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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女性解放问题一直是中国近现代文学中高亢的旋律。五四新文学提供了毅然冲决家庭藩篱寻求性别解放却最终铩羽而归的知识女性镜像,而解放区文学则催生了一个在生产领域肩起革命重任从而迈出女性解放实质性步伐的劳动妇女谱系。在革命浪潮的裹挟下,解放区女性在生产劳动中确认了自身的社会价值,男女社会地位的平等第一次从政治、经济而不是从文化心理角度得到了肯定。
关键词:性别 革命 解放区 劳动妇女
作为一个女作家,丁玲浓郁的知识分子个性主要体现在其鲜明的性别意识中,从“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1}莎菲女士的横空出世,到社会主义女劳模杜晚香的粉墨登场,丁玲的自我随着作品中性别色彩的退却而归于消隐,延安时期的创作构成了这个转折的关节点。丁玲是第一个到达延安的文人,她以知识分子强烈的理性批判的精神站在了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并几乎因此招致灭顶之灾;整风之后,她成功转身,创作出了标示解放区创作水准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的经历浓缩了延安文人最典型的转型记忆。主流意识形态的革命诉求与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精神的冲突纠结缠绕,使丁玲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跋涉显得格外泥泞而沧桑。
一
丁玲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个性主要体现在其热切探求女性解放道路的性别色彩中,延安时期丁玲女性意识的消长演绎了知识分子的自由意志与革命集体诉求之间暧昧复杂的关系。
像无数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理想感召下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一样,初抵延安的丁玲对革命所展示的美好图景深信不疑:革命能粉碎一切沉疴痼疾,新生活必然春光明媚,风景无限。重新找到生活支点的丁玲意气风发,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都浇铸在“革命”成功的期待中,包括她不倦思索的女性解放问题,《东村事件》和《新的信念》反映了丁玲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与主流意识形态的革命期许暂时达成共识。
《东村事件》中贫苦农民陈得禄的童养媳七七为救身陷牢狱的公爹,被迫送给赵老爷做工抵债而致贞洁受损,但七七饱受凌辱的“奉献”并未换来未婚夫的同情与怜悯,经历了阶级压迫的她还要承受传统男权社会对失贞女性的道德攻击与惩戒,未婚夫“踢她,在她肉体上挥着拳脚”。七七的悲惨遭遇折射出女性同时遭受阶级和男权双重压迫的沉重现实,但这个发人深思的情节在作品中如灵光乍现,很快便被纳入阶级革命的集装箱中。复仇的怒火使陈得禄将折磨七七的拳头砸向了罪恶的根源赵老爷,小说以包括陈得禄在内的东村农民打死赵老爷胜利收场。
《新的信念》则描写了被日军的陈老太婆忍辱含垢,将自己惨遭蹂躏的经历当成点燃民族仇恨的火苗,激励群众起来反抗民族压迫。文本将民族求生存反侵略的宏大主题投射在一位遭受战争的老太婆身上,显示了鲜明的政治企图。在这里,乡土中国“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古训加诸失贞女性身上沉重的道德枷锁被同仇敌忾的民族仇恨所替代,革命的万能良药在有效医治女性性别创伤的同时,也治愈了乡民们数千年来代代流传根深蒂固的道德习见。
上述两个文本中,七七和陈老太婆的性别遭遇被转化为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文本以革命意识覆盖了性别立场。丁玲女性视角的暂时关闭,意味着她对女性解放道路的思考与新政权所高呼的革命解放一切人类达成了同构。在这种高蹈的革命理念背后,包蕴着作家对革命的高度期冀:革命能够改天换日,包括将女性从传统男权社会的压迫中彻底释放出来。然而,一旦她发觉革命并不能完全兑现其承诺,在新政权麾下女性的生存境遇仍不容乐观时,丁玲便睁开了那双密切关注女性命运的“莎菲眼睛”。《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和《夜》大胆质疑了女性与革命的关系,流露出对女性命运的深切担忧,并最终在《三八节有感》中做了酣畅淋漓的爆发。
二
《我在霞村的时候》描写了被日军掳去做随军慰安妇的村女贞贞利用其特殊身份为抗日政府递送情报,并因此罹患性病。贞贞为了革命,不但付出了健康的代价,更牺牲了女性的,但她的奉献却不见容于家乡的道德习见。在霞村人流言蜚语的贬抑羞辱中,不屈服的贞贞毅然奔向新的生活。丁玲秉承“五四”的理性启蒙精神,将批判的锋芒直指革命所依靠的霞村民众以及他们所裹挟的损害现代中国妇女的传统和习惯势力。与《东村事件》和《新的信念》迥然不同,《我在霞村的时候》将传统男权社会加诸失贞妇女身上的道德戕害从阶级和民族压迫的宏大叙事中离析出来,对革命给革命女性带来的道德困境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革命需要贞贞付出的代价,但贞贞牺牲的结果却得不到享用革命果实的民众的理解和同情,更谈不上尊重与感念。革命许诺要解放全人类,却连为之付出了沉重代价的革命女性都不能够保护,女性的出路在何方?
