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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鲍贝的小说所走的，并不是一条经典化的主流路线。更准确一点说，从目前来看，她还沉溺于此，尚无明显改变的迹象和动力。什么是经典化的小说路线?很难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在中国的文学语境中，所谓经典化从来都是有它特定的含义的。诸多文学史的描述中，张爱玲、钱钟书以及后来的金庸，他们作为经典背叛者的形象而确立了经典化的位置；而沈从文、废名等人作品的命运，则带有世纪哀歌的色彩。这些例子，大约可以作为这一“特定含义”的反证。由非经典化而至经典化，或者说，由不被承认的经典化而至事实的经典化，恰恰是文学发展的诡异之处。这种诡异对于中国现代小说的百年身世，在我看来，还是过于平淡了，不至于那么残酷得不近人情。
“特定含义”之中，小说的皮肉，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指标。写什么，不管是从政治的角度去看，还是从文学的角度去看，甚或从小说家自身的角度去看，都是一个至为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些时候带有特殊的命定的色彩。这个命定的色彩，必然是和小说家相关的：出身，或是你所处的时代等等，一切与小说家相关的标签，都会有甚大的影响和制约。由此看，以代际划分写作群体，并不仅仅就是一个“断裂”或“命名”的焦虑问题，而是一个文学的事实。鲍贝的小说，用她自己的话来讲，是在写“生活在城市深处的人”。这些人，再具体一些，是游手好闲的人，如《松开》中的“我”；是所谓的现如今的金领成功者，如《空瓶子》中的男人、《我爱张曼玉》中的“她”、《撕夜》里的孙曼玲、《曼陀罗》的杜丽、《四婶》的四婶；是处于城市边缘尚未与城市建立联系的“男孩”，如《曼陀罗》中的小刚、《四婶》中的杨帆、《瘦楼》和《我爱张曼玉》中的男主人公，有一点点不同，但完全可以看做“小刚”和“杨帆”出场的前奏。
在鲍贝的小说中，“城市”只是一具不值一提的皮囊，极少正面进行写实主义的描述，往往被虚化为背景而存在。这和现如今与城市相关的小说绝无不同。酒店、租住房、别墅、酒吧等可发生故事的场所，成为小说中城市的代称。我们完全可以推断，1970年代小说家对于城市的态度，已不是一种绝对拒绝或暖昧的迂回态度。他们深入其中，城市已成为他们每日必须要面对的一个功课。物质化的城市中，唯有写作，或许才可抑制无底洞式的一再陷入，唯有小说，才能发现我们可以被坚持为信仰的精神品质。尽管，如此的抑制与信仰的获得，经常是以崩塌与坍毁为前提的。
《曼陀罗》和《我爱张曼玉》的故事链，是莎菲女士所不能想象的。网络恋爱的确是恋爱学的新物种，它挑战了小说虚构的霸权，引得无数小说家正与之奋力搏杀。
《曼陀罗》中，因为“小刚”在现实中见面后(不是网络上)一句不经意的玩笑话，杜丽失望之极，“只觉得一阵恶心”，看到“夏日里的小雨总是这样的，来得匆匆，去得也匆匆”。最后拨通公司电话，将本要准备盛放爱情的那座华美别墅卖掉。《曼陀罗》在网络爱情小说的外表下，其实一再检验的仍是爱的古老本意，追问的仍是一个老问题：爱，怎么就突然跑掉了呢?所以，这个短篇，所有的铺垫，一切的准备，大概都
《我爱张曼玉》比《曼陀罗》要稍微复杂一些。《曼陀罗》中的“小刚”，除了那句话，鲍贝似乎对他并无多少兴趣。而在《我爱张曼玉》中，鲍贝对这个男孩倾注了许多“热心”。“我不是张曼玉”的心理，写得极好，是放纵的笔调，五十多岁的女人是否能够如此姑且不论，但在小说中，我们的确看到了她所展示的一个年老女人无爱的大荒芜。男孩，大约十八岁，在网络上也是放纵的，在现实中却相反，学校中的他几乎就是一个马路上不为任何人所注意的垃圾。但他主动出击，于是他们爱上了，在网络上死去活来，在现实中的见面会却发生了“障碍”。障碍的制造和解除，主动权显然在“我不是张曼玉”手中。最终在黑暗房间内的豪华床上他们的爱得以“实现”，整个过程小男孩流着泪，眼里透着“悲绝的光”，可仍是“来得匆匆，去得也匆匆”，最终男孩杀死了“我不是张曼玉”。男孩制造了轰动，在小说的结尾，鲍贝用学的“敬畏感”来回应这个“衰动”，这显得特别意味深长。虚构的荒诞下，其实隐含着的，是爱的真实、具体和脆弱：真正爱的实现，从来都是困难的，也无必然的路径可寻；“噙着泪”的男孩就是在小说中，显然也是滑稽的，但他的杀戮行为，却符合一个人对爱失去信心之后的无望无理本性。真可谓情理难辨。这个小男孩刹那间升华为爱的学家，他以毁灭自身的暴行向我们撕开了爱的伤口，了人内心的真相，我们该不该向他致敬呢……
