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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盛唐”，这一“唐朝的黄金时期”，或许在社会经济上尚有能与之匹敌的时代，但是就文学而言，没有任何一个朝代能
关键词：盛唐气象诗人气质主体创造性社会气象艺术风格
：A
一浅析“盛唐气象”
盛唐气象，在后世读者看来，是一个以玄宗朝为中心的文学繁盛和文学天才幸运地巧合相遇的时刻，这里闪耀着独一无二、辉煌壮丽的光彩，世人对此怀有这样的敬畏是有道理的。无论是家喻户晓的诗人，还是传颂千古的名篇，都使得任何人无法忽视这个时代的流光溢彩。然而，这种特殊的光彩却也掩盖了这一时期文学的庐山真面目：一个持续变化的复杂过程，却被看成是天才和多样化风格的灵光乍现，即便其消失也是一样迅速，但却留给后代无限的遐想和追赶，以至于都快逐渐忘却其作为文学本该有的规律和表现。
首先，我们有必要先简单地辨析一下“盛唐气象”中“盛唐”和“气象”的关系。如果按照历史的划分方法，盛唐自然不能包括大历和天宝年后，安史之乱早使“盛唐”不“盛”。但倘若如此，无论严羽，还是后世论“盛唐诗”的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将李杜等一干诗人在大历天宝年间的创作纳入讨论范围。由此可见，所谓“盛唐气象”，应当是一种美学范畴或美学特征，即具备这种“气象”的诗歌，就可被认为有“气象”。其实我们也明白，时代风气之升降，并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文学之变迁，也并不一定马上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种时代的变化要反映到作品中，还需要一个中间的过程。此外，我们亦需要摆脱历史分期的干扰，避免史学的研究态度和方法对文学造成的影响，然后再于文学本身中寻找其表现。
既然如此，“盛唐气象”的特征是什么？要考查这些，既要了解历代诸公对“盛唐”诗歌的理解和它的实际表现，也要从整体上去把握。严羽认为，“气象”是诗法五种之一，又说：“气象，不可寻枝摘叶。”虽讲的不是盛唐，但对“气象”一词的诠释却非常力道——所谓的“气象”，应当是这一时代的整体风貌，是文学领域内主流文学所反映的现实，是大多数文学作品的精神风貌，而不是全部风貌。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盛唐这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从事诗歌创作的人有名无名者不计其数，他们创作的诗歌可谓百花齐放、百舸争流，但我们不能说盛唐诗歌都有“盛唐气象”，都“气象雄浑”。毕竟，还有相当数量的宫廷诗、谄媚诗、讽喻诗，它们在内容上或表现狭窄、缺乏骨气，或过于灰暗、消极避世，这些都与“盛唐气象”的美学意蕴格格不入，因此说，盛唐诗歌并非都有“盛唐气象”。
据此，所谓盛唐气象，当是特指盛唐诗歌所带来的独特的美感呈现。这种美感是盛唐诗歌作者的个人气质与其表现的气象万千之间的微妙的统一与糅合，并能集中反映出盛唐诗人独特的精神面貌和高度的创造性。盛唐诗人由于生活在这样一个被标识的时代，不可避免地与整个时代脉搏相通，且心心相连。同样，又由于盛唐诗人生活在这样一个宽容的时代，其创作中自然又会带有大量鲜明独特的个人色彩，从而呈现出盛唐某些共同或类似的思想艺术特色。盛唐气象应当正是对盛唐诗歌的一种共性的整体把握，是一种包容的、蕴藉的，对这一整体把握的统合概念。
二“气”——诗人气质与主体创造性
“气象”在中国古典文献当中，是两个独立的名词。“气”与“象”最初都是哲学范围内讨论的主题。“气”最初是被当作宇宙间的元气而存在，而人的存在也需借助这种气生存，所以这个概念一直被广泛关注。而第一次将“气”的概念引入文学的是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写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可见，作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章的成败大多决定于作者的“气”。而这种“气”一旦进入文学领域，将极具个人化色彩，难以复制和模仿。后代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则更加明确地提到“气有刚柔”、“情与气偕，辞共体并”。这里的“文气”，主要是作者的个人气质与其文学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主体精神气质的混合，是在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具有高度生命力的创造性体现。
