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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站在民族危亡的关口，从中国的西北角，发出了对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新的重大要求。他提出，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与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怎么写作；文艺要成为战斗的号角和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在推翻三座大山和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历史情境中，这一思想无疑具有巨大的合理性、现实性、凝聚力，因而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70年来，《讲话》始终与中国的文艺事业相伴而行，以至于有人说，只有理解了《讲话》，才能理解中国的当代文艺何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70年来，时移事迁，沧海桑田，文学史几经演变，文学的性质和功能也发生了微妙的调节、变化，文学史家所推崇的作家也在不断重新排名。然而，尽管时代变了，有些提法变了，但舍去《讲话》的某些实用层面，进入其理论层面，便会发现，一些重要的命题仍然具有真理性、有效性，比如，文学为人民怎么写作的问题，作家深入生活的问题，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问题等等。于是，结合今天的时代特点和现实矛盾，重新思考和辨析这些问题，将大有利于当代文学的发展。
一
时间虽然相隔了70年，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仍有贯穿性和内在联系，比如，70年前在《讲话》中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明确主张，中国的文学家应当深入社会生活这个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创作源泉，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再进入创作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成为受人尊敬和爱戴的人民艺术家。这些话放到70年后的今天一点也没有过时。我甚至认为，当年的问题又轮回似的回来了——深入生活的问题在今天又变得相当突出——与人民生活实际的隔膜，表现“中国经验”的薄弱，原创力的匮乏，顽固的自我重复症，原有积累的消耗殆尽，新的创作捉襟见肘，等等，仍然是困扰着当今不少中国作家的难题。
生活是唯一源泉的创作原则是对人类艺术创作规律的科学总结。他的归纳、概括和阐发，确乎是精当的、深刻的、富于创造性的。司马迁铸造《史记》几乎走遍当时的中国；罗贯中演绎《三国演义》也曾数访赤壁；柳青为著《创业史》举家落户皇甫村长达14年，《山那边人家》的作者周立波举家迁至乡村。再想想那些著名的知青小说，如《我那遥远的清平湾
1980年代之后，人们对以往深入生活的做法有了一些反思，作家可以有直接经验，也可以有间接经验，读书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不可以低估灵感与想象的力量，对于忽视作家创作个性，一刀切、绝对化的做法的批评也都是不无道理的，胡风的“到处有生活”也并没有讲错，但是，尽管如此，生活的唯一源泉性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因而作家需要不断寻求源头活水，挖深井，扩见闻，增加生活积累和情感积累，这，仍然是带决定性的内功修炼。
大凡经得起阅读和评品的好作品，莫不是作家深入生活，经过头脑加工厂提炼、升华的结晶。多年前，陈忠实常坐远郊班车前往临潼、蓝田等地搜集资料，风尘仆仆。他足足用了四年时间酝酿、构思才写就《白鹿原》。张炜煌煌十卷本的《你在高原》也是他走遍齐鲁大地，宁静深思的结果。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写得那样深情、细腻，感人落泪，不仅仅出于作家童年的记忆，更是作家深入生活、细究历史、大胆想象的结果。近年来，又有一些作家主动深入生活，出现了如梁鸿《中国在梁庄》、贾平凹《定西笔记》、李娟的散文等有影响之作。这些作品之所以引人注目，得到好评，因为作者走出了书斋，吸纳了新鲜的因素，关注了民生与生态，于是充盈着地气。