作为一个没有道德缺憾的革命女性,知识分子陆萍(《在医院中》)的人生道路不见得比贞贞平坦。她带着满腔革命热情来到医院,触目所及的却是管理混乱、人员精神疲沓的景象。希望改变现状的她给领导提了好些意见,反而招致了诸多不快:人们视她为“怪人”,在组织生活会上批评她是个人英雄主义、自由主义。在这篇意欲揭露封建意识和因循守旧的小生产习惯势力对革命构成强大阻力的小说中,作家对女性生存困境的忧虑跃然纸上。陆萍在作品中出场时,正被组织上派到一家医院去工作,她“穿着男子的衣服”,一路上对她的男性领导极尽讨好巴结之能事;而在办公室里,那位老革命出身却不懂医务的医院院长则“以一种对女同志并不须要尊重和客气的态度接见陆萍。像看一张写草料的收据那样懒洋洋的神气读了她的介绍信。又盯着她瞪了一眼:‘唔,很好!留在这里吧。’于是不再望她了”。从陆萍的登场中我们不难捕捉到这样的信息:即便是在革命的延安,女性仍然没有获得性别平等,为了减轻“像女人”的耻辱,就要着男人服饰、模仿男性风格。然而即便如此,延安的革命男性也不会将“像男人”的女人作为他们的性别同类给予平等的对待。就连进步如陆萍般的革命女性在男性眼中价值也是低贱如“草料”一般,等待她们的只是被看和被验收的无常命运。
进步的革命女性遭际尚且如此,那些缺乏革命资历的女性命运当何以堪?《夜》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随时可能遭受婚姻见弃而黯然度日的妇女形象:作为农村基层干部何华明的老婆,这个没有自己称谓的农村妇女与贞贞和陆萍相比,显然处于弱势性别的最底层:她没有文化,因生过孩子没
丁玲这些饱含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篇章体现了知识分子与政权化现实之间的抵牾
三
20世纪40年代延安文人的“暴露文学”在并非浮夸的批评中饱含了殷切的革命期待,并且不无见地。他们致力追求的,无非是重建革命文学的批判性,包括作家思考、写作、表达的自由,这本来无可厚非甚至对文学乃至社会的健康发展不无裨益。但在当时,延安是中外瞩目的红色首都,昭示着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不去歌颂它的灿烂阳光,而去揭露它不光明的一面(即便是某些角落),本身极易引起误解;况且对于要实现主权统一、完成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大业的新政权来说,亟须的是思想文化的一体化,忌讳的是强烈的个人主义。在延安鲁艺,文人大规模、长时间的散步都能被指摘为文化人的自由主义加以苛责,因为在强调一切行动服从命令听指挥的组织纪律和步调一致的集体主义原则下,散步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个人精神空间的寻求和维护个人化空间的努力。{4}何况延安文人对新政权的公然群起 “揭批”?丁玲、王实味等人毫无遮拦的个性宣泄为一直寻觅时机实现革命思想大一统的新政权提供了有利契机,延安文人自此告别了自由主义的春天。
当丁玲有幸从泥足深陷的政治漩涡中拔出脚来,便迅速转向,归顺于主流意识形态。在主流意识形态的不断调教下,她呈上了表现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政治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许多论者认为,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开始,丁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彻底被阶级斗争观念所代替,有人甚至称该作品“明白地宣告了这位女作家的彻底消失,作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作者,丁玲几乎完全丧失了她的艺术个性,包括她作为一个女作家的那些独特的禀赋”。{5}这样的论断未免显得有些武断。诚然,不论从作家的主观意图还是从作品的客观风貌来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确实凸显了政治理念,高扬了鲜明的阶级意识,但作家的独立思考并未彻底停止,那个颇受非议的女性黑妮身上,残留着作家挥之不去的个性特征。