由于唐朝开元、天宝时期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环境，社会的风骨气象传染给了诗人，诗人也创造了诗史上的高峰。随意翻翻盛唐诗歌，其“气”自是与其他时期不同，自信、典雅、奋发、浑厚、慷慨、飘逸、高远、清旷、刚健，等等，均为其突出的特征。在这一时代，李白是极为出色的代表，他丰富的人生经历以及极具个人化色彩的诗风，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气”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
众所周知，李白的家庭充满了神秘色彩，他出生于安西都护府碎叶城，古时为胡蛮之地。在他大约五岁的时候，父亲带着他偷偷地潜回了中原，迁居绵州彰明县。在少年时期，李白携带着家里给的盘缠，佩上心爱的古剑，仗剑天涯，浪游四方。这段时期，诗人留下了数量丰富、质量惊人的诗作。从他所吟咏的内容上看，尽管对象千差万别，但表达的情感体验却有许多共同之处，显示了作者不安分的灵魂和永远激荡澎湃的心灵。而在漫游当中，李白的内心交织着对政治仕途的热衷，几次出入长安的经历给诗人漂泊的一生赋予了浓重的功名色彩。浪漫主义的李白似乎在这一点上不够浪漫，而显得世俗。但是，如果不从李白的经历而是从其作品入手，往往却又发现他的诗，或者说他的思想，其实是幼稚的。然而，我们要感谢诗人的幼稚，正是这种与现实无关紧要的幼稚，加上李白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崇高的政治热情，才形成了他独特的“为文之气”，从而带给读者的文学表现就是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虚实相生的自由精神、真挚的情感表达。这位一生放浪形骸、热衷于功名，却屡战屡败、最终潦倒而死的诗人，已经成了唐诗的传奇。“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已深深地镌刻着李白的印记——强烈的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毫不压抑收敛的感情表达、排山倒海的行文气势。如果说，一位诗人的个人气质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的作品，李白无疑是最好的典范。当然，王维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的借鉴丝毫不亚于李白。在人生道路上，和李白大相径庭的摩诘在展现自我气质的本领上亦有独到之处。他精通禅理，擅长绘画，具有艺术家的睿智与幽静，身居高位却最终辞官归隐。王维没有李白的意气风发，但多了几分气定神闲、怡然自得，这些气质在王维的笔下，化为一篇篇清丽脱俗的山水田园诗。比如，那首脍炙人口的《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诗人不直抒胸臆，而是将这些意象点缀起来，营造出空灵的气氛，让读者与他一起心游太虚，感受那种动静结合、虚实相生的象外之趣。不得不说，虽然王维的创作方法与李白相去甚远，但是他们诗文中对自身“为文之气”的贯彻却是如出一辙的，那就是将自己的情感和意志深深地浸入创作之中，并最终达到文章与自我的统合。
三“象”——社会气象与艺术风格
“象”在中国古典文献中，也不乏论述。但在最初，象被当作表象的方法，后有“孔子作十翼，上下彖、上下象、上下当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万物之体自然，各有形象，圣人设卦，以写万物之象”。魏晋之时，文学进入自觉的时代，“象”在这一时期也于文学领域内进行深入讨论。刘勰在《文心雕龙》里称：“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这里，我们大可以将“象”理解为事物、事情、事理等概念的统称。然而，我们更多需要看到的，应当是“象”在文学领域内被赋予更深的意蕴。经过诗人加工后的“象”，往往给我们一种未划分的、没有明确意识的可感效果，简而言之，就是一种“化成天下”的感觉。而这种特殊美感的行程，自然离不开作为对象的事物特征以及表现这些特征的艺术方法。