最近贾平凹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几十年一路走来，之所以还没有被淘汰，还在继续写，得益于我经常讲的两句话：一个要和现实生活保持一种鲜活的关系，起码要了解这个社会，和这个社会保持一种特别新鲜的关系；再一个你在写作过程中，一定要不停地寻找突破点，或者是常有新的一些东西出来。我现在60岁的人了，基本上是和人家20多岁的娃们在一块写哩，文坛淘汰率特别残酷。所以说你只有把握住这两点，才能写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我这几十年就是这样过来的。”贾平凹的话比较实在。他写《定西笔记》并未显出多么庄严的深人生活的架势，他说他纯属闲情，是到甘肃去寻找秦人的古迹，不意诱发了创作冲动。他称这也是“接地气”。
二
文学的本质是“人学”，对“人”的关怀是文学的全部价值所在。尽管“人民”的概念几经变迁，受过思想的扭曲，现在是回到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上来了。“人”是“人民”的哲学内涵基础；“人民”是“人”的社会学群体化命名。也曾有人把“人民的文学”与“人的文学”对立起来，其实，它们一是外延，一个是内核，或者，一个为体，一个为用。人民对忘记他们，脱离他们的作品，从来是不感兴趣的，只有通过作家这个个体的心灵，写出人民的所思所想、喜怒哀乐，传达出人民心声的作品，才是最有价值的。
人民不是抽象的。“人”才是人气的根本。对人的理解、认识，对人性的发现和揭示的深度，对创作起着决定作用。我们对人的理解曾经很狭窄过，只讲阶级性，不讲人性，只讲单一性，不讲复杂性，只讲显意识，不讲潜意识，只讲理性，不讲非理性。新时期以来，解放思想，在对人的理解上有了重大突破，这才带来了文艺的大繁荣。
要振兴当下的文学，并在内质上发展文学，使文学得以真正的繁荣，就要在揭示人性的深度，表现人民的思想情感的宽广度上有所突破。回望30年来的中国文坛，归来一代、知青作家、朦胧诗人，寻根之游、先锋之旅等等，其作品若能直指人心，皆因为作者的沧桑阅历和对人性的深度挖掘。那些现实主义的力作也往往因此而震撼人心，立于文学的长河之中。比如，张贤亮的反思之作不同凡响，就因为他对于时代政治的深切反思，人性的开掘。高晓声也曾深度发掘过陈奂生们的内心。他说：“我写《陈奂生上城》，我的情绪轻快而又沉重，高兴而又慨叹。我轻快、我高兴的是，我们的情况改善了，我们终于前进了；我沉重、我慨叹的是，无论是陈奂生们或我自己，都还没有从因袭的重负中解脱出来。”一切取决于对人民生活表现和关怀的深度。刘醒龙的《天行者》为当下“底层书写”的深度给了一个“另类的”示范；莫言的《蛙》，则以强大的内在张力挑战“敏感题材”；毕飞宇的《推拿》以细腻的文笔写出了“黑暗世界的光明”，也是作者所说的“对人的局限性的表达”；而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是颇有形式感的中国人的说话哲学的寓言。它们各自有它的突破领域，但都紧紧抓住了人、人民。莫言说，我始终贴住人物写；刘震云说，我更愿意做一个倾听者，倾听我的人物的声音；毕飞宇说，对一个作家来说，人道情怀比想象力还重要。
今天的文学要人气旺盛，就要大力扶持具有原创力的作品和大力加强创作中的现实感。当今人们的精神结构、生活方式、道德
还要看到，在今天这个和平发展时代，一般来说，从宏大叙事向日常叙事的转变也许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这就为文学提出了新的审美要求。艺术史学家赫舍尔曾说：“在人的存在中，至关重要的是某些隐蔽的、被压抑的、被忽视或者被歪曲的东西。”好作家的本领就在于能从这种日常生活中发现意义和价值。对日常生活世界的重视和肯定，表现了作家对人的自信。
作家要得到人民的喜爱和经受历史的考验，就要回答人民在时代生存中的问题，就要表现人民在时代生存中的灵魂状况，就要以广阔的同情心和深刻而细致的人性体验来塑造时代的人民形象，就要以人类理想和崇高的精神价值来引领人类昂扬向上。一个作家如若冷淡了人民，远离人民，过度自恋，只迷信“内宇宙”，他的创作也就失去了重要意义。1990年代以来，文学变得更加多元，“个人化”、“知识分子”、“民间”、“”，乃至“身体”等等，纷纷成为一些创作的向度，皆无不可。但无论是国家、民族还是文学自身，都需要一个主体性、根本性的方向。丢掉了人民，也就丧失了人气之源，其作品至多是昙花一现。
三
