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
摘要：救助低收入群体既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调整收入结构的重要步骤。由于导致收入偏低
关键词：城市低收入群体：农村低收入群体：社会救助
1004—0544（2012）10—0115—05
“十二五”期间，政府将在“限高、扩中、提低”上同时出手，着力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其中，“提低”最具紧迫性，也具有深远意义。救助低收入群体的根本目的是要增强其增收能力，提高收入水平，使其走出困境。由于城乡低收入群体的特点不同，采取的救助手段也应该各有侧重。在此，以武汉市为例，比较分析城乡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特点.并提出城乡有别的救助思路。
第一，收人增速缓慢，且与全市平均水平差距呈扩大之势。2011年.武汉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738.09元，其中，人均工资性收入16138.34元，占家庭总收入比重6014%。其次是转移性收入（835.35元，29.3%）和经营净收入（2302.97元，8.6%），财产性收入仅460.93元，占家庭总收入比重为
教育支出被认为是低收入群体的“希望投资”，也是低收入家庭的发展消费。在收入较低的“入门阶层（年收入8万元及以下）”中，“教育消费”占年收入的比例高达17.3%，“从业考试培训”消费为61%，“孩子培训”投入为31%.表明低收入群体消费理念比较成熟。但近几年来，教育成本不断上涨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远远大于中高收入群体，导致低收入群体的教育投资理念悄然发生变化——教育投资的增长速度放缓，尤其是高层次教育投资积极性不高。
第三，城镇低收入家庭普遍存在失业和非正规就业状况。在城镇低收入群体中，失业人员占相当比重，从业人员中“非正规就业”相对居多。据统计，2011年，武汉市低保人员中，固定岗位就业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占比31.7%，其中固定岗位就业人员仅占6%，登记失业人员占比20.8%，另外，还有23.67%人员为未登记但实际上已经失业人员。从就业人员的行业分布看，城镇低收入群体就业人员主要分布在一些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行业，如制造业、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怎么写作业、建筑业等，在电力、煤气、水生产供应、金融保险、卫生体育、教育文化艺术、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等收入水平相对较高且相对稳定的行业中，低收人群体就业人员比重明显偏低。
城镇低收入家庭就业率低和就业质量不高的状况已经严重阻隔了家庭增收的渠道，限制了其收入水平提高的速度。
第四，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条件较差。2005年，全市七个中心城区最低收入家庭人均现住房使用面积只有3.04平方米，到2008年，低收入家庭人均住房面积仅为2.25平方米。资料显示，被调查的77083户最低收入家庭中，人均住房使用面积6平方米以下的21566户，占被调查户数的27.99%，其中，借住他人房、承租私房、暂住临时建筑的“无房户”9197户.人均住房使用面积4平方米以下的4285户，占被调查户数的5.56%。从调查数据看，低收入群体住房中，无独立厨房、厕所的家庭占40%左右；无独立洗澡设施的家庭占60%以上；尚无自来水的家庭占30%；砖木、简易结构住房的家庭接近30%。武汉市城区低收入家庭严重破损房屋及危险房比例达到了10.33%，尤其是洪山区，危险房占低收入家庭住房的比例高达
此外，最低生活保障费成为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来源之一。农村低收入群体有提高收入水平的强烈愿望，特别希望拓展新的收入来源，但是，由于鲜有可以依赖的“关系网络”，又难以得到来自基层政府和金融机构的有力支持，低收人群体拓展发展空间的难度较大。
第二，农村低收入群体的以基本生存消费为主，享受和发展消费不足。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主要用于满足基本生存需要，主要以食品消费比重过高，食品消费量又偏少。2010年12月份武汉市农村低保人均支出仅67元，农村人均月生活消费支出469.2元，全年为5630.98元，两者相差甚远，表明武汉市农村低收入家庭生活还十分清贫。
由于受经济条件的影响，也由于非义务教育阶段学习费用逐年上升.低收入家庭的子女一般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就终止学业，因此，低收入家庭教育投入占消费比重不大。虽然低收入家庭知道教育的重要性，他们的子女通常也希望有继续受教育的机会，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使他们不得不放弃继续受教育的机会。
