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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谈基于文化适应理论人口较少民族文化变迁和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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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球化现代化的浪潮使得世界各民族处于急剧的社会文化变迁之中,发展中国家及其少数民族尤其是人口较少民族面对更为严峻的挑战,文化适应是应对这一挑战的必由之路。本文以布朗族为个案探讨社会变迁背景下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路向。在对文化适应理论进行回顾之后,结合实证调查分析,本文认为,贝瑞所提出的文化适应理论能够较好解释及指引布朗族社会变迁及文化传承,在调适中寻求发展应是人口较少民族当前社会发展的最佳路径。
[关键词]社会变迁;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传承;文化适应;布朗族
1674-9391(2014)01-0009-07
人类总是处在动态发展的状态之中, 这种动态发展着的社会过程, 则是社会变迁的历程。“社会变迁主要是文化的变迁”[1](P.2)。社会变迁的过程就是一个文化调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大环境中各种文化现象裂变、分离、聚合、再生, 社会关系发生重组、社会群体发生演变、社会生活发生转向、社会制度结构和功能发生基于文化适应理论的人口较少民族文化变迁与社会发展由优秀论文网站www.udooo.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转变等,这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也是文化不断适应的过程。一、文化适应理论回顾在全球化现代化形势下,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国家的各文化群体在相互交往和融合的过程中,不可避开要面对文化适应的理由。主流文化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或弱势群体, 其文化适应和认同理由尤为凸显。文化适应研究成为当今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热点理由, 学者们从不同学科视角出发形成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文化适应理论。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一般集中于群体水平的文化适应研究, 关注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政治组织以及文化习俗的转变。心理学家则更加注重个体层次, 强调文化适应对各种心理过程的影响, 以认同、价值观、态度和行为转变的研究为主。不同学者虽然研究取向及进入路径有异,但在理论的包容面及解释力上仍有异曲同工之妙。
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早于1880年首次出现在英文文献中,美国民族事务局的鲍威尔(Powell)将“acculturation”界定为“来自外文化者模仿新文化中的行为所导致的心理变化”[2](P.24-31)。随着文化适应研究的不断深入,目前学界普遍认可的经典定义是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edfield)、林顿(Linton)和赫斯科维茨(Herskovits)1936年在《文化适应研究备忘录》这一研究报告中给出的界定:“由个体所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 发生持续的、直接的文化接触, 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3](P.11)。该定义首次系统地明确了文化适应的内涵及外延,为随后的文化适应研究奠定了基础。西格尔( Siegel )和沃格特(Voget)于1954年又提出了一个比较简洁的定义, 认为文化适应“是由两个或多个自立的文化系统相连结而发生的文化变迁”[4](P.3-37)。文化适应理论提出后,关于文化适应的研究不断从各个方面得以深化。文化适应最初是作为一个群体层面的现象得到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者的关注。后来, 它越来越多地被心理学者当作一个个体层面的变量来进行研究。到目前为止, 西方研究者已提出了多个不同的文化适应理论和模型,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Oberg的文化冲击模型; Lysgaard 提出的 U 型曲线检测说;Adler 提出的文化适应五阶段模型;Gordon 的文化同化模型;Ward的文化适应过程模型;Danckwortt的对陌生文化的适应理论; Berry的跨文化适应模型等。与前面几种相比,后三种理论对文化适应的类型、过程和影响因素做出了更加全面和细致的分析, 影响也更为深远,它们基本上涵盖了国际上有关文化适应理由的核心性理论深思和模型建构[5](P.45-52)。在后三者中,前两者更偏向于个体层面的心理学研究范畴,最后一种理论不仅对个体心理研究有较强的针对性,对社会学人类学的群体研究也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因而本文主要着重对贝瑞( Berry)的理论进行介绍。
