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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定一个检测设的命题，作为猜想的方向，探索的向导，对于学术研究十分重要。面对寻求解决的问题，或提出试探性解答，或揭示类比式推论，就形成了检测设的命题。这命题，尽管尚未确认其可否，有待判定其真检测，然在混沌恍惚情态之下提出“检测设”，无异汪洋大海中之指南针，黑暗神秘幽谷中的声纳器，对于导航和探测，发挥了辅佐的奇效。研究选题提出“检测设”，好比搭建桥梁，连结已知和未知，绾合熟悉与神秘（Santiago Ramony Cajal著，程树德译《研究科学的第一步——给年轻探索者的建议》）。
胡适提出“大胆的检测设，小心的求证”十字真言，把实用主义哲学，变成方法学的口号。胡适考证《红楼梦》、《水浒传》，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也都运用这十字真言解决问题。这个研究法，近似牛顿所言之综合方法，从想当然尔的原理或检测设出发，先“检测定原因已经找到，并且已把它们立为原理；再用这些原理去解释由他们发生的现象，并证明这些解释”。不过，胡适这实用主义怀疑论，以为检测设只供参考之用，并不反映研究对象之原有内涵。这样的认知，跟自然科学的研究有些不相容。哥白尼（1473—1543）长期观察天象，提出了“日心说”，先拟定科学检测设，而后才“纯粹地构成定律”（《当代治学方法的进步——以归纳法、检测设法为重点所进行的探讨》）。爱因斯坦研究科学，喜用演绎法，与其他科学家采用归纳法不同：先检测设某些现象是真确的，然后由那些检测设演绎出推论，最后再以实验测试这推论。如果测试失败，原来所作的检测设，就一定要更改。由此看来，检测设是演绎法之一种。而演绎法之论证，主要在“为结论的真确，提供决定性基础”。
对于胡适“大胆检测设”说，我们不能孤立单独看待，必须跟“小心求证”等量齐观。实用主义强调“拿出证据来”，以为证据是一切学理的通行证。不轻易相信道理，除非有充分证据；此种评判态度，引发“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产生一种“破坏功劳”，自是始料所未及。其说虽有争议，然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却不无可取。研究自然科学，固然不能没有“大胆检测设，小心求证”；探讨人文社会科学，“检测设”更是方法论的利器。
学术研究的历程，跟科学之探索性质很接近。科学的创造活动，要将不整严的系统变成整严的，将不精密的报告变成精密的，将不确定的陈叙词变成确定的；而且，尽可能消除独特性，追求普遍性。当科学尚在创造阶段时，科学家往往提出检测设，作为探索之导航；因此，不能避免猜度、投射（projection）、臆断（conjecture）等主观作用。其实，主观性之检测设并无大害，只有停滞于主观，对主观过度坚持时，才会滋生祸害。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就在提出检测设以后，迟早要交付客观程序的检证。检证过程中，主观的检测设，自会受到考验。是非、优劣、高下、偏全之检验考证，决定了“检测设”能否成立之关键。
提出一个可靠的检测设，不能全凭直觉、猜度和想象，最好要有专业的学养，严谨的方法学训练。否则，容易流于捕风捉影，冥想臆测。海王星的发现，是天文学界一大盛事，就是得力于检测设推论。1821年，巴黎华特（Bouvard of Paris）公布行星运行图表。当他制作天王星运行图表时，发现天王星在1800年以后的位置与发现当初的位置不合。1844年以后，偏差越来越显著。1845年，青年天文学家勒佛利（Leverrier）提出一个检测说，认为天王星以外应该还存在一个行星，就是这颗行星干扰了天王星
科学研究很重视“检测设”，科学检测说能否成立，取决于五项标准：相关性、可检验性、协调性、预测力、简单性；切合愈多，检测说愈能坚实成立。同时，描述实际的科学探究，有七个历程：一、 确定问题；二、 构建初始检测说；三、 收集额外事实；四、 形成检测说；五、 从检测说中演绎出结果；六、 对结果进行检验；七、 应用该理论（参［美］欧文?M?柯匹、卡尔?科恩著《逻辑学导论》）。研究选题既已拟定，初始检测设亦同时成立，即可据此以搜集证据资料，决定进退取舍。待印证初始检测说之事据多已到位，且能顺理成章进行解释；甚至触类旁通搜集到新事证，也能彼此相容为用，就可进层整合一组一组的检测说，确认它可以成立，研究可以执行。作为检测说的线索，也许只是某个特征；如果跟其他的特征有因果连接关系，就容易形成通象的检测说。自然科学成立检测说的五项标准、七个历程，值得各学门研究选题之参考与借镜。
