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政治诉求和文艺政治向度凸显查抄袭率

[摘要]中国对文艺社会功能的重视深刻影响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各种合力特别是“文化研究”的推动，催生了由政治文化向文化政治的转变，有着微观政治诉求的文艺凸显政治向度，如何把社会核心价值作为“政治无意识”巧妙地融入文艺发展中，成为党的文化领导权建构面临的难题。
[关键词]文艺的政治向度；文化政治；微观政治诉求；政治无意识；文化领导权
[]A　[文章编号]1007－5801(2011)05－0076－05

一、宏大话语中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文艺的政治向度显现于文艺中的政治意识及其价值导向，创作主体的自觉使文艺的政治向度在特殊时期发挥了难以匹敌的影响力，对此，我们党有着深刻体认。如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通过实地采访，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尤其是和周恩来等，是其笔下最具光辉的人物形象。该书不仅在报告文學创作手法上成为同类作品的典范，在人物刻画、环境描写以及叙事角度几近出神入化；还在政治上获得极大成功，成千上万青年正是读了《西行漫记》，纷纷走上革命道路。《西行漫记》所发挥的作用是世界性的、历史性的、权威性的，是中国革命合法性的文學书写。
文艺的政治向度是文艺发展中的事实存在，是文艺发挥社会作用和担当使命的功能所在。文艺有审美、娱乐功能，还有教化民众、建构公共空间等社会功能，就后一层面而言，在革命时期文艺被视为、号角和动员民众的武器，在和平时期文艺被视为提升素质、塑造“新人”、培养认同感的手段，社会功能的实现离不开文艺的审美功能，这是文艺之为文艺的本性。因此，如何领导文艺成为新政权建设中的重要方面，措施之一就是对作家的“思想改造”。创作主体思想意识的改变，自然影响到文艺作品中的政治向度。葛兰西认为，文學总是表达着某种政治倾向，通过情感和观念的表达，使欣赏者感受作者特定的政治态度。在他看来，新型作家不能人为地造就，他们的产生必须走与人民相结合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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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新文學的诞生，不能不与历史的、政治的、人民的前提有关；一方面，对作家来说，也需要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跟人民的情感融为一体”，成为“人民的组成部分”和“它的代言人”，“至关重要的是，新文學需要把自己的根子扎在实实在在的人民文化的沃土中。”只有两方面的结合才能产生新型作家，这是建立“民族一人民的文學”的根本途径。而在等领导人看来，对作家的思想改造要提升到国家层面。因此，新文學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当代文學被寄予厚望，体现着浓厚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设计”色彩，文學发展要有国家意志，并期望诞生属于新世界的文學巨人和经典作品。正是出于对新中国发展的理想“设计”，文學被赋予对“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和想象的使命。对文學中“新人”的塑造和期盼是革命领袖对中国未来的“设计”之一，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就是这种“设计”的具体文學实践。新中国的社会性质亟须“新人”出场，暗含着新时代必须有“新人”诞生，只是其后这种思想被推向极端化甚至扭曲，出现了“高大全”等英雄形象。所谓“新人”不单指外在面貌和举止的“新”，更重要的是塑造了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心性人格。早在建国初，“从政治战略的高度，十分重视文學艺术等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多次过问文學艺术领域发生的事件，甚至不惜亲自动手修改讨论文學问题的《人民日报》社论，为受压抑的青年作家打抱不平。但即便如此，他依然觉得文學、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建设不像抓政治、军事、经济领域的问题那样得心应手。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在有关文艺问题的讲话中，反复强调文學艺术领域的思想改造和思想斗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事实上，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文學艺术领域运动不断，便是这种思想逻辑的具体体现。