加拿大跨文化心理学家贝瑞( Berry)借鉴人类学的理论和策略, 根据自己对移民和土著民族的调查研究,提出了“跨文化适应模型”。在他看来: 完整的文化适应概念应该包括两个层面, 一是在文化层面或群体层面上的文化适应,也就是文化接触之后在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和政治组织、风俗习惯等方面发生的变迁; 另一个层面是指心理或个体层面上的文化适应, 也就是文化接触之后个体在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态度以及认同等方面发生的变化。[6](P.201-234)贝瑞( Berry)指出,少数民族文化认同过程中将面对两个主要理由: ①是否保留本民族的原有文化特色和民族认同。②是否愿意发展与主流文化成员密切的关系, 并接受他们的价值观。对这两个维度的肯定与否,将会产生4 种文化认同策略: ①整合: 既保持原有文化也注重采用主流文化。②同化: 放弃自己原有的文化, 完全融入主流文化。③分离: 个体希望保留自己原有的认同, 限制自己与新文化发展紧密的关系,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之中。④边缘化: 个体既不能认同主流文化也不能完全认同本民族文化, 处于两种文化边缘地带。在这四种策略中“, 边缘化”是最不利于文化适应过程的策略,而“整合”的适应策略被认为是文化适应过程中的一种最佳模式,它能够在原有文化和主流文化间构建起一种平衡关系。Berry 的文化适应模式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并用于分析各种民族群体的文化适应现象。随着实践与研究的深入,贝瑞逐渐意识到该二维模型忽视了主流文化群体对民族文化群体文化适应取向的态度。此后,贝瑞在双维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第三个维度, 即主流文化群体在相互文化适应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当主流文化群体通过种种手段来推动少数民族的同化时, 采取的就是“熔炉”策略; 当主流文化群体追求并加强与非主流群体的“分离”时, 其采用的就是“种族隔离”的策略; 当“边缘化”这种策略是由主流文化群体强加于文化适应中的群体时, 就是一种“排斥”的策略; 当主流文化群体承认其他文化的对等重要性, 追求国家的文化多样性时, 就出现了与“整合”相对应的“多元文化”策略[7](P.1-9)。如图1所示:图1民族文化群体和主流文化群体使用的文化适应策略①文化适应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一个伴随着社会文化变迁历程不断凸显的过程。国外相关理论为国内少数民族的适应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但它们毕竟是根植于西方社会、衍生于西方文化的产物,在国内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研究中,我们在借鉴其合理性的同时,应当立土实际辩证地看待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过程。 二、布朗族社会变迁中的文化适应“文化适应过程,在特定作用上就是文化的特殊进化过程。文化的特殊进化是指文化在控驭能量的总能力不作实质性转变的前提下,由于其生境的导向作用,为更好地利用生境条件而进行的发展,目的在于使该种文化更加适应其生境。”[8](P.96)民族生境不仅包括了该文化所处的自然环境,而且还包括该文化所处的社会环境,这二者的统一体才构成为特定文化的民族生境。[9](P.1)在特定的历史——环境条件下,一种文化就是一种与自然界和其他文化发生相互联系的开放系统。它的地域特征会影响它的技术成份,并通过技术成份再影响到它的社会成分和观念成分。[10](P.38)布朗族的形成发展的历程,就是一个不断地在自然与社会的变迁中寻找适应存活契机的过程。为了存活,他们形成了一套适应自然环境的生计方式;为了发展,他们吸收兼容了傣族汉族彝族的文化精华。他们从采摘狩猎走到了农耕,从大山走向都市。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断调适自己的文化,使之在不断适应中寻求发展。
布朗族的文化适应,是在与自然的调适及与周边其他民族的相互作用、相互学习、相互影响和相互吸收的过程中进行的。随着社会变迁与调适, 布朗族本土文化会失去原来的一些特质, 获得一些新的特质。就是在这个周而复始的变迁—调适—变迁的过程中,布朗族社区逐步转变着本土文化并向前发展。

(一)对自然环境的适应

