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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不但武功显赫，文治亦可观。他一生戎马又留心文史，日理万机而钟情文翰，在东征西讨、一统天下的硝烟中，创作了大量真情实性的诗文和辞赋。其作品的基调，固然多为创业的慷慨、雄主的奋发，如：“昔年怀壮志，提戈初仗节。心随朗日高，志与秋霜洁。”（《经破薛举战地》）“慨然抚长剑，济世莫邀名。星旗纷电举，日羽肃天行。”（《还陕述怀》）亦不乏吟风弄月、赏心悦性，乃至低沉、惆怅、伤感的作品。晚年所写的《感旧赋》，就是这种“怀壮龄之慷慨，抚虚躬而自伤”的代表作，了这位创业雄主的另一番胸襟和心境。
《感旧赋》的创作缘由，序文中有所交代：“余将问罪东夷，言过洛邑。聊因暇景，散虑郊畿。流盼城阙之间，睹弱龄游观之所……感时怀旧，抚辔忘归。握笔叙情，赋之云尔。”所谓“问罪东夷，言过洛邑”，考之《旧唐书?太宗纪下》：“（十八年）十一月壬寅，车驾至洛阳宫。……发天下甲士，召募十万，并趋平壤，以伐高丽。”可知是贞观十八年（644）冬日率军东征高丽，路过洛阳故宫时所作。全赋除序文外，大致可分四个段落：首段承接序文，叙述岁
论文贵在“知人论世”。《感旧赋》的创作背景告诉我们，唐太宗所谓的“问罪东夷”，其实是一场勉为其难、前途未卜的战争。隋唐之际，中原王朝与“东夷”即朝鲜半岛上的高丽，曾发生过多次冲突与战争，由于“辽东道远，粮运艰阻，东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大多败退而归。早如隋炀帝以百万大军三征高丽而败北，并导致“人贫国败”。唐太宗也深知其中的利害，多次说过：“山东凋弊，吾未忍言用兵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到了贞观十七年（643），朝鲜半岛的高丽、百济、新罗三国之间发生战乱，而高丽的泉盖苏文一再拒绝唐朝使节“各宜戢兵”的劝告，也不惧“明年发兵击尔国矣”的威胁（《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大大伤害了唐太宗的自尊心。出于帝王的颜面尊严，也带着点意气用事，唐太宗便贸然决定“问罪东夷”。对此，朝廷不少清醒、正直的大臣曾屡加谏阻，如房玄龄说：“隋主三征，人贫国败，实此之由，望陛下详察。”褚遂良说：“今闻陛下将伐高丽，意皆荧惑……若至于此，安危难测。”（均见《贞观政要?征伐》）——他们的谏阻虽然无用，但战争的结局确如他们预感的那样，以损兵折将而败退。由此可知，唐太宗是带着固执、侥倖又忐忑、惶恐的心态，踏上“问罪东夷”之路的。到了洛阳，登临昔日山川，游览少时旧迹，不禁思绪万千，百感交集。这里，曾是青年李世民与军阀王世充殊死决战的场所，也是他名震天下、奠定王业的地方。而今重返旧战场，唐太宗的心情是复杂而矛盾的，赋序以低沉、委婉的笔调作了透露：“风云如故，卉木维新。少壮不留，忽焉白首。追思曩日，缅成异世。”真是时光荏苒，风霜如刀，从“少壮”到“白首”恍若梦境！他在岁暮的寒风中有点清醒、冷静了，内心深处也涌现一连串疑问：为什么在“白首”的人生暮年还要再打一场劳民伤财的大战？而战争是胜是败？是安是危？自己的一世英名是否毁于一旦？年迈体衰的唐太宗对自己不听劝谏、一意孤行，似乎有所反省和悔意了，只是箭在弦上，难以回头了。于是，他强打精神，在赋中对自己引以为傲的过去，作了一番深情回顾：