作为地主钱文贵的侄女,特殊的身份并未使黑妮的性格沾染阶级的污垢。像莎菲一样,她大胆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幸福,义无反顾地爱上了家里的长工程仁。当钱文贵发现后横加阻拦并辞退了程仁时,黑妮仍不改初衷。“程仁搬走以后,黑妮发现自己缺少了什么,发现自己生活的空虚和希望。”她偷偷地将鞋袜送给程仁,悄悄与程仁约会,对他说:“你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咱一个亲人也没有,就只有你啊!你要没良心,咱就只好当姑子去。”并当面表达了非他不嫁的决心。暖水屯解放后,程仁当上了农会主任。惯于见风使舵的钱文贵极力怂恿黑妮同程仁恢复恋爱关系,并鼓动全家轮流对黑妮进行攻心战。但黑妮拒绝合作,宁愿自己饱受情感折磨,也不愿让程仁背负爱的负担。与当了农会主任后有意疏远黑妮,“怕因为这种关系影响了他现在的地位,群众会说他闲话”的程仁相比,黑妮无疑要可爱和勇敢得多。在那个阶级斗争剑拔弩张的严峻环境中,这个敢于选择、勇于承担且坚韧不屈的女性追求自由的气度并不逊于莎菲。无怪乎周扬在1958年时曾说:“多少年来,莎菲女士的灵魂始终附在丁玲的身上,只是后来她穿上了共产主义者的衣裳,因而她的面貌就不那么容易为人们所识别,而她作起坏事来危害也就更大了。”{6}这段味颇浓的政治批判倒是从一定程度上触及了丁玲作品中无法抹去的个性色彩。对于丁玲来说,转变只是转变,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作为一层淡淡的底色依然氤氲在她的作品中。
但是,在强调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的特殊年代,任何文学作品都必然经过革命显微镜的检验。即便是这部高扬政治旗帜的作品,其隐约的个性流露依然被革命那洞穿一切的犀利法眼扫描出了政治病毒。冯雪峰在评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说:“钱文贵的侄女黑妮,我却觉得没有完全写好。对于这个人物,作者的注意力似乎有一点偏向,好像存有一点儿先入之见,要把这个女孩子写成为很可爱的人以赢得人们(书中人物和我们读者都在内)的同情……”{7}对与人民公敌有血缘关系的女性施以同情乃至赞美,这是革命的意识形态所不能容忍的。之后作品虽屡经修改,但作家在建国后愈收愈紧的阶级斗争大网中仍然无法逃脱政治巨掌翻云覆雨的无情拨弄。在强大的现实压力面前,作家终于彻底掩埋了自己的独立精神,社会主义女劳模杜晚香的粉墨登场,宣告了莎菲的浪漫气息成为枯死在书页间的明日黄花。
物换星移,当阶级斗争的硝烟散尽,文学重新回归本来的位置,这部打上了浓郁时代印记的作品仍然能够经得住光阴汰洗而生命力犹存,不是因为其政治性无可挑剔,却恰恰是由于在政治掩盖下作品渗入了作家的独立思考——尽管这支戴着镣铐的舞蹈脚步有些滞重。
当年许多像丁玲一样极富文学才情的作家怀着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无限憧憬奔向延安,他们背叛了家庭,背叛了社会,将个人的荣辱、一己之命运系于政党和民族国家的桅杆上;经历了“整风”之后,他们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背叛了自己的文化传统,情愿或不情愿地消退着作为知识分子的特殊精神秉性。然而跌跌撞撞一路走来,他们以丧失艺术生命为代价换来的政治王国并没有给他们带来预期的幸福。幸与不幸?是也非也?历史自有公论。它所引发的思考是,在政治与文学结盟却又充满抵牾的道路上,作家是否只能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在革命诉求与独立意志之间,作家能不能不顾此失彼,交上一份两全其美的答卷?