史学、文学、哲学、思想之研究，离不开文本文献；所以，人文学门之研究，所谓“检测设”，大抵建立在文献学“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就历史研究而言，史学家形成检测设的主要方式有三：其一，借用文献之记述、暗示，或前人研究之成果；其二，通过演绎推理，从通则中取得检测设；其三，通过类比推论，取得检测设（许冠三《史学与史学方法》第六章《检测设》）。推而至于文学与哲学研究，其则不远，其理相通：或缘于文献，或基于成果，或取自通则，或得自类推。高度概括，为其内涵特色，“妾身”未明，为其阶段角色。如顾颉刚“层累地造成古史说”、罗根泽“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即是选题立足于“检测设”之代表。
检测设，在近代科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已如上述。文、史、哲学科之运用，除胡适“大胆检测设，小心求证”外，《古史辨》之推手顾颉刚，于此亦颇有认知。《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曾述及“检测设”法之运用：
……后来进了大学，读名学教科书，知道惟有利用归纳的方法可以增进新知；又知道科学的基础完全建设于检测设上，只要从检测设去寻求证据，更从证据去修改检测设，日益演进，自可日益近真。
……兹就安史叛乱发源之地域，及其时代先后之关系综合推计，设一检测说，以俟更详确之证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
……由此可设一检测定之说：即唐代士大夫中其主张经学为正宗，薄进士为浮冶者，大抵出于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之旧家也。其由进士出身而以浮华放浪著称者，多为高宗、武后以来君王所提拔之新兴统治阶级也。……（同上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
依陈寅恪所言，“检测说”之设立，或因为材料分散，或由于本末未明，或者往昔史家鲜有解释，或者情况复杂，学界未作系统阐述。设立“检测设”，可以推测由来，提供研治参考；认识奇特，提供治史之一助；试作解说，以待将来之确证。复旦大学陈允吉教授曾勾勒陈寅恪先生治学之特点：“主要表现在他具有过人的远见卓识”，“他所提出的一些新见解，往往带有某种预见或推导的成分，需要后人根据他提供的线索去发掘，研究有关史料，才能得到实际的证明。”（《韩愈的诗与佛经偈颂》）譬如陈氏《论韩愈》一文，论及韩诗与佛经文体关系，后得饶宗颐教授撰文发挥，论证韩愈《南山》诗连用51次“或”，实脱胎于昙无谶译《佛所行赞?破魔品》五言偈颂，谓“可为陈先生之说提供新证”（《韩愈〈南山诗〉与昙无谶译马鸣〈佛所行赞〉》，日本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19册，1963年10月）。又得陈允吉申说论证，当年陈寅恪所提预见、推导诸检测说，以今日观之，遂成远见卓识。“检测说”之发踪指示，宏图规划，于论文选题不可或缺，亦由此可见。陈寅恪所提“检测说”，除饶宗颐、陈允吉论证外，其他亦多值得关注。
前修未密，后出转精，这是“检测说”蕴藏之能量，以及提供的机会。旅美学者高友工教授，投入美典研究，曾将抒情推拓到文化史的层面，发表《中国文化史中的抒情传统》一文，从美学观点切入，讨论六朝音乐、文学、文论，唐代律诗、草书，五代两宋之山水画、水墨画、文人画（高友工《中国文化史中的抒情传统》）。又将抒情看作一种风格与理想，完成《中国叙述传统中的抒情境界——〈红楼梦〉与〈儒林外史〉读法》，在叙述文学中，也发现了抒情美典之传统。高友工教授采断代方式，将抒情传统推拓到音乐、文学、文论、律诗、草书、绘画、小说等文化史层面。抒情传统受容之层面已多所拓广，然就各断代、各文学、各艺术而言，也仍是“检测说”之格局与面目，有待充实论证，系统阐释之处尚多，值得持续关注。1987年，陈平原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之《“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一章，揭示《诗》、《骚》作为“五四”以来小说抒情传统之源头，篇幅虽不大，却富于启发性。高先生对于抒情传统之解说，已先后影响张淑香、吕正惠、蔡英俊、萧驰等学者之论述；发扬光大斯学，正有待来者。2009年12月，《清华中文学报》第三期，有“抒情美学专题”。2011年5月淡江大学“文学与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亦有多篇有关抒情传统之论文发表，可见端倪。