《深井里的蛇》与《撕夜》大约可归为一类，涉及了婚姻的话题，而无一例外，它们都是“失败的”。大概也是必须失败的。好看的小说大多充满r残缺和不完整，我们把这种不完美扔给小说去管，仿佛如此我们才能够获得安慰。小说家往往看轻事实的婚姻，他们随意编几个故事就摧毁了神圣婚娴的殿堂。他们居心何在?小说家大约都是无神论者，因为他们不相信任何的拯救可以实现。如此说来，他们可能是潜在的反动派。他们争夺的，是世界的解说权。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夺取，而只能在一旁观望，那可是我们自己的生活。也许，根本的区别在于，我们相信神话，而小说家，从来不相信神话。当然，小说家们大概从来不会如此公开地宣布。他们不会强迫，他们的观念支离破碎，在故事中，所有的意义都只能由我们自己来拼贴。
《深井里的蛇》，由一个突然而至的事故，主人公秋芸的婚姻生活陷入危机，进而波及她关于爱和生活的态度。她一直在心里问：如果交通事故中的她换成现在的自己，她的丈夫董敏会不会也像之前抛弃曾为女朋友的“她”一样而抛弃自己?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个美好婚姻是如何化为灰烬的，与之相连的，是爱一步一步如何走向破灭和不可能的。小说不再是战斗的冲锋号，早已转化为日常的手术刀。秋芸的问题，实际上可以置换为：现在的婚姻生活，是爱的真相，还是检测象?董敏的同学方宇的存在，是对秋芸的一个提醒：你可以用自己的自主的行动去回答爱之真检测的问题。但秋芸没有去做，她的行动止于对现实事故真相的追查和内心世界虚无的审问。到了《撕夜》的故事环节，秋芸变成孙曼玲，方宁变成郑自
在鲍贝的小说里，隐约可见一条特别明显的红线。在上述的“分析”中，也约略涉及了一些。这条红线便是，爱的无望与挣扎。她是否相信爱，这是一个私密的个人问题，但在小说中，她一次次地打击我们对爱的信心，却是不争的事实。这的确有点儿残忍。在她的小说中，你几乎不会获得任何的慰藉。读者完全有权利拒绝阅读，评论家也有足够理由不做评论，但对于小说的写作者来说，如此的选择，一定也充满了无望与挣扎。当然，一定还有痛苦。生活一定要按生活的路子去走，那么痛苦呢?如何选择书写的方式，这也是一个很残酷的问题。
《空瓶子》充满了多种解读的可能。对“爱的无望与挣扎”的表达，抽象而深刻。这大概也是这篇小说登上《人民文学》，随后又入选《2010年中国短篇小说精选》的缘故。酒瓶子是物化的，在酒吧里，未饮完的酒瓶被贴上标签存起来，“这些不同的称谓像一串符号，串起一个纷繁的世界”，“这些酒瓶子”，就像不同身份的人，“以各种姿态汇聚在一起”。酒瓶子是象征化的，男人(陈先生)不断变换喝酒的酒吧，存下不同的酒瓶子，发去大概同样内容的短信，邀短信的接收者们(这也是他的朋友)来喝酒，可这些酒瓶子从来没有被人打开过。酒瓶子，盛满与空置与否，它都是人性化的；男人独自一人搂着空酒瓶抒情的细节，换成谁也是笑不起来的。《空瓶子》和鲍贝大多小说放纵的笔调不同，它一再克制着寒冽的本性。借用她的精妙词组，这篇小说触及的，大概就是“咏恒的夕暮薄冥”。
《松开》带着浓重的雾气，在雾霭中，“我”和“她”忽而近，忽而远，忽而缥缈，忽而实在；梦的脚粘连着现实，现实又腾云驾雾，有如祥云托举。故事的叙述被抒情的笔调掩埋，空灵的意境中，却又出现引人遐想的舞姿。在话题的书写上，《松开》的美，用她“精雕细刻的刑罚”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
鲍贝的小说，城市搭建的幕布，作为单一的背景，其实暗含着特殊的危险。专注于同一主题开掘的同时，极容易陷入同义反复或者说自我复制的境地。在《瘦楼》中，事实上这种危险已经发生了。
