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灾荒1950年广西灾荒救助

[摘 要]1950年的广西，受天灾匪患的影响，灾情颇为严重。广西省委和省政府非常重视，大力宣传生产救灾理念和方针的同时，又采取临灾急救与生产自救相结合的方式，有效地遏制了灾荒的发展。在领导灾荒救助的过程中，由于明确的救助目标，不仅拉近了与广西民众之间的心理距离，而且获得了广西民众对政权的政治认同，巩固了执政的社会基础。
[关键词]1950；广西；；灾荒
建立政权初期的1950年，由于新桂系溃退时的烧杀掳掠，潜藏匪特的，地富的抽地逼债、停止借贷，再加上自然灾害的肆虐，广西各地灾荒严重，考验着的领导水平和应对能力。为解决广西民众的生产和生活困难，广西省委和政府积极进行灾荒救助工作，领导广西民众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灾害救助行动。对于建政初期广西灾荒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尚无专题研究，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1950年广西的灾荒及成因

1950年春严重的水旱灾害，及天花、牛瘟、霜冻等灾，致使广西全省103个县市中的90个县市，5206个乡村的340余万亩田地遭受严重不同的损害，其中收成仅三成以下就达160余万亩，共损失主要食粮1亿4300余万斤，房屋3万余间，耕牛2万余头，以及不可数计的财产。约230余万人变成灾民，重灾民约达110万人，其中必需急赈的有93万多人。在春耕时节广大农村陷入严重的饥馑和灾荒，百万灾民无以为炊，逼得成群结队四处挖掘山薯、野菜充饥，状甚悲惨。仅就以钦廉区四个县的统计来看，灾民42万人，占全区人口的25%，四月间吃树皮、野菜的就有26万余人，占灾民总数61%，在四五月灾情最严重的期间，直接饿死及食野菜中毒或因饥病死亡者达81人之多。
而入夏以后，又先后于56个县市的部分地区内相继发生了新的水旱虫灾，受水灾50余万亩，旱灾70余万亩，重灾者达50余万亩；虫害尤为猖獗，共受灾110余万亩，其中重灾50余万亩；尚有火灾等其他灾害。总计受灾面积230余万亩，轻重灾人口120余万人，欠收粮食1亿150余万斤，新的灾情无异是雪上加霜。
如此严重灾荒的发生，首要的原因是解放前广西灾害频发、政治不良的后果。自1945年夏秋始，至1949年解放止，广西水、旱、风、虫等灾迭次为虐，可谓无年不灾。仅1949年的大水灾，就造成灾民千万以上，桂林、柳州等地尽成泽国，受灾118万余亩，损失粮食8049万斤、房屋33万多栋。严重的灾情迫使广西政府设法向灾民发放一定的救济，但其数额与灾民的需求之间却相差甚远。据抗战后广西省政府相关报告所知，五年间政府所赈济款项与受赈人数平均核算，粮食受赈者每人得粮5斤半，现款受赈者每人法币3866元，约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2元。虽然广西饥民遍地，但在“勘乱剿匪”的藉口下，新桂系对灾民则不仅不予有效救济，反急令各县市对几百万石的田赋征实、军粮征借“限期追缴”。频发的灾害与政府的无为，致使建政初期的广西民穷财尽，广大民众抗灾度荒的能力十分薄弱。
其次，严重的匪患给广西人民带来的极大灾难。解放之始，面对解放军的强大攻势，新桂系采取所谓“敌后游击”政策，预先有计划地散发数万给地主，同时亦布置数万主力部队与特工，结合土匪、恶霸及散兵，结成数十人、数百人、数千人不等的股匪，其人数不下十万，到处串扰，大肆破坏抢劫，烧杀农村积极分子家属及房屋。而在“长期游击待机而起”的梦想被打垮后，国民党残余势力又勾结土匪、恶霸及不法地主，趁各级人民政权立足未稳之际，利用政府征粮工作中的某些偏差，以“反征粮”、“反北方佬”、“抢粮”为号召，煽动武装叛乱。自二月底恭城开始，至七八月间达于最高峰，其中较严重者如玉林专区的，仅玉林、陆川、博白三县，就有干部及农民积极份子500余人被杀害，抢去公粮300余万斤。其他县份亦有类似的局部发生。土匪的烧杀，致使广西民众损失惨重，房子被焚烧，粮食、耕牛和一切财物被抢掠一空，缺种缺粮，更是增加了生产和生活的困难。
另外，由于广西山岭纵横，林木稀少，且“导水之渠向来不多，遇雨则山洪倾泻，酿成水灾，积久不雨，则田水欠缺，又成旱灾，水旱之灾，乃成季节性之惯患”。自然条件的恶劣，也形成广西灾情的经常性和普遍性。