{1} 茅盾:《女作家丁玲》,《文艺月报》1933年7月15日。
{2} 常彬:《延安时期丁玲女性立场的坚持与放弃》,《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
{3} 杜霞:《从革命女性到女性革命——丁玲创作对女性解放的探求》,《齐鲁学刊》2000年第5期。
{4} 参见王培元:《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
{5} 王雪瑛:《论丁玲的小说创作》,见郜元宝、孙洁编:《三八节有感——关于丁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77页。
{6} 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人民日报》1958年3月2日。
{7} 冯雪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们文协发展上的意义》,《文艺报》1952年5月25日。
基金项目:该文是河南省博士后项目启动经费二等资助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杨利娟,河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流动站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辑:郭子君 E-mail:guozijun0823@163.com
关键词:性别 革命 解放区 劳动妇女
作为一个女作家,丁玲浓郁的知识分子个性主要体现在其鲜明的性别意识中,从“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1}莎菲女士的横空出世,到社会主义女劳模杜晚香的粉墨登场,丁玲的自我随着作品中性别色彩的退却而归于消隐,延安时期的创作构成了这个转折的关节点。丁玲是第一个到达延安的文人,她以知识分子强烈的理性批判的精神站在了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并几乎因此招致灭顶之灾;整风之后,她成功转身,创作出了标示解放区创作水准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的经历浓缩了延安文人最典型的转型记忆。主流意识形态的革命诉求与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精神的冲突纠结缠绕,使丁玲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跋涉显得格外泥泞而沧桑。
一
丁玲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个性主要体现在其热切探求女性解放道路的性别色彩中,延安时期丁玲女性意识的消长演绎了知识分子的自由意志与革命集体诉求之间暧昧复杂的关系。
像无数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理想感召下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一样,初抵延安的丁玲对革命所展示的美好图景深信不疑:革命能粉碎一切沉疴痼疾,新生活必然春光明媚,风景无限。重新找到生活支点的丁玲意气风发,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都浇铸在“革命”成功的期待中,包括她不倦思索的女性解放问题,《东村事件》和《新的信念》反映了丁玲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与主流意识形态的革命期许暂时达成共识。
《东村事件》中贫苦农民陈得禄的童养媳七七为救身陷牢狱的公爹,被迫送给赵老爷做工抵债而致贞洁受损,但七七饱受凌辱的“奉献”并未换来未婚夫的同情与怜悯,经历了阶级压迫的她还要承受传统男权社会对失贞女性的道德攻击与惩戒,未婚夫“踢她,在她肉体上挥着拳脚”。七七的悲惨遭遇折射出女性同时遭受阶级和男权双重压迫的沉重现实,但这个发人深思的情节在作品中如灵光乍现,很快便被纳入阶级革命的集装箱中。复仇的怒火使陈得禄将折磨七七的拳头砸向了罪恶的根源赵老爷,小说以包括陈得禄在内的东村农民打死赵老爷胜利收场。
《新的信念》则描写了被日军的陈老太婆忍辱含垢,将自己惨遭蹂躏的经历当成点燃民族仇恨的火苗,激励群众起来反抗民族压迫。文本将民族求生存反侵略的宏大主题投射在一位遭受战争的老太婆身上,显示了鲜明的政治企图。在这里,乡土中国“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古训加诸失贞女性身上沉重的道德枷锁被同仇敌忾的民族仇恨所替代,革命的万能良药在有效医治女性性别创伤的同时,也治愈了乡民们数千年来代代流传根深蒂固的道德习见。
上述两个文本中,七七和陈老太婆的性别遭遇被转化为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文本以革命意识覆盖了性别立场。丁玲女性视角的暂时关闭,意味着她对女性解放道路的思考与新政权所高呼的革命解放一切人类达成了同构。在这种高蹈的革命理念背后,包蕴着作家对革命的高度期冀:革命能够改天换日,包括将女性从传统男权社会的压迫中彻底释放出来。然而,一旦她发觉革命并不能完全兑现其承诺,在新政权麾下女性的生存境遇仍不容乐观时,丁玲便睁开了那双密切关注女性命运的“莎菲眼睛”。《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和《夜》大胆质疑了女性与革命的关系,流露出对女性命运的深切担忧,并最终在《三八节有感》中做了酣畅淋漓的爆发。
二
《我在霞村的时候》描写了被日军掳去做随军慰安妇的村女贞贞利用其特殊身份为抗日政府递送情报,并因此罹患性病。贞贞为了革命,不但付出了健康的代价,更牺牲了女性的,但她的奉献却不见容于家乡的道德习见。在霞村人流言蜚语的贬抑羞辱中,不屈服的贞贞毅然奔向新的生活。丁玲秉承“五四”的理性启蒙精神,将批判的锋芒直指革命所依靠的霞村民众以及他们所裹挟的损害现代中国妇女的传统和习惯势力。与《东村事件》和《新的信念》迥然不同,《我在霞村的时候》将传统男权社会加诸失贞妇女身上的道德戕害从阶级和民族压迫的宏大叙事中离析出来,对革命给革命女性带来的道德困境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革命需要贞贞付出的代价,但贞贞牺牲的结果却得不到享用革命果实的民众的理解和同情,更谈不上尊重与感念。革命许诺要解放全人类,却连为之付出了沉重代价的革命女性都不能够保护,女性的出路在何方?
