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文化传播美学肌理

摘要： 武侠文化是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显像，作为社会文化心理的载体折射出民族历史文化道德和审美心理图示。独特的“远景”内涵与近乎宗教的传播“势能”推动，在千百年的文化传递中，在既定的文化传统中产生了契约式的心理定势，进而产生了独特的美学肌理。
关键词： 武侠文化美学肌理成因
将“武侠文化”纳入学术范畴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但是纵观中国的文化史，从民族文化思想发轫的东周、先秦到现代科技发达的今天，数千年间都不乏武与侠的文化表述。“武侠文化”在中国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已成长为一种根深蒂固的集体记忆，已渗透到每个中国人的灵魂深处，不同时代、地域的人们对此种文化都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和兴趣。武与侠的文化心态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心理现象，已经悄然扎根在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审美习惯之中。应以武侠小说、武侠影视和武侠网络游戏等形式将“武侠文化”广泛传播。不夸张地说“武侠文化”也已成为中国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的支撑部分。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迭起的现状折射与反映出中国人历史文化道德、审美心理等诸多文化事项。

一、民族根性的内容编码

梁启超在其《中国之武士道》中说道:“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也就是说对中国传统武侠文化分析，需要深入到精神基因层面才能做出足够深入的分析。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认为：“每一个民族文明时代的精神起点都来自一个特殊的历史区间。”在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3世纪中华民族形成了独有的民族意识，成为民族精神的源头。也正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区间，儒家文化成型，在这次蒙昧人性的觉醒将“仁”作为一个坐标提出，仁爱精神在民族生命意识的注入，决定了民族的精神结构，也成了中国武侠文化的基因源头。
“仁”是儒家文化的理论基石，也是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一种生命学的逻辑起点。武侠文化之所以被推崇，跟其间的侠义观念在传统上能让中国人接受、能产生道德上的认同有很重要的关系。而“仁”即是侠义精神、侠义之于武侠文化内涵的价值核心。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在孔子看来，仁爱与否取决于主题的主观愿望和主观修养。正因为这种“仁”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的存在，对仁的恪守和强调既是现实的标准又是审美标准。而这种标准同时被千年中国人奉为道德圭臬渗透在社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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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各个角落。以“仁爱”为基础所派生出的“忠、孝、智、仁、勇、宽、信、敏、惠、温、良、恭、俭、让”等道德标准，一直以来，被作为武术思想的核心，使武术这一战斗的力量、伤人的手段被纳入道德的法规之中，使武术不仅成为技击、健身之道，更成为精神修养、人格净化的途径。“仁”的文化注入让武的行为有法可依，也使得武者有了一种审美的视角审视自己，这种深刻有力的影响催促习武者为达到“仁”的精神境界不断进行主观修炼，最终达到缺乏了“仁”的精神在场就会不安的地步，侠义精神作为侠文化的基本内核，成为侠之为侠永恒的行为动机，正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仁”所产生的不仅是道德实现而且是情感愉悦，也就是说在追求最高境界的努力中，审美的精神境界要高于技能境界。这正是历史上诸多不武而可称侠的文化根源。儒家的美学精神是一种功利性、社会性、性、道德性的显性人生美学。孔子认为人生应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主观意识的修养的终点是乐，这么一种充满理想化期待的审美尺度。

二、“故事”意识——武侠文化的“远景”生存

如果说音乐的载体是音符、旋律、节奏，雕塑的载体是线条、造型的话，那么武侠文化传承千年的载体为何呢？我想那应该就是故事。美国传播学家斯蒂芬·李特约翰在其《人类传播理论》一书中说：“讲述故事和交流修辞远景是共同的，也许是普遍的人类活动。信息传播和说服故事的功能也因此成为一个有意义的研究领域。”从这句话可以判断，故事不仅是一种共同的普遍的人类活动、社交修辞手段，更是一种信息传播的修辞方式，这种传播方式的特点是具有丰富的“远景”意义，这是一种具有无限生命力的美学呈现。相比冷漠的现代工具比如广播、电视、电影，武侠故事的口口相传却体现了极富生命知觉的冲动，又有着可以追溯久远历史的永久性。区别于中国诸多其他传统文化理念的抽象存在，无论是历时的传承还是共时的传播武侠文化都是以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和人物作为载体存在的。一提到武松的勇武，人们的脑海中立刻会出现“三碗不过冈”、“醉打蒋门神”、“喋血飞云浦”等一连串的故事加以佐证，以及“一箭双雕”、“桃花岛招亲”、“血战襄阳”等故事也与武侠郭靖的形象融成一体被记忆和传诵。
之所以说故事意识对武侠文化生存有着“远景”意义，不仅是因为通过这种最基本、最本源的思维方式进行文化传达，故事思维作为一种文化生存的基本形式也具有工具性的品格与符号的意义。以美国学者大卫·格里芬的话就是说：“故事就是解释世界——即对这个世界中万物的发展、本质和价值可信的解释。”从文化的本源上讲，传说、故事是为了回答人类对宇宙万物、自然世界神智包括人类自身的来源和因果关系的追问才被创造出来的。人类对未知世界提出追问，并尽其所有的科学知识与诗性智慧做出尽可能完美的回答。这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因之一。武侠文化的载体武侠故事也因为蕴含着社会、历史、人生、宇宙的种种追问而变得深刻，成为“远景”的人生哲理的依据。用意大利哲学家维柯的话说，这“人类诗性智慧”的反映和表达，使武侠文化成为具有最高诗性色彩的传播现象。

三、“势”的修辞传播推动

丹尼尔·麦奎尔在其《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中指出，传播是社会关系内部的一种黏聚力，同时又是无法窥见的。他认为这种传播中内含的巨大的黏聚力往往是最富活力的活动因素。以此我们可以推演出，传承千年的武侠文化也存在着这种关系结构的粘合力量，除去以上我们提到的武侠文化的社会需求外，更是存在于武侠传播文本的修辞因素中。
《孙子·势篇》说：“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这是军事家眼中的千钧之力，从传播的角度看“势”不是传播方的存在状态，而是传播方投射给接收方的一种感受，这种感受不仅是一种单纯的状态，而且其中蕴含着一种潜在的迫人接受的力量。“势壮”产生巨大传播势能首先要有位置之尊。《吕氏春秋·慎势》篇中就提出“位尊者其教受，威立者其奸止”。在武侠文本中借助壮丽山川来强化其审美意味，武侠故事中的寺庙禅林多建在雄川大山之巅，以此借助山河的雄奇壮丽与天地为背景的尊势位置，为武与侠的传播平添一大“势能”。武侠故事中常常出现的技击门派往往就是以诸如“武当”、“华山”、“峨眉”等为名，营造出一种近乎宗教语境的环境和气氛，首先在视觉上就征服了受者，武侠的有效传播也就顺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