布朗族居住地多为山区。双江的布朗族多分布在县城东南小黑江沿岸山区地带,这里地处北回归线,拥有优越的气候条件,自古就是多种生物繁衍生长的地方。施甸布朗族主要居住在摩苍山与碧霞山一带的山区和半山半坝地区的木老元、摆榔一带。木老元乡地形大致为三山两凹,地势西高东低,区域内山高坡陡,河谷深切,最高海拔2895.5m,最低海拔860m,具有云南典型的卡斯特地形地貌特征及典型的立体型气候,年平均气温18℃,年降雨量1292.15mm,森林覆盖率53%。生活在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下,布朗族衍生出一系列与之适应的本土文化。从生计方式看,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为布朗族提供了重要的生活来源,解放前很长一段时期,狩猎和采集是双江及施甸布朗族村民重要谋生手段,同时,一些布朗族区依然是刀耕火种、轮歇耕作的山地农业文化。解放后,随着与汉族互动的增加而逐渐进入锄耕和犁耕阶段。此外,这些地区气候适宜,土地资源丰富,自古盛产茶叶,茶在当地人民生活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时至今日,茶文化在布朗族文化中依然具有重要地位。从衣食住行看,施甸布朗族衣饰材质厚重,形制基本为了适应山间劳作的需要,男女多为宽裤装,且还备有绑腿,以防山间荆棘刮划及虫蛇叮咬,妇女的围腰较大,不仅是美观饰品,更多是作为一种功能性用品用来装兜东西及照顾小孩。双江由于地处温热带之间,气候相对炎热,所以这里的服饰以筒裙为主。布朗族的食也具有典型的地域特色,由于布朗族大多居住在亚热带地区,气候相对炎热,所以他们的菜肴以酸性为多。味道酸辣、凉拌腌渍为主的烹饪方式较好地反映了他们居住的地域特色。传统的布朗族民居更是一种自然生境的直观反映,双江布朗族传统住房为“鸡罩笼”,这种民居结构布局简单,以木、竹、茅草为建筑材料;建筑艺术也相当简洁,多以捆、绑、扎为主。多以椿树、麻栗树作柱,架三道梁,木椽长5米左右,出水较陡,中柱高3米以上,屋顶多为茅草。屋檐以下部分,用木板或土基做墙壁。门多以竹片编制而成,这种房屋较好的适应了当地气候特征,既防热又透气,冬暖夏凉。施甸布朗人传统居住的是一种依山势而建的木结构的干栏式的房屋建筑,称之为“一步楼”。这种民居较好适应了当地山区地势,依山而建,有效利用了有限的宅基地,且做到布局合理、功能齐全。由于布朗族居住地山高坡度,解放前布朗人出行基本上是肩挑背驮,富裕人家靠马驮。现在,随着道路状况的逐渐好转,许多人拥有了摩托车、拖拉机,但却绝少见到轻便实惠的自行车。在宗教习俗上,布朗族也发展出一套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信仰体系,万物有灵及竜神崇拜,均较好体现了布朗族对自身存活环境的依赖及敬畏。

(二)对社会环境的适应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布朗族的传统文化也相应地发生了变迁。社会制度的变革首先对布朗族的生计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国家民族政策的不断推陈出新,国家行政力量的不断参与,布朗族由原来的刀耕火种及狩猎采集逐渐变成与主流民族同步的农耕生产方式,近几年更形成舍弃农耕、走向城市谋生的热潮,生计方式日益多元使得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发展,物质文化发生了巨大变迁,衣食住行越来越呈现现代化的特点。首先,服装已经由传统民族服装逐渐过渡成汉装甚至洋装,男性的变迁更为明显,如今走进布朗族社区,除了见到几位年老的女性还身着民族服饰,年轻人及男性几乎全部是汉装或西装夹克装扮,从服饰上已经辨不出布朗族的痕迹。食品也已经呈现多元化特色,乡村小卖部里可以轻易写到山外各地制作的小吃及零食;食物烹调设施及方式已经逐渐现代化,几乎见不到在传统的火塘及大铁锅上烹制食品,同时菜肴的制法也糅合了一些城市餐馆的成分,我们在木老元调查时,李祖芹家宽敞明亮的厨房正热火朝天的在做红烧鱼,以备明天邻居结婚宴请之用,这一做法便是借用了城市餐馆里的厨艺。住所的变迁更为明显,无论是施甸还是双江,走进布朗族村寨,几乎见不到传统的“鸡罩笼”或“一步楼”,汉家房已成为普遍的民居,更有几栋充满现代特色的钢筋混泥土“洋楼”矗立期间,显得分外醒目。马驮人挑的出行方式已几乎绝迹,通往山外的道路上见到大多是满载的摩托车或农用机动车,木老元乡甚至已经开通了农村公交车。非物质文化变迁相对平缓一点,也就是奥格布所说的“文化惯性”,它们往往滞后于物质文化的变迁,它们的变迁往往是为了调适于物质文化的变迁,“大部分非物质文化本质上是调适于物质文化或自然环境,或者是调适于二者的策略。行为方式概括了大多数非物质文化的特征。社会组织、风俗、道德都是对自然环境和物质文化的集体行为方式……如果自然环境或物质文化发生变迁,这些行为方式也要变迁。”[1](P.140)随着社会的发展,布朗族社区家庭结构、婚丧习俗、传统道德等正在发生悄悄变化,计划生育的实施使得传统家庭规模日益缩小、核心家庭增加,几代人同堂情形日益少见;新生代女性在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进中逐渐取得了与男性同等重要的社会地位。随着对外交往辐射半径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外嫁或娶入冲击着传统婚俗的复杂规矩及礼仪,原来禁忌及礼仪繁多的婚丧习俗逐渐简化;传统礼仪习俗也随着年轻人大批出外打工而变得日益模糊而淡化,这些见过“世面”的人已经更喜欢“不拘小节”“直奔主题”的生活。在双江邦协,每年的祭竜仪式依然庄重地按期举行,人们对竜神依然顶礼膜拜,竜林依然郁郁葱葱较好地调节着当地的生态。有所不同的是,随着地方精英的大力推介,国家话语逐渐涉入这一神秘领域,祭竜仪式较往昔少了几许封闭性,多了几分开放性。