就像盛唐诗歌中绝不只有汪洋恣肆和天马行空，更有一大批密切联系社会实际的诗人，创作出大量反映唐朝社会现实的作品，这其中杜甫是最杰出的。纵观杜甫的诗歌，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他对社会生活的热切反映和关怀。杜甫的代表作“三吏”、“三别”反映的社会面之广，为历代文学作品之罕见。因此，“三吏”、“三别”才能以“诗史”彪炳千古，杜甫本人更是得“诗圣”之名流传百世。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杜甫，面对现实的黑暗、政治的腐败，没有丝毫的回避，而是大胆地揭露矛盾、讽喻时事，用自己的笔触真实地反映了客观现实。如《垂老别》中描写了老翁暮年从军，告别年迈的老妻的情景。老翁临别之际，明知“是死别”，还得搀扶起老妻，感伤她的孤寒无依。老妻也明白此去“必不归”，还劝慰老翁保重身体，真是叫人“塌然摧肺肝”，从而深切地表现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总结起
与之相和的是，同样深深扎根于现实社会的边塞诗，不仅在社会的表现层面上，也在艺术表现方式上呈现出与杜甫的现实主义截然不同的特征。代表诗人高适、岑参原本就胸襟不凡，加之他们对雄奇壮伟的边塞风物具有特殊的感情和浓烈的欣赏兴趣，边塞风物自然而然地构成了他们诗歌中“亮丽的风景线”。于是，在他们的诗歌中，抒发个人清醒开阔的情感的同时，又能体现出雄浑的艺术风格。这批满怀生存忧患的诗人，他们在诗歌中所折射出的盛世悲音，不同于衰世之悲，而是包蕴着忧世救世的仁者情怀、傲对权贵的抗争精神和超脱痛苦的自由意志。这种盛世之音，发之于诗，便形成了雄浑悲壮的盛唐气象，其基本特质是悲壮与雄浑相兼。作为诗坛上一朵美丽的奇葩，它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其实，盛唐诗歌中无论诗人写边塞、咏山水，还是叹身世、饮美酒，无不体现这样的雄浑美、壮丽美。于是，有人得出结论：盛唐诗壮而不悲。本文亦认为，用“雄浑悲壮”四个字来概括盛唐气象的艺术特征为是得当的。
以上，全文从诗人与社会、表现手法与思想内容，并依附“气”与“象”的辨析，浅谈“盛唐气象”的文学表现。无论是李白的浪漫主义，还是杜甫的现实主义，亦或是雄浑壮阔的边塞诗，都是盛唐气象浑然一体的体现，我们没有必要孤立地看待其中的任何一个题材形式或诗人作品，因为盛唐气象既不是一两个诗人所能代表的，也不是能摆脱内在发展历程、独立为一个光辉灿烂瞬间的。这是一个兼收并蓄的时代，也是一种浑厚雄然、海纳百川的时代，只有摆脱固有的成见，将“盛唐气象”从文学的神殿上拉下来，才能明白，这才是“盛唐气象”之所以伟大的部分原因：“盛唐既拥有单独的、统一的美学标准，又允许诗人充分自由地发挥各项才能；既植根于历史和社会背景的现实世界，又处处洋溢着诗人们汪洋恣肆、天马行空的想象。”这样的“包容”、“雄浑”、“气象”、“风骨”，或许才是盛唐气象留给文学最大的瑰宝。
参考文献：
[美]宇文所安：《盛唐诗》，三联书社，2004年版。
孙琴安：《唐诗与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 陶文鹏：《盛唐山水田园诗歌鉴赏》，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 聂石樵：《唐代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 严羽：《沧浪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6] 刘勰：《文心雕龙》，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7] 李天保：《“盛唐气象”的概念生成及再审视》，《中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8] 雒海宁：《从唐诗看唐边塞气象》，《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9] 李岳：《论盛唐气象》，《语文学刊》（高教版），2005年第7期。
[10] 王秀芹：《盛唐气象的渊源及其展开》，《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作者简介：吴海，男，1991—，江苏连云港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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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匹敌。本文拟在先对“盛唐气象”这一名词的解析展开结构，再依照两条线索——诗人与社会、作品的主题思想和艺术手法，契合“气”与“象”的阐释，在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浅析“盛唐气象”的文学表现。关键词：盛唐气象诗人气质主体创造性社会气象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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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浅析“盛唐气象”