小到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大到《海瑞罢官》的批判。这种循环往复的思想政治运动，让很多文化人始终感受到有一种压力的存在。”当时思想文化领域的几次大批判，标志着在政治、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完成，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和转变正同步进行，通过对非无产阶级、非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和思想主张的清理，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价值观。但在改造中难免会带来某种压抑和现实功利化，使原本处于开放领域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因强力的介入而陷入僵化封闭，其结果有可能使马克思主义从一种文化理想与社会理想转变为某一时期的强制性意识形态后，出现对人文价值观念的垄断，而日趋走向狭隘和封闭，从而丧失理想性和开放性。在矛盾冲突中，革命者往往遗忘了“比天平更高一级的还有七弦琴”(雨果语)；在革命进程中，人文意义必然转化为现实涵义，这或许是历史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这种政治思想史留下的遗产，对思考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不无启发。
可以说，无论是热衷还是远离政治，政治对文學的“关心”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自进入现代化进程中，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文艺作为现代国家力量的体现之一，就被自觉地纳入现代国家的目标建设中，被置于社会管理体系中，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愈发紧密。现代意识形态的这种运作方式，使作家难以超然置身于组织系统之外。社会组织与个性自由之间的矛盾、冲突，形成了20世纪中国现当代所特有的社会现象和文學现象。唯有关注和把握此种矛盾、冲突关系，才能真正领会20世纪中后期存在于中国社会与文學、文化之间的关系。面对文學创作的困境和政策调整带来的不适状态，是适从于政治，还是听命于艺术创作的律令，对很多文學家而言左右为难。高度国家化的运作，对政治军事和经济建设可能行之有效，但文化尤其是文艺创作未必可行。当强势的国家意识超出个人心理承受和情感领悟时，社会空间的萎缩会导致文艺创作自由状态的消失，文艺就像一张最具情感表现力的社会脸谱，一旦自由个性有所抒发，其表情就十分生动活泼，一旦社会力量对其有所压抑，其表情就自动收缩变得僵硬。文艺表情的活泼与僵硬影响着文化领导权的建构，显现出文化领导权的特殊性，只有在形成文艺高地并把握发展方向时，领导权才是显性存在的、稳固的，否则文化领导权就会自动萎缩或者“旁落”。一旦把文艺创作纳入整个社会一体化的集中性结构中，文艺创作就难以摆脱结构性的社会困境，自由与压抑之间的张力很难保持适度平衡，就难以有好作品生成。文艺创作离不开政治向度，但政治向度的表现要“适度”，过近则容易对文艺的艺术性造成戕害，过远则难以发挥文艺的社会功能。
从现实性上看，任何革命都不可能一步到位，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社会问题。文化建设和文學发展更是如此，那种“通过一揽子计划更换人间的思想”，被历史证明带来的是人间悲剧，这既对党的事业造成危害，也是对文艺的伤害，其极端化实践背离了文艺发展的常态和规律，过多的社会重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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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颠覆，“在这种时候，谁要是仍然把學术政治和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仅仅看做是‘學术’问题，就显得不明智了。”当前，“三俗”文艺之风的盛行、文化的失序和乱象滋生，以及某些游击战策略的恶搞和颠覆性对抗，伴随新富阶层的崛起及其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尤其是获得经济合法性的新兴阶层，依托经济实力支撑下极强的消费能力在谋求文化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都对党的文化领导权建构产生了多重影响。