作为一个没有道德缺憾的革命女性,知识分子陆萍(《在医院中》)的人生道路不见得比贞贞平坦。她带着满腔革命热情来到医院,触目所及的却是管理混乱、人员精神疲沓的景象。希望改变现状的她给领导提了好些意见,反而招致了诸多不快:人们视她为“怪人”,在组织生活会上批评她是个人英雄主义、自由主义。在这篇意欲揭露封建意识和因循守旧的小生产习惯势力对革命构成强大阻力的小说中,作家对女性生存困境的忧虑跃然纸上。陆萍在作品中出场时,正被组织上派到一家医院去工作,她“穿着男子的衣服”,一路上对她的男性领导极尽讨好巴结之能事;而在办公室里,那位老革命出身却不懂医务的医院院长则“以一种对女同志并不须要尊重和客气的态度接见陆萍。像看一张写草料的收据那样懒洋洋的神气读了她的介绍信。又盯着她瞪了一眼:‘唔,很好!留在这里吧。’于是不再望她了”。从陆萍的登场中我们不难捕捉到这样的信息:即便是在革命的延安,女性仍然没有获得性别平等,为了减轻“像女人”的耻辱,就要着男人服饰、模仿男性风格。然而即便如此,延安的革命男性也不会将“像男人”的女人作为他们的性别同类给予平等的对待。就连进步如陆萍般的革命女性在男性眼中价值也是低贱如“草料”一般,等待她们的只是被看和被验收的无常命运。
进步的革命女性遭际尚且如此,那些缺乏革命资历的女性命运当何以堪?《夜》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随时可能遭受婚姻见弃而黯然度日的妇女形象:作为农村基层干部何华明的老婆,这个没有自己称谓的农村妇女与贞贞和陆萍相比,显然处于弱势性别的最底层:她没有文化,因生过孩子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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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养活并已丧失了生育能力,有着传统社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道德缺陷;比丈夫大一轮,满脸皱纹,老而干瘪;不曾参加革命,而且似乎也看不出有任何进步的迹象,常被丈夫骂为“落后,拖尾巴”。在革命的丈夫眼中,她是个“老怪物,简直不是个‘物质基础’,牛还会养仔,她是个什么东西,一个不会下蛋的母鸡。什么是‘物质基础’呢,他不懂,但他明白那意思,就是说那老东西已经不会再生娃,这是从区党委副书记那里听来的新名词”。事实上,在何华明成为革命者和村干部之前,无后的烦恼和色衰老妻无法满足生理需求已是既有的婚姻现实,而那时他却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即使现在他也不能在回忆中搜出她一个难看的印象”。如今这个“老怪物”却异常令人嫌恶,他开始以老婆“落后”的政治理由盘算与她离婚。尽管最终他以“闹离婚印象不好”暂时打消了这个念头,但却认为“这老家伙终究是不成的”。也许对于无数像何华明这样的革命干部来说,等待的只是一个时机,解放区的革命政权有朝一日总会对这些拖着“落后”老婆的革命干部动以恻隐之心。因此,《夜》可谓一语双关,对于何华明的老婆来说,“解放区明朗的阳光似乎很难照射到她随时见弃的幽暗角落,‘夜’对她而言,确实是一个漆黑的漫漫长夜、一个不可知的命运暗夜;而对何华明而言,‘夜’是希望、是等待,是美好明天和未来的前奏。”{2}当隐忧终于成为不可更改的现实,丁玲的失望和激愤就在情理之中,因此便迸发了毫无遮拦的《三八节有感》。虽然文章开头就指出“延安的妇女比中国其他地方的妇女幸福”,但表面的平等制度并不能掩盖性别歧视和压迫的现实,延安妇女在革命与男权的双重规训中进退两难:结婚生子与否,无论何样的选择都会带来讥讽和攻击;而要闹离婚,“那一定是不道德的事,完全该女人受诅咒”;明明是丈夫喜新厌旧,却硬要给妻子戴上“落后”的政治帽子合理离弃。那些当初壮志凌云般追求进步的革命女性,在照顾革命者和革命者后代的操劳中红颜逝去,却要遭受革命者以“落后”为口实的“合理”离弃。在革命延安的幸福妇女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女性的命运可想而知。《三八节有感》揭示了阶级斗争并不解放妇女的残酷现实,以对革命解放全人类的大胆质疑攀上了一个新的高峰,“标志着丁玲对女性解放的探寻已超越了革命的现实功利层面,又回归到人性解放的大主题上。”