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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冰雪丝绸之路(连载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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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元代的冰雪丝绸之路

6.1蒙元王朝与站赤制度

公元1206年(蒙古成吉思汗元年,金章宗泰和六年,南宋宁宗开禧二年),蒙古诸部首领在斡难河召开“库里尔台”(全部落联盟首领大会),推选铁木真为蒙古大汗,即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任命大将木华黎为左手万户,统辖东边直到哈剌温山(今大兴安岭)一带的诸千户。公元1211年(成吉思汗六年,金卫绍王大安三年,嘉定四年)2月,蒙古军队南下攻金,连续获胜。3月,成吉思汗亲自督师渡过克鲁伦河,至汪古部居地。秋季,先后在野狐岭、浍河(今河北怀安东)大败金军数十万众。1227年(成吉思汗二十二年,正大四年,宝庆三年)7月,蒙古成吉思汗病逝,第四子拖雷暂时监国。1229年(蒙古窝阔台汗元年,正大六年,理宗绍定二年)秋,拖雷召集蒙古诸王在曲雕阿兰(今克鲁伦河上游一带)召开大会,议立新汗。斡赤斤率东道诸王与会,经过激烈斗争之后,共立窝阔台(成吉思汗第三子)为新的大汗。1234年(窝阔台汗六年,天兴三年,理宗端平元年)正月,金哀宗传位于宗室子承麟,此后不久。蒙古军与南宋军联合攻占蔡州,金王朝灭亡。窝阔台汗灭金统一中国北方后,于八里里答八思之地集会,商议伐宋。1267年(至元四年,咸淳三年)2月25日,蒙古朝廷建置开元等路转运司(开元路治所在今吉林农安,其辖区,东至日本海、南达图们江流域,北部辖嫩江流域直至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1271年(至元八年,咸淳七年)12月18日,忽必烈诏告天下,建国号大元,确立了自己的政权。次年二月,忽必烈改中都为大都(今北京),定为都城。1274年(至元十一年,咸淳十年)正月,元廷决定发兵20万征南宋。1276年(至元十三年,南宋端宗景炎元年)正月,元军占领临安。南宋恭帝赵显上表降元。经过长年的征战,元朝逐渐统治了包括中国东北在内的亚洲大部分地区,并借鉴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制度,实行因俗而治的政策。
蒙元帝国的铁骑驰遍欧亚大陆,建立了历史上疆域最大的王朝。为了对如此广大的领域做到“信令畅达”,实行有效统治,元朝统治者在邮驿方面进行了积极的、行之有效的改革,驿路范围扩大,驿路畅通顺达,较辽金时期有了明显的改善。其实,从成吉思汗起,就仿中原驿传制度,开通了到中原和西域的驿路。元代,全国遍设驿站,有陆站和水站之分,陆站又有用马、牛、驴、车、轿和徒步之别,在黑龙江流域还有用狗者,称为狗站,水站则用船。漠北、漠南设蒙古站赤,中原及江南驿站称汉站。元世祖中统至至元初,忽必烈派总制院使达门进藏,在乌斯藏、朵甘思、朵思麻3道设置有大驿站28处,小驿站7处。其中在属今甘青境内的朵思麻地区设有7处大驿站,于是,青海成为大都通往西藏的必经地区。元代站赤沟通了全国各地交通联系,促进了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边疆地区的社会发展。
站赤的最直接功能是怎么写作于军事。据《元史》记载,1215年(成吉思汗十年),元军占领辽西,有人向元军首领报告,义州(治所在今辽宁省义县)有人正在暗中行动,意欲反叛。闻此信息后元军将领震怒,准备以屠城手段进行武力镇压。观察使王荣祖“驰驿”向成吉思汗报告,成吉思汗闻讯后立即下令制止,才免除了这次血洗。可见当时驿马奔驰十分迅速,军事“信令畅达”。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即位后,再一次下令整顿和加强地区驿站,命令称:“诸牛马站每百户置汉车一具,各站俱置米仓,站户每年纳米一石。”可以看得出,那时已有周密的驿站制度。窝阔台和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以后逐渐把蒙古的驿路一直横贯到欧洲,形成了一条联络欧亚大陆,万里之遥却迅捷畅通的驿路。