盛唐气象，在后世读者看来，是一个以玄宗朝为中心的文学繁盛和文学天才幸运地巧合相遇的时刻，这里闪耀着独一无二、辉煌壮丽的光彩，世人对此怀有这样的敬畏是有道理的。无论是家喻户晓的诗人，还是传颂千古的名篇，都使得任何人无法忽视这个时代的流光溢彩。然而，这种特殊的光彩却也掩盖了这一时期文学的庐山真面目：一个持续变化的复杂过程，却被看成是天才和多样化风格的灵光乍现，即便其消失也是一样迅速，但却留给后代无限的遐想和追赶，以至于都快逐渐忘却其作为文学本该有的规律和表现。
首先，我们有必要先简单地辨析一下“盛唐气象”中“盛唐”和“气象”的关系。如果按照历史的划分方法，盛唐自然不能包括大历和天宝年后，安史之乱早使“盛唐”不“盛”。但倘若如此，无论严羽，还是后世论“盛唐诗”的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将李杜等一干诗人在大历天宝年间的创作纳入讨论范围。由此可见，所谓“盛唐气象”，应当是一种美学范畴或美学特征，即具备这种“气象”的诗歌，就可被认为有“气象”。其实我们也明白，时代风气之升降，并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文学之变迁，也并不一定马上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种时代的变化要反映到作品中，还需要一个中间的过程。此外，我们亦需要摆脱历史分期的干扰，避免史学的研究态度和方法对文学造成的影响，然后再于文学本身中寻找其表现。
既然如此，“盛唐气象”的特征是什么？要考查这些，既要了解历代诸公对“盛唐”诗歌的理解和它的实际表现，也要从整体上去把握。严羽认为，“气象”是诗法五种之一，又说：“气象，不可寻枝摘叶。”虽讲的不是盛唐，但对“气象”一词的诠释却非常力道——所谓的“气象”，应当是这一时代的整体风貌，是文学领域内主流文学所反映的现实，是大多数文学作品的精神风貌，而不是全部风貌。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盛唐这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从事诗歌创作的人有名无名者不计其数，他们创作的诗歌可谓百花齐放、百舸争流，但我们不能说盛唐诗歌都有“盛唐气象”，都“气象雄浑”。毕竟，还有相当数量的宫廷诗、谄媚诗、讽喻诗，它们在内容上或表现狭窄、缺乏骨气，或过于灰暗、消极避世，这些都与“盛唐气象”的美学意蕴格格不入，因此说，盛唐诗歌并非都有“盛唐气象”。
据此，所谓盛唐气象，当是特指盛唐诗歌所带来的独特的美感呈现。这种美感是盛唐诗歌作者的个人气质与其表现的气象万千之间的微妙的统一与糅合，并能集中反映出盛唐诗人独特的精神面貌和高度的创造性。盛唐诗人由于生活在这样一个被标识的时代，不可避免地与整个时代脉搏相通，且心心相连。同样，又由于盛唐诗人生活在这样一个宽容的时代，其创作中自然又会带有大量鲜明独特的个人色彩，从而呈现出盛唐某些共同或类似的思想艺术特色。盛唐气象应当正是对盛唐诗歌的一种共性的整体把握，是一种包容的、蕴藉的，对这一整体把握的统合概念。
二“气”——诗人气质与主体创造性
“气象”在中国古典文献当中，是两个独立的名词。“气”与“象”最初都是哲学范围内讨论的主题。“气”最初是被当作宇宙间的元气而存在，而人的存在也需借助这种气生存，所以这个概念一直被广泛关注。而第一次将“气”的概念引入文学的是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写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可见，作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章的成败大多决定于作者的“气”。而这种“气”一旦进入文学领域，将极具个人化色彩，难以复制和模仿。后代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则更加明确地提到“气有刚柔”、“情与气偕，辞共体并”。这里的“文气”，主要是作者的个人气质与其文学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主体精神气质的混合，是在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具有高度生命力的创造性体现。