{3}丁玲这些饱含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篇章体现了知识分子与政权化现实之间的抵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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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冲突。当年这些从国统区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不但怀揣满腔革命热情,还携带着根深蒂固的文艺自由思想。在他们心目中,延安是一方理想的热土;但作为初创期的新生政权,延安却存在着诸种不尽如人意之处。当圣地的现实与他们精心建构的理想乌托邦并不吻合时,失落与失望齐聚心头,在期冀通过“批评”与“暴露”促使延安朝着预期的目标健康成长的心理驱使下,“暴露文学”在延安初期和暖的政治气候中蔚然成风,丁玲女性意识的滋长便是这股文学思潮的产物。三
20世纪40年代延安文人的“暴露文学”在并非浮夸的批评中饱含了殷切的革命期待,并且不无见地。他们致力追求的,无非是重建革命文学的批判性,包括作家思考、写作、表达的自由,这本来无可厚非甚至对文学乃至社会的健康发展不无裨益。但在当时,延安是中外瞩目的红色首都,昭示着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不去歌颂它的灿烂阳光,而去揭露它不光明的一面(即便是某些角落),本身极易引起误解;况且对于要实现主权统一、完成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大业的新政权来说,亟须的是思想文化的一体化,忌讳的是强烈的个人主义。在延安鲁艺,文人大规模、长时间的散步都能被指摘为文化人的自由主义加以苛责,因为在强调一切行动服从命令听指挥的组织纪律和步调一致的集体主义原则下,散步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个人精神空间的寻求和维护个人化空间的努力。{4}何况延安文人对新政权的公然群起 “揭批”?丁玲、王实味等人毫无遮拦的个性宣泄为一直寻觅时机实现革命思想大一统的新政权提供了有利契机,延安文人自此告别了自由主义的春天。
当丁玲有幸从泥足深陷的政治漩涡中拔出脚来,便迅速转向,归顺于主流意识形态。在主流意识形态的不断调教下,她呈上了表现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政治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许多论者认为,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开始,丁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彻底被阶级斗争观念所代替,有人甚至称该作品“明白地宣告了这位女作家的彻底消失,作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作者,丁玲几乎完全丧失了她的艺术个性,包括她作为一个女作家的那些独特的禀赋”。{5}这样的论断未免显得有些武断。诚然,不论从作家的主观意图还是从作品的客观风貌来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确实凸显了政治理念,高扬了鲜明的阶级意识,但作家的独立思考并未彻底停止,那个颇受非议的女性黑妮身上,残留着作家挥之不去的个性特征。
作为地主钱文贵的侄女,特殊的身份并未使黑妮的性格沾染阶级的污垢。像莎菲一样,她大胆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幸福,义无反顾地爱上了家里的长工程仁。当钱文贵发现后横加阻拦并辞退了程仁时,黑妮仍不改初衷。“程仁搬走以后,黑妮发现自己缺少了什么,发现自己生活的空虚和希望。”她偷偷地将鞋袜送给程仁,悄悄与程仁约会,对他说:“你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咱一个亲人也没有,就只有你啊!你要没良心,咱就只好当姑子去。”并当面表达了非他不嫁的决心。暖水屯解放后,程仁当上了农会主任。惯于见风使舵的钱文贵极力怂恿黑妮同程仁恢复恋爱关系,并鼓动全家轮流对黑妮进行攻心战。但黑妮拒绝合作,宁愿自己饱受情感折磨,也不愿让程仁背负爱的负担。与当了农会主任后有意疏远黑妮,“怕因为这种关系影响了他现在的地位,群众会说他闲话”的程仁相比,黑妮无疑要可爱和勇敢得多。在那个阶级斗争剑拔弩张的严峻环境中,这个敢于选择、勇于承担且坚韧不屈的女性追求自由的气度并不逊于莎菲。无怪乎周扬在1958年时曾说:“多少年来,莎菲女士的灵魂始终附在丁玲的身上,只是后来她穿上了共产主义者的衣裳,因而她的面貌就不那么容易为人们所识别,而她作起坏事来危害也就更大了。”{6}这段味颇浓的政治批判倒是从一定程度上触及了丁玲作品中无法抹去的个性色彩。对于丁玲来说,转变只是转变,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作为一层淡淡的底色依然氤氲在她的作品中。