二、灾荒救助的手段和方式

面对严重的灾荒，广西人民政府能否有效地进行灾荒救助，不仅关乎百万民众的生死问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新政权能不能在广西迅速稳定下来，也影响着剿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的推动和广西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于是，在广西省委和政府的领导下，采取多层面的灾荒救助手段和方式，大力开展救荒工作。

(一)大力进行生产救灾的宣传教育

与传统的政府赈济相异，依据革命时期救灾的经验，广西省委考虑到“救灾粮款不甚充分”的实际情况，确定了“领导生产为重点，辅之以政府扶助”救灾方针。而要让广大民众知悉的救灾理念和方针，摆脱传统的单纯等待政府救济的倾向，进而动员起来，进行生产救灾的宣传就显得特别重要。
1950年的广西，组织机构尚不健全，而1951年所建立的行之有效的宣传网制度尚未构建，党政干部又极为缺乏，即使将所有的党员完全分到各地，仍是杯水车薪。在此情况下，运用各种形式的会议，自上而下的贯彻政策宣传，成为最有效的宣传方式。于是，在灾荒发生之初，广西各级人民政府，便召开不同层次的各界代表会和农代会，将生产救灾政策方针进行宣传解释，首先打通干部、代表思想，然后下乡，通过村干会、村民大会、农协组长会、个别座谈会等，进行广泛宣传，将生产救灾政策方针“变为群众自己的政策”。如兴安县，在召开县区农代会时，先由干部报告生产渡荒问题，后即组织小组讨论，明确生产渡荒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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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结合减租退租。会后农民代表回村，联系工作队干部，召开群众大会、贫雇农会进行宣传，“长期依赖政府救济是不行的，只有生产才是解决困难的永久办法”，又经过宣传解释生产十大政策后，群众生产情绪逐渐提高，掀起生产热潮，各村普遍组织生产开荒队或小组，有计划有组织的进行工作，在生产自救中渡过了灾荒。细致耐心的宣传教育不仅使民众了解和认可了生产救灾的理念和方针，而且积极主动的参与到灾害的自救行动中。

(二)进行临灾紧急救助

在大力进行生产救灾的宣传教育同时，面对嗷嗷待哺的灾民，为维持灾民的基本生命需求，避免灾荒的继续恶化，广西省委和政府实施紧急临灾救助，主要包括发放救济粮、社会互助互济节约救灾。
发放救济粮。即便在1950年“人民经济、政府财政两面困难的情况下”，广西省委为实现“不饿死一个人”的目标，于4月灾荒最严重期间，将1600万斤救济粮按各地灾情轻重、地区贫富和灾民自救能力大小分配各专区、市、县作重点急赈，10月间又将冬救粮391万斤发下。此类粮款，除部分专、县机动留粮或因匪乱不能下发外，均能适时转发灾民。计政府共拨出救济粮2400万斤，实用2000余万斤，共救济灾民110余万人（占总灾民47%强），使94万余人因而不至饿死，对于扶助灾民生产自救作用至重。
组织社会互助互济节约救灾。在《关于生产救灾工作的指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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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省委要求开展党政军民及群众性的节约救灾运动，发扬友爱互助的精神，帮助灾民。各地依据省委指示，热烈的展开节约捐款、互助互济的运动。据统计，1950年全年，非灾区的人民及机关、团体、学校共节约捐助大米330余万斤，救济灾民10万余人。农民在政府的宣传教育和号召下，自动的借出谷物、农具、耕牛，扶助灾民生产，仅桂林一个专区，非灾民即自愿借出32万斤粮食给灾民渡荒。同时，很多县乡村还组织了代耕队、变工队等实行互助生产，协助灾民耕种，使得许多贫苦而缺乏劳力的灾民烈军工属等解决了困难。

