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美悲壮崇高柔美感伤

摘 要：戴望舒后期的诗歌创作并没有割断其早期凝结的愁怨，更没有改变他整体的文化性格。悲剧性的命运让其呈现出悲壮的崇高之美，寂寥的诗人在惨淡而隔膜的世界凝结着感伤的柔美。本文分为三部分论述：一、悲壮的诗节与苦难的诗学；二、柔美的感伤与民族化的律动；三、生命的超越与现代性的追寻。诗人在对肉体和死亡的思考中实现了生命的超越，完成了现代性的救赎，也实现了民族化的诗学创造。
关键词：戴望舒 民族化 现代性
关于戴望舒后期的诗歌创作，学术界的多数学者认为，诗人放弃了雨巷的古典情结，用苦涩的诗节宣泄着时代的苦水，用音乐的鼓棒敲起民族的呐喊。诗人的诗风随着时代的形式不断地变化，诗人的情绪却沉稳为民族的情感。但笔者通过对戴望舒的小说、散文、译后记、题记等多方面的材料发现，戴望舒作品的整体文化性格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后期的诗歌创作并没有割断他早期丁香凝结的愁怨，并没有脱离他的现代性品格，并没有改变他忧郁的整体文化性格。
从倾心于纯诗建设的现代诗人，在绛色的悲哀里、在灾难里追忆与思索超于生活的体验，在现实生与死的考验中化身凤蝶思考生命的价值。诗人宁愿啜饮着鲜血与死亡，也不愿成为卑微的存在。诗人含笑地去面对死亡，准备用未来的胜利去祭奠死亡。在不幸的生命中将滋生出更坚强的意志，风雨厉炼后的意志将变得更加无坚不摧。诗人对美好的事物充满了无限的憧憬，“几时可以开颜笑笑/把肚子吃个饱/到树林子去散一会儿步，/然后回来安逸地睡一觉？”
正直真诚的诗人用大无畏的崇高精神面对惨淡的现实，可无奈的现实隔膜着诗人的内心世界，寂寞难以排遣，唯有用苦心的等待。悲剧性的命运让戴望舒后期的诗歌创作呈现出悲壮的崇高之美，敏感多情的诗人在悲惨的现实中满怀人道主义的关怀。然而，深受古典美学传统和西方现代文学传统影响的诗人，化浓重的悲伤为柔美的色彩，融粗犷的现实于美的旋律中。诗人的性格是多面性的，有民族大义的一面，也有柔情似水的一面；有悲壮就死的一面，也有忧伤寂寥的一面；有死亡的意志，更有耐心等待的勇气。所以，用单一的情感脉络或者形式流派脉络去理解复杂的戴望舒，显然难以得到诗学的真谛。诗人在对生命的苦难铸就中，实现了生命的超越，完成了现代性的救赎，也实现了民族化的诗学创造。

一、悲壮的诗节与苦难的诗学

后期的戴望舒是不幸的，在上海短暂的婚姻幸福被日本军队的铁蹄破坏了，《新诗》的理想也在炮火中褪色。家庭婚姻的不幸、处境的艰难、民族的危亡、身陷囹圄、狱中的严刑拷打……诗人坚守的“生命”与“自由”变得伤痕累累。1939年的《元日祝福》，内心忧郁的诗人在焦裂而染血的土地，希冀着未来的美好，正如坚苦而英勇的人民，在苦难中最终要实现民族的救赎。个人的情感与民族的情感之流融会在一起，奏起了时代的现实主义旋律，但情感意象的营造并没有放弃诗化的追求。苦难的现实却用如歌的旋律呈现，显示出悲壮的美学气息。
1941年诗人在牢狱中写就了题壁诗的经典《狱中题壁》，感伤的诗人将伤感化作愤激的笔悲壮地走向死亡，用生命的最后献祭蝴蝶的梦。1942年7月3日，诗人又写下了《我用残损的手掌》，“诗人最现实的感情却用几近超现实主义的方法来表现。你面前展开的完全是一个想像中的感觉世界，超于现实生活之上的种种意象的流动性的组合形式，传达了比直写生活更能达到诗人情感本质的潜深意识。”①忧郁的诗人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诗人的经验情绪融入新的内容。身处铁牢的诗人在幻想中画出了自己残损的祖国和苦难的同胞，格调是悲壮的，诗情却是美丽的。诗人用悲壮的诗节奏出苦难的、催人泪下的时代之歌。
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是戴望舒后期生命的底色。艰难困苦造就了人文底色，诗人在苦苦等待明天的来临。乐观的希冀并没有让诗人走向幸福的明天，牢狱严刑拷打落下的病根在光明刚刚到来的时候就夺去了诗人的生命。诗人在苦难面前，只有焦灼的《等待（一）》：“我等待了两年，/你们还是这样遥远啊！/我等待了两年，/我的眼睛已经望倦了啊！”但永不屈服的诗人在苦难面前用诗化的语言诉说着这个民族的不屈不挠：“多少人从此就没有回来，/然而活着的却耐心地等待。/让我在这里等待，/耐心地等你们回来：/做你们的耳目，我曾经生活，/做你们的心，我永远不屈服。”诗人最终用枯涩的诗节为个人的不幸与民族的灾难树起了一座里程碑。
从纯艺术的追求到多样化艺术手法的灵活运用，笔者并不着力于艺术手法的流派归属，而深情眷顾着诗人的生命形式的完满表达。华夏民族在灾难面前形成的感性观在戴望舒那里灌注了崇高与悲壮，生命的畅想使得诗人在饱经风霜中艰难抗争。一个不愿意死亡的民族与一个不怕死的民族进行的这场战争，必然会造就苦难的诗学，而戴望舒用悲壮而苦涩的诗节鼓舞着人们坚强的生命。
20世纪的中国，可以说是一个苦难与救赎的民族，是一个铁屋中寻求钥匙的民族。戴望舒前期诗作中饱含丁香一样的忧愁，并不是年轻人“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青春期行为，而是时代苦难的无奈与寂寥。后期的诗作并没有拂去前期诗歌的忧伤，而是把那种柔美的雨巷情化作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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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生命的关怀。人到中年，对大千世界的是是非非总会有所思索，忧郁的诗人怀揣着对生命的关注，突破了象征主义诗风的阈限，寻求更为情感化、民族化的诗学形式。

