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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型工程规划设计决策正面临着以“邻避”为代表的环境异议的困局。“邻避情结”解析结论表明，传统的先验性由专家共同体确定工程技术参数与边界条
关键词：工程规划设计；工程决策；邻避；风险社会；响应式设计
美国电机工程发明与设计大师米登多夫指出，“工程设计是一个重复的决策制定活动”。意即在管理视角下，工程设计过程也是一个决策过程。传统的工程规划设计决策是以设计规范和标准为原则，规范和标准则来自于对工程和技术已有的知识或认知。然而，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认为，作为工业化的产品以及技术创新的副作用，它是我们对知识仍有许多“无知”的领域情况下开展过分自信的决策所引发的（郭巍青、陈晓运，2011）。就工程设施而言，贝克所言“副作用”表现为工程或设施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污染等负外部性，负外部性被公众感知就构成了社会风险。在现代社会，公众的风险意识在提高，当他们感知风险时，必然提出规避风险的诉求。如果诉求得不到“响应”，他们只能采取“集体行动”或其他非理性的行为，排斥和阻碍地区开发或工程兴建，许多工程因之而失败。因此，现实需要人们对目前的大型工程规划设计决策程序与方法加以审视。
可见，在全球范围内，许多大型工程项目规划设计决策均遭遇了“邻避”困局。这一困局的根源究竟在哪？根据荣格心理学理论，“邻避情结”可解释为人类内心所固有的保护自身健康、生活环境和财产免遭损失的情感，是一种典型的群体心理现象，属于“集体无意识”形态。“集体无意识”内容是原始意向（原型），原型与本能彼此决定，当一种与特定原型相对应的情境出现时，这种原型就被激发并不可抗拒地表现出来，形成一种本能的冲动。因此，“邻避”的真正根源是与“邻避情结”的原型被相对应情境所触发。
这种情境是什么？郭巍青、陈晓运（2011）将邻避冲突归于居民对设施的技术风险感知和社会建构及其与政府在风险定义争夺中形成的环境异议，NIMBY一词原创者——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学教授Michael O'Hare将设施受当地居民排斥的原因归于设施的负外部性问题。公众的风险建构源于设施的负外部性，所以这种情境可定义为：由于某些工程或设施存在负外部性，当居民“被”临近时，居民风险感知的“瞬时”，“邻避情结”得以触发。现实中观察到，公众乐意与产生正外部性的工程或设施（如公园、学校、银行、地铁等设施）为邻，这是“邻避情境”定义的一个侧面注解。
至此，可认为“邻避情结”触发的关键，一是设施与居民的“安全距离”长短；二是负外部性的强弱。这两方面都对大型工程规划设计决策提出了新的挑战，垃圾焚烧发电厂兴建中的环境异议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国家环境保护部、发改委和能源局联系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环发[2008]82号文）附件。然而，近年来按照这一规范规划选址和设计的许多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均遭遇“邻避”而搁浅，著名的案例有广州番禺项目（选址阶段）和苏州吴江项目（已建成）等。
然而，随着全球性以“邻避运动”为特征之一的风险社会来临，传统的工程规划决策程序遭遇了挫折。20世纪中叶以后，工业文明的创新技术所产生的尚不能被人类所充分掌握的副作用，构成了新的风险积累。贝克指出，现代世界正在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变，并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社会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是进入高风险社会”。（薛晓源，2005）。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现在的社会生活比以前的更为危险了，而是人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增强了。正是这种个人风险意识的加强，公众对工程的负外部性产生的风险认识和感知增强，对工程安全性的要求程度更高。
