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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有计划地对领导干部进行交流，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培养锻炼干部、提高干部素质的重要措施。近年来学界关于干部交流制度的研究多聚焦于建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甚少涉及革命时期。本文旨在通过对革命时期党的干部交流工作的梳理与探究，以揭示这项制度之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干部交流；制度；组织建设
[]A[文章编号]1009-928X（2012）11-0008-04
党政领导干部交流，是指各级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通过调任、转任对党政领导干部的工作岗位进行调整。有计划地对领导干部进行交流，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培养锻炼干部、提高干部素质的重要措施。2006年8月6日，印发《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处于最艰苦的时期，国民党政权对人和革命群众进行大肆镇压和迫害，革命形势转入低潮，中国被宣布为“非法”。但是，这一时期苏区和白区的干部流动仍然较为频繁，项英、任弼时、周恩来、刘少奇等一批党的干部带着各自的使命和任务，秘密往返于苏区与白区之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为加强革命根据地工作，1931年1月10日，项英奉之命到达革命根据地，任苏区局写作技巧书记。4月14日，以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代表团到达革命根据地。7月20日，苏区局派秘书长欧阳钦赴上海向汇报革命根据地各方面情况，在听取汇报后，作出《关于苏区组织问题的决议》，指出：“局的成份以派去的伍豪同志（周恩来）与现在苏区的项、毛、任、王、顾、邓、朱七同志共同组织。”12月底，周恩来到达瑞金，接任苏区局书记，指导根据地的军事、党、工会、苏维埃等工作。此后，陆续有一些干部到达苏区。1932年1月，刘伯承到达瑞金，任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5月，邓颖超到达根据地，任苏区局秘书长。
1933年1月17日，临时政治局由于处境险恶在上海无法立足，决定迁入革命根据地。1月底，临时政治局负责人博古等到达瑞金。此后，在上海设立上海局（又称白区局），负责领导白区地下党的工作。1934年，因上海局遭受多次破坏，决定抽调在天津的驻北方代表孔原赴上海开展工作。1935年5月底，孔原抵达上海，召集刘仲华、浦化人，组成3人团，统一领导各系统在上海的地下工作。正在长征途中的十分关注上海地下党的处境，1935年5月底，洛甫（张闻天）代表派陈云、李维汉到白区开展工作，这是长征途中第一次提出要派领导干部加强白区工作。李维汉虽未能成行，但陈云、潘汉年于1935年下半年先后抵达上海，后因上海局又遭破坏，陈云、潘汉年、孔原又接受其他任务，先后奉命去莫斯科工作。[3]1936年春，潘汉年从莫斯科返回上海，担任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联络代表。同年，委派冯雪峰以特派员身份从延安到上海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兼管文艺工作，促进各党各派联合抗日。9、10月间，设立上海办事处，由潘汉年任主任，冯雪峰任副主任，领导上海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4]1937年5月17日，在延安召开白区党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派遣刘晓到上海负责地下党的工作。6月下旬，刘晓抵沪，11月，江苏省委成立，刘晓任书记，全面主持上海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工作。[5]
孔原到上海后，为加强北方局工作，1935年6月，派彭真、李大章组成北方局工作组赴天津开展工作。12月29日，召开常委会会议，决定委派刘少奇去北方局工作。1936年3月底，刘少奇从延安抵达天津，4月，重新组建北方局，刘少奇任书记。通过党内教育和实际工作，迅速纠正了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倾向，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加强了北平、天津市委的工作。北方局先后委派多位干部赴晋鲁豫等地区开展工作。1936年4月，北方局派黎玉去山东重建山东省委；6月，派李宝森到太原整顿山西省工委，派沈平到河南恢复党组织；7月，派王益民到绥远主持工作，成立绥远省工作委员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革命形势十分艰危的情况下，对干部交流工作的一系列探索，是我党干部人事制度的创造性实践，在保护、培养和锻炼干部的同时，有利于恢复和维护白区与苏区党组织之间的联系，保证的政令畅通，促进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为迎接革命的到来奠定了干部基础。
[关键词]干部交流；制度；组织建设
[]A[文章编号]1009-928X（2012）11-0008-04