施甸布朗族民族意识在后沉寂了一段时间,随着近年来当地政府以地方特色带动经济发展的政策基于文化适应理论的人口较少民族文化变迁与社会发展相关范文由写论文的好帮手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取向的倡导,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各种习俗传承人被挖掘和调动起来,传统节庆在当地政府的推导下开展得红红火火,传统文化事项在活动主旨的规范下重组及创新,虽然少了些原味,多了几分表演,然这不失为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环境的一种积极调适。正如吉登斯所说:“一种类型的人围绕一组固定的承诺来建构他自己的认同,这就像一个过滤器,在通过它的时候,各种不同的社会环境受到抗拒或作了重新的解释。”[11](P.244) 三、变迁与适应的现实差异:一个比较分析在社会的变迁中, 在不同的条件下, 文化适应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即便在相同的条件下,不同文化现象变迁速度也会不同。

(一)不同地域同一文化现象之间的比较

同为布朗族,施甸木老元与双江邦协的布朗族文化现象表现出明显差异,我们以几个显著文化事项为例来分析不同地域同一文化事项的文化变迁速度的差异。语言是一个民族最显著的符号特征,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两地的布朗族语言面对着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困境,然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二者之间还是有不少区别,总体而言,两地的布朗族日常用语都已出现汉化倾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逐渐不会讲本民族语言,汉语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通用语言。然而两相比较就会发现:施甸木老元布朗族文化变迁的速度快于邦协布朗族,或者说邦协布朗族对本民族的语言保持得更好。在木老元,除了年龄较长的老年人之外,60岁以下的人全都能操一口流利的汉语,与我们交流没有任何障碍,在入户走访时发现,他们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也用汉语,没有出现用本族语的情况;而在邦协,虽然大多能讲汉语,但即便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在表达时也会出现磕磕碰碰我难以听懂的情况,村支书及俸老师均对此作出解释:“我们讲汉话还是觉得有些别扭,好像舌头不那么好使”,无论在俸老师家村支书家还是入户走访的几家,只要他们家人之间一交流,几乎全换成本民族语。因而,这里能讲汉话的人,几乎都是学龄以上进过学堂的人,像俸老师还没有上学的侄孙那样的小孩,几乎听不懂我的问话,无怪乎在小学访谈时,一些教师表示低年级的学生很多不能听懂授课。
另一显著文化事项是传统生计方式的变迁,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推进,市场经济大潮也波及到地处边疆的布朗族山寨,两地布朗族外出打工者日益增加,越来越多的布朗族中青年舍弃传统农耕、走向城市谋生。两地比较之后发现,施甸布朗族外出打工情况更甚,有的村子走了近一半劳力,村里几乎只留下老人与小孩,出现大量留守儿童与空巢老人。而邦协村近年打工者虽然越来越多,但在全村所占比例还不是太大,大部分人还是选择留在家里耕地或制茶,对学校问卷调查也看出,邦协小学全校160名学生中大约只有3名留守儿童,而木老元小学的比例则大得多。
出现以上状况的理由主要是邦协的布朗族对外交流尤其是与汉族交流相对晚且少,他们受傣文化的影响更大些。而施甸布朗族地处南方第二丝绸之路附近,很早就有对外交流历史,与汉族互动频繁,这应该是二者差异的主要理由。

(二)同一地域不同文化现象之间的比较

在文化的变迁中,物质文化变化得更频繁一些,而非物质文化则相对缓慢一些,有时如果文化的两部分变化不一致,不能保持原有关系,产生失调,这时就发生了文化滞后。[1](P.205)奥格布所提及的这种情况在布朗族社区也时有发现。
在邦协村,布朗族的传统服饰与语言均已经或快或慢逐渐退出日常生活,生计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宗教信仰如祭竜、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相关节日依然在村民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这一现象有力地印证了奥格布的提法“物质文化变迁快于非物质文化的变迁”。与此同时,布朗族社区也存在文化滞后现象,这在纺织工艺、寺院教育等文化事项变迁中能够找到印证,一直以来,纺织在布朗族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全家人的衣着全靠妇女手工织布缝制,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尤其年轻人对衣着的数量及样式要求与日俱增,传统织机的及手工缝制的效率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这一要求,于是传统服装日益淡出人们视野,纺织技艺也慢慢后继乏人。现代学校教育引入布朗族社区之前,寺院教育一直是邦协布朗族社区比较重要的教育形式,基于文化适应理论的人口较少民族文化变迁与社会发展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udooo.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是布朗族男性提高社会地位向上流动唯一途径,寺院教育在这一时期发挥了较好的选拨、筛选、教化功能,随着现代教育的介入,寺院教育这一功能逐渐弱化,尤其是教育法的颁布实施、九年义务教育的推行,邦协寺院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要想像从前一样在寺院接受长时期的教育已经不太现实,然邦协布朗族男性并没有彻底放弃寺院教育,因为传统观念中如果一个男性没有当和尚的经历意味着今后将低人一等,在这种失调状态下,他们想出种种方式来巧妙地协调这二者的冲突,比如通过缩短在寺庙学习的时间来完成人生这一重要历程,文化惯性的张力在这里得到较好诠释。