传统程序是由政府通过专家垄断技术知识的定义和解释，以高度抽象的科学逻辑，论证技术的安全性。在中国语境下，政府通过“技术先进”、“公共利益”等话语，进行技术风险的“安全叙述”。但是，在风险社会中，“风险不仅依托国家的认知塑造，同时有赖民众的个体感知”（郭巍青、陈晓运，2011）。不同于专家，受影响的公众凭个体生活、观察经验及受害者的方式去界定风险，广州番禺垃圾厂选址事件中，居民就以传闻的“广州李坑垃圾焚烧厂周边居民癌症病人比以前多了70%～90%”作为一个证据，不仅质疑现行规范的“300米”安全距离，甚至对该工程距离居民区3公里的安全区域提出疑问。
实践中的经验也使“响应式”策略的可行性得到验证。日本作为垃圾焚烧先行者，经历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无序焚烧过程，空气与土壤中二英含量均严重超标，类似的设施建设同样遇到“邻避”困局。为此，90年代始日本政府规定二噁英排放量不得超过0.1pgTEQ/m3，并采取最严格的前期分类回收以及资源化利用措施，垃圾焚烧所产生的危害已大幅降低。厂址选择规定与居民聚集区的距离是是根据烟囱高度计算出尘埃可能飘落最大距离的两倍，但最终的厂址仍是在社区居民参与下确定。例如，武藏野市垃圾焚烧厂最后选址定在刚落成的市政府办公楼附近（人民网，2009）。
我国工程建设中所遭遇的“邻避冲突”事件也显示了推行“响应式”大型工程规划设计决策机制的意义。以苏州吴江垃圾焚烧厂（吴江绿洲环保热电有限公司）为例，2009年在该厂接近完工时，因周边居民的大规模群体性行为，未能投入使用而闲置至今。课题组对该厂实地走访发现，离厂区最近的平西村直线距离只有300多米，建厂拆迁居民绝大多数安置在该居民点；密集1 400余家企业、人口众多的千年古镇——平望镇，直线距离为1.5公里。对周边居民结构性访谈（受访者总人数为95人）统计结果显示，尽管选址在政府网站公示，但平西村的受访者12人中，只有55%的人在还没有动工之前才了解到工厂性质，且大多是在拆迁动员时才确知，另有18%的人是在开始动工后、27%的人是在建成后才确知，而其中82%的人是通过街谈巷议才知道该了解到该厂的性质；平望镇受访者54人中，有78%在该厂动工后或在该厂建成后才知道该厂（多数人并不了解该厂的性质）。数据表明，相关部门在项目选址决策中，并没有进行充分的宣传工作，当地居民未能得到参与工程规划选址决策的机会。尽管如此，受访者中仍有70%的人支持采用焚烧技术处理垃圾。可以设想，如果采用“响应式”策略，即使最终厂址方案被居民否决，也不至于让投资3亿多元的设施遭废弃，更不会发生较大社会影响、影响社会稳定的件。
参考文献：
1. 沙立文等著.邵颖红等译.工程经济学.第13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2. 郭巍青,陈晓运.风险社会的环境异议——以广州市民反对垃圾焚烧厂建设为例.公共行政评论，2011，（1）.
5. 丘昌泰．邻避情结与社区治理：台湾环保抗争的困局与出路.台湾：韦伯文化出版社，2007.
6. Edelstein MR．Contaminated communities：th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impacts of residential toxic exposure．Westview Press，Boulder，1988.
7. Minehart D， Neeman Z．Effective sitting of waste treatment facilities．J Environ Econ Manage，2002，（43）.
8. Burningham K ．Using the Language of NIMBY：A topicfor research，not an activity for researchers．Local Environment，2000，（5）.
9. O'Hare M．Not on my block you don't： facility sitting and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compensation．Public Policy，1977，25（4）.
10. 刘云月，马纯杰．建筑经济．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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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罗云毅.“十二五”投资规模展望.中国投资，2011，（5）.
19. 古贝,林肯著.秦霖，蒋燕玲等译.第四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0. 余潇枫，张东和．社区主义：公共建设的新走向.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10（1）.