三、文艺政治向度的凸显与文化领导权建构

文艺政治向度的凸显，关乎市民社会与公共空间的建构，它以文艺的方式参与“意见”的表达、交流、交换和协商，这对意识形态创新和文化建设提出了挑战。最显著变化就是文化的地位凸显，文化越来越经济化、政治化、审美化、碎片化，文學、历史、美學、社会、经济、政治相互交织和渗透，这成为文學研究范式转型的驱动力和问题域。在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中，促进了文艺理论与审美话语的重构与发展，文化正为这种重构与发展提供综合性的宏观视野，不论是解构或建构，其背后都有着社会／文化权力的博弈。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全球化语境下有着大众文化的互动和“理论旅行”，但同样关注政治维度，西方文化语境与中国文化语境下的价值意味是迥异的。西方文化语境下的价值指向偏于后现代的解构，因而他们注重后理论和小理论；而在中国当下语境中的价值诉求仍偏于现代性的建构，仍然充满了现代性的焦虑，也就是说宏大叙事和宏大话语仍是主流文化中的主导话语。就此而言，利奥塔等人在后现写作技巧论框架中认为解放和启蒙的宏大叙事已接近尾声的观点要受到挑战和修正，在中国，思想解放和启蒙话语不是过时了，而仍是未竟的事业，仍有其现实的合理性，它构成中国深化现代化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成为文化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维度。但必须看到，强势话语的流行并不能有效辐射全社会和所有文化层面，它不但遭遇妥协、协商、抗争乃至游击战策略的颠覆性阅读，还因自说自话的表演性而导致能指与所指的分离，说法与活法的脱节，使其内涵和精神底蕴愈加萎缩和空洞，而渐趋成为一个被看的“景观”。这在理论上不利于意识形态层面的创新，在实践上难以发挥主流文化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新的历史语境下，伴随消费社会景观的狂欢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流行，当下如火如荼的某些“文化研究”催生了文艺的微观政治诉求，文艺的政治向度凸显。“政治”一度成为被文學研究祛魅的“幽灵”，如今这种“幽灵”重新游荡在文化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某些主旋律影视剧在艺术元素和运作模式上向商业性的大众文化趋近，在技巧和商业“卖点”上刺激消费者的快感，甚至在市场营销上和大众文化彼此呼应，似乎是走向文化的化。其实，一则缺乏对政治的深刻理解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坚持；一则没有洞察文艺发展中微观政治诉求的滋生，导致价值观的混乱，出现了一些有票房无口碑的作品。无可否认大片的“娱乐化”倾向俘获了一部分大众重新回到影院，但主流大片的“政治娱乐化和偶像政治化的策略”凸显娱乐的同时，带来的是主流文化教化的弱化，在编码解码过程中，主流叙事的权威和革命意象的神圣性及其价值认同有可能在消费中被消解或置换，使原本聚焦的价值观被散点化；同时助推了文艺发展中微观政治诉求的多向化，弱化了主流文化的引导力和影响力。
面对文化传播渠道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文化消费趋势，主流意识形态不能以僵化的面孔，更不能依靠抽象的法则和宣教来强行灌输。在各种利益的博弈中，主流文化应以个人感悟为基础，以日常生活的自觉践履为内核，在社会交往层面达成共识，由拥有不同利益、价值的人所“共享”，让主流文化传播“寓教于乐”，特别要高度关注“政治无意识”的渗透性。从全球看，美国是一个政治文化特别发达的国家，并且特别注重文化政治的表达和传播。他们把所谓的美国精神和意识形态渗透到美国流行的大众文艺，当美国的大众文化借助高科技的含量和全球文化互动的优势，以文化工业的方式在全球倾销文化产品时，就把美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传播到世界各地，因其特别注重艺术性和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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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性，也就非常巧妙地被文化消费者接受，从而使美国文化以“文化教父”的姿态占据世界舆论和文化发展的制高点，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侵蚀和碾压异质性的民族文化，以维护自身文化“巨无霸”的地位。这种好莱坞大片和迪斯尼制作在后工业化时代形成的高度重视“政治无意识”的渗透性的讲故事能力，对我们如何贯彻和传播社会核心价值观以及文化领导权的建构，具有启示价值。
文化领导权不是强制的刚性霸权，而是一种志愿认同基础上的服从，在当前境遇下，因文化政治的泛化彰显为对大众心理的抚慰和心灵的安顿，外化为一种甘愿服膺的“心灵霸权”和对人心的俘获。它与刚性的经济霸权和政治霸权的获得与巩固不尽一致，而呈现出权力运用的不对称和不均衡特点。尤其是文化领导权建构不能缺乏对普世价值的深刻理解，要在多元文化的交流、对话和互动中建构与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匹配的文化领导权，必须进行意识形态的自我调适，包容尽可能多的普世价值，因为一套具有强烈排他性的特殊价值体系难以赢得多数人赞同。凸显文艺政治向度的崇高性既是大国意识、大国心态的教育，也是对个体心性、精神信仰的教化，在价值诉求上，它不仅切合了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也和普世价值合题。在多元文化博弈中，只有主导文化以文化影响力在与其他文化的竞争、对话、交流、互动中建立包容、开放和相互借鉴的体系，才有助于在全社会建立共同情感和普遍共识，才能为文化领导权建构奠定基础。

(责任编辑　赵社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