《楚辞·远游》中谓：“内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气之所由。”中国知识分子自古就将正气作为自身追求的重要价值，屈原、文天祥等人均在其文中将之书写并弘扬，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发展向前，皆因“天地有正气”；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重要构成，不仅要书写自己的个体情感，更要善养吾浩然正气。为天地正心，为生民立命，这正是儒家精神的集中体现。人们常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那是因为，那时候的作家以圣贤为榜样，以代言为己任，以笔为旗，主张正义，敢于为民请命，以启蒙为要务。现在历史情境变了，但我认为，无论是“泛写作化”还是“去精英化”，使精英意识退却了，传统知识分子情结逐渐消散，但作家的价值坚守不能丢，担当精神不能丢。
事实上人们一直在期待弘扬正气、体现人类正面价值、挖掘人性深度的伟大作品的出现，人们在期待关心民生疾苦、直面社会矛盾、批判社会不良风气、树立社会正义和理想的好作品出现。然而，我们现在的不少作品，更缺少肯定和弘扬正面精神价值的能力，而这恰恰应该是一个民族文学精神能力的支柱性需求。我曾经说过，今天的不少作品，并不缺少直面生存的勇气，并不缺少揭示负面现实的能力，也并不缺少面对污秽的胆量，却明显地缺乏呼唤爱、引向善、看取光明的能力，缺乏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缺乏正面造就人的能力。
我们说的正气，就应该是民族精神的高扬，伟大人性的礼赞，有了这些，对文学而言，才有了魄魂。它不仅表现为对国民性的批判，而且表现为对国民性的重构，不仅表现为对民族灵魂的发现，而且表现为对民族灵魂重铸，两个方面不可偏废。
在当下这个多元的时代，作家更应直面现实、弘扬正气，体现人类正面价值。正义和向上的精神就是好的文学作品存在的价值之一。尽管批评的标准可以多种多样，多元并存，但多元不是乱象。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有一些“圈”是基本的，是人类审美经验的结晶，共同认可的。比如，“前进的圈”，“真实的圈”，“美的圈”等等。《平凡的世界》为什么能博得一代代青年读者的喜爱，—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的主人公改变自身命运的强烈愿望，和那种外在的贫穷下的内心的理想和高傲，是历史进程命运化的表现，代表了一种必然趋势。恩格斯在高度赞扬18世纪的德国文学时，曾不无遗憾地指出“庸俗化”潜在而深刻地抑制了它的可能高度。尽管我国当代文学经过1980年代的“世俗化”运动，但仍须警惕大众文化趣味、市场法则、享乐主义等等因素诱使它陷入“格调”危机。
与1970年前相比，现今的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国家一直处在现代化的转型中，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个现代化的强国，复兴中华文化，重铸民族灵魂，振奋民族精神。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发生了极深刻的变化。它必然带来了人心的动荡、人性的混乱、理想的迷茫以至的失衡，这—切都需要我们去研究、去深思、去重建。我们仍然面临—个精神领域的百废待兴局面。二是，我们现在身处的是世界文化的场域。世界的气浪在扑向中华大地，我们面临在多元文化、多元价值面前的重新选择。我们到底是谁?我们到底要到哪里去?这是需要我们作家、知识分子回答的问题。三是，我们身负传承中华文明和建设文化强国的大任。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自然首当其冲。文学自古以来就是文化的先锋。
今天，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新的历史起点上，文学要挑起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担，要承担起为时代立像、为民族铸魂的重任。这就要求我们的作家大力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在时代的洪流中，以独特的艺术品质和强大的精神力量，以感人至深的艺术形象，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推动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作者单位：中国作家协会，兰州大学文学院)