21. 顾丽梅．挑战、批判与反思：解读当代西方的新公共参与理论．浙江学刊，2009，（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项目号：10YJAZH033）、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吗号：2010ZDIXM004）、东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重大科学研究引导
作者简介：黄有亮，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副教授，博士；张涛，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研究员级高工，同济大学博士生；陈伟，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硕士生；刘佳佳，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硕士生。
收稿日期：2012-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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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决策程序已不合时宜。文章勾画出当下大型工程规划设计决策的背景图像，认为在风险社会下公众有强烈的直接参与决策需求，如果体制内无法满足，他们则倾向于以“集体行动”等方式在体制外寻求他们的决策权。为此，文章提出以一种“响应式”策略构建决策机制，并从社区主义和新公共参与理论、他国经验及本地的“邻避”案例等几方面，论证了该策略与中国的社会管理改革方向相一致，是一个技术上更加胜任且符合和精神的决策程序。关键词：工程规划设计；工程决策；邻避；风险社会；响应式设计
美国电机工程发明与设计大师米登多夫指出，“工程设计是一个重复的决策制定活动”。意即在管理视角下，工程设计过程也是一个决策过程。传统的工程规划设计决策是以设计规范和标准为原则，规范和标准则来自于对工程和技术已有的知识或认知。然而，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认为，作为工业化的产品以及技术创新的副作用，它是我们对知识仍有许多“无知”的领域情况下开展过分自信的决策所引发的（郭巍青、陈晓运，2011）。就工程设施而言，贝克所言“副作用”表现为工程或设施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污染等负外部性，负外部性被公众感知就构成了社会风险。在现代社会，公众的风险意识在提高，当他们感知风险时，必然提出规避风险的诉求。如果诉求得不到“响应”，他们只能采取“集体行动”或其他非理性的行为，排斥和阻碍地区开发或工程兴建，许多工程因之而失败。因此，现实需要人们对目前的大型工程规划设计决策程序与方法加以审视。
一、 “邻避”困局：现代大型工程规划设计决策面临的挑战
目前，“邻避”成为国内一个很热的词汇，即对于政府推行或兴建的大型工程或公共设施，居民能理解其对社会整体而言是必要的，但又强烈反对其与自己居住区毗邻。近年来，我国“邻避事件”数量呈明显上升趋势，经媒体报道，社会影响较大的如2007年刚开始兴建的厦门PX（对二甲苯）化工项目因为市民集体行动抵制活动而被迫迁址；2009年政府公布广州番禺区生活垃圾焚烧厂的选址地点定在番禺区大石街会江村附近，遭到周边市民的强烈反对而搁浅；2011年11月北京海淀西二旗餐厨垃圾相对集中资源化处理站项目公示后，附近二三百名居民举着反对垃圾处理场条幅聚会。可见，在全球范围内，许多大型工程项目规划设计决策均遭遇了“邻避”困局。这一困局的根源究竟在哪？根据荣格心理学理论，“邻避情结”可解释为人类内心所固有的保护自身健康、生活环境和财产免遭损失的情感，是一种典型的群体心理现象，属于“集体无意识”形态。“集体无意识”内容是原始意向（原型），原型与本能彼此决定，当一种与特定原型相对应的情境出现时，这种原型就被激发并不可抗拒地表现出来，形成一种本能的冲动。因此，“邻避”的真正根源是与“邻避情结”的原型被相对应情境所触发。
这种情境是什么？郭巍青、陈晓运（2011）将邻避冲突归于居民对设施的技术风险感知和社会建构及其与政府在风险定义争夺中形成的环境异议，NIMBY一词原创者——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学教授Michael O'Hare将设施受当地居民排斥的原因归于设施的负外部性问题。公众的风险建构源于设施的负外部性，所以这种情境可定义为：由于某些工程或设施存在负外部性，当居民“被”临近时，居民风险感知的“瞬时”，“邻避情结”得以触发。现实中观察到，公众乐意与产生正外部性的工程或设施（如公园、学校、银行、地铁等设施）为邻，这是“邻避情境”定义的一个侧面注解。
至此，可认为“邻避情结”触发的关键，一是设施与居民的“安全距离”长短；二是负外部性的强弱。这两方面都对大型工程规划设计决策提出了新的挑战，垃圾焚烧发电厂兴建中的环境异议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国家环境保护部、发改委和能源局联系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环发[2008]82号文）附件。然而，近年来按照这一规范规划选址和设计的许多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均遭遇“邻避”而搁浅，著名的案例有广州番禺项目（选址阶段）和苏州吴江项目（已建成）等。