属隋季之分崩，遇中原之丧乱。濯龙变为污池，平乐化为京观。天地兮厌黩，人神兮愤惋。遂收袂而电举，乃奋衣而云翔。据三秦兮凤踌，出九谷兮龙骧。挥宝剑之虹彩，回雕戈于日光。扫欃兮定六合，廓氛沴兮静八荒。这就是年轻的李世民，何等神勇，何等壮烈，何等慷慨！当年“定六合”、“静八荒”代表社会方向，合乎民意期待，他所攻无敌，无坚不摧，荣登帝位。但事过境迁，今非昔比，岁月不饶人，在“忽焉白首”的暮年，自己还有当年的勇决、魄力和明断吗？还有能力和必要再发动一场安危难测的大战、恶战吗？人不能沉湎、陶醉于过去，而要承认、正视青春不再、衰老降身的现实。所以，
营余故柳，垒有残墙。怀壮龄之慷慨，抚虚躬而自伤。
“壮龄”与“虚躬”的对照，“慷慨”与“自伤”的反差，多么鲜明、强烈而悲凉！这令人想起陶渊明的《杂诗》：“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两者何其相似！“壮龄”已随时光荏苒而悄然消逝，“慷慨”也被风吹雨打去，何处还有“挥宝剑”、“回雕戈”的战斗？“虚躬”之躯本是享受人生、颐养天年的时候了。可悲的是，既为帝王却身不由己，不得不再次踏上征途，面对昔日的“故柳”、“残墙”，怎能不黯然神伤！战争是生命的不可承受之重，他要静下心来好好反省一下战争的成败得失，思索一下人生的终极目标，探求一下生命的存在价值。于是，横空出笔，跳出洛阳旧战场的一景一物，也忘却下一场战争的是是非非，铺写下一段全赋最关键、最耐人寻味的赋文：
观世俗之飘忽，鉴存亡于宇宙。林何春而不花？花非故年之秀；水何日而不波？波非昔年之溜。岂独人之易新，故在物而难旧。岁月运兮寒复暑，日月流兮夜还昼。信造化之常经，孰圣贤之可救？
这是一段含景寓情的形象化议论，与“问罪东夷”没有关系，也与前面“慷慨”的氛围迥异，却揭示了“感旧”的真正用心和哲理意涵的实质。唐太宗着意渲染和表达的，就是对时光流逝的敏感，对世道变幻的无奈，对人生无常的叹息。也许见识了太多的争斗厮杀、生死离别，面对永恒的宇宙时空，他真切感受了人之生命的短促、孤独、渺小！林中花开花谢，水中波起波落，以及日出月升、寒去暑来，这些人们司空见惯的自然现象，在这里都成生命凋零、变化、衰亡的象征；而且，这不仅是个体生命的悲哀，更是世道人生和宇宙造化新陈代谢的必然法则，纵然贵为帝王，崇为圣贤，也无法回避、遏止和改变！“壮龄”的李世民或许只知道“慷慨”，“虚躬”的唐太宗终于体味了“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有了这层敬畏和感悟，他的心态变得淡泊、恬静了，赋的最后部分也写得平和、超然了：“聊凭轼而静虑，怀古人而怅焉。”唐太宗要“静虑”什么呢？一是冷眼省察洛阳城内一次又一次的“兴亡兮代袭，隆替兮相沿”——世俗社会喧嚣而浮躁，人们受一己的驱使，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改朝换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到头来你方唱罢我登场，一个王朝一场梦！二是仰望天空，思古鉴今：“仰烟霞兮思子晋，俯浩汗兮想张骞。叹高踪之靡觌，嘉令誉之空传”——不论是传说中升天成仙的王子晋，还是历史上出使西域的张骞，他们“靡觌”（遥不可见）的“高踪”，“空传”（徒有虚名）的“令誉”，全都悄然消失在茫茫烟霞、浩浩宇宙中了。人生在世，就是要想得开，放得下，不能回避岁月的无情和生命的无常，又淡化生命消亡的恐惧和哀伤，期待生命的薪火相传，摆脱长生不老的虚妄，拒绝名利的诱惑，净化心灵，顺应自然，天人合一，实现生命的自我慰藉和超越。自从这次“问罪东夷”之后，唐太宗彻底结束了自己的戎马生涯，并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与取经归来的玄奘法师交往甚密，潜心研修佛学，或许可作印证吧？