(三)领导开展生产自救

临灾紧急救助只为解一时之需，只有“人民群众大家努力，发动并组织起来，实行减租退租和进行大力生产，才是解决灾荒的基本办法”。有鉴于此，广西省委依据中南局指示和广西省情，展开积极的长效救助之策。
开展减租退租运动。为彻底解决广西民众生活和生产上的困难，就必须扫除一切阻碍发展生产的困难，而开展普遍的退租运动，不但可以解决群众的生活与生产困难问题，而且亦可以推动群众打击土匪恶霸，安定生产秩序。为此，根据中南军政委员会布告和中南局的指示，广西省委和政府于3月初掀起了一个全省规模的减租退租运动。自3月起号召发动减退租救灾渡荒后，全省103个县市中除少数地区因匪乱等未能全面展开外，其余地区均掀起减租退租运动。同时结合整理公产、旧的合作社、伪政府时代的贷粮贷牛、调整负担等工作，通过这一群众性的运动，仅桂林专区即退得果实1360余万斤谷子，约25万人分得粮食；平乐专区共退得1200余万斤，有15余万人分得果实。总计全省农民、灾民共得到5500余万斤谷子，有140余万人通过了减退租获得了口粮与种子，解决了春耕困难。此运动由于配合剿匪反霸肃特进行，减少了逃荒现象的发生，已逃荒之灾民亦纷纷回乡，胜利完成春耕下种任务，1960余万亩稻田种上禾苗，不仅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与生产情绪，而且还安定了社会秩序，粉碎了匪特煽动的阴谋。
发展农副业生产与开荒。副业生产周期短，见效快，特别适合灾后的生产自救。因此，各地灾民在通过减退租、自由借贷、社会捐助和政府农贷200万斤及发放救济粮等运动和扶助后，在各地政府的引导下，将扶助和救济粮款应用到副业和开荒生产上，积极展开生产自救。有的写豆麦茶种，有的购写农具，有的用来烧灰、烧砖瓦、打柴、做竹器、榨油、磨运粮谷，以至做挑盐等小生意。仅就百色、梧州、钦州、玉林、南宁等五个专区，据不完全统计，发展副业生产共得粮食110余万斤，可以解决4万余人渡过灾荒。各级贸易公司在5月以后，扩大收购推销土产业务，组织购销组，深入灾区收购灾民的农副业产品。玉林县灾民在政府与贸易公司合力扶助下组织47个防治组，参加者3271人，由3月28日至5月15日共纺棉花2.7万多斤，纺纱13570斤，纺布119匹，共得粮食25万余斤，解决了3271人52天的生活。同时，全省在生产救灾的运动开荒地约70万亩，80%以上栽种上早熟作物，并先后得到收获，可折粮食3000万斤以上。

三、灾荒救助的目标与效果

在对生产救灾的指示中，广西省委和政府就明确告诫各级干部“必须认识生救运动本质上是一个总的斗争”，不应“单纯看成是生活问题”。对于而言，生产救灾有着明确的政治意涵，其体现在灾害救助上，无论采用何种救助手段和方式，都具有明确的灾荒救助目标，正是这种明确的目标指向保证了灾害救助成效的显著。