二、 风险社会视阈下的传统大型工程规划设计决策程序反思
传统工程规划设计决策程序中，工程的兴办者（投资者、建设单位或公共设施的政府责任机构等）是规划设计方案的直接决策者。但是，他只是拥有对最终方案的选择权，因为他并不了解专业知识，他只能依据设计师对方案的解释进行决策。设计方案的细节及专业技术内容的决定权则属于设计师，兴办者只有建议权（刘云月、马纯杰，2004：51）。然而，随着全球性以“邻避运动”为特征之一的风险社会来临，传统的工程规划决策程序遭遇了挫折。20世纪中叶以后，工业文明的创新技术所产生的尚不能被人类所充分掌握的副作用，构成了新的风险积累。贝克指出，现代世界正在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变，并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社会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是进入高风险社会”。（薛晓源，2005）。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现在的社会生活比以前的更为危险了，而是人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增强了。正是这种个人风险意识的加强，公众对工程的负外部性产生的风险认识和感知增强，对工程安全性的要求程度更高。
传统程序是由政府通过专家垄断技术知识的定义和解释，以高度抽象的科学逻辑，论证技术的安全性。在中国语境下，政府通过“技术先进”、“公共利益”等话语，进行技术风险的“安全叙述”。但是，在风险社会中，“风险不仅依托国家的认知塑造，同时有赖民众的个体感知”（郭巍青、陈晓运，2011）。不同于专家，受影响的公众凭个体生活、观察经验及受害者的方式去界定风险，广州番禺垃圾厂选址事件中，居民就以传闻的“广州李坑垃圾焚烧厂周边居民癌症病人比以前多了70%～90%”作为一个证据，不仅质疑现行规范的“300米”安全距离，甚至对该工程距离居民区3公里的安全区域提出疑问。
源于：论文写作www.udooo.com
理论上，“响应式”大型工程规划设计决策机制与所提出的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体系总方针相一致，符合当代社区主义精神和新公共参与理论。余潇枫、张东和（2002）认为以国家理性为价值尺度的“国家主义”在中国正趋向衰微，以“个人自由加公共利益”为精神实质的社区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精神价值取向，适应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需要。进入21世纪之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公共参与在政府治理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新公共参与理论强调公民不是简单参与政策的制定、影响政策制定过程或对政府决策与执行施加压力，而是分享政府的权力，同时分担政府的责任，建立了一个责任共享、利益共担的机制。尽管新公共参与理解受到影响行政效率与效能等方面的质疑，但它使得真正地发展与解决社会问题成为可能（顾丽梅，2009）。实践中的经验也使“响应式”策略的可行性得到验证。日本作为垃圾焚烧先行者，经历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无序焚烧过程，空气与土壤中二英含量均严重超标，类似的设施建设同样遇到“邻避”困局。为此，90年代始日本政府规定二噁英排放量不得超过0.1pgTEQ/m3，并采取最严格的前期分类回收以及资源化利用措施，垃圾焚烧所产生的危害已大幅降低。厂址选择规定与居民聚集区的距离是是根据烟囱高度计算出尘埃可能飘落最大距离的两倍，但最终的厂址仍是在社区居民参与下确定。例如，武藏野市垃圾焚烧厂最后选址定在刚落成的市政府办公楼附近（人民网，2009）。
我国工程建设中所遭遇的“邻避冲突”事件也显示了推行“响应式”大型工程规划设计决策机制的意义。以苏州吴江垃圾焚烧厂（吴江绿洲环保热电有限公司）为例，2009年在该厂接近完工时，因周边居民的大规模群体性行为，未能投入使用而闲置至今。课题组对该厂实地走访发现，离厂区最近的平西村直线距离只有300多米，建厂拆迁居民绝大多数安置在该居民点；密集1 400余家企业、人口众多的千年古镇——平望镇，直线距离为1.5公里。对周边居民结构性访谈（受访者总人数为95人）统计结果显示，尽管选址在政府网站公示，但平西村的受访者12人中，只有55%的人在还没有动工之前才了解到工厂性质，且大多是在拆迁动员时才确知，另有18%的人是在开始动工后、27%的人是在建成后才确知，而其中82%的人是通过街谈巷议才知道该了解到该厂的性质；平望镇受访者54人中，有78%在该厂动工后或在该厂建成后才知道该厂（多数人并不了解该厂的性质）。数据表明，相关部门在项目选址决策中，并没有进行充分的宣传工作，当地居民未能得到参与工程规划选址决策的机会。尽管如此，受访者中仍有70%的人支持采用焚烧技术处理垃圾。可以设想，如果采用“响应式”策略，即使最终厂址方案被居民否决，也不至于让投资3亿多元的设施遭废弃，更不会发生较大社会影响、影响社会稳定的件。
五、 结论与建议