元代东北辽阳行省以下设开元路,又设水达达路,即由水达达万户提升水达达路,以加强对东北极边地区的管辖。水达达女真,泛指居住在松花江下游,乌苏里江流域,黑龙江中、下游和库页岛,以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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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为生的吉里迷、乞烈迷、兀者、骨嵬、北山野人、女真野人诸部之统称。元代的路以下设军民万户府、屯田万户府,万户府以下再设千户所。在忽必烈统治时期,管辖黑龙江地区的行政机构为辽阳行省中书省,下设路、道、府,管辖东北的绝大部分地区。黑龙江流域大部分地区仍属开元路和水达达路,在两路下设桃温、胡里改、斡朵怜、脱斡怜、孛苦江五个军民万户侯;在蒲峪路(今克东县一带)和肇州设置了屯田万户府;在和州设双城总管府;在黑龙江(元时称松花江和黑龙江下游为混同江)入海口奴儿干地称之为特林的地方设置东征元帅府。元朝在混同江(松花江、黑龙江下游)流域建立了屯田万户府、千户所,始创在黑龙江入海口地区设置“军府制”政权以治其地的先例。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原后,为了加强统治,在幅员辽阔的国土上,建立了严密的“站赤”制度,使邮驿通信十分有效地发挥效能。所谓“站赤”,是蒙古语“驿传”的译音。据专家们考证,这个“站赤”原来指的是人,专指负责驿传的官员,口口相传,久而久之,后来也就泛指驿站和驿传,成为通称了。有学者对驿路,尤其是“驿站”这个词进行了考证,认为是从元代才开始使用的。根据波斯史学家拉施特在《史集》中的记载,元朝的驿路分为三种:一称帖里干道,蒙古语意为车道;二称木怜道,蒙古语意为马道;三为纳怜道,蒙古语意为小道。从适用地区讲,帖里干和木怜道,多用于岭北至上都、大都间的邮驿;纳怜道仅用于西北军务,当时的大部分驿站在今甘肃省境内,所以亦称“甘肃纳怜驿”。
站赤制度,作为一种系统而严密的驿传制度,不但包括驿站的管理条例、驿官职责,还包括驿站设备以及对站户的赋税征收制度等等。元世祖忽必烈时,曾制定了一份《站赤条例》,这是当时有关驿传的基本管理条令。其基本内容有10多项,诸如驿站组织领导、驿站的饮食供应、马匹的管理、验收马匹和约束站官、检验符牌、管理牧地、监督使臣和按时提调等等。元朝时各驿站设有驿令和提调驿官,他们的职责是:如数且保质供应良马,检验驿使凭证,清点驿站设备等。这些措施对驿站管理行之有效,而对驿官考核的具体条例实现了对人的约束和辖制,这些都对元代邮驿得以发展起到了保证作用。由于管理比较严格,确保了元朝的驿路四通八达。史家认为,元朝驿站制度之盛在我国历史上是少见的,它是“元朝政府的神经和血液网络”,对维持蒙元王朝在全国广大地区的统治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尤其对发展我国边疆地区的交通,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今天的黑龙江、吉林、辽宁东北三省,属于元朝的辽阳中书行省,有南北两大驿路干线,向北这条一直延伸到黑龙江入海处的奴儿干城,向南这条直抵高丽王都开京(今朝鲜开城),共辖有135个驿站,管理驿马6 515匹,驿车2 621辆,驿牛5 259头,驿狗3 000只(《经世大典·天下站名》)。
元朝的驿站负责给使臣配备交通工具,如果陆行,备有马、驴、牛等,若水行则有舟船,翻山越岭则备有轿及轿夫,东北边远地区更有特殊用于冰上的驿狗。狗站也由此而来。据统计,元朝设在全国有1 119处驿站,总共约有驿马4.5万匹。在东北的哈儿宾(即今哈尔滨)地区则设有狗站15处,供应驿狗3 000只。由于东北地区地广人稀,路途遥远,元朝官员更加重视对这些驿站的管理和对驿官的考核监管,从而保证了元代东北极边地区驿站的正常运转。元朝的各个驿站都设有备品较为齐全的驿舍,这和宋朝的馆驿一样,是招待使臣住宿的房舍。驿舎的档次高低不同,东北地区次之,而中原地区的许多驿舎陈设之华丽和宋朝的馆驿相差无几。当时,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描写说:“有宏伟壮丽的建筑物,陈设华丽的房间”(《马可·波罗游记》),来往官员、使者住宿条件相对是比较舒适的。