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文化传统、特定文化和特定因素或性质都具有持续性、‘存活力’或‘惯性’,这就是文化的稳定性原则,即当一种文化受到外力作用而不得不有所转变时,这种变化也只会达到不转变其基本结构和特征的程度与效果。” [10](P.44)四、传承与发展:在文化调适中寻求社会发展我们所处的世界正处在一个不断推陈出新、不断调适与前进的过程之中,各国各民族都无一避开面对着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的挑战。随着人类社会的高速发展,文化变迁的速度越来越快,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之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少数民族要面对更为严峻的挑战,文化适应是应对这一挑战的必由之路,尽管这条路变得日益困难。理论上讲,文化适应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也就是接触的两个群体的文化模式都要发生变化。但在少数民族尤其是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适应的现实境况中,更多的是处于非主流方去适应主流文化,因而更多的变化往往发生在弱势群体一边。在这种情境下,少数民族选择何种策略、社会主体采用何种态度就显得无比关键,贝瑞所提出的“整合”策略及其所对应的“多元文化”举措不失为一种明智之选。
在文化变迁中,“很多情况下都是物质文化变迁在先,所引起的其他变迁在后……社会运动相对于物质文化变迁的滞后引起社会失调。[1](P.144)”“特定的文化变迁不仅需要个人与之调适,而且更需要文化的其他各部分与之调适[1](P.65)”。生活在这种文化转型中的人们,必将经历剧烈的文化冲突及失调,免不了会陷入迷惑、彷徨之中甚至迷失自我。当布朗族面对新的文化环境时,如果完全抵制主流文化,即贝瑞所指的“分离”模式,则必定与社会脱节,不利于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如果消极地全盘接受主流文化,即贝瑞所提的“同化”模式,则完全有可能丧失原有文化,失去立身之本。如果面对主流文化的冲击,没能及时调整好“文化震惊”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既对本民族文化失去信心,又不能认同外来文化,处于认同虚无状态,游离于两种文化之间,即处于文化“边缘化”之中,必将渐渐失去自我,严重影响着本民族的长远发展,这是最为不利的文化适应结局。因此,创造出新的文化来适应主流文化,成为布朗族既保持原有文化又能融入主流社会发展的最佳方式。这个“创新”的过程就是一个文化调适中的“整合”过程。这个过程是对自己文化的再认识,它意味着对原有文化和信仰的重新解释,意味着对行为价值规范的再取向。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曾对这一文化“整合”过程做过精要描述“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一种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殊目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 人们从周围地区可能的特质中选择出可能利用的东西, 放弃不可用的东西, 人们还把其他特质加以重新铸造, 使它们符合自己的需要。”[12](P.36-37)因而,文化适应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学习和扬弃的过程, 也是产生新文化和建立文化模式的过程。文化持有者就在这一整合过程中,不断调适自身的文化因子,在保存自身精华的同时适应主流文化,以期求得长远发展。只有保存本民族文化的精华,才能够树立民族自信,有了自信,才能够自立,有了自立,才能够谈发展;只有适应主流文化,才可能被主流文化所接纳,才不会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与外界脱节,才可能跟上主流社会发展的步伐。有鉴于此,我们在面对布朗族本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时,必须意识到,本土文化的存活和延续的实质是其在文化的变迁中与其生境进行不断调适和发展的过程, 即:在文化调适中寻求发展,这应当是布朗族走向更美好未来的最佳途径。注释:
①图片资料来源于参考文献[1]-[7]中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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