第三，农村低收入群体就业状况。据2008年调查数据显示，700户农村住户中有非农劳动力938人，其中外出就业劳动660人，③而低收入群体大多居住于偏僻的山区，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眼界狭窄，就业限于本地区域，且以传统农业为主。他们生产的农产品附加值相对较低，产品的商品化率几乎为零。他们也希望离开本土外出打工，但由于技能缺乏，他们很少有机会走出农村。
第一，低收入群体保护的覆盖面还不宽。由于三条保障线标准太低，那些在保障线以上但实际上收入很低的人员或家庭并没有纳入救助的范围，政府出台的扶助措施与他们无缘，他们只能依托狭小而脆弱的“关系网络”谋求发展。据2012年1月份低保情况统计，武汉市农村贫困群体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只有109
第二，社会救助标准低、方式单一，政策目标层次不高。基于三条保障线的救助效果只能满足低收入群体的衣、食、住之急需，在医疗、教育上的帮扶力度不够，通过救助“化解生活困难，为发展创造条件”的政策目标难以实现，由此衍生的问题是，低收入群体借力发展的能力相对较弱，难以走出低收入困境。从救助的方式看。政府向低收入家庭发放钱物为主是社会救助的主要方式.最低工资标准和失业保险金对难以正式就业的人员不具备救助意义，在非正规就业的情况下，企业为员工购写“五险一金”的愿望往往落空。
第三，社会救助资金来源规定不明确。武汉市已基本建起“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救助体系。由于低保金由地方各级政府负责，武汉市财政状况欠佳，直接导致了社会救助水平相对较低的后果。在开辟救助资金来源上，武汉市采取了吸收社会捐赠和国际援助、社会救助资金增值等方式，但收效不大，资金来源不稳定。资料显示，武汉市慈善会9年获捐4500万元。不及江苏、上海一个县5年所捐赠所得。近年来。武汉市每年启动“慈善一日捐”活动，但是由于社会捐赠税收优惠措施不合理和社会公众捐赠意识淡薄，效果也不理想。
第四，救助机制的城乡差别不大，救助方式的针对性不强。除了在最低生活费标准上的数量差别外.由政府提出的城乡低收入群体救助模式和机制上几乎没有差别，这就使得救助措施的针对性不强，效果不明显。实际上，“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城镇家庭主要是因为失业而收入微薄，农村家庭往往因人多病多而生活困难：城镇家庭亟待解决就业和住房问题，农村家庭更需获得技能培训和信贷支持。
除了直接面向低收入群体的就业促进政策外，增加就业机会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措施，这就要求政府将“限高”、“扩中”与增加低收入群体就业机会的政策目的结合起来。“限高”并不是限制有实力的企业的快速发展，而是通过企业的发展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然后通过增加政府在促进就业上的支出达到促进低收入群体就业的目的。“扩中”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放在振兴民营经济上。研究表明，武汉市就业岗位不足的症结在于民营经济发展缓慢.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不仅需要改变民营企业家“小富即安”的保守思想，更主要的是，政府必须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帮助。此外，对低收入群体的增收支持体系，还可以从减少其支出下功夫。这就要求继续实行住房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制度。针对武汉市经济适用房销售不畅，廉租房遇冷的尴尬局面.建议市政府加强经济适用房的配套设施建设，降低使用成本，新开发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项目要改变成片开发的传统做法，改为散点式、嵌套式布局。让低收入家庭可以就近写（租）到合适的住房。要适当降低廉租房申请门槛，适度提高补贴标准。最大限度地减少低收入家庭在住房上的支出。针对通胀因素对城市低收入家庭生活消费开支影响较大的状况，除了进一步完善低收入群体保障标准与CPI的联动机制外，还应该增加节检测日生活补贴，最大限度地减少“外部冲击”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
走出“低收入——低教育投入——低劳动收入”的循环，必须加强农村教育。加强农村教育不是片面提高升学率，而是要调整农村教育的目标，在“所学即所用”上下功夫，即：在义务教育阶段，要以选修课的方式让学生至少涉猎一门农业技术；要大力支持中职教育的发展，加强对农民的技术培训，让他们具备新一代农民应该有的知识体系和管理技能。做好这些工作需要政府的引领和帮助。在改革现有的教育体系上，政府责无旁贷；给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扶持是政府、民间组织和农户共同的责任。
除此之外，加强对低收入群体创业扶持更加具有长远意义，尽管政府和金融机构（如，武汉农村商业银行）架构了小额信贷制度，民间金融的规范化工作也已启动。但从实施效果看，这些金融怎么写作对解决低收入群体融资难的问题帮助不大。