《瘦楼》的故事，与其他中短篇相比，“终于”有了历史的背景，虽然很淡，但依然引人做小说之外的联想。小毛的父亲参加过两次越战，临终之际将他召回，小毛得到一张“图纸”，父亲临终所愿，是让小毛按图索骥，找什么，父亲没有交代，小毛设法踏上行旅，在如图纸所画般的瘦楼里与一个女人神奇相遇。所发生的这个“故事”无疑是突兀的，但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故事的发生，似乎并不合乎这篇小说的逻辑。“相遇”之前，我觉得一定会有新的内容出现，但在“相遇”之后却仍是之前许多小说最终的“落款”，如此机械的拼贴，我想正是“故我”太强大了，它一再要回去，回到老路上去，于是“新我”缴械投降，危险步步紧逼。
鲍贝的中短篇中，的叙写，同样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1970年代作家中，这个话题也是非常重要的。我的态度倒不是“该不该”的问题，我想首先是需不需要的问题。不是人需不需要，而是小说需不需要。
鲍贝的中短篇中，经常会出现和男孩的爱情奇妙组合，这是一个颇有意思的话题。鲍贝的这个“组合”可做多样的解读，但在我看来，这个“组合”该是有她的刻意。刻意背后，该是隐含着她对现实的深重怀疑，更准确一点讲，是她对爱的不信任；无望和挣扎，以至虚幻，在她看来正是爱的底色；笔下的每一个男孩，在最初大约都是干净的、清新的，但一进入现实，无一幸免终被俘获，所显露的狰狞面目，与已遭现实物欲污染的男人并无二致，也许在她看来，他们都是折断爱情的火柴棒而“沉沦”的堕落天使。
由此，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终于出现了：小说的无望与挣扎，与小说家的无望与挣扎，是可以画等号的吗?
(作者单位：《名作欣赏》杂志社)
“特定含义”之中，小说的皮肉，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指标。写什么，不管是从政治的角度去看，还是从文学的角度去看，甚或从小说家自身的角度去看，都是一个至为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些时候带有特殊的命定的色彩。这个命定的色彩，必然是和小说家相关的：出身，或是你所处的时代等等，一切与小说家相关的标签，都会有甚大的影响和制约。由此看，以代际划分写作群体，并不仅仅就是一个“断裂”或“命名”的焦虑问题，而是一个文学的事实。鲍贝的小说，用她自己的话来讲，是在写“生活在城市深处的人”。这些人，再具体一些，是游手好闲的人，如《松开》中的“我”；是所谓的现如今的金领成功者，如《空瓶子》中的男人、《我爱张曼玉》中的“她”、《撕夜》里的孙曼玲、《曼陀罗》的杜丽、《四婶》的四婶；是处于城市边缘尚未与城市建立联系的“男孩”，如《曼陀罗》中的小刚、《四婶》中的杨帆、《瘦楼》和《我爱张曼玉》中的男主人公，有一点点不同，但完全可以看做“小刚”和“杨帆”出场的前奏。
在鲍贝的小说中，“城市”只是一具不值一提的皮囊，极少正面进行写实主义的描述，往往被虚化为背景而存在。这和现如今与城市相关的小说绝无不同。酒店、租住房、别墅、酒吧等可发生故事的场所，成为小说中城市的代称。我们完全可以推断，1970年代小说家对于城市的态度，已不是一种绝对拒绝或暖昧的迂回态度。他们深入其中，城市已成为他们每日必须要面对的一个功课。物质化的城市中，唯有写作，或许才可抑制无底洞式的一再陷入，唯有小说，才能发现我们可以被坚持为信仰的精神品质。尽管，如此的抑制与信仰的获得，经常是以崩塌与坍毁为前提的。
《曼陀罗》和《我爱张曼玉》的故事链，是莎菲女士所不能想象的。网络恋爱的确是恋爱学的新物种，它挑战了小说虚构的霸权，引得无数小说家正与之奋力搏杀。