(一)塑造政权的新形象

1950年春季，匪特“利用当时农民的春荒和封建排外思想”，及征粮中的偏差，煽动农民参与抢劫公粮、仓库的叛乱。显然，这种对新政权暴力性的对抗，反映出广西民众的敌对情绪，如若不加以改变，新政权将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基于此，对说，在灾害救助中拉近新政权与广西民众之间的距离，成为消除民众敌对情绪，塑造新政权积极关注民众困苦的形象的首要目标。
1950年4月，广西省人民政府在民字第一号布告中，首次明确强调了新桂系与灾荒产生之间的关系：“广西人民过去20年来，遭受李白匪帮残酷统治，长期搜括，去年匪军溃散，大肆破坏、烧杀抢掠，人民损失惨重，房子被焚烧，粮食、耕牛和一切财物被抢掠一空，造成严重的灾荒和财政困难。在春耕时节使得广大的农村陷入了普遍缺粮缺种的饥馑灾荒。今年开春以来，又受到旱、水等的灾害，灾荒更形扩大”。类似这样的灾荒归因表述，在1950年此后的新闻报道、生产救灾工作的总结中成为惯常性的话语。把灾荒与新桂系统治之间关联的不断强调，意在使普通广西民众从自身的切身体验中体会新旧政权的差别，从而强化新政权在救灾中的积极表现，“本省农民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围绕生产救灾的正确方针，开展了减租退租、清理公产、调整负担运动，获得了粮食五千万斤，其次政府又有重点的发放了一千六百万斤救济粮及贷粮，并号召种植早熟粮食，提倡社会互济，并组织以工代赈，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困难，胜利渡过了春荒，完成了春耕生产”。而新政权对救灾中积极表现的突显，也是在表明新旧政权对待灾荒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必须全力以赴”、“救灾如救火”、“保证不饿死人”，不会如旧政权般不仅对灾民生活置若罔闻，而且反而是灾荒的根源。通过强烈的冲突对比，一个积极应对灾荒、关注民众困苦的“亲人”形象就塑造出来。

(二)获得民众的政治认同

旧的势力和力量的存在，它需要一个彻底的转变和改造过程，而调动广西民众参与到既定政治目标实现的社会改造运动中去，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上述灾害救助宣传中的目标指向，虽然拉近了与民众之间的距离，但就民众来看，如何走出当下的生活和生产困境才是关键。为此，抓住广西民众的现实利益点，“保证生产”、“渡过春荒”，就成为动员民众起来，并逐步走向认同和参与在农村进行社会变动道路的关键，也恰是灾害救助中另一个明确的目标指向。
所谓政权的政治认同，它的获得以民众的满意度为核心，没有满意度就不会产生认同。就1950年广西乡村社会的现实而论，生产救灾是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也正是获得民众满意之所在。正是通过生产救灾这样的工作实践，不仅切实的解决了广大民众的生活和生产困难，而且加深了民众对新政权的认识，“现在的政府真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过去不论怎样懒，伪政府也没有管，现在人民政府时时叫我们生产，可见人民政府是爱人民的”。认识态度的转变意味着新政权与民众之间隔阂的渐趋消除，也可以说是一定程度上的政治认同的形成，新政权也开始由最初的让人“疑惧”而变得亲切起来。正是在此基础上，参与到所领导的一切改革运动中，就成为理所应当的事情。也正如广西省委的报告中所言：“农民解决了生产困难渡过春荒后，积极进行了春耕生产、努力开荒，为防匪自卫，保卫果实，保护生产，普遍组织起民兵，武装起来，初步改造乡村政权，一般农民与地主土匪撕破了脸，夜间站岗放哨，探匪情送情报，参加剿匪工作，有组织的进行挖匪根运动，与恶霸匪特坚持斗争。…农民代表说：人民政府讨论和决议的都是对农民有利的事情，我们要坚决执行”。这样的反映实际上已代表了广大民众的意愿，会给他们带来利益和好处，虽然这种信念会带有相当情绪化的色彩，但它却是推动新政权进行社会改造运动的关键因素之一。
上述广西灾害救助中目标的达成，其实也证明了灾害救助成效的显著。通过多层面的灾害救助实践，不仅做到了不饿死人承诺的实现，而且在广大群众中响遍了“感谢，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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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和人民政府的呼声”，肯定与赞赏的言语表达恰是对灾害救助成效显著最好的注解。
总之，1950年建政之初广西的灾害救助工作不仅塑造了新政权关注民众困苦的“亲人”形象，获得了广大民众的政治认同和参与，而且为政权在广西的最终巩固奠定了初步基础。虽然由于省情的限制，1950年的灾害救助工作还主要集中在灾荒的应对方面，存在诸如工作制度不健全等问题，但成功救助灾荒的经验依然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作者简介：鲁克亮（1976-），男，河南人，副教授，历史学博士，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问题研究。刘琼芳（1979-），女，湖南人，讲师，历史学硕士，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