个重要的文学观念，即创作必须以儒家经典为准则，对楚辞奇变的文风，必须加以批判地吸取。”{11}这话并没错，但是执著于离骚的异乎经典之处，没有抓住《辨骚》篇的重点。实际上，“变乎骚”的意义就是观离骚的变文之法；而所谓“辨骚”，即辨明离骚之于后世的意义在于它的变文之法，而不是它异乎经典的文辞。刘勰认为后世效骚者，大多不明此理，而学界的研究者也往往执此一端。“刘勰的文论思想，就以宗经思想为主干，从‘宗经’、‘辨骚’两源流出发的，他认为‘经’正，‘骚’变；‘经’雅，‘骚’丽，宗经的目的在‘守常’，辨骚的目的在‘知变’。”{12}龚菱先生所言与拙文微旨略合，故述于此，以为佐证。
我们知道刘勰的文章思想由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是宗经意识，一是知变意识。也就是正与奇。《文心雕龙》成书的主要意义就在于纠正不良文风，引导文体健康发展。“矫讹翻浅，还宗经诰”，这是刘勰文章思想的主要方面；而若想文体健康发展，就不能不知变，这是其文章思想的次要方面。这两方面都集中体现在《辨骚》篇，离骚一文就是实践刘勰文章主张的一个经典范例。《辨骚》篇云：“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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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唾可以穷文致，亦不复乞灵于长卿。”“执正驭奇”即是变文之法。正与奇之间的平衡和张力构建了《文心雕龙》的思想体系，正与奇是一对相对的概念，但体现在文章中并非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亦此亦彼的关系，离骚正是这种文章范式的代表。所以说《辨骚》非但于义属正，而且是“文之枢纽”中的重镇。① 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607—608页。注：本文所引《文心雕龙》原文皆出此书，下文不一一注明。
② 甫之、涂光社：《〈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选》，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346页。
③⑧ 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第248页。
④ 姚爱斌：《中国古代文体论思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页。
⑤ 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页。
⑥ 牟世金：《文心雕龙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8页。
⑦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页。
⑨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07页。
⑩ （唐）姚思廉：《梁史》，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443页。
{11} 王运熙：《文心雕龙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9页。
{12} 龚菱：《文心雕龙研究》，文津出版社1982年版，第98页。
参考文献：
甫之，涂光社.《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选[M].济南：齐鲁书社，1988.
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 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4]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5] 王运熙.文心雕龙探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6] 龚菱.文心雕龙研究[M].台北：文津出版社，1982.
作 者：侯金山，西藏民族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
编 辑：张晴 E？鄄mail：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