名家治学，硕儒著书，新解、远见、卓识不少，其别识心裁，往往立片言以居要，多以具体而微之“警策”展现。期待后学去发掘“预见”，致力“推导”。这些警策、洞识，由于有待考察、检验、求证、阐说，故暂且别视为定论，不妨看作“检测说”、“命题”。平素研读文本、涉猎文献，多多留心注意，可以成为绝佳的研究选题。如清顾炎武《日知录》揭示“《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所举事证，不过《平准书》、《王翦传》、《荆轲传》、《晁错传》、《武安侯田蚡传》五篇借言记事而已（《日知录集释》卷二六《〈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此一检测说，值得扩大深入探论。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何谓“无韵之《离骚》”？这个命题，亦值得《史记》深究者之关注阐发。钱钟书《管锥编》提示：“《春秋》书法，即文章之修辞”；“名家名篇，往往破体，而文体亦因以恢弘焉。”《谈艺录》声称：“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
笔者研治宋代文学近三十年，梳理文本文献，归纳阅读心得，从宋型文化之视角切入，拈出传承开拓、新变代雄、会通化成、创意造语、自成一家，为宋代文学之种种特质，宋诗与宋代诗学业经论证为真，其他文类有待推广。至于宋代文化表现之层面，曰探求规律，曰追寻典范，曰超常越规，曰总结经验，曰由外返内，曰自性自度，则多为有待求证之“检测说”；宋诗与宋代诗学已作部分论证，宋词、宋文、宋赋、宋小说，乃至于宋绘画、宋书道，是否亦一体适用？此六者是否皆普遍通象，或只是局部特征，亦有待学界同道投入论证。
宋诗特色与唐诗不同，宋型文化与唐型文化有别，促成唐宋诗风二分，造成宋型、唐型文化殊途的触媒，究竟是什么？近五年来，笔者于此有一发想：提出雕版印刷之繁荣应用，是上述议题的关键原因。此一检测说，苦无宋代印刷文献之充分佐证，不得已，于是采行类推论证：参考借镜十五六世纪中古欧洲谷登堡发明活字版印刷，蔚为“变革之推手”，引发宗教革命，促成文艺复兴；将活字印刷与雕版印刷进行类比推论，以论证图书传播在宋代生发之传媒效应：当知识流通的质量，改变成更快捷、更方便、更多元之印本图书，与写本竞奇争辉，宋代士人之阅读、接受、反应相较于唐代，将有何种明显的差异？笔者有关传播与接受之系列探讨，2008年出版《印刷传媒与宋诗特色》，2011年出版《诗人玉屑与宋代诗学》、《〈苕溪渔隐丛话〉与宋代诗学典范——兼论诗话刊行及其传媒效应》，也都是建立在“印刷传媒效应促成唐宋变革、造就诗分唐宋”这个检测说上。以上三书，只是稍示崖略，未臻精善。学界同道，可以据此探论宋代经学复兴、史学繁荣、理学特立，乃至于文学自成一家。检测说是否成立，关键确实在“为结论之真提供决定性基础”。有志之士，盍兴乎来！
（作者单位：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
胡适提出“大胆的检测设，小心的求证”十字真言，把实用主义哲学，变成方法学的口号。胡适考证《红楼梦》、《水浒传》，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也都运用这十字真言解决问题。这个研究法，近似牛顿所言之综合方法，从想当然尔的原理或检测设出发，先“检测定原因已经找到，并且已把它们立为原理；再用这些原理去解释由他们发生的现象，并证明这些解释”。不过，胡适这实用主义怀疑论，以为检测设只供参考之用，并不反映研究对象之原有内涵。这样的认知，跟自然科学的研究有些不相容。哥白尼（1473—1543）长期观察天象，提出了“日心说”，先拟定科学检测设，而后才“纯粹地构成定律”（《当代治学方法的进步——以归纳法、检测设法为重点所进行的探讨》）。爱因斯坦研究科学，喜用演绎法，与其他科学家采用归纳法不同：先检测设某些现象是真确的，然后由那些检测设演绎出推论，最后再以实验测试这推论。如果测试失败，原来所作的检测设，就一定要更改。由此看来，检测设是演绎法之一种。而演绎法之论证，主要在“为结论的真确，提供决定性基础”。
