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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唐中后期的民族政策是“和”、“华夷有别”的指导思想，少数民族政权要求得到平等地位的意识更加强烈，并强迫中原王朝对他们已取得的政治地位予以承认。
关键词：唐中后期 民族 政策
一、和亲
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大衰，内忧外患的困境不断加深，兵弱不能抗敌、城孤不能防守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而北方的回纥，因助唐平乱有功，不仅得到了唐朝的大量赐物，而且还通过不等价的绢马贸易获取了丰厚利润，变得愈益强盛起来。为了通过姻亲关系，从唐得到更多的好处，回纥曾多次派人到唐要求和亲。但唐王朝因公主和亲出嫁费用太高，无力负担，同时怕回纥强大后威胁自己的安全，只好找借口予以拒绝。元和九年（814年），李绛就这一问题上书唐宪宗，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李绛认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原王朝在北部边疆问题上有四种忧虑：第一，北狄贪婪，唯利是图，每年都向唐进大量马匹获取马价绢，现在突然不来了，并非他们已满足绢帛之利，相反倒可能是想乘马肥之际大举入侵中原；第二，国家经历八年战乱，军事势力遭到严重削弱，现在兵力不足，斥候未明，戈甲未备，城池未固，如果“饰天德则虏必疑，虚西城则碛道无倚”；第三 ，城堡要害和攻守险易应当由边将决定，而现在“乃规河塞之外，裁庙堂之上”，夷狄一旦犯塞，迎击就会失便；第四，北狄和西戎之间矛盾积深已久，经常相互征讨，“以夷制夷”的政策还能发挥作用，因而唐朝边境比较安宁，“今回鹘不市马，若与吐蕃结约解仇，则将臣闭壁惮战，边人拱手受祸。”[3]与四种忧虑相反的是，和亲可以带来三种利益：第一，“和亲则烽燧不惊，城堞可治，盛兵以畜力，积粟以固军”；第二，“既无北顾忧，可南事淮右，申令于垂尽之寇”；第
李德裕的“抚”、“诚”思想。所谓“抚”即抚慰，主张对夷狄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予以抚慰，以减少战争。所谓“诚”即诚信，强调以“推诚”达到争取夷狄归附，维持边疆稳定的目的。
唐僖宗时期，唐与南诏就称弟还是称臣争论多年，唐内部，高骈、卢携、陈敬、与崔安潜、郑畋、崔澹、柳韬就是否与南诏和亲问题也展开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不仅持续时间长，影响较大，而且斗争十分激烈，以至于使唐僖宗一气之下罢免了卢携和郑畋的宰相之职。这场争论主要围绕当时的民族关系而展开，因而突出反映了这一时期民族关系的思想倾向。[7]
唐朝后期，民族观念也发生了完全不同的转化，华夷一家的思想几乎不复存在，代之而兴是华夷有别的观念，成为唐后期社会的主导思想。太宗的时代，唐朝与周边民族势力相比，在政治和军事上都处于强势的支配地位。唐朝在强势的情况下，为笼络各地势力，特别是外族的稳固，就要强调彼此的同一性，强化中原与周边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似或相近因素，达到彼此同处所需要的情感同一。这是华夷一家观念得以实现的社会基础。而在后期，王朝与地方民族势力的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王朝的强势不复存在了，代之而行的是地方节度使力量的强化，不断地受到各种势力的挑战，其威信大为降低。所以要恢复王朝的威望，就必须强调彼此的分别，唐朝在文化上的正统地位则是分别的前提，周边民族因不具备正统承传的资格而被弱化，处于文化和思想的边缘地位。于是，中原文化和胡化的区分就成为拯救唐朝权威的主要手段。
在唐代，各民族关系发展达到了一定的高峰，各民族的融合叶达到了封建社会的最高峰。这与唐政权所采取的民族政策是有直接的联系。唐初国家经济政治军事实力都很强大，为少数民族政权的臣服打下了基础，同时统治者所宣扬的“爱之如一”的民族思想，以及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所施行的一系列民族政策，也为少数民族政权的归附提供了现实的条件。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处于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也都愿意归附强盛的唐王朝。唐朝对周边的统治一方面是有利的，双方都得到了发展，加速了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进程，，推动了边疆地区的进一步开发，促进了各民族融合，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政权。另一方面，前期的统治者并没有真正的解决民族间的矛盾，而是在想方设法利用各民族间的矛盾，以及其强大的军事威胁来维持国家的统一和王朝的地位。他所实行的民族政策如和亲，册封，羁縻府州等都是依赖于强大的军事力量才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安史之乱后，由于王朝的力量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其军事实力已经不足以对少数民族政权形成绝对优势。因此中后期的统治者们虽然沿袭了前期的政策，并且作出了很大的调整，但都没有达到前期那样好的效果。基于现实情况，统治者思想也发生了变化，由前期的“爱之如一”转而强调“华夷有别”，企图通过文化层面上的正统地位来维持其权威。
纵观唐代的民族政策，我们可以发现唐朝处理民族问题随着形势的变迁而作出不同的回应。就唐与周边民族势力的关系而论，集权地位的强盛与否，直接导致了民族观念以及民族政策的相应变动。
参考文献：
欧阳修.新唐书·渤海传.卷二二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5，P698
欧阳修.新唐书·鲜卑传.卷二五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5，P798
[3]欧阳修.新唐书·匈奴传.卷一九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5，P521
[4]欧阳修.新唐书·契丹传.卷一八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5，P485
[5][清]董浩.全唐文.卷六九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3，P2985
[[6][清]董浩.全唐文.卷七零零[M].北京：中华书局，1983，P3012
[7]林谦一郎.南诏后
关键词：唐中后期 民族 政策
一、和亲