6.2 站赤与东北路

据《元史·兵志》记载,公元13世纪忽必烈统一中国之后,在全国推行“站赤”制度。前已提及,“站赤”就是驿站,乃蒙语“驿传”的译名。“站赤者,驿站之译名也,盖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古人所谓置邮而传命,未有重于此者也……于是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而梯航毕达,海宇会同,元之天下视前代所以为极盛也”(《黑龙江简史读本》)。全国11个行省均设立“站赤”,其目的有三,“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和“朝圣纳贡”。交通工具“陆则以牛以马,或以驴、或以车,而水则以舟”。这一时期,黑龙江中部向东的这条大通道,即唐时的黑水道,辽时的五国鹰路,蒙元时称之为东北路。至此,这条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古道开始步入驿传时代。元代的东北地区幅员辽阔,疆域广大,包括贝加尔湖以东、外兴安岭南北和黑龙江下游与库页岛、乌苏里江东部直至沿海。如此辽阔的领土,要想实现政令通达,有效管理,驿传的作用不可低估。
蒙元东北路是基于鹰道——五国鹰路,即海东路基础上完善成型的。随着元朝站赤的建立与完善,这条黑龙江冰雪丝绸之路进一步形成并更加兴盛。
蒙元时期,海东青已演变成黑龙江地区站赤的代名词。海东青生长在黑龙江入海口、乌苏里江以东,女真、赫哲土著民族所称“东海”(日本海、鞑靼海)、库页岛沿海一带。由于海东青自古享有盛名,曾几何时,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故深受黄河流域和中原广大地区豪门权贵们的喜爱和欢迎。其实,此前的辽时期即已经设鹰坊,时至金、元均延设鹰坊,以官员“掌调养鹰鹘、海东青之类”为荣耀。可见那个时代对海东青的推崇程度。而海东青也成为东北边疆沿黑龙江冰雪丝绸之路向内地朝献的贡品之首。当然,除此之外,往来的其他物资种类繁多,除各类贡品,信函,丝绸制品外,也有各地名产,稀世珍宝等。往返于这条冰雪丝绸之路的人们带来了各地的所见所闻,风俗民情,奇闻轶事,信息传说等,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黑龙江冰雪丝绸之路的丰富内涵。1262年(中统三年),忽必烈“敕燕京至济南置海青驿,凡八所”(见《元史·世祖纪》),并以上端带穿孔,正面镂海东青图案, 金、银、铁三种质地圆牌为驰驿符信,称“海青牌”。可见,当时持海青牌,住海青驿者,则往来于这条“东北路”。十三世纪,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马可·波罗游记》中,赞叹元代站赤的恢宏、缜密,特别还提到了海青牌。他说:驿卒“携带一块刻有‘隼’的牌子,作为紧急和疾驰的标志。”
元代,我国东北地区的地域广大,幅员辽阔,而且气候条件、发达程度都相对较差,在西至贝加尔湖以东,北及外兴安岭南北,东至黑龙江下游到库页岛及东海,以及乌苏里江东部至沿海这一广阔的地域上设置站赤,难度非常大。首先就是站赤辐射的面积广大。《元史·站赤》载:辽阳行省所辖“陆站105处,马6 515匹,车2 621辆,牛5 259只。狗站15处,元设站户300,狗3 000只”。北线的东北路,经交通枢纽西祥州(今吉林省农安东北),沿松花江水路进入黑龙江地区,在松花江沿岸设驿站。这条贯通黑龙江省中部地区的通道延松花江一路向东北行进,然后进入黑龙江水路,直达元王朝征东元帅府所在地奴儿干亨滚河(恒滚河)与黑龙江交汇处,再向东北到达黑龙江入海口。