《感旧赋》由洛阳的“节物同于前载，欢忧殊于曩日”引发人生的感悟，进而从宇宙造化的高度，对生命的欢乐与忧伤进行严峻的哲理思考，这并不奇怪或偶然。早在汉魏时期，伴随着“人的觉醒”（李泽厚《美的历程》），感叹和反思生命的题材就在文学创作中大量出现了，如《古诗十九首》：“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等。又如曹植《送应氏》：“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露。”孔融《杂诗》：“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暮。”蔡琰《悲愤诗》：“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等等。正是这种对人的生命的重视、忧惧、沉思，体现了“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唐太宗的《感旧赋》，可以说是这种社会心理和创作氛围熏陶、感染下的产物。当然，作为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毕竟不同于怀才不遇、抱志莫伸、生活落魄的汉魏文人。如果说汉魏文人的生命意识是“直觉”型——对自然生命的存在与衰亡怀着一种直觉的、本能的、感性的反应，着眼点为及时追求和尽情享受短暂的生命欢愉；唐太宗则是“英雄迟暮”型，其根柢在于澄清天下、时不我待的政治紧迫感和焦虑感，渗透着生命的呵护和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所以，《感旧赋》对宇宙、社会、战争、人生、命运的沉思和咏叹，是经过心灵的精细过滤和历史沉淀的一种内省感悟，超越了个人生存的浅薄和功利目的，富含哲学层面的升腾力和涵盖力的。因此，读者在吟诵之间感受的不是虚无、消极、颓唐，而是伤感中蕴含坚毅，悲怆中浸润旷脱，具有广泛启迪、长久回味的艺术魅力和美学价值。
（作者单位：江苏教育出版社）
唐太宗李世民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不但武功显赫，文治亦可观。他一生戎马又留心文史，日理万机而钟情文翰，在东征西讨、一统天下的硝烟中，创作了大量真情实性的诗文和辞赋。其作品的基调，固然多为创业的慷慨、雄主的奋发，如：“昔年怀壮志，提戈初仗节。心随朗日高，志与秋霜洁。”（《经破薛举战地》）“慨然抚长剑，济世莫邀名。星旗纷电举，日羽肃天行。”（《还陕述怀》）亦不乏吟风弄月、赏心悦性，乃至低沉、惆怅、伤感的作品。晚年所写的《感旧赋》，就是这种“怀壮龄之慷慨，抚虚躬而自伤”的代表作，了这位创业雄主的另一番胸襟和心境。
《感旧赋》的创作缘由，序文中有所交代：“余将问罪东夷，言过洛邑。聊因暇景，散虑郊畿。流盼城阙之间，睹弱龄游观之所……感时怀旧，抚辔忘归。握笔叙情，赋之云尔。”所谓“问罪东夷，言过洛邑”，考之《旧唐书?太宗纪下》：“（十八年）十一月壬寅，车驾至洛阳宫。……发天下甲士，召募十万，并趋平壤，以伐高丽。”可知是贞观十八年（644）冬日率军东征高丽，路过洛阳故宫时所作。全赋除序文外，大致可分四个段落：首段承接序文，叙述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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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率军途经洛阳，“时观兵于九伐，聊息驾于三川”，并“登临原隰，怅望郊廛”，遍览少时游践的情景。次段触景忆旧，追溯自己在隋末丧乱中“遂收袂而电举，乃奋衣而云翔”，起兵扫平六合，建立大唐基业的往事。