但是,在强调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的特殊年代,任何文学作品都必然经过革命显微镜的检验。即便是这部高扬政治旗帜的作品,其隐约的个性流露依然被革命那洞穿一切的犀利法眼扫描出了政治病毒。冯雪峰在评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说:“钱文贵的侄女黑妮,我却觉得没有完全写好。对于这个人物,作者的注意力似乎有一点偏向,好像存有一点儿先入之见,要把这个女孩子写成为很可爱的人以赢得人们(书中人物和我们读者都在内)的同情……”{7}对与人民公敌有血缘关系的女性施以同情乃至赞美,这是革命的意识形态所不能容忍的。之后作品虽屡经修改,但作家在建国后愈收愈紧的阶级斗争大网中仍然无法逃脱政治巨掌翻云覆雨的无情拨弄。在强大的现实压力面前,作家终于彻底掩埋了自己的独立精神,社会主义女劳模杜晚香的粉墨登场,宣告了莎菲的浪漫气息成为枯死在书页间的明日黄花。
物换星移,当阶级斗争的硝烟散尽,文学重新回归本来的位置,这部打上了浓郁时代印记的作品仍然能够经得住光阴汰洗而生命力犹存,不是因为其政治性无可挑剔,却恰恰是由于在政治掩盖下作品渗入了作家的独立思考——尽管这支戴着镣铐的舞蹈脚步有些滞重。
当年许多像丁玲一样极富文学才情的作家怀着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无限憧憬奔向延安,他们背叛了家庭,背叛了社会,将个人的荣辱、一己之命运系于政党和民族国家的桅杆上;经历了“整风”之后,他们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背叛了自己的文化传统,情愿或不情愿地消退着作为知识分子的特殊精神秉性。然而跌跌撞撞一路走来,他们以丧失艺术生命为代价换来的政治王国并没有给他们带来预期的幸福。幸与不幸?是也非也?历史自有公论。它所引发的思考是,在政治与文学结盟却又充满抵牾的道路上,作家是否只能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在革命诉求与独立意志之间,作家能不能不顾此失彼,交上一份两全其美的答卷?
{1} 茅盾:《女作家丁玲》,《文艺月报》1933年7月15日。
{2} 常彬:《延安时期丁玲女性立场的坚持与放弃》,《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
{3} 杜霞:《从革命女性到女性革命——丁玲创作对女性解放的探求》,《齐鲁学刊》2000年第5期。
{4} 参见王培元:《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
{5} 王雪瑛:《论丁玲的小说创作》,见郜元宝、孙洁编:《三八节有感——关于丁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77页。
{6} 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人民日报》1958年3月2日。
{7} 冯雪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们文协发展上的意义》,《文艺报》1952年5月25日。
基金项目:该文是河南省博士后项目启动经费二等资助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杨利娟,河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流动站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辑:郭子君 E-mail:guozijun082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