对于胡适“大胆检测设”说，我们不能孤立单独看待，必须跟“小心求证”等量齐观。实用主义强调“拿出证据来”，以为证据是一切学理的通行证。不轻易相信道理，除非有充分证据；此种评判态度，引发“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产生一种“破坏功劳”，自是始料所未及。其说虽有争议，然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却不无可取。研究自然科学，固然不能没有“大胆检测设，小心求证”；探讨人文社会科学，“检测设”更是方法论的利器。
一、 检测设，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作为研究方法之“检测设”，或称为“检测说”，是一种未经证实的学说，或有待求证的发现。可能出于灵光乍现的亮点，也可能是专业自信的特识，究竟是少数例外，还是普遍通象？支撑“检测设”之证据，究竟丰富，抑或偏枯？经过推敲和考察，决定了检测设能否成立之关键。学术研究的历程，跟科学之探索性质很接近。科学的创造活动，要将不整严的系统变成整严的，将不精密的报告变成精密的，将不确定的陈叙词变成确定的；而且，尽可能消除独特性，追求普遍性。当科学尚在创造阶段时，科学家往往提出检测设，作为探索之导航；因此，不能避免猜度、投射（projection）、臆断（conjecture）等主观作用。其实，主观性之检测设并无大害，只有停滞于主观，对主观过度坚持时，才会滋生祸害。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就在提出检测设以后，迟早要交付客观程序的检证。检证过程中，主观的检测设，自会受到考验。是非、优劣、高下、偏全之检验考证，决定了“检测设”能否成立之关键。
提出一个可靠的检测设，不能全凭直觉、猜度和想象，最好要有专业的学养，严谨的方法学训练。否则，容易流于捕风捉影，冥想臆测。海王星的发现，是天文学界一大盛事，就是得力于检测设推论。1821年，巴黎华特（Bouvard of Paris）公布行星运行图表。当他制作天王星运行图表时，发现天王星在1800年以后的位置与发现当初的位置不合。1844年以后，偏差越来越显著。1845年，青年天文学家勒佛利（Leverrier）提出一个检测说，认为天王星以外应该还存在一个行星，就是这颗行星干扰了天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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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行，造成了位置的偏差。后来证实了天王星以外，果然存在一颗后世所称的海王星。如果勒佛利本身缺乏天文学之专业和数学的训练，也就不可能提出如此大胆的检测设，以及后续的论证，也就不会有如此惊天动地的发现。科学研究很重视“检测设”，科学检测说能否成立，取决于五项标准：相关性、可检验性、协调性、预测力、简单性；切合愈多，检测说愈能坚实成立。同时，描述实际的科学探究，有七个历程：一、 确定问题；二、 构建初始检测说；三、 收集额外事实；四、 形成检测说；五、 从检测说中演绎出结果；六、 对结果进行检验；七、 应用该理论（参［美］欧文?M?柯匹、卡尔?科恩著《逻辑学导论》）。研究选题既已拟定，初始检测设亦同时成立，即可据此以搜集证据资料，决定进退取舍。待印证初始检测说之事据多已到位，且能顺理成章进行解释；甚至触类旁通搜集到新事证，也能彼此相容为用，就可进层整合一组一组的检测说，确认它可以成立，研究可以执行。作为检测说的线索，也许只是某个特征；如果跟其他的特征有因果连接关系，就容易形成通象的检测说。自然科学成立检测说的五项标准、七个历程，值得各学门研究选题之参考与借镜。
史学、文学、哲学、思想之研究，离不开文本文献；所以，人文学门之研究，所谓“检测设”，大抵建立在文献学“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就历史研究而言，史学家形成检测设的主要方式有三：其一，借用文献之记述、暗示，或前人研究之成果；其二，通过演绎推理，从通则中取得检测设；其三，通过类比推论，取得检测设（许冠三《史学与史学方法》第六章《检测设》）。推而至于文学与哲学研究，其则不远，其理相通：或缘于文献，或基于成果，或取自通则，或得自类推。高度概括，为其内涵特色，“妾身”未明，为其阶段角色。如顾颉刚“层累地造成古史说”、罗根泽“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即是选题立足于“检测设”之代表。
