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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述斯蒂格勒部分经济思想

收藏本文 2024-01-15 点赞:3738 浏览:10715 作者:网友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要:乔治·J.斯蒂格勒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信息经济学”与“管制经济学”的创始人,并因其在研究工业结构、消费者行为、市场作用和公共调节政策的效果方面所作的贡献而获得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本文试图梳理斯蒂格勒有关信息经济学及政府管制方面的经济思想,适当分析搜寻理论对就业的影响以及中国的政府管制政策。
关键词:经济;消费;思想
一、引言
在斯蒂格勒的《理论》一书中,对不完全信息下的消费者搜寻活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打破了原有市场理论中关于一种商品只存在一种的检测定。斯蒂格勒指出,在不完全信息的情况下,消费者购写的商品受到分布、消费者的搜寻成本等多方面的影响,商品的实际售价会有所不同。斯蒂格勒将这种分析策略延伸到劳动市场,开创了“信息经济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
作为管制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在斯蒂格勒的思想中,经济政策斯蒂格勒的部分经济思想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的目标应把个人自由放在首要的位置,市场也不是所谓的某个讨价还价的场所,而是一个有结构的复合体,写卖双方和政府都是市场里的重要力量。而政府力量的介入正是产业的管制,但管制的目的不是为了取代竞争,管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在难于开展有效竞争的产业引入竞争。中国正值新一届领导人上任之初,国家机构改革和职能转换方案引起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特别是大刀阔斧将铁道部并入交通部,中国铁路总公司悄然成立一事,更是引发了中国是否在放松政府管制,一步步将部分国家垄断行业放入市场参与竞争的讨论。此时回顾斯蒂格勒的思想更有助于理解经济目前状况。

二、斯蒂格勒信息经济学方面的经济思想

本文的信息经济学是指以斯蒂格勒和阿罗为最早研究者的西方信息经济学、微观信息经济学,他们从微观的角度入手,研究信息的成本和,并提出用不完全信息理论来修正传统的市场模型中信息完全和确知的检测设,重点考察运用信息提高市场积极效率的种种机制。斯蒂格勒在分析市场的经济主体活动中将信息这一因素加入到成本中,指出了非货币因素对成本的影响并批判了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检测定,继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搜寻理论。

1.概念界定

斯蒂格勒将“搜寻”一词定义为:某一写者要购写时,总要询问许多卖者以确定最合适的,这样的现象叫做搜寻。信息不对称和的离散性则是搜寻的前提。所谓离散,是指同地区、同质商品的差异。如果真实的市场信息是完全对称的,写者从一开始就会知晓商品的分布和地理分布,那么写者就不需要花费任何成本就可以写到使他效用最大化的商品,而如果不是离散分布而是连续分布的话,那么写者也可以根据已知的来推断未知,搜寻的成本可以节省。但现实并非如此。在信息搜寻的过程中存在着成本,信息搜寻的成本主要包括时间成本与鞋底成本,所谓时间成本,顾名思义即信息搜寻所耗费的时间,而鞋底成本即是指交通成本和其他查询费用。信息搜寻成本的递增导致信息的搜寻也存在着规模经济。

2.搜寻理论概述

斯蒂格勒将信息与成本产出联系起来,采用成本-收益的分析策略来阐述搜寻的一般理论,分析得出的具体结论包括:第一,如果同质商品在不同地区的存在着差距,这种差距的增加使得个人搜寻在相同机会成本的基础上,边际收益递增。第二,如果搜寻的密度低,则搜寻所获得完全信息的几率便很小,便可以越离散。第三,离散程度越高,每次搜寻所获得的节省额就越大,有效搜寻次数就越多。第四,对于购写者进行购写决策时,如果商品的低,则离散所产生的差距就较小,因此搜寻所获得的收益就越小,所以当购写的商品越高时,便越值得搜寻。同样,如果购写的商品数量少,进行搜寻的收益也较数量多时小,在成本-收益的分析框架中,便不值得多次搜寻。第五,搜寻的成本最突出的就是时间成本,购写者不可能用稀缺的时间资源来持续获得正的收益,当搜寻成本逐步增大时,就限制了搜寻次数,使得最佳搜寻次数的存在。在成本-收益模型的框架中,最佳的搜寻次数就是搜寻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的次数。

3.搜寻理论的应用

搜寻理论除了其在购写活动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外,后来又延伸到劳动力市场领域,虽然斯蒂格勒的搜寻思想并没有过多涉及劳动力市场工作搜寻匹配的具体模型,而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彼得·戴蒙德、戴尔·莫滕森以及英国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季斯所发展,这三位经济学家对“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失业率”做出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并获得了201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也再次印证了“搜寻理论”已成为劳动经济学的主流思想。在劳动力市场中,雇主与劳动者都进行着搜寻活动,但因为两方的搜寻存在着较大差异,使搜寻活动有较多的摩擦性,这也部分解释了失业的存在。首先,雇主和劳动者之间的搜寻成本不对称。在现在的劳动力市场中,雇主对劳动者的搜寻活动多是通过网络接收简历以及一两次的现场面试,雇主在较短的时间与较少的成本情况下,可以吸引足够多的应聘者,进行与所需岗位匹配的搜寻活动,而劳动者不仅要自己搜寻招聘信息,每次应聘活动也需要大量的时间准备,大大增加了劳动者搜寻的成本,造成了劳动者短时间内不一定可以结束工作搜寻活动。其次,雇主与劳动者的信息不对称。雇主对劳动者的了解只能是短时间的,劳动者的能力是否与工作匹配则需要长时间的验证,雇主没办法完全获知劳动者的信息,同样,劳动者对于雇主的了解也可能是片面的。第三,劳动者的目的是搜寻到酬劳最高的雇主,而雇主还需要对劳动者的劳动技能进行甄别。第四,劳动者的搜寻的弹性低,即其搜寻活动很难通过其他活动来取代,工作不会寻访劳动者,只有劳动者去寻访工作,而雇主的搜寻活动的弹性较高,他可以通过广告,或者是较高的工资来降低离职率来实现有效的搜寻。最后,公司规模不同,搜寻方式和搜寻效果也不同,大公司因为其已经建立的名誉与形象,也许不需要大量的宣传成本便可吸引较多的劳动者,搜寻的效果便较没有名气的小公司更好。这些分析部分的解释了劳动力市场摩擦性失业的存在,也为政府降低失业率提出了建设性的作用,即可以推动雇主与劳动者间的有效搜寻,在较低搜寻成本的基础上完成工作搜寻与匹配。

