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方言和文化漫议

摘 要： 语言是文化的承载，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方言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反映了丰富的文化内容。通过对方言和文化的探究，能够更细致、更充分地挖掘和展示汉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特色。本文是关于汉语方言与中国文化关系的研究，概略地对方言与地域文化、方言与文学、方言与普通话流行语的关系进行了探究。
关键词： 方言 文化 文学 流行语
语言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语言是文化的承载，是文化得以展示和表达的一种符号系统。有些社会学家甚至认为，语言是文化的基石——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理解语言必须了解文化，理解文化必须了解语言。方言几乎是人人都使用的，可是每个人对它的认识并不一样。对于方言与文化的关系，我们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本文通过多视角分析方言与文化的关系并分别作探讨，其中有详有略，不揣浅陋，仅供参考。

一、方言与复杂的地方文化

汉民族有悠久的历史、众多的人口，分布在广阔的地域，汉语在历史上形成了多样、复杂的方言。与此相应的，汉民族文化包含许多各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因此，汉语方言和地方文化不论是在形成过程方面，还是在类型特征方面，都有很强的相关性。方言是地方文化的载体，不少方言语词都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折射出不同的社会生活。
使用北方话的居民早期多接触游牧生活，因此方言词语中有不少反映这方面的内容，如“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等。晋北方言里存在大批有关羊的词语，有公方言与文化漫议相关范文由写论文的好帮手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羊、绵羊、奶羊之分，公羊有羝羊、圪羝、羯羊、羯骨联、臊胡。根据羊出生时间和岁数分为“早糕（腊月前出生的羊）”“热糕（春节后出生的羊）”“羔羊（一岁的羊）”“二岁子（两岁的羊）”“四口（三岁的羊）”“六口（四岁的羊）”“齐口（五岁的羊）”“老齐口（五岁以上的羊）”。这些方言词反映了当地从古到今畜牧业比较发达的状况。南方的粤、闽方言，地理位置靠近江海，所用俗语多与此有关，如广州话“拍拖（小船靠拢大船谓拍，大船拉小船曰拖）”；厦门话“船过水无痕（事过境迁）”；客家人依山而居，其俗语则多与山地生活相关，如粤西客话“隔山写老牛——估做”，“早禾鸭（喻短命者）”。
在以稻米为主食的南方，把稻谷叫“谷”，脱壳的叫“米”，煮熟的叫“饭”；北方把稻谷叫“稻子”，脱壳的叫“大米”或“白米”，煮熟的叫“米饭”或“干饭”。在以麦子为主的北方，饼类分得很细：用玉米面或小米面贴锅烙成的叫“饼子”，用杂粮面制成的叫“饽饽”，烤熟的小发面饼表面有芝麻的叫“烧饼”，表面没有芝麻的叫“火烧”或“小勺儿”，用油炸的叫“油饼”，用高粱、小麦或小米等浸水磨成糊状，在鏊子上摊匀烙熟的叫“煎饼”。这都反映了不同地区的不同饮食习惯。
如果有的民俗在当地十分盛行，那么有关此类的方言词也较丰富。例如：山西北部的忻州、定襄、原平三地素有“摔跤之乡”之称。那里把摔跤叫“跌跤”或“跌对”。闹着玩的叫“瞎跌”、正式比赛以羊为奖品的叫“挠羊赛”、冠军叫“挠羊汉”、东道主叫“社家”、裁判叫“喝跤的”、在成年摔跤手比赛之前的儿童摔跤比赛叫“跌混跤”或“跌混茬儿”，比赛场地叫“跤场”、场地周围插的彩旗叫“跤旗”，等等。至今这些有关摔跤的词语还活跃在人们的生活中，方言词汇中有关民俗词汇的保留与继续的沿用，从侧面反映了方言对民俗文化的承载。