检测设，在近代科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已如上述。文、史、哲学科之运用，除胡适“大胆检测设，小心求证”外，《古史辨》之推手顾颉刚，于此亦颇有认知。《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曾述及“检测设”法之运用：
……后来进了大学，读名学教科书，知道惟有利用归纳的方法可以增进新知；又知道科学的基础完全建设于检测设上，只要从检测设去寻求证据，更从证据去修改检测设，日益演进，自可日益近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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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曌在中国历史上诚为最奇特之人物，……兹篇依据旧史及近出佚籍，参校推证，设一检测定之说，或于此国史上奇特人物之认识，亦一助也。（《金明馆丛稿二编?武曌与佛教》）……兹就安史叛乱发源之地域，及其时代先后之关系综合推计，设一检测说，以俟更详确之证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
……由此可设一检测定之说：即唐代士大夫中其主张经学为正宗，薄进士为浮冶者，大抵出于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之旧家也。其由进士出身而以浮华放浪著称者，多为高宗、武后以来君王所提拔之新兴统治阶级也。……（同上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
依陈寅恪所言，“检测说”之设立，或因为材料分散，或由于本末未明，或者往昔史家鲜有解释，或者情况复杂，学界未作系统阐述。设立“检测设”，可以推测由来，提供研治参考；认识奇特，提供治史之一助；试作解说，以待将来之确证。复旦大学陈允吉教授曾勾勒陈寅恪先生治学之特点：“主要表现在他具有过人的远见卓识”，“他所提出的一些新见解，往往带有某种预见或推导的成分，需要后人根据他提供的线索去发掘，研究有关史料，才能得到实际的证明。”（《韩愈的诗与佛经偈颂》）譬如陈氏《论韩愈》一文，论及韩诗与佛经文体关系，后得饶宗颐教授撰文发挥，论证韩愈《南山》诗连用51次“或”，实脱胎于昙无谶译《佛所行赞?破魔品》五言偈颂，谓“可为陈先生之说提供新证”（《韩愈〈南山诗〉与昙无谶译马鸣〈佛所行赞〉》，日本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19册，1963年10月）。又得陈允吉申说论证，当年陈寅恪所提预见、推导诸检测说，以今日观之，遂成远见卓识。“检测说”之发踪指示，宏图规划，于论文选题不可或缺，亦由此可见。陈寅恪所提“检测说”，除饶宗颐、陈允吉论证外，其他亦多值得关注。
三、 提出“检测说”，有待验证补充
东晋陆机《文赋》曾言“诗缘情而绮靡”，于是六朝以降，抒情咏怀成为古典诗之重要特色。陈世骧研究比较文学，发现抒情传统是中国文学创作或批评理论之共相特点，于是以为“中国文学的道统，是一种抒情的道统”；甚至下一总案，谓：“所有的文学传统，‘统统是’抒情诗的传统。”（《中国的抒情观点》）陈世骧所称抒情传统，包含哪些中国文学的面向？文类属性彼此间差异性如何？这个笼统含混之命题，本末既不明，论证亦未透彻，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论的“检测说”。前修未密，后出转精，这是“检测说”蕴藏之能量，以及提供的机会。旅美学者高友工教授，投入美典研究，曾将抒情推拓到文化史的层面，发表《中国文化史中的抒情传统》一文，从美学观点切入，讨论六朝音乐、文学、文论，唐代律诗、草书，五代两宋之山水画、水墨画、文人画（高友工《中国文化史中的抒情传统》）。又将抒情看作一种风格与理想，完成《中国叙述传统中的抒情境界——〈红楼梦〉与〈儒林外史〉读法》，在叙述文学中，也发现了抒情美典之传统。