第三段颇为奇特，宕开笔墨，大发一通“观世俗之飘忽，鉴存亡于宇宙”的议论，反复咏叹“岂独人之易新，故在物而难旧”的感喟。末段又回到现实，呼应首段：“于是停舆郊郭，极眺山川。”但写景中又织入神话传说和历史联想：“仰烟霞兮思子晋，俯浩汗兮想张骞。”最后在“对落景之苍茫，听寒风之萧瑟”的苍凉氛围中作结：“扣沉思而多端，寄翰墨而何述！”就艺术表现技巧而言，《感旧赋》的构思布局独具匠心，眼前景和心中情融合，山川自然与往事追忆交织，现实与历史、想象与憧憬浑然一体，即景写事，夹叙夹议，议中有景，景中含情，思路跳跃有序，章法灵活多变；加之用典浅近妥帖、语言朴实典雅，实不愧为唐太宗的赋作，甚至是整个唐赋中的精品佳构。此为学界共识，无须赘论。然而，唐太宗在赋中所见、所忆、所思、所感、所叹的中心意旨是什么呢？却是值得认真琢磨、玩味的。有人顾名思义，认为既曰“感旧”，无非是故地重游，览物起情，表达一下对“壮龄之慷慨”的深情怀念，显示一下“烈士暮年，壮心未已”的奋斗精神。又有人从赋中拈出“惟在德而为故，实弃道而难全”二句，认为意在倡导“德政”、“王道”，体现了“忧世不治”的积极思想（吴云等《唐太宗集》）。凡此种种，似乎都脱离了作品的文本实际和情感倾向，没有跳出传统的社会政治学批评模式，有溢美之嫌。须知，“感旧”不同于“怀旧”，作者之意在“感”而非“旧”，即要从“旧”中获得新的启示和感悟。所以，其笔下旧的城郭、山川、草木、落景、寒风等，已经消融、化解为“感”的一种艺术意象，一种情感寄托，一种内心体验，亦真亦幻，若实若虚，不宜简单化地比附和政治图解的。明乎此，以“感”为审视点，不难发现《感旧赋》真正的“赋眼”或“警策”，在于中间承上启下的一联：“观世俗之飘忽，鉴存亡于宇宙”——看透了社会人生的变幻莫测，洞察了宇宙造化的生生死死。显然，这是一个久经沙场厮杀、阅尽世情百态的开明君主，在迈入“虚躬”（衰老之躯）之暮年的内心自省和人生感悟。唐太宗带着追忆与伤感、自豪与无奈、期待与焦灼，在洛阳的落日和寒风中叹息时光的流逝、岁月的无情、人生的短促，进而从审美观照和哲理思辨层面，对久久困扰人类心灵的世道诡异、命运多变，以及宇宙和生命的底蕴、价值、奥秘，进行严峻而深沉的反省、思索和探求。简言之，这是一个英雄暮年的人生醒悟，一种包容着“心事浩茫连广宇”的生命意识。论文贵在“知人论世”。《感旧赋》的创作背景告诉我们，唐太宗所谓的“问罪东夷”，其实是一场勉为其难、前途未卜的战争。隋唐之际，中原王朝与“东夷”即朝鲜半岛上的高丽，曾发生过多次冲突与战争，由于“辽东道远，粮运艰阻，东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大多败退而归。早如隋炀帝以百万大军三征高丽而败北，并导致“人贫国败”。唐太宗也深知其中的利害，多次说过：“山东凋弊，吾未忍言用兵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到了贞观十七年（643），朝鲜半岛的高丽、百济、新罗三国之间发生战乱，而高丽的泉盖苏文一再拒绝唐朝使节“各宜戢兵”的劝告，也不惧“明年发兵击尔国矣”的威胁（《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大大伤害了唐太宗的自尊心。出于帝王的颜面尊严，也带着点意气用事，唐太宗便贸然决定“问罪东夷”。对此，朝廷不少清醒、正直的大臣曾屡加谏阻，如房玄龄说：“隋主三征，人贫国败，实此之由，望陛下详察。”褚遂良说：“今闻陛下将伐高丽，意皆荧惑……若至于此，安危难测。”（均见《贞观政要?征伐》）——他们的谏阻虽然无用，但战争的结局确如他们预感的那样，以损兵折将而败退。由此可知，唐太宗是带着固执、侥倖又忐忑、惶恐的心态，踏上“问罪东夷”之路的。