二、方言与丰富多彩的文学

中国汉语文学有所谓的雅俗之分。雅文学全来自俗文学，其中不乏方言成分。其实，无论是雅文学还是俗文学，都离不开使用方言的理由。作家都是生活在具体地区、具体方言环境之中，写作时不可避开要用上方言，有时甚至是不自已的。看看鲁迅在小说《祝福》中写下的句子，“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在散文《希望》中写下的句子“那么，我的魂灵的手一定也颤抖着”。魂灵，传统的说法是魂、魂魄，时髦的说法是灵魂，鲁迅笔下的魂灵，是家乡的方言词，吴语中还有魂灵头、魂灵水、魂灵星的说法，在文学作品里都能找到例证。
为了使作品更生动，作家还要有意识地使用方言材料，达到如下目的：（1）帮助塑造人物的形象，使人物的语言更有鲜明的个性。如鲁迅《出关》中描写老子打着陕西腔，夹上湖南音，哩呢部分，又爱说什么，大家听不懂，请他发讲义。账房先生说的是绍兴话：“来笃话啥西，俺实直头听弗懂！”这既反映了社会上的语言目前状况，又突出了人物的形象和个性，很有情趣。如果改成普通话词句，就逊色了。（2）表现强烈的幽默色彩或辛辣的讽刺意味。如鲁迅《公民科歌》：“但愿诸公勿性急，让我来编教科书，做个公民实在弗容易，大家切莫耶耶乎。第一着，要能受，蛮如猪猡力如牛”，“但愿诸公切勿死守我的教科书，免得大人一不高兴便说阿拉是反动”。
以方言入文，写成文学作品，最早大致可上溯至先秦的《诗经》，《诗经》中的“国风”多为口语化的民谣，其中有些可能属非雅言的方言词语。文人创作的方言文学之滥觞，当系屈原的《楚辞》，里面不少词语皆为楚国方言，如“羌”，“搴”，“宿莽”等。明清时期白话小说的兴起，方言文学占据一席之地，如《水浒传》、《梅》有较多山东方言的成分，《红楼梦》一般认为用北方方言（江淮官话）写成。清代后期还有几部纯粹用方言写的小说，如文康的《儿女英雄传》、石玉崑的《七侠五义》（北京话）、邹必显的《飞砣子传》（扬州话）、韩子云的《海上花列传》（苏州话）、张南庄的《何典》（北部吴语），也扩大了方言文学的影响。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一些小说家夹用方言词语进行创作，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如老舍用北京方言写了一些成功的小说，赵树理的小说带有山西方言的色彩，周立波的小说用了东北土话。
从近代到当代，都有许多人致力于方言文学的创作，取得了不少成就。

三、方言与多姿普通话流行语

方言和普通话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古代的方言很多成为当代的普通话；当代的某些方言词语，经过一段时间会进入普通话，例如北京的“猫腻、大款、大腕、打呼噜、糊弄、开涮、撮（一顿）、侃（大山）”等，上海的“水门汀、号头、辰光、盖浇饭、亭子间、弄堂、瘪三、吃豆腐、拆烂污、恤衫、龙眼、叉烧、煲仔、打工、打工仔、打工妹”等，香港的“提升（提高）、按揭、的士、理念（观念、想法）、发廊、反弹、唐装、搞笑、媒体、钟点工”等，台北的“智障、厘清、热卖、人气、写断、叫停、嫌犯、作秀、族群、职能、整合、掌门人”，很多都进入了普通话，或者被普遍使用。
方言语词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日常用语，扩充了我们的词汇。流行语具有很强的方言性，一些流行语在原有方言语词的基础上通过作用联想、比喻等策略引申产生。比如北京话中的“磕”，原意为“碰在硬的东西上”，引申为“拼，硬碰”。还有东北话的“贼”，就是因为红极一时的东北味儿小品而红遍大江南北的；一部《秋菊打官司》把陕北“讨个说法”深烙在全中国人的心中。
方言语词是各地社会文化、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许多的方言语词融入共同语中，被共同语所吸收，成为共同语的一部分。
方言中有着大量的文化内涵，涉及方方面面，很有特殊的价值，其中有些是有时间性的、稍纵即逝的，能用文字或音像捕捉住，就能保持其生命力，大家都应该做有心人，抢救和保存活的方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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