高友工教授采断代方式，将抒情传统推拓到音乐、文学、文论、律诗、草书、绘画、小说等文化史层面。抒情传统受容之层面已多所拓广，然就各断代、各文学、各艺术而言，也仍是“检测说”之格局与面目，有待充实论证，系统阐释之处尚多，值得持续关注。1987年，陈平原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之《“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一章，揭示《诗》、《骚》作为“五四”以来小说抒情传统之源头，篇幅虽不大，却富于启发性。高先生对于抒情传统之解说，已先后影响张淑香、吕正惠、蔡英俊、萧驰等学者之论述；发扬光大斯学，正有待来者。2009年12月，《清华中文学报》第三期，有“抒情美学专题”。2011年5月淡江大学“文学与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亦有多篇有关抒情传统之论文发表，可见端倪。
名家治学，硕儒著书，新解、远见、卓识不少，其别识心裁，往往立片言以居要，多以具体而微之“警策”展现。期待后学去发掘“预见”，致力“推导”。这些警策、洞识，由于有待考察、检验、求证、阐说，故暂且别视为定论，不妨看作“检测说”、“命题”。平素研读文本、涉猎文献，多多留心注意，可以成为绝佳的研究选题。如清顾炎武《日知录》揭示“《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所举事证，不过《平准书》、《王翦传》、《荆轲传》、《晁错传》、《武安侯田蚡传》五篇借言记事而已（《日知录集释》卷二六《〈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此一检测说，值得扩大深入探论。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何谓“无韵之《离骚》”？这个命题，亦值得《史记》深究者之关注阐发。钱钟书《管锥编》提示：“《春秋》书法，即文章之修辞”；“名家名篇，往往破体，而文体亦因以恢弘焉。”《谈艺录》声称：“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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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诗。”于是有“《春秋》书法之修辞观”、“诗分唐宋”、“破体为文”诸议题，提供学界探讨论证。这些“命题”，犹如一道道之“检测说”，必须经历“从检测设去寻求证据，更从证据去修改检测设”之检验，才能确认其真实或虚妄。笔者研治宋代文学近三十年，梳理文本文献，归纳阅读心得，从宋型文化之视角切入，拈出传承开拓、新变代雄、会通化成、创意造语、自成一家，为宋代文学之种种特质，宋诗与宋代诗学业经论证为真，其他文类有待推广。至于宋代文化表现之层面，曰探求规律，曰追寻典范，曰超常越规，曰总结经验，曰由外返内，曰自性自度，则多为有待求证之“检测说”；宋诗与宋代诗学已作部分论证，宋词、宋文、宋赋、宋小说，乃至于宋绘画、宋书道，是否亦一体适用？此六者是否皆普遍通象，或只是局部特征，亦有待学界同道投入论证。
宋诗特色与唐诗不同，宋型文化与唐型文化有别，促成唐宋诗风二分，造成宋型、唐型文化殊途的触媒，究竟是什么？近五年来，笔者于此有一发想：提出雕版印刷之繁荣应用，是上述议题的关键原因。此一检测说，苦无宋代印刷文献之充分佐证，不得已，于是采行类推论证：参考借镜十五六世纪中古欧洲谷登堡发明活字版印刷，蔚为“变革之推手”，引发宗教革命，促成文艺复兴；将活字印刷与雕版印刷进行类比推论，以论证图书传播在宋代生发之传媒效应：当知识流通的质量，改变成更快捷、更方便、更多元之印本图书，与写本竞奇争辉，宋代士人之阅读、接受、反应相较于唐代，将有何种明显的差异？笔者有关传播与接受之系列探讨，2008年出版《印刷传媒与宋诗特色》，2011年出版《诗人玉屑与宋代诗学》、《〈苕溪渔隐丛话〉与宋代诗学典范——兼论诗话刊行及其传媒效应》，也都是建立在“印刷传媒效应促成唐宋变革、造就诗分唐宋”这个检测说上。以上三书，只是稍示崖略，未臻精善。学界同道，可以据此探论宋代经学复兴、史学繁荣、理学特立，乃至于文学自成一家。检测说是否成立，关键确实在“为结论之真提供决定性基础”。有志之士，盍兴乎来！
（作者单位：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