《曼陀罗》中，因为“小刚”在现实中见面后(不是网络上)一句不经意的玩笑话，杜丽失望之极，“只觉得一阵恶心”，看到“夏日里的小雨总是这样的，来得匆匆，去得也匆匆”。最后拨通公司电话，将本要准备盛放爱情的那座华美别墅卖掉。《曼陀罗》在网络爱情小说的外表下，其实一再检验的仍是爱的古老本意，追问的仍是一个老问题：爱，怎么就突然跑掉了呢?所以，这个短篇，所有的铺垫，一切的准备，大概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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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为了释放小刚的那句“玩笑话”：我们俩坐在这里，外人看起来，你是富婆，我就是被你保养的小白脸，像不像?这句“玩笑话”，以“像不像”作结，是很有意思的，这和“你爱我吗”这个经典问题其实可以看做是一个新的同义句。这可能是鲍贝关于恋爱学的重大发现：语词之矛，其实大过人性之盾。《我爱张曼玉》比《曼陀罗》要稍微复杂一些。《曼陀罗》中的“小刚”，除了那句话，鲍贝似乎对他并无多少兴趣。而在《我爱张曼玉》中，鲍贝对这个男孩倾注了许多“热心”。“我不是张曼玉”的心理，写得极好，是放纵的笔调，五十多岁的女人是否能够如此姑且不论，但在小说中，我们的确看到了她所展示的一个年老女人无爱的大荒芜。男孩，大约十八岁，在网络上也是放纵的，在现实中却相反，学校中的他几乎就是一个马路上不为任何人所注意的垃圾。但他主动出击，于是他们爱上了，在网络上死去活来，在现实中的见面会却发生了“障碍”。障碍的制造和解除，主动权显然在“我不是张曼玉”手中。最终在黑暗房间内的豪华床上他们的爱得以“实现”，整个过程小男孩流着泪，眼里透着“悲绝的光”，可仍是“来得匆匆，去得也匆匆”，最终男孩杀死了“我不是张曼玉”。男孩制造了轰动，在小说的结尾，鲍贝用学的“敬畏感”来回应这个“衰动”，这显得特别意味深长。虚构的荒诞下，其实隐含着的，是爱的真实、具体和脆弱：真正爱的实现，从来都是困难的，也无必然的路径可寻；“噙着泪”的男孩就是在小说中，显然也是滑稽的，但他的杀戮行为，却符合一个人对爱失去信心之后的无望无理本性。真可谓情理难辨。这个小男孩刹那间升华为爱的学家，他以毁灭自身的暴行向我们撕开了爱的伤口，了人内心的真相，我们该不该向他致敬呢……
《深井里的蛇》与《撕夜》大约可归为一类，涉及了婚姻的话题，而无一例外，它们都是“失败的”。大概也是必须失败的。好看的小说大多充满r残缺和不完整，我们把这种不完美扔给小说去管，仿佛如此我们才能够获得安慰。小说家往往看轻事实的婚姻，他们随意编几个故事就摧毁了神圣婚娴的殿堂。他们居心何在?小说家大约都是无神论者，因为他们不相信任何的拯救可以实现。如此说来，他们可能是潜在的反动派。他们争夺的，是世界的解说权。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夺取，而只能在一旁观望，那可是我们自己的生活。也许，根本的区别在于，我们相信神话，而小说家，从来不相信神话。当然，小说家们大概从来不会如此公开地宣布。他们不会强迫，他们的观念支离破碎，在故事中，所有的意义都只能由我们自己来拼贴。
《深井里的蛇》，由一个突然而至的事故，主人公秋芸的婚姻生活陷入危机，进而波及她关于爱和生活的态度。她一直在心里问：如果交通事故中的她换成现在的自己，她的丈夫董敏会不会也像之前抛弃曾为女朋友的“她”一样而抛弃自己?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个美好婚姻是如何化为灰烬的，与之相连的，是爱一步一步如何走向破灭和不可能的。小说不再是战斗的冲锋号，早已转化为日常的手术刀。秋芸的问题，实际上可以置换为：现在的婚姻生活，是爱的真相，还是检测象?董敏的同学方宇的存在，是对秋芸的一个提醒：你可以用自己的自主的行动去回答爱之真检测的问题。但秋芸没有去做，她的行动止于对现实事故真相的追查和内心世界虚无的审问。到了《撕夜》的故事环节，秋芸变成孙曼玲，方宁变成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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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他们较前者更多主动，正如小说标题所暗示的，秋芸与方宇耽于深井里是否有蛇，而孙曼玲和郑自青则更渴望“撕”开“夜”。“撕”，毫无疑问是一个很残酷的动作，更是一个极有难度的动作。如果上述可作为《撕夜》的目的，在我看来，鲍贝的努力并没有得到回报，我所看到的，只是一个失意女子(他的老公和他曾经的部下地下婚姻并有了两岁的女孩)的夜游和回忆。