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大衰，内忧外患的困境不断加深，兵弱不能抗敌、城孤不能防守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而北方的回纥，因助唐平乱有功，不仅得到了唐朝的大量赐物，而且还通过不等价的绢马贸易获取了丰厚利润，变得愈益强盛起来。为了通过姻亲关系，从唐得到更多的好处，回纥曾多次派人到唐要求和亲。但唐王朝因公主和亲出嫁费用太高，无力负担，同时怕回纥强大后威胁自己的安全，只好找借口予以拒绝。元和九年（814年），李绛就这一问题上书唐宪宗，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李绛认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原王朝在北部边疆问题上有四种忧虑：第一，北狄贪婪，唯利是图，每年都向唐进大量马匹获取马价绢，现在突然不来了，并非他们已满足绢帛之利，相反倒可能是想乘马肥之际大举入侵中原；第二，国家经历八年战乱，军事势力遭到严重削弱，现在兵力不足，斥候未明，戈甲未备，城池未固，如果“饰天德则虏必疑，虚西城则碛道无倚”；第三 ，城堡要害和攻守险易应当由边将决定，而现在“乃规河塞之外，裁庙堂之上”，夷狄一旦犯塞，迎击就会失便；第四，北狄和西戎之间矛盾积深已久，经常相互征讨，“以夷制夷”的政策还能发挥作用，因而唐朝边境比较安宁，“今回鹘不市马，若与吐蕃结约解仇，则将臣闭壁惮战，边人拱手受祸。”[3]与四种忧虑相反的是，和亲可以带来三种利益：第一，“和亲则烽燧不惊，城堞可治，盛兵以畜力，积粟以固军”；第二，“既无北顾忧，可南事淮右，申令于垂尽之寇”；第
三、“北虏恃我戚，则西戎怨愈深，内不得宁，国家坐受其安，寇掠长息。”[4]
二、安抚李德裕的“抚”、“诚”思想。所谓“抚”即抚慰，主张对夷狄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予以抚慰，以减少战争。所谓“诚”即诚信，强调以“推诚”达到争取夷狄归附，维持边疆稳定的目的。
唐僖宗时期，唐与南诏就称弟还是称臣争论多年，唐内部，高骈、卢携、陈敬、与崔安潜、郑畋、崔澹、柳韬就是否与南诏和亲问题也展开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不仅持续时间长，影响较大，而且斗争十分激烈，以至于使唐僖宗一气之下罢免了卢携和郑畋的宰相之职。这场争论主要围绕当时的民族关系而展开，因而突出反映了这一时期民族关系的思想倾向。[7]
唐朝后期，民族观念也发生了完全不同的转化，华夷一家的思想几乎不复存在，代之而兴是华夷有别的观念，成为唐后期社会的主导思想。太宗的时代，唐朝与周边民族势力相比，在政治和军事上都处于强势的支配地位。唐朝在强势的情况下，为笼络各地势力，特别是外族的稳固，就要强调彼此的同一性，强化中原与周边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似或相近因素，达到彼此同处所需要的情感同一。这是华夷一家观念得以实现的社会基础。而在后期，王朝与地方民族势力的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王朝的强势不复存在了，代之而行的是地方节度使力量的强化，不断地受到各种势力的挑战，其威信大为降低。所以要恢复王朝的威望，就必须强调彼此的分别，唐朝在文化上的正统地位则是分别的前提，周边民族因不具备正统承传的资格而被弱化，处于文化和思想的边缘地位。于是，中原文化和胡化的区分就成为拯救唐朝权威的主要手段。
在唐代，各民族关系发展达到了一定的高峰，各民族的融合叶达到了封建社会的最高峰。这与唐政权所采取的民族政策是有直接的联系。唐初国家经济政治军事实力都很强大，为少数民族政权的臣服打下了基础，同时统治者所宣扬的“爱之如一”的民族思想，以及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所施行的一系列民族政策，也为少数民族政权的归附提供了现实的条件。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处于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也都愿意归附强盛的唐王朝。唐朝对周边的统治一方面是有利的，双方都得到了发展，加速了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进程，，推动了边疆地区的进一步开发，促进了各民族融合，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政权。另一方面，前期的统治者并没有真正的解决民族间的矛盾，而是在想方设法利用各民族间的矛盾，以及其强大的军事威胁来维持国家的统一和王朝的地位。他所实行的民族政策如和亲，册封，羁縻府州等都是依赖于强大的军事力量才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安史之乱后，由于王朝的力量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其军事实力已经不足以对少数民族政权形成绝对优势。因此中后期的统治者们虽然沿袭了前期的政策，并且作出了很大的调整，但都没有达到前期那样好的效果。基于现实情况，统治者思想也发生了变化，由前期的“爱之如一”转而强调“华夷有别”，企图通过文化层面上的正统地位来维持其权威。
纵观唐代的民族政策，我们可以发现唐朝处理民族问题随着形势的变迁而作出不同的回应。就唐与周边民族势力的关系而论，集权地位的强盛与否，直接导致了民族观念以及民族政策的相应变动。
参考文献：
欧阳修.新唐书·渤海传.卷二二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5，P698
欧阳修.新唐书·鲜卑传.卷二五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5，P798
[3]欧阳修.新唐书·匈奴传.卷一九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5，P521
[4]欧阳修.新唐书·契丹传.卷一八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5，P485
[5][清]董浩.全唐文.卷六九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3，P2985
[[6][清]董浩.全唐文.卷七零零[M].北京：中华书局，1983，P3012
[7]林谦一郎.南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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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期与唐王朝的关系[J].思想战线，1995，（06），P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