由于唐朝开元、天宝时期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环境，社会的风骨气象传染给了诗人，诗人也创造了诗史上的高峰。随意翻翻盛唐诗歌，其“气”自是与其他时期不同，自信、典雅、奋发、浑厚、慷慨、飘逸、高远、清旷、刚健，等等，均为其突出的特征。在这一时代，李白是极为出色的代表，他丰富的人生经历以及极具个人化色彩的诗风，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气”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
众所周知，李白的家庭充满了神秘色彩，他出生于安西都护府碎叶城，古时为胡蛮之地。在他大约五岁的时候，父亲带着他偷偷地潜回了中原，迁居绵州彰明县。在少年时期，李白携带着家里给的盘缠，佩上心爱的古剑，仗剑天涯，浪游四方。这段时期，诗人留下了数量丰富、质量惊人的诗作。从他所吟咏的内容上看，尽管对象千差万别，但表达的情感体验却有许多共同之处，显示了作者不安分的灵魂和永远激荡澎湃的心灵。而在漫游当中，李白的内心交织着对政治仕途的热衷，几次出入长安的经历给诗人漂泊的一生赋予了浓重的功名色彩。浪漫主义的李白似乎在这一点上不够浪漫，而显得世俗。但是，如果不从李白的经历而是从其作品入手，往往却又发现他的诗，或者说他的思想，其实是幼稚的。然而，我们要感谢诗人的幼稚，正是这种与现实无关紧要的幼稚，加上李白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崇高的政治热情，才形成了他独特的“为文之气”，从而带给读者的文学表现就是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虚实相生的自由精神、真挚的情感表达。这位一生放浪形骸、热衷于功名，却屡战屡败、最终潦倒而死的诗人，已经成了唐诗的传奇。“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已深深地镌刻着李白的印记——强烈的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毫不压抑收敛的感情表达、排山倒海的行文气势。如果说，一位诗人的个人气质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的作品，李白无疑是最好的典范。当然，王维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的借鉴丝毫不亚于李白。在人生道路上，和李白大相径庭的摩诘在展现自我气质的本领上亦有独到之处。他精通禅理，擅长绘画，具有艺术家的睿智与幽静，身居高位却最终辞官归隐。王维没有李白的意气风发，但多了几分气定神闲、怡然自得，这些气质在王维的笔下，化为一篇篇清丽脱俗的山水田园诗。比如，那首脍炙人口的《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诗人不直抒胸臆，而是将这些意象点缀起来，营造出空灵的气氛，让读者与他一起心游太虚，感受那种动静结合、虚实相生的象外之趣。不得不说，虽然王维的创作方法与李白相去甚远，但是他们诗文中对自身“为文之气”的贯彻却是如出一辙的，那就是将自己的情感和意志深深地浸入创作之中，并最终达到文章与自我的统合。
三“象”——社会气象与艺术风格
“象”在中国古典文献中，也不乏论述。但在最初，象被当作表象的方法，后有“孔子作十翼，上下彖、上下象、上下当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万物之体自然，各有形象，圣人设卦，以写万物之象”。魏晋之时，文学进入自觉的时代，“象”在这一时期也于文学领域内进行深入讨论。刘勰在《文心雕龙》里称：“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这里，我们大可以将“象”理解为事物、事情、事理等概念的统称。然而，我们更多需要看到的，应当是“象”在文学领域内被赋予更深的意蕴。经过诗人加工后的“象”，往往给我们一种未划分的、没有明确意识的可感效果，简而言之，就是一种“化成天下”的感觉。而这种特殊美感的行程，自然离不开作为对象的事物特征以及表现这些特征的艺术方法。