二、柔美的感伤与民族化的律动

现代汉语承继了古代汉语的优秀传统，总能用最美的形式表达最深层的心理。情景交融、寓情于景的诗学传统使得戴望舒的诗歌充满了形式的美感和音乐般的节奏及绘画般的画面，尽管后期的诗人更为关注更加凝重的时代与心理主题，但民族化的美学底蕴深深地影响着这位现代歌者。他将中年诗人对世界日益成熟的理解，他将西方现代语言的优点融入古典的民族化韵律，形成了现代的新的诗歌传统与惯例。内心情绪的关注与意象化，是戴望舒诗歌的重要特点，也是现代派诗歌的重要特征，即使是后期的戴望舒也并没有改变他的艺术初衷。
古典传统的精髓被现代汉语所继承，这个诗美的国度崇尚优美与壮美，在天人合一的具象族性思维中，寻求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社会的合一。在柔美与飘逸中，在雄浑与刚健中，体现出民族如水一般的柔性、火一般的激荡，体现出一种对生命的执著与坚韧。在戴望舒的诗歌中，我们看到了这个民族魂的化身，借着凤蝶的翅翼去飞翔。后期的诗人可以说是悲壮的，在心绪哀愁中壮烈地去寻求希望，哀伤寂寥而又显得乐观自信。诗人是崇高的，因为后期的诗人灌注了诗歌以就死的气质，燃烧的是超越痛苦的灵魂的劲健与博弈。后期的诗人在“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的现实面前显示出“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革命气质。1948年， 戴望舒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诗集《灾难的岁月》问世，这是诗人一生的写照。写于1940年5月3日的《白蝴蝶》扑闪着白色的翅膀满载着寂寞与惆怅飞翔，在情感的想象中追寻一生的美梦。戴望舒是一个有着蝴蝶情结的人，在他的诗中经常会出现蝴蝶的意象，所以不能简单地孤立地理解《白蝴蝶》这首柔美的诗歌。许多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后期投入民族斗争的诗人能写出如此的诗歌？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诗人自身对人的性格多面性缺乏分析。蝴蝶的梦是感伤的梦，蝴蝶的梦是柔美的梦，它是诗人艺术的化身。诗人在战火的硝烟中却能敏锐地捕捉到萤火的闪烁。诗人在超现实的世界中，质朴的口语语言借物抒怀，在与萤火的亲切对话中，在对生命的眷恋中，投射出感伤的美学气质。尽管诗人受到西方现代诗学的影响，但从整体来看，诗歌的韵律是民族化的，节奏是音乐化的，语言是口语化的。1944年上半年诗人完成了他的《过旧居》（初稿）、《过旧居》（二稿）《示长女》。温馨宁静的家庭幸福是诗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但婚姻的不幸、家庭的离散、生活的艰难，极度苦闷惆怅的诗人并非怀旧而是生命情绪的一种表达。后期诗人的内心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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绽放出苦难的倔强之花，而且悄悄地绽放出优美的感伤之花。正如诗人在1947年春天的一个聚会上的即席之诗：“我和世界之间是墙，/墙和我之间是灯，/灯和我之间是书，/书和我之间是——隔膜！”现代汉语对个体自我的恰切关注使得诗人极尽全力地寻找摆脱忧愁的途径，可无形的精神之墙阻隔了富有浪漫主义气息的歌者与世界沟通的渠道。
后，留下来的诗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耻辱、悲愤与沉痛，“冷漠、荒诞，使得每一个秉有人格尊严和价值关怀意向的人，特别像戴望舒这样具有高度文化教养的人，都不能不深深感受到现实世界和价值世界的分裂，感受到个体生命的揶揄和否定，感受到信念和挫伤。”②诗人又能怎么样呢？“在沦陷期间，诗人抒写的情绪重点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仇恨，二是等待。”③
等待是需要付出比死亡更大的勇气的，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坚忍不拔的精神。诗人在研究西方现代文学时发现，死亡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抗，是理想的一种姿态。然而，诗人在运用西方现代手法创作诗歌的同时发现简单的死亡并不是实现价值的最好方式，或许活着等待理想的到来是一种最美好的境界。诗人潜意识地将西方的现代文化传统迈入中华民族的节奏，这种关于死亡的韵律是民族化的产物。