由于黑龙江下游地区的少数民族,如赫哲族、费雅克人等冬季以狗拉爬犁为主要交通工具,经常可以见到几只,十几只,甚至更多的狗拉着爬犁在冰封的江面、河面上疾驰如飞,所以,赫哲族等当地少数民族因擅长使犬被称之为“使犬部”而闻名于世。时至今日,每逢冬季,大风雪过后,在三江流域,尤其是黑龙江下游的赫哲族聚居区,偶而还会看到三五只甚至十几只狗拉着的雪橇,载着渔猎品或其它用品,奔驰在风雪迷茫的冰封江面、河道上或丛林间。赫哲人称这种狗拉的雪橇叫“拖拉气”。驾雪橇驱狗的人,手持“考力”(指挥棒)指挥头狗,在头狗的带领下,其它狗挽橇前进,疾驰如飞。需要停下来时,驾雪橇的人以“考力”交叉阻地,即把雪橇刹住。赫哲人说: “拖拉气”虽然落后,但千百年来却是赫哲人在冬节里的主要运输工具。无论是出远门,运东西,还是迎送客人,甚至娶亲送葬都用它。据陶宗义在《掇耕录》中记载:“狗站:高丽以北,名别十五,华言连五城也。罪人流奴儿干者,必经此。其地极寒,海亦冰,自八月即合,至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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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月方解,人行其上,如履平地。征东行省每岁委官至奴儿干,给散囚粮,须用站车,每车以四犬挽之。”说明东北路连接5城的共15处狗站,在奴儿干征东元帅府,元朝流放的人也必经这些狗站到此,此地非常寒冷,每年八月份即封冻,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四、五月份,人在上面行走如同平地。征东行省的人每年派员至努儿干分发粮食,每辆站车用四只狗拉。由于路途遥远,在沿江设置有15处狗站,是专供沿途经此地休息,补充给养等。狗站从元朝至中华民国,历经几朝几代,数百年存而不变。1330~1332年(元文宗至顺年间)成书的《经世大典·站赤》;1364~1368年(元顺帝至正年间)写成的《析津志·天下站名》,都对这条交通线有明确记载。《经世大典》记载东北辽阳等处行中书省范围内,站赤达到120个,并详细记载了各站的车马数。而《析津志》记载了从西祥州至塔海万户府间的站赤,“西祥州正东宾州,一百一十韦口铺,百二十斡木火,百一十上京、海哥,七十鹿鲁,八十捻站,七十不牙迷,一百捻站,百八十哈散,百七十吾纳苦,百三十忽帖罕。塔海万户。”忽帖罕即塔海万户府驻地,把此线起点路段勾画得十分清晰。
元代的这条“东北路”既保证了朝廷的政令及时通达东北边疆,而且,促进了中国东北边疆的“水达达路”少数民族地区与松花江、黑龙江流域各地区的交往、物品的交换以及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也促进了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认知与融合。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内地一些先进的生产工具,制造技术,手工业以及丝绸、棉帛、瓷器、铁器等得以进入黑龙江下游地区。这些,都为明清时期的黑龙江丝绸之路进一步完善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这条路承载着时代的发展与变迁,各种文化的交流与渗透,先进生产力的普及与传播,社会的沟通与融合,因此,它的重要性鲜明地凸现出来,其意义之重大,影响之深远不言而喻。