就像盛唐诗歌中绝不只有汪洋恣肆和天马行空，更有一大批密切联系社会实际的诗人，创作出大量反映唐朝社会现实的作品，这其中杜甫是最杰出的。纵观杜甫的诗歌，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他对社会生活的热切反映和关怀。杜甫的代表作“三吏”、“三别”反映的社会面之广，为历代文学作品之罕见。因此，“三吏”、“三别”才能以“诗史”彪炳千古，杜甫本人更是得“诗圣”之名流传百世。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杜甫，面对现实的黑暗、政治的腐败，没有丝毫的回避，而是大胆地揭露矛盾、讽喻时事，用自己的笔触真实地反映了客观现实。如《垂老别》中描写了老翁暮年从军，告别年迈的老妻的情景。老翁临别之际，明知“是死别”，还得搀扶起老妻，感伤她的孤寒无依。老妻也明白此去“必不归”，还劝慰老翁保重身体，真是叫人“塌然摧肺肝”，从而深切地表现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总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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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杜甫诗歌运用现实主义手法主要在反映人民生活疾苦基础上讽喻时事，表现出诗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从而奠定了“史诗”的正统地位。与之相和的是，同样深深扎根于现实社会的边塞诗，不仅在社会的表现层面上，也在艺术表现方式上呈现出与杜甫的现实主义截然不同的特征。代表诗人高适、岑参原本就胸襟不凡，加之他们对雄奇壮伟的边塞风物具有特殊的感情和浓烈的欣赏兴趣，边塞风物自然而然地构成了他们诗歌中“亮丽的风景线”。于是，在他们的诗歌中，抒发个人清醒开阔的情感的同时，又能体现出雄浑的艺术风格。这批满怀生存忧患的诗人，他们在诗歌中所折射出的盛世悲音，不同于衰世之悲，而是包蕴着忧世救世的仁者情怀、傲对权贵的抗争精神和超脱痛苦的自由意志。这种盛世之音，发之于诗，便形成了雄浑悲壮的盛唐气象，其基本特质是悲壮与雄浑相兼。作为诗坛上一朵美丽的奇葩，它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其实，盛唐诗歌中无论诗人写边塞、咏山水，还是叹身世、饮美酒，无不体现这样的雄浑美、壮丽美。于是，有人得出结论：盛唐诗壮而不悲。本文亦认为，用“雄浑悲壮”四个字来概括盛唐气象的艺术特征为是得当的。
以上，全文从诗人与社会、表现手法与思想内容，并依附“气”与“象”的辨析，浅谈“盛唐气象”的文学表现。无论是李白的浪漫主义，还是杜甫的现实主义，亦或是雄浑壮阔的边塞诗，都是盛唐气象浑然一体的体现，我们没有必要孤立地看待其中的任何一个题材形式或诗人作品，因为盛唐气象既不是一两个诗人所能代表的，也不是能摆脱内在发展历程、独立为一个光辉灿烂瞬间的。这是一个兼收并蓄的时代，也是一种浑厚雄然、海纳百川的时代，只有摆脱固有的成见，将“盛唐气象”从文学的神殿上拉下来，才能明白，这才是“盛唐气象”之所以伟大的部分原因：“盛唐既拥有单独的、统一的美学标准，又允许诗人充分自由地发挥各项才能；既植根于历史和社会背景的现实世界，又处处洋溢着诗人们汪洋恣肆、天马行空的想象。”这样的“包容”、“雄浑”、“气象”、“风骨”，或许才是盛唐气象留给文学最大的瑰宝。
参考文献：
[美]宇文所安：《盛唐诗》，三联书社，2004年版。
孙琴安：《唐诗与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 陶文鹏：《盛唐山水田园诗歌鉴赏》，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 聂石樵：《唐代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 严羽：《沧浪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6] 刘勰：《文心雕龙》，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7] 李天保：《“盛唐气象”的概念生成及再审视》，《中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8] 雒海宁：《从唐诗看唐边塞气象》，《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9] 李岳：《论盛唐气象》，《语文学刊》（高教版），2005年第7期。
[10] 王秀芹：《盛唐气象的渊源及其展开》，《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作者简介：吴海，男，1991—，江苏连云港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