借鉴孟加拉独立设立“穷人银行”、玻利维亚设立“阳光银行”的做法，湖北
由于武汉市中低收入群体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基础城乡有别，因此，相应的救助措施也应该各有侧重。针对城市低收入群体的特点，以个体为单位，从解决基本生活困难人手。以提高就业和创业能力为核心，构建有利于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的社会支持体系是十分必要的。目前，要进一步提高低收入群体生活补贴标准，建立低收入群体救助标准与物价上涨水平的联动机制，最大限度地消减通胀因素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必须建立促进就业的社会支持体系，充分发挥就业支持体系不能仅仅停留在提升低收入群体的就业能力上，而且要利用社区组织、邻里关系的优势，同时充分激发中高收入群体在扩大生产，增加就业机会上积极作用。对农村低收入群体而言，有必要充分利用家庭文化的优势，以农户为单位，以农业技术怎么写作和信贷支持为核心，帮助农户走农业深度开发之路，拓展农民的收入来源渠道，提高收入水平。
源于：论文提纲范文www.udooo.com
的城乡差别较大，救助方式也必须城乡有别。文章以武汉市为例，分析了城乡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特征，认为应该以促进就业为重点，进一步优化城市低收入群体救助体系：以技能培训和信贷扶持为重点，进一步完善农村低收入群体救助体系，增强救助措施的针对性，帮助其提高增收能力，走出低收入困境。关键词：城市低收入群体：农村低收入群体：社会救助
1004—0544（2012）10—0115—05
“十二五”期间，政府将在“限高、扩中、提低”上同时出手，着力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其中，“提低”最具紧迫性，也具有深远意义。救助低收入群体的根本目的是要增强其增收能力，提高收入水平，使其走出困境。由于城乡低收入群体的特点不同，采取的救助手段也应该各有侧重。在此，以武汉市为例，比较分析城乡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特点.并提出城乡有别的救助思路。
一、武汉市城乡低收入群体的整体状况
武汉市素有“东方芝加哥”之称.建国以后，武汉市的经济水平长期位居我国前列。然而，从上世纪90年始，武汉市的经济状况下滑，GDP总量已经退居前10名以后，人均收入水平相对较低，被列为中国十大失落城市之一。与之相对应.武汉市的低保标准也很低，下表显示，武汉的城市低保标准在全国36个中心城市中，仅排到第16位。进一步研究发现，武汉市城乡低收入群体表现出如下特点：(一)武汉市城镇低收入群体现状及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城镇居民生活整体水平有大幅度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59.04元增加到2011年的23720元.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也由320.64元增加到17140.96元，但城市低收入群体的生存状况依然不容乐观。第一，收人增速缓慢，且与全市平均水平差距呈扩大之势。2011年.武汉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738.09元，其中，人均工资性收入16138.34元，占家庭总收入比重6014%。其次是转移性收入（835.35元，29.3%）和经营净收入（2302.97元，8.6%），财产性收入仅460.93元，占家庭总收入比重为
1.7%。
对武汉市低收入群体而言，由于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85.91%）高出平均水平25.51个百分点，财产性收入所占比例偏低（0.37%），因而，近几年来工资增长缓慢且通胀居高不下的状况对低收入群体影响巨大。尽管武汉市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不高，但一些中高收入群体财产性收入的快速增加，拉开了其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与武汉市平均收入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还在延续，如下图所示，武汉市低收人家庭平均月收入占城市居民家庭平均收入的比重由2005年的43.89%，下降到2010年的32.22%。
第二，城镇低收入家庭消费层次不高，受通胀影响明显。低收人家庭的消费支出结构以吃、穿等基本生活消费支出为主，享受和发展消费比重明显偏低。食品消费以吃饱为主.质次价低。主要食品消费量仅粮油类与全市平均水平持平，其他食品，如鲜瓜、果类，鲜奶品、糕点类等高质量食品消费量与全市平均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因此，食品类和资源性产品上涨对低收入群体生活质量的影响明显。教育支出被认为是低收入群体的“希望投资”，也是低收入家庭的发展消费。在收入较低的“入门阶层（年收入8万元及以下）”中，“教育消费”占年收入的比例高达17.3%，“从业考试培训”消费为61%，“孩子培训”投入为31%.表明低收入群体消费理念比较成熟。但近几年来，教育成本不断上涨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远远大于中高收入群体，导致低收入群体的教育投资理念悄然发生变化——教育投资的增长速度放缓，尤其是高层次教育投资积极性不高。