6.3 站户及站役考略

站户是元朝户籍名称之一,这些站户是怎么写作于站赤的,亦即有了驿站(站赤)则有了站户。之所以称之为站户是因为政府签发确定部分人户专门承担站役,站户由此得名。元朝为了“通达边情﹐布宣政令”及“朝圣纳贡”,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周密的站赤系统。由于站赤有水﹑陆之分,所以,水路用船,陆路以马、牛、狗等作为交通工具,故又有船站户、马站户、牛站户、狗站户等名称。上述各种站中以马站为最普通﹐马站户的数量也最多。黑龙江地区每年有6个月的隆冬季节,每逢冬季驿传,经常是马拉爬犁,在冰封的大江里疾奔。诗曰:六花漫天踏征程,千里砥平绕山行,江中爬犁冰上飞,一鞭晨雾马蹄轻。据统计﹐全国驿站共有1 119处﹐以每站平均200户计算﹐站户约达20多万户,实际数字应该更高。
站户承担的站役(任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陆站站户养马、牛、狗等,水站站户则需准备船只;马站出马夫﹐称为兀剌赤,水站出船夫;部分站户需向过往人员供应“首思”(蒙语Ihsn的音译,原义为汤汁,元代以此指过往驿站人员的饮食分例)。江淮以北农业区的站户,基本上是平均每4户养一匹马,每户可免四顷土地的地税;江淮以南对养马户数没有限制﹐但规定同养一匹马的诸户总共可免税粮七十石。站马来源不一,有的由朝廷出钱购写,发给站户饲养应役;有的由驿站所在地区若干大户共同出资购写,发给站户;有的则由站户自行购置。不管来源如何,站马一旦倒毙,都由站户赔补。站户除可以免除部分的田亩税粮之外﹐其余部分仍须纳税。供应“首思”的站户可以免除“和雇、和写、杂泛差役”﹐有一部分地区的站赤由官府供应首思,牛站户﹑狗站户和船站户的情况与马站户相差无几,基本相同。
由于有了站户及站役,使得站赤成为当时最便利的交通体系。元朝政府规定,只有军政事务才许乘驿,而且必须持有铺马圣旨或圆牌(黑龙江地区用海青牌)作为凭证。但是王公贵族、上层僧侣和各级官吏纷纷巧立名目,通过各种手段和不同途径谋求铺马圣旨和圆牌,任意乘驿。导致站道上往来人员日益增多,站马因使用过度不断倒毙,马夫疲于奔命,“首思”供应越来越多,站户越发不堪重负。牛、狗、船等各站户的负担也是一样。再加上站官多方勒索,站户中的富户又与官吏相互勾结,逃避站役,把负担转嫁给一般站户﹐致使站户日益贫困,许多人被迫逃亡。为了防止站赤制度废弛﹐元朝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发放救济物资,限制铺马圣旨和圆牌的使用,重新签发站户进行补充等,但是,效果都很有限。元代后期﹐站户消乏和逃亡已成为非常严重的问题﹐站赤的运行因此受到很大影响。

6.4 元代狗站小记

元代的站赤在著名的《经世大典·站赤》中有详细的记载。对黑龙江地区的交通线及其驿站,《析津志·天下站名》中亦有记载。《经世大典·站赤》成书于元文宗至顺年间(1330~1332年),《析津志·天下站名》成书于元顺帝至正年间(1364~1368年)。但非常遗憾的是《经世大典》和《析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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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部典籍均已散失。好在明《永乐大典》对以上这两部书均有部分转述,作为重要的史料记载,它可以引导后人的许多考证,许多学者认为这是研究元代站赤不可多得的最基础史料。
元代的狗站,即以狗供役的驿站是最有特色的。《元史·兵志四》:“今故着其驿政之大者,然后纪各省水陆凡若干站,而辽东狗站,亦因以附见云。”
《经世大典》对末鲁孙以下的十五个狗站记为:末鲁孙、拔鲁温、甫打怜、末里合温、胡怜、胡鲁八兴、斡孙、别烈可、哈剌马苦、拔儿滨、赵斤、佛朵火、卑里真、可烈儿、末末吉。共为十

五、末末吉即满泾。

《析津志》对狗站记录如下:狗站,名为马勒享、敬鲁温、伏答林、忽林、虎把希、五速、哈剌马、卜勒克、播儿宾、沼阴、弗朵河、别儿真、奴而干、黑勒马和满泾,共为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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