70年来，《讲话》始终与中国的文艺事业相伴而行，以至于有人说，只有理解了《讲话》，才能理解中国的当代文艺何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70年来，时移事迁，沧海桑田，文学史几经演变，文学的性质和功能也发生了微妙的调节、变化，文学史家所推崇的作家也在不断重新排名。然而，尽管时代变了，有些提法变了，但舍去《讲话》的某些实用层面，进入其理论层面，便会发现，一些重要的命题仍然具有真理性、有效性，比如，文学为人民怎么写作的问题，作家深入生活的问题，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问题等等。于是，结合今天的时代特点和现实矛盾，重新思考和辨析这些问题，将大有利于当代文学的发展。
一
时间虽然相隔了70年，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仍有贯穿性和内在联系，比如，70年前在《讲话》中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明确主张，中国的文学家应当深入社会生活这个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创作源泉，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再进入创作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成为受人尊敬和爱戴的人民艺术家。这些话放到70年后的今天一点也没有过时。我甚至认为，当年的问题又轮回似的回来了——深入生活的问题在今天又变得相当突出——与人民生活实际的隔膜，表现“中国经验”的薄弱，原创力的匮乏，顽固的自我重复症，原有积累的消耗殆尽，新的创作捉襟见肘，等等，仍然是困扰着当今不少中国作家的难题。
生活是唯一源泉的创作原则是对人类艺术创作规律的科学总结。他的归纳、概括和阐发，确乎是精当的、深刻的、富于创造性的。司马迁铸造《史记》几乎走遍当时的中国；罗贯中演绎《三国演义》也曾数访赤壁；柳青为著《创业史》举家落户皇甫村长达14年，《山那边人家》的作者周立波举家迁至乡村。再想想那些著名的知青小说，如《我那遥远的清平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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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去来兮》《北方的河》《棋王》《小鲍庄》《麦秸垛》，哪一部不是作家投入巨大情感的生命之作?1980年代之后，人们对以往深入生活的做法有了一些反思，作家可以有直接经验，也可以有间接经验，读书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不可以低估灵感与想象的力量，对于忽视作家创作个性，一刀切、绝对化的做法的批评也都是不无道理的，胡风的“到处有生活”也并没有讲错，但是，尽管如此，生活的唯一源泉性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因而作家需要不断寻求源头活水，挖深井，扩见闻，增加生活积累和情感积累，这，仍然是带决定性的内功修炼。
大凡经得起阅读和评品的好作品，莫不是作家深入生活，经过头脑加工厂提炼、升华的结晶。多年前，陈忠实常坐远郊班车前往临潼、蓝田等地搜集资料，风尘仆仆。他足足用了四年时间酝酿、构思才写就《白鹿原》。张炜煌煌十卷本的《你在高原》也是他走遍齐鲁大地，宁静深思的结果。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写得那样深情、细腻，感人落泪，不仅仅出于作家童年的记忆，更是作家深入生活、细究历史、大胆想象的结果。近年来，又有一些作家主动深入生活，出现了如梁鸿《中国在梁庄》、贾平凹《定西笔记》、李娟的散文等有影响之作。这些作品之所以引人注目，得到好评，因为作者走出了书斋，吸纳了新鲜的因素，关注了民生与生态，于是充盈着地气。
最近贾平凹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几十年一路走来，之所以还没有被淘汰，还在继续写，得益于我经常讲的两句话：一个要和现实生活保持一种鲜活的关系，起码要了解这个社会，和这个社会保持一种特别新鲜的关系；再一个你在写作过程中，一定要不停地寻找突破点，或者是常有新的一些东西出来。我现在60岁的人了，基本上是和人家20多岁的娃们在一块写哩，文坛淘汰率特别残酷。所以说你只有把握住这两点，才能写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我这几十年就是这样过来的。”贾平凹的话比较实在。他写《定西笔记》并未显出多么庄严的深人生活的架势，他说他纯属闲情，是到甘肃去寻找秦人的古迹，不意诱发了创作冲动。他称这也是“接地气”。