第三，城镇低收入家庭普遍存在失业和非正规就业状况。在城镇低收入群体中，失业人员占相当比重，从业人员中“非正规就业”相对居多。据统计，2011年，武汉市低保人员中，固定岗位就业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占比31.7%，其中固定岗位就业人员仅占6%，登记失业人员占比20.8%，另外，还有23.67%人员为未登记但实际上已经失业人员。从就业人员的行业分布看，城镇低收入群体就业人员主要分布在一些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行业，如制造业、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怎么写作业、建筑业等，在电力、煤气、水生产供应、金融保险、卫生体育、教育文化艺术、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等收入水平相对较高且相对稳定的行业中，低收人群体就业人员比重明显偏低。
城镇低收入家庭就业率低和就业质量不高的状况已经严重阻隔了家庭增收的渠道，限制了其收入水平提高的速度。
第四，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条件较差。2005年，全市七个中心城区最低收入家庭人均现住房使用面积只有3.04平方米，到2008年，低收入家庭人均住房面积仅为2.25平方米。资料显示，被调查的77083户最低收入家庭中，人均住房使用面积6平方米以下的21566户，占被调查户数的27.99%，其中，借住他人房、承租私房、暂住临时建筑的“无房户”9197户.人均住房使用面积4平方米以下的4285户，占被调查户数的5.56%。从调查数据看，低收入群体住房中，无独立厨房、厕所的家庭占40%左右；无独立洗澡设施的家庭占60%以上；尚无自来水的家庭占30%；砖木、简易结构住房的家庭接近30%。武汉市城区低收入家庭严重破损房屋及危险房比例达到了10.33%，尤其是洪山区，危险房占低收入家庭住房的比例高达
6.90%。居住条件有待改善。
低收入群体有改善住房状况的强烈愿望，但直接面向中低收入的经济适用房政策，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因为，不仅过高的申请资格条件使他们无缘享有，而且较高的使用成本也使他们不敢接受烫手的山芋。正因为如此，武汉的经济适用房销售长期不温不火，廉租房推出后又普遍遇冷。“有资格的写不起，写得起的没资格”、“写得起（房），用不起”的尴尬，暴露出政府公共政策的针对性不强。(二)武汉市农村低收入群体现状及特征
第一，收入来源单一，拓宽收入来源渠道困难极大。2010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8295元，工资性收入为3618.8元，是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家庭经营纯收入为4018.4元，是农民重要而稳定的收入来源。财产性收入246A元，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新增长点，①而绝大部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来源务农收入，并且多为本地务农.实物性收入占很大一部分。此外，最低生活保障费成为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来源之一。农村低收入群体有提高收入水平的强烈愿望，特别希望拓展新的收入来源，但是，由于鲜有可以依赖的“关系网络”，又难以得到来自基层政府和金融机构的有力支持，低收人群体拓展发展空间的难度较大。
第二，农村低收入群体的以基本生存消费为主，享受和发展消费不足。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主要用于满足基本生存需要，主要以食品消费比重过高，食品消费量又偏少。2010年12月份武汉市农村低保人均支出仅67元，农村人均月生活消费支出469.2元，全年为5630.98元，两者相差甚远，表明武汉市农村低收入家庭生活还十分清贫。
由于受经济条件的影响，也由于非义务教育阶段学习费用逐年上升.低收入家庭的子女一般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就终止学业，因此，低收入家庭教育投入占消费比重不大。虽然低收入家庭知道教育的重要性，他们的子女通常也希望有继续受教育的机会，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使他们不得不放弃继续受教育的机会。
第三，农村低收入群体就业状况。据2008年调查数据显示，700户农村住户中有非农劳动力938人，其中外出就业劳动660人，③而低收入群体大多居住于偏僻的山区，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眼界狭窄，就业限于本地区域，且以传统农业为主。他们生产的农产品附加值相对较低，产品的商品化率几乎为零。他们也希望离开本土外出打工，但由于技能缺乏，他们很少有机会走出农村。