到了洛阳，登临昔日山川，游览少时旧迹，不禁思绪万千，百感交集。这里，曾是青年李世民与军阀王世充殊死决战的场所，也是他名震天下、奠定王业的地方。而今重返旧战场，唐太宗的心情是复杂而矛盾的，赋序以低沉、委婉的笔调作了透露：“风云如故，卉木维新。少壮不留，忽焉白首。追思曩日，缅成异世。”真是时光荏苒，风霜如刀，从“少壮”到“白首”恍若梦境！他在岁暮的寒风中有点清醒、冷静了，内心深处也涌现一连串疑问：为什么在“白首”的人生暮年还要再打一场劳民伤财的大战？而战争是胜是败？是安是危？自己的一世英名是否毁于一旦？年迈体衰的唐太宗对自己不听劝谏、一意孤行，似乎有所反省和悔意了，只是箭在弦上，难以回头了。于是，他强打精神，在赋中对自己引以为傲的过去，作了一番深情回顾：
属隋季之分崩，遇中原之丧乱。濯龙变为污池，平乐化为京观。天地兮厌黩，人神兮愤惋。遂收袂而电举，乃奋衣而云翔。据三秦兮凤踌，出九谷兮龙骧。挥宝剑之虹彩，回雕戈于日光。扫欃兮定六合，廓氛沴兮静八荒。这就是年轻的李世民，何等神勇，何等壮烈，何等慷慨！当年“定六合”、“静八荒”代表社会方向，合乎民意期待，他所攻无敌，无坚不摧，荣登帝位。但事过境迁，今非昔比，岁月不饶人，在“忽焉白首”的暮年，自己还有当年的勇决、魄力和明断吗？还有能力和必要再发动一场安危难测的大战、恶战吗？人不能沉湎、陶醉于过去，而要承认、正视青春不再、衰老降身的现实。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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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表面上气势高昂的文字，骨子里带着迷茫、无奈、不安，带着战争的惨烈和的记忆，其用意也非激励自己的战斗热情和胜利信念，而是抚慰、宽解伤感、惆怅、低落的心灵。何以见得？且看赋中紧接着的回应：营余故柳，垒有残墙。怀壮龄之慷慨，抚虚躬而自伤。
“壮龄”与“虚躬”的对照，“慷慨”与“自伤”的反差，多么鲜明、强烈而悲凉！这令人想起陶渊明的《杂诗》：“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两者何其相似！“壮龄”已随时光荏苒而悄然消逝，“慷慨”也被风吹雨打去，何处还有“挥宝剑”、“回雕戈”的战斗？“虚躬”之躯本是享受人生、颐养天年的时候了。可悲的是，既为帝王却身不由己，不得不再次踏上征途，面对昔日的“故柳”、“残墙”，怎能不黯然神伤！战争是生命的不可承受之重，他要静下心来好好反省一下战争的成败得失，思索一下人生的终极目标，探求一下生命的存在价值。于是，横空出笔，跳出洛阳旧战场的一景一物，也忘却下一场战争的是是非非，铺写下一段全赋最关键、最耐人寻味的赋文：
观世俗之飘忽，鉴存亡于宇宙。林何春而不花？花非故年之秀；水何日而不波？波非昔年之溜。岂独人之易新，故在物而难旧。岁月运兮寒复暑，日月流兮夜还昼。信造化之常经，孰圣贤之可救？
这是一段含景寓情的形象化议论，与“问罪东夷”没有关系，也与前面“慷慨”的氛围迥异，却揭示了“感旧”的真正用心和哲理意涵的实质。唐太宗着意渲染和表达的，就是对时光流逝的敏感，对世道变幻的无奈，对人生无常的叹息。也许见识了太多的争斗厮杀、生死离别，面对永恒的宇宙时空，他真切感受了人之生命的短促、孤独、渺小！林中花开花谢，水中波起波落，以及日出月升、寒去暑来，这些人们司空见惯的自然现象，在这里都成生命凋零、变化、衰亡的象征；而且，这不仅是个体生命的悲哀，更是世道人生和宇宙造化新陈代谢的必然法则，纵然贵为帝王，崇为圣贤，也无法回避、遏止和改变！