借孙曼玲之口，她一再提到了命运二字，就是在小说的结尾，也仍不忘让测字先生出来，这能说明什么呢?与在现实生活中的命运相比，小说中的“命运”大概不是说说就可以的。在鲍贝的小说里，隐约可见一条特别明显的红线。在上述的“分析”中，也约略涉及了一些。这条红线便是，爱的无望与挣扎。她是否相信爱，这是一个私密的个人问题，但在小说中，她一次次地打击我们对爱的信心，却是不争的事实。这的确有点儿残忍。在她的小说中，你几乎不会获得任何的慰藉。读者完全有权利拒绝阅读，评论家也有足够理由不做评论，但对于小说的写作者来说，如此的选择，一定也充满了无望与挣扎。当然，一定还有痛苦。生活一定要按生活的路子去走，那么痛苦呢?如何选择书写的方式，这也是一个很残酷的问题。
《空瓶子》充满了多种解读的可能。对“爱的无望与挣扎”的表达，抽象而深刻。这大概也是这篇小说登上《人民文学》，随后又入选《2010年中国短篇小说精选》的缘故。酒瓶子是物化的，在酒吧里，未饮完的酒瓶被贴上标签存起来，“这些不同的称谓像一串符号，串起一个纷繁的世界”，“这些酒瓶子”，就像不同身份的人，“以各种姿态汇聚在一起”。酒瓶子是象征化的，男人(陈先生)不断变换喝酒的酒吧，存下不同的酒瓶子，发去大概同样内容的短信，邀短信的接收者们(这也是他的朋友)来喝酒，可这些酒瓶子从来没有被人打开过。酒瓶子，盛满与空置与否，它都是人性化的；男人独自一人搂着空酒瓶抒情的细节，换成谁也是笑不起来的。《空瓶子》和鲍贝大多小说放纵的笔调不同，它一再克制着寒冽的本性。借用她的精妙词组，这篇小说触及的，大概就是“咏恒的夕暮薄冥”。
《松开》带着浓重的雾气，在雾霭中，“我”和“她”忽而近，忽而远，忽而缥缈，忽而实在；梦的脚粘连着现实，现实又腾云驾雾，有如祥云托举。故事的叙述被抒情的笔调掩埋，空灵的意境中，却又出现引人遐想的舞姿。在话题的书写上，《松开》的美，用她“精雕细刻的刑罚”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
鲍贝的小说，城市搭建的幕布，作为单一的背景，其实暗含着特殊的危险。专注于同一主题开掘的同时，极容易陷入同义反复或者说自我复制的境地。在《瘦楼》中，事实上这种危险已经发生了。
《瘦楼》的故事，与其他中短篇相比，“终于”有了历史的背景，虽然很淡，但依然引人做小说之外的联想。小毛的父亲参加过两次越战，临终之际将他召回，小毛得到一张“图纸”，父亲临终所愿，是让小毛按图索骥，找什么，父亲没有交代，小毛设法踏上行旅，在如图纸所画般的瘦楼里与一个女人神奇相遇。所发生的这个“故事”无疑是突兀的，但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故事的发生，似乎并不合乎这篇小说的逻辑。“相遇”之前，我觉得一定会有新的内容出现，但在“相遇”之后却仍是之前许多小说最终的“落款”，如此机械的拼贴，我想正是“故我”太强大了，它一再要回去，回到老路上去，于是“新我”缴械投降，危险步步紧逼。
鲍贝的中短篇中，的叙写，同样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1970年代作家中，这个话题也是非常重要的。我的态度倒不是“该不该”的问题，我想首先是需不需要的问题。不是人需不需要，而是小说需不需要。
鲍贝的中短篇中，经常会出现和男孩的爱情奇妙组合，这是一个颇有意思的话题。鲍贝的这个“组合”可做多样的解读，但在我看来，这个“组合”该是有她的刻意。刻意背后，该是隐含着她对现实的深重怀疑，更准确一点讲，是她对爱的不信任；无望和挣扎，以至虚幻，在她看来正是爱的底色；笔下的每一个男孩，在最初大约都是干净的、清新的，但一进入现实，无一幸免终被俘获，所显露的狰狞面目，与已遭现实物欲污染的男人并无二致，也许在她看来，他们都是折断爱情的火柴棒而“沉沦”的堕落天使。
由此，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终于出现了：小说的无望与挣扎，与小说家的无望与挣扎，是可以画等号的吗?
(作者单位：《名作欣赏》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