二、武汉市城乡低收入群体救助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救助低收入群体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为此，武汉市建立了面向低收入群体的帮扶体系，创立了“武汉模式”。该模式的突出特点是：第一，以“最低保障”为主体的扶助体系初步形成。武汉已经发布了最低工资标准、最低生活保障线和失业保险金三条最低保障线，这三条保障线在满足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需要上发挥了作用。除此之外，市政府还着手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医疗和子女教育问题。第二，编制低收入人群“CPI”，启动低收入人群物价补贴“窗口”，将临时性“福利补贴”转变为常规性制度供给，并且将政策的着力点由提高福利水平转向提高增收能力上。尽管如此。武汉市低收入群体保护中仍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一，低收入群体保护的覆盖面还不宽。由于三条保障线标准太低，那些在保障线以上但实际上收入很低的人员或家庭并没有纳入救助的范围，政府出台的扶助措施与他们无缘，他们只能依托狭小而脆弱的“关系网络”谋求发展。据2012年1月份低保情况统计，武汉市农村贫困群体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只有109
源于：查抄袭率毕业www.udooo.com
723人，57273户，城镇为183841人，84053户。第二，社会救助标准低、方式单一，政策目标层次不高。基于三条保障线的救助效果只能满足低收入群体的衣、食、住之急需，在医疗、教育上的帮扶力度不够，通过救助“化解生活困难，为发展创造条件”的政策目标难以实现，由此衍生的问题是，低收入群体借力发展的能力相对较弱，难以走出低收入困境。从救助的方式看。政府向低收入家庭发放钱物为主是社会救助的主要方式.最低工资标准和失业保险金对难以正式就业的人员不具备救助意义，在非正规就业的情况下，企业为员工购写“五险一金”的愿望往往落空。
第三，社会救助资金来源规定不明确。武汉市已基本建起“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救助体系。由于低保金由地方各级政府负责，武汉市财政状况欠佳，直接导致了社会救助水平相对较低的后果。在开辟救助资金来源上，武汉市采取了吸收社会捐赠和国际援助、社会救助资金增值等方式，但收效不大，资金来源不稳定。资料显示，武汉市慈善会9年获捐4500万元。不及江苏、上海一个县5年所捐赠所得。近年来。武汉市每年启动“慈善一日捐”活动，但是由于社会捐赠税收优惠措施不合理和社会公众捐赠意识淡薄，效果也不理想。
第四，救助机制的城乡差别不大，救助方式的针对性不强。除了在最低生活费标准上的数量差别外.由政府提出的城乡低收入群体救助模式和机制上几乎没有差别，这就使得救助措施的针对性不强，效果不明显。实际上，“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城镇家庭主要是因为失业而收入微薄，农村家庭往往因人多病多而生活困难：城镇家庭亟待解决就业和住房问题，农村家庭更需获得技能培训和信贷支持。
三、城乡有别的低收入群体增收支持体系
为了有效地帮助低收入群体走出困境，必须借鉴西方国家社会救助的基本经验，做到城乡有别，分类救助，这就要求对低收入家庭和人员进行分类别、分内容、分标准地进行救助，从根本上讲，就是要构建城乡有别的低收入群体增收支持体系。(一)以促进就业为重点的城市低收入群体增收支持体系
对低收入群体而言，促进就业的首要步骤是要认真落实好对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各项优惠政策，要给足政策，加大扶持力度。其次，要利用社区低收入群体之间“同病相怜”的心理特点.采取“互助式亲情就业”，将社区家政怎么写作、社区保安、社区老弱病残护理等工作交给社区内低收入人员或家庭。这样的制度设计，既解决了部分低收入人员的就业问题，也增强了社区怎么写作的安全感，有利于构建和谐的社区关系。再次，要完善就业信息怎么写作体系。要增加就业怎么写作机构，免费提供就业信息，规范劳动力市场管理。最后，要加强对低收入者的就业心理辅导和职业技能培训。除了直接面向低收入群体的就业促进政策外，增加就业机会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措施，这就要求政府将“限高”、“扩中”与增加低收入群体就业机会的政策目的结合起来。“限高”并不是限制有实力的企业的快速发展，而是通过企业的发展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然后通过增加政府在促进就业上的支出达到促进低收入群体就业的目的。“扩中”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放在振兴民营经济上。研究表明，武汉市就业岗位不足的症结在于民营经济发展缓慢.