三、生命的超越与现代性的追寻

现代性的话题并不是一个时新的话题，但却是现代人绕不过的一个恼人的话题。自近代工业社会以来，现代性就登上了思想的舞台，启蒙现代性、工具现代性、审美现代性、后现代性接二连三地变革着时代的思维。当理性主义的大厦崩塌后，苦恼的众生碎裂了现代性的镜片，在《等待戈多》中开始了迷茫的后现代性旅行。近代以来的中国，古老的农业文明孕育的前现代性强大地渗透在焦裂的每一寸土地和每一个国民的心理，西方强行涌入的资本主义充满现代性的文明，对于工具与理性现代性进行反思与反叛的后现代性，多元化的文化模式影响着现这片焦灼而又饥渴的民族。戴望舒在翻译大量西方文艺作品，尤其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时，不仅接受了西方现代的艺术形式，而且接受了西方现代的精神思想。
现代文化的重要文化命题就是死亡，在对肉体和死亡的思考中完成了对现代性的救赎。受西方现代派影响巨大的戴望舒自然会涉及到这个问题，加之看到同胞的死亡和自身的牢狱体验，使诗人最有权力谈论死亡、谈论生命。戴望舒的后期诗歌体现出悲剧性的现代性冲突，现实的苦难与民族的苦难撕碎了诗人幸福美好的梦。诗人抛弃了华丽娇美的辞藻和古典的诗性来饰缀自己的生命，开始用质朴的现代口语开掘生命价值的最深处。诗人丰富的人生体悟来自于生活的现实体验，超越了对现实的忧伤，诗人象征与现实的边界隐藏着自我与表现着自我。“可以说，写实和象征交融的抒情方式的确立，是望舒在这个时期诗艺上鲜明的突破和超越。诗人也是这样认为的。”④采用何种艺术形式，主要怎么写作于情感表达的需要，诗人也是这样做的。在生命的永恒思索面前，形式流派已经显得无关紧要，形式已经纳入了诗人情感的一部分，难以区分。戴望舒前后期诗歌的创作，一直受到学术界的质疑。戴望舒前期低沉感伤的诗风，一直备受诟病；与之相对的后期诗风虽然较前期更具有现实性和民族性，但在艺术性上却备受质疑。历史的是是非非随着岁月的淘洗变得日益明朗。
《灾难的岁月》浓缩了诗人悲剧性的一生，诗人在短暂的生命面前仍然怀揣白蝴蝶的梦想，相信“万年后小花的轻呼”，相信生命的永恒。在萤火的美丽想象中，诗人平静地咀嚼人生的哀愁，“从哲学的层面上思考着人的生命的意义的价值，诗人在对自己的理想追求的结果做出形象性的价值判断。一个有理想追求的生命可以得到无限美丽的延续。”⑤1945年5月31日诗人在《偶成》中思索着生命的真谛，对自我价值进行深刻的思考，在忧郁的灵魂深处，在生与死的百般锤炼中，诗人悲剧性地演绎了崇高的美学人生。“这些好的东西都决不会消失，/因为一切好东西都永远存在，/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而有一天会像花一样重开。”（《偶成》）在生命的自我超越中，诗人成就了个性自我与民族大我的统一，幸福的生命和祖国的未来息息相关。诗人在乐观与自信中体验着死亡的到来，死亡变得无足轻重，悲壮地活着成了生命的最高价值，这是苦难哲学的最高真谛。诗人一生苦苦追寻的梦到底是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显得模糊和不确定。“当诗思建立在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基础之上时，一切哲理性的思辨便淡化了，诗歌于是又恢复了纯然诗性的抒陈。”⑥永恒的诗歌，永远的戴望舒；永远的雨巷情怀，永远的民族气节。
①⑤⑥ 孙玉石：《戴望舒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2002年版，第316页，第307页，第363页。
②③④ 王文彬：《中西诗学的交汇中的戴望舒》（第二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页，第209页，第71页。
作 者：张晶晶，硕士研究生，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诗歌和写作学研究。
编 辑：郭子君 E？鄄mail：guozijun082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