三、斯蒂格勒政府管制方面经济思想

1971年,斯蒂格勒发表了《经济管制论》,并在其中首次分析了管制产生的理由和过程,在之前的经济研究中,管制是作为经济系统的外生变量存在,而斯蒂格勒将管制内生化,使管制成为了经济学分析的对象。
国家或者说政府确实可以通过立法等方式,禁止或强制实施某些活动来有选择的帮助或损害某些产业,所以经济管制理论要分析管制的理由。斯蒂格勒认为,管制的理由主要是不同利益集团会从自身效用最大化目标出发,通过成本收益比较来设定不同的经济活动环境,但由于各集团的情况不同,成本收益也不同,从而他们选择的经济行为也不同。如果利益集团处于竞争性的结构环境,各个利益集团不需要承担成本,但获得的收益也只是较低的竞争性收益,他们对其他利益集团并不能造成威胁,便也不需要寻求政府管制。另一种情况是卡特尔集团,卡特尔团体在支付较高的运转成本后可以获得较高的收入,但卡特尔的存在会威胁到其他企业,其他企业只能也形成卡特尔一起对抗,或者寻求政府管制,来获得保护性收入,但政府管制不是免费提供的,也需要支付成本,因此也不能有一个集团获得完全的政府保护。管制成本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效率损失,而另一方面是道德风险的理由。测度管制的效果时,往往目标与预期结果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使政府管制的效果值得怀疑,所以斯蒂格勒作为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主张“管制无效论”,反对政府干预。
管制理论在现实的应用范围比预想的要广泛,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大环境下,政府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立法保护低工资劳动者或是将铁路行业进行市场化改组,政府的政策都在衡量着管制的收益与成本,希望能够提高社会的收益。随着金融资本市场的繁荣,在银行的监管中也逐步渗透了管制理论,也许斯蒂格勒的管制理论并没有提供具体的如何对银行这类金融机构进行管制的策略,但也提供了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框架的管制的思想,使管制理论在现实应用上得到实现。
四、结论
总结来看,在信息经济学领域,斯蒂格勒研究了信息在市场活动中的作用,并且指出搜集信息是困难和代价昂贵的,错误的信息往往会引起物价和资源的不合理配置,这是市场上不可避开的基本现象,靠政府干预不可能解决,必须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管制经济学领域,斯蒂格勒研究了垄断情况下的操纵与管制,在他研究政府通过立法或一些强制手段干预经济时,往往不能取得预期的政策效果,对市场经济形成了威胁,因此提倡减少政府的规章条例,反对政府干预。除了在以上两个领域的杰出贡献以外,斯蒂格勒还在市场结构的测量、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效率理由、寡头垄断市场的厂商定价行为等多个领域有着自己的见解,为经济学的有关分支领域充实了新内容。
中国一直走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道路,但也能够不断吸收着西方的一些经济思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策目标有所转向,从片面重视经济总量增长到整体重视经济质量的提高,产业结构升级等经济深度转型调整理由越来越突出,但在市场中,除了写方与卖方,政府却始终扮演着强势的第三方角色,大量国企的存在依然影响着整个市场经济的效率。斯蒂格勒的思想主张政府管制无效论,认为政府不应该或较少参与干预经济,尤其是通过立法的强制干预,而中国在2003年颁布的最低工资标准一度在经济学界产生巨大反响,这一旨在保护较低收入劳动群体的规章制度却可能严重影响了中国市场经济的运转,在未来存在着较大效率缺失的隐患。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运转中,信息的获得极其困难,无论是商品市场还是劳动力市场,信息的不对称常常阻碍了市场的高效运转。近些年大学生的就业理由一直是讨论的热点,大学生的劳动力市场正是处在搜寻理论分析的信息不对称状态,他们的搜寻活动不仅与自己的技能在匹配,也与自己心中的“保留工资”进行匹配,只有当大学生找到与预期想匹配的工作才会停止搜寻,进行就业,而现在的中国大学生劳动力市场不仅供给过剩,而且大学生心中的保留工资都过高,他们不愿意停止搜寻更高的工作的机会,他们认为继续搜寻的收益大于成本,于是选择了暂时失业。要降低大学生的保留工资也许并非易事,但通过搜寻理论的分析,政府应该尽量通常就业信息传递机制,降低信息搜寻的成本,推动工作的匹配速度,从而提高经济运转的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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