二
文学的本质是“人学”，对“人”的关怀是文学的全部价值所在。尽管“人民”的概念几经变迁，受过思想的扭曲，现在是回到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上来了。“人”是“人民”的哲学内涵基础；“人民”是“人”的社会学群体化命名。也曾有人把“人民的文学”与“人的文学”对立起来，其实，它们一是外延，一个是内核，或者，一个为体，一个为用。人民对忘记他们，脱离他们的作品，从来是不感兴趣的，只有通过作家这个个体的心灵，写出人民的所思所想、喜怒哀乐，传达出人民心声的作品，才是最有价值的。
人民不是抽象的。“人”才是人气的根本。对人的理解、认识，对人性的发现和揭示的深度，对创作起着决定作用。我们对人的理解曾经很狭窄过，只讲阶级性，不讲人性，只讲单一性，不讲复杂性，只讲显意识，不讲潜意识，只讲理性，不讲非理性。新时期以来，解放思想，在对人的理解上有了重大突破，这才带来了文艺的大繁荣。
要振兴当下的文学，并在内质上发展文学，使文学得以真正的繁荣，就要在揭示人性的深度，表现人民的思想情感的宽广度上有所突破。回望30年来的中国文坛，归来一代、知青作家、朦胧诗人，寻根之游、先锋之旅等等，其作品若能直指人心，皆因为作者的沧桑阅历和对人性的深度挖掘。那些现实主义的力作也往往因此而震撼人心，立于文学的长河之中。比如，张贤亮的反思之作不同凡响，就因为他对于时代政治的深切反思，人性的开掘。高晓声也曾深度发掘过陈奂生们的内心。他说：“我写《陈奂生上城》，我的情绪轻快而又沉重，高兴而又慨叹。我轻快、我高兴的是，我们的情况改善了，我们终于前进了；我沉重、我慨叹的是，无论是陈奂生们或我自己，都还没有从因袭的重负中解脱出来。”一切取决于对人民生活表现和关怀的深度。刘醒龙的《天行者》为当下“底层书写”的深度给了一个“另类的”示范；莫言的《蛙》，则以强大的内在张力挑战“敏感题材”；毕飞宇的《推拿》以细腻的文笔写出了“黑暗世界的光明”，也是作者所说的“对人的局限性的表达”；而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是颇有形式感的中国人的说话哲学的寓言。它们各自有它的突破领域，但都紧紧抓住了人、人民。莫言说，我始终贴住人物写；刘震云说，我更愿意做一个倾听者，倾听我的人物的声音；毕飞宇说，对一个作家来说，人道情怀比想象力还重要。
今天的文学要人气旺盛，就要大力扶持具有原创力的作品和大力加强创作中的现实感。当今人们的精神结构、生活方式、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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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情感皆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与之相较，文学却表现得很不充分。我们对某些领域的创作也许比较成熟，例如处理起乡土经验，但是对大量新的生活场域、新的行业和新的人物，创作可说是落后于生活的，某些作品显现出一种贫困，思想上的贫困，精神资源上的贫困，语言的贫困，以至陷入自我重复、互相重复的怪圈。还要看到，在今天这个和平发展时代，一般来说，从宏大叙事向日常叙事的转变也许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这就为文学提出了新的审美要求。艺术史学家赫舍尔曾说：“在人的存在中，至关重要的是某些隐蔽的、被压抑的、被忽视或者被歪曲的东西。”好作家的本领就在于能从这种日常生活中发现意义和价值。对日常生活世界的重视和肯定，表现了作家对人的自信。
作家要得到人民的喜爱和经受历史的考验，就要回答人民在时代生存中的问题，就要表现人民在时代生存中的灵魂状况，就要以广阔的同情心和深刻而细致的人性体验来塑造时代的人民形象，就要以人类理想和崇高的精神价值来引领人类昂扬向上。一个作家如若冷淡了人民，远离人民，过度自恋，只迷信“内宇宙”，他的创作也就失去了重要意义。1990年代以来，文学变得更加多元，“个人化”、“知识分子”、“民间”、“”，乃至“身体”等等，纷纷成为一些创作的向度，皆无不可。但无论是国家、民族还是文学自身，都需要一个主体性、根本性的方向。丢掉了人民，也就丧失了人气之源，其作品至多是昙花一现。
三