不可否认，“响应式”决策程序将耗用更多的时间和其他资源，但相对于工程规划设计决策的失败、或可能引发的社会影响事件及消耗的维稳成本等来说，其所产生的经济、社会与政治价值不言自明的；该程序也不能保证最终所有利益相关者在有争议的问题上达成共识，项目可能被否决，但这些有争议的问题将为后续的类似工程决策及相关公共政策制定提供了极有意义的参考；“响应式”决策程序如同新公共参与理论那样，在公共参与质量、阻碍创新、决策效率等方面遭受质疑（顾丽梅，2009），但这些问题的解决远比解决社会矛盾或群体事件等问题要容易得多。因此，“响应式”程序为现代大型工程规划设计决策提供了一个宏观的视野和一个更加全面、更有价值的评价机制。参考文献：
1. 沙立文等著.邵颖红等译.工程经济学.第13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2. 郭巍青,陈晓运.风险社会的环境异议——以广州市民反对垃圾焚烧厂建设为例.公共行政评论，2011，（1）.
3. 管在高.邻避型件产生的原因及预防对策.管理学刊，2010，（6）.
4. 李晓晖．城市邻避性公共设施建设的困境与对策探讨.规划师，2009，（12）.（下转第78页）5. 丘昌泰．邻避情结与社区治理：台湾环保抗争的困局与出路.台湾：韦伯文化出版社，2007.
6. Edelstein MR．Contaminated communities：th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impacts of residential toxic exposure．Westview Press，Boulder，1988.
7. Minehart D， Neeman Z．Effective sitting of waste treatment facilities．J Environ Econ Manage，2002，（43）.
8. Burningham K ．Using the Language of NIMBY：A topicfor research，not an activity for researchers．Local Environment，2000，（5）.
9. O'Hare M．Not on my block you don't： facility sitting and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compensation．Public Policy，1977，25（4）.
10. 刘云月，马纯杰．建筑经济．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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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雪冬等．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2. 薛晓源．前沿问题、前沿思考：当代西方学术前沿问题追踪与探询.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
3. 陈道银．风险社会的公共安全治理．学术论坛，2007，（4）.
14. 亚当等著．赵延东，马缨等译．风险社会及其超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15. 陈海嵩.风险社会中的公共决策困境—以风险认识为视角.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10，（1）.1
6. 钱亚梅．风险社会视野中的政府责任．兰州学刊，2007，（9）.
17. 赫什伯格著．汪芳，李天骄译．建筑策划与前期管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18. 罗云毅.“十二五”投资规模展望.中国投资，2011，（5）.
19. 古贝,林肯著.秦霖，蒋燕玲等译.第四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0. 余潇枫，张东和．社区主义：公共建设的新走向.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10（1）.
21. 顾丽梅．挑战、批判与反思：解读当代西方的新公共参与理论．浙江学刊，2009，（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项目号：10YJAZH033）、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吗号：2010ZDIXM004）、东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重大科学研究引导
源于：标准论文格式www.udooo.com
基金项目（项目号：SKYY20110004）作者简介：黄有亮，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副教授，博士；张涛，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研究员级高工，同济大学博士生；陈伟，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硕士生；刘佳佳，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硕士生。
收稿日期：2012-0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