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不仅需要改变民营企业家“小富即安”的保守思想，更主要的是，政府必须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帮助。此外，对低收入群体的增收支持体系，还可以从减少其支出下功夫。这就要求继续实行住房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制度。针对武汉市经济适用房销售不畅，廉租房遇冷的尴尬局面.建议市政府加强经济适用房的配套设施建设，降低使用成本，新开发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项目要改变成片开发的传统做法，改为散点式、嵌套式布局。让低收入家庭可以就近写（租）到合适的住房。要适当降低廉租房申请门槛，适度提高补贴标准。最大限度地减少低收入家庭在住房上的支出。针对通胀因素对城市低收入家庭生活消费开支影响较大的状况，除了进一步完善低收入群体保障标准与CPI的联动机制外，还应该增加节检测日生活补贴，最大限度地减少“外部冲击”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
(二)以技能培训为重点的农村低收入群体增收支持体系
“新农合”、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免受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书本费等政策，在极大的程度上减少了农户在医疗、养老、教育上的支出，基本解决了低收入家庭的生存问题，但是，制约其走出困境的障碍因素仍然存在，其中，对农村低收入群体而言。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是农业技术缺乏和信贷支持不够的问题。走出“低收入——低教育投入——低劳动收入”的循环，必须加强农村教育。加强农村教育不是片面提高升学率，而是要调整农村教育的目标，在“所学即所用”上下功夫，即：在义务教育阶段，要以选修课的方式让学生至少涉猎一门农业技术；要大力支持中职教育的发展，加强对农民的技术培训，让他们具备新一代农民应该有的知识体系和管理技能。做好这些工作需要政府的引领和帮助。在改革现有的教育体系上，政府责无旁贷；给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扶持是政府、民间组织和农户共同的责任。
除此之外，加强对低收入群体创业扶持更加具有长远意义，尽管政府和金融机构（如，武汉农村商业银行）架构了小额信贷制度，民间金融的规范化工作也已启动。但从实施效果看，这些金融怎么写作对解决低收入群体融资难的问题帮助不大。
借鉴孟加拉独立设立“穷人银行”、玻利维亚设立“阳光银行”的做法，湖北
源于：毕业设计论文格式www.udooo.com
省已于2008年开始试点成立小额贷款公司，截止2011年11月底，已批准设立小额贷款公司132家，其中武汉市25家。定位为“草根金融”的小额贷款公司，已经在支持小微企业、提供涉农贷款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许多制度设计还不完整和周密，小额贷款公司的运行本身还存在许多不确定性，要提高小额信贷公司的“扶弱”功能的同时，保障其获利能力，促进小额贷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此外，要针对农业银行在县级以下没有分支机构的现状，县政府可以选择当地农村商业银行来发放小额扶贫信贷。小额扶贫贴息贷款的贴息时间应适当延长，增加扶贫项目成功的可能性。四、结论与展望
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政府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最低保障都是十分必要的。需要强调的是，最低生活保障线必须与CPI联动，以保证现有的生活质量不降低。同时，发扬我国扶危济困的传统，启动民间救助方式，以便低收入群体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前提下，具备借力发展的基本条件。由于武汉市中低收入群体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基础城乡有别，因此，相应的救助措施也应该各有侧重。针对城市低收入群体的特点，以个体为单位，从解决基本生活困难人手。以提高就业和创业能力为核心，构建有利于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的社会支持体系是十分必要的。目前，要进一步提高低收入群体生活补贴标准，建立低收入群体救助标准与物价上涨水平的联动机制，最大限度地消减通胀因素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必须建立促进就业的社会支持体系，充分发挥就业支持体系不能仅仅停留在提升低收入群体的就业能力上，而且要利用社区组织、邻里关系的优势，同时充分激发中高收入群体在扩大生产，增加就业机会上积极作用。对农村低收入群体而言，有必要充分利用家庭文化的优势，以农户为单位，以农业技术怎么写作和信贷支持为核心，帮助农户走农业深度开发之路，拓展农民的收入来源渠道，提高收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