“壮龄”的李世民或许只知道“慷慨”，“虚躬”的唐太宗终于体味了“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有了这层敬畏和感悟，他的心态变得淡泊、恬静了，赋的最后部分也写得平和、超然了：“聊凭轼而静虑，怀古人而怅焉。”唐太宗要“静虑”什么呢？一是冷眼省察洛阳城内一次又一次的“兴亡兮代袭，隆替兮相沿”——世俗社会喧嚣而浮躁，人们受一己的驱使，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改朝换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到头来你方唱罢我登场，一个王朝一场梦！二是仰望天空，思古鉴今：“仰烟霞兮思子晋，俯浩汗兮想张骞。叹高踪之靡觌，嘉令誉之空传”——不论是传说中升天成仙的王子晋，还是历史上出使西域的张骞，他们“靡觌”（遥不可见）的“高踪”，“空传”（徒有虚名）的“令誉”，全都悄然消失在茫茫烟霞、浩浩宇宙中了。人生在世，就是要想得开，放得下，不能回避岁月的无情和生命的无常，又淡化生命消亡的恐惧和哀伤，期待生命的薪火相传，摆脱长生不老的虚妄，拒绝名利的诱惑，净化心灵，顺应自然，天人合一，实现生命的自我慰藉和超越。自从这次“问罪东夷”之后，唐太宗彻底结束了自己的戎马生涯，并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与取经归来的玄奘法师交往甚密，潜心研修佛学，或许可作印证吧？
《感旧赋》由洛阳的“节物同于前载，欢忧殊于曩日”引发人生的感悟，进而从宇宙造化的高度，对生命的欢乐与忧伤进行严峻的哲理思考，这并不奇怪或偶然。早在汉魏时期，伴随着“人的觉醒”（李泽厚《美的历程》），感叹和反思生命的题材就在文学创作中大量出现了，如《古诗十九首》：“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等。又如曹植《送应氏》：“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露。”孔融《杂诗》：“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暮。”蔡琰《悲愤诗》：“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等等。正是这种对人的生命的重视、忧惧、沉思，体现了“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唐太宗的《感旧赋》，可以说是这种社会心理和创作氛围熏陶、感染下的产物。当然，作为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毕竟不同于怀才不遇、抱志莫伸、生活落魄的汉魏文人。如果说汉魏文人的生命意识是“直觉”型——对自然生命的存在与衰亡怀着一种直觉的、本能的、感性的反应，着眼点为及时追求和尽情享受短暂的生命欢愉；唐太宗则是“英雄迟暮”型，其根柢在于澄清天下、时不我待的政治紧迫感和焦虑感，渗透着生命的呵护和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所以，《感旧赋》对宇宙、社会、战争、人生、命运的沉思和咏叹，是经过心灵的精细过滤和历史沉淀的一种内省感悟，超越了个人生存的浅薄和功利目的，富含哲学层面的升腾力和涵盖力的。因此，读者在吟诵之间感受的不是虚无、消极、颓唐，而是伤感中蕴含坚毅，悲怆中浸润旷脱，具有广泛启迪、长久回味的艺术魅力和美学价值。
（作者单位：江苏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