《楚辞·远游》中谓：“内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气之所由。”中国知识分子自古就将正气作为自身追求的重要价值，屈原、文天祥等人均在其文中将之书写并弘扬，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发展向前，皆因“天地有正气”；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重要构成，不仅要书写自己的个体情感，更要善养吾浩然正气。为天地正心，为生民立命，这正是儒家精神的集中体现。人们常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那是因为，那时候的作家以圣贤为榜样，以代言为己任，以笔为旗，主张正义，敢于为民请命，以启蒙为要务。现在历史情境变了，但我认为，无论是“泛写作化”还是“去精英化”，使精英意识退却了，传统知识分子情结逐渐消散，但作家的价值坚守不能丢，担当精神不能丢。
事实上人们一直在期待弘扬正气、体现人类正面价值、挖掘人性深度的伟大作品的出现，人们在期待关心民生疾苦、直面社会矛盾、批判社会不良风气、树立社会正义和理想的好作品出现。然而，我们现在的不少作品，更缺少肯定和弘扬正面精神价值的能力，而这恰恰应该是一个民族文学精神能力的支柱性需求。我曾经说过，今天的不少作品，并不缺少直面生存的勇气，并不缺少揭示负面现实的能力，也并不缺少面对污秽的胆量，却明显地缺乏呼唤爱、引向善、看取光明的能力，缺乏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缺乏正面造就人的能力。
我们说的正气，就应该是民族精神的高扬，伟大人性的礼赞，有了这些，对文学而言，才有了魄魂。它不仅表现为对国民性的批判，而且表现为对国民性的重构，不仅表现为对民族灵魂的发现，而且表现为对民族灵魂重铸，两个方面不可偏废。
在当下这个多元的时代，作家更应直面现实、弘扬正气，体现人类正面价值。正义和向上的精神就是好的文学作品存在的价值之一。尽管批评的标准可以多种多样，多元并存，但多元不是乱象。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有一些“圈”是基本的，是人类审美经验的结晶，共同认可的。比如，“前进的圈”，“真实的圈”，“美的圈”等等。《平凡的世界》为什么能博得一代代青年读者的喜爱，—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的主人公改变自身命运的强烈愿望，和那种外在的贫穷下的内心的理想和高傲，是历史进程命运化的表现，代表了一种必然趋势。恩格斯在高度赞扬18世纪的德国文学时，曾不无遗憾地指出“庸俗化”潜在而深刻地抑制了它的可能高度。尽管我国当代文学经过1980年代的“世俗化”运动，但仍须警惕大众文化趣味、市场法则、享乐主义等等因素诱使它陷入“格调”危机。
与1970年前相比，现今的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国家一直处在现代化的转型中，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个现代化的强国，复兴中华文化，重铸民族灵魂，振奋民族精神。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发生了极深刻的变化。它必然带来了人心的动荡、人性的混乱、理想的迷茫以至的失衡，这—切都需要我们去研究、去深思、去重建。我们仍然面临—个精神领域的百废待兴局面。二是，我们现在身处的是世界文化的场域。世界的气浪在扑向中华大地，我们面临在多元文化、多元价值面前的重新选择。我们到底是谁?我们到底要到哪里去?这是需要我们作家、知识分子回答的问题。三是，我们身负传承中华文明和建设文化强国的大任。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自然首当其冲。文学自古以来就是文化的先锋。
今天，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新的历史起点上，文学要挑起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担，要承担起为时代立像、为民族铸魂的重任。这就要求我们的作家大力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在时代的洪流中，以独特的艺术品质和强大的精神力量，以感人至深的艺术形象，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推动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作者单位：中国作家协会，兰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