党政领导干部交流，是指各级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通过调任、转任对党政领导干部的工作岗位进行调整。有计划地对领导干部进行交流，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培养锻炼干部、提高干部素质的重要措施。2006年8月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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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然而此后学界关于干部交流制度的研究多聚焦于建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甚少涉及革命时期。本文旨在通过对革命时期党的干部交流工作的梳理与探究，以揭示这项制度之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价值。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干部交流制度的开创与奠基
很早就认识到干部交流的意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曾对苏区与白区之间的干部交流进行过探索。1931年8月27日，在《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为使全国干部，有适当的调剂与分配，必须各地党部之间，苏区与白区之间能够互相供给干部，要随时准备一部分干部供上级党部的调动，现在各白区党部，应积极的进行征调工人，军事人材，及各种技术专门人材，输送到苏区去，苏区必须能派遣一些干部到苏区附近白区党部中去，以及各级党部，群众组织，对于上级机关，必须有人材的供给。”这是我党以决议的形式探索干部交流制度的最早出处。此后干部交流逐渐成为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人事制度的重要内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处于最艰苦的时期，国民党政权对人和革命群众进行大肆镇压和迫害，革命形势转入低潮，中国被宣布为“非法”。但是，这一时期苏区和白区的干部流动仍然较为频繁，项英、任弼时、周恩来、刘少奇等一批党的干部带着各自的使命和任务，秘密往返于苏区与白区之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为加强革命根据地工作，1931年1月10日，项英奉之命到达革命根据地，任苏区局写作技巧书记。4月14日，以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代表团到达革命根据地。7月20日，苏区局派秘书长欧阳钦赴上海向汇报革命根据地各方面情况，在听取汇报后，作出《关于苏区组织问题的决议》，指出：“局的成份以派去的伍豪同志（周恩来）与现在苏区的项、毛、任、王、顾、邓、朱七同志共同组织。”12月底，周恩来到达瑞金，接任苏区局书记，指导根据地的军事、党、工会、苏维埃等工作。此后，陆续有一些干部到达苏区。1932年1月，刘伯承到达瑞金，任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5月，邓颖超到达根据地，任苏区局秘书长。
1933年1月17日，临时政治局由于处境险恶在上海无法立足，决定迁入革命根据地。1月底，临时政治局负责人博古等到达瑞金。此后，在上海设立上海局（又称白区局），负责领导白区地下党的工作。1934年，因上海局遭受多次破坏，决定抽调在天津的驻北方代表孔原赴上海开展工作。1935年5月底，孔原抵达上海，召集刘仲华、浦化人，组成3人团，统一领导各系统在上海的地下工作。正在长征途中的十分关注上海地下党的处境，1935年5月底，洛甫（张闻天）代表派陈云、李维汉到白区开展工作，这是长征途中第一次提出要派领导干部加强白区工作。李维汉虽未能成行，但陈云、潘汉年于1935年下半年先后抵达上海，后因上海局又遭破坏，陈云、潘汉年、孔原又接受其他任务，先后奉命去莫斯科工作。[3]1936年春，潘汉年从莫斯科返回上海，担任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联络代表。同年，委派冯雪峰以特派员身份从延安到上海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兼管文艺工作，促进各党各派联合抗日。9、10月间，设立上海办事处，由潘汉年任主任，冯雪峰任副主任，领导上海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4]1937年5月17日，在延安召开白区党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派遣刘晓到上海负责地下党的工作。6月下旬，刘晓抵沪，11月，江苏省委成立，刘晓任书记，全面主持上海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工作。[5]
孔原到上海后，为加强北方局工作，1935年6月，派彭真、李大章组成北方局工作组赴天津开展工作。12月29日，召开常委会会议，决定委派刘少奇去北方局工作。1936年3月底，刘少奇从延安抵达天津，4月，重新组建北方局，刘少奇任书记。通过党内教育和实际工作，迅速纠正了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倾向，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加强了北平、天津市委的工作。北方局先后委派多位干部赴晋鲁豫等地区开展工作。1936年4月，北方局派黎玉去山东重建山东省委；6月，派李宝森到太原整顿山西省工委，派沈平到河南恢复党组织；7月，派王益民到绥远主持工作，成立绥远省工作委员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革命形势十分艰危的情况下，对干部交流工作的一系列探索，是我党干部人事制度的创造性实践，在保护、培养和锻炼干部的同时，有利于恢复和维护白区与苏区党组织之间的联系，保证的政令畅通，促进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为迎接革命的到来奠定了干部基础。
二、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干部交流制度的探索与创新
抗日战争时期，为培养和锻炼干部，推出一系列制度和措施，对干部交流方式进行探索，开创了“上面与下面交流、前方与后方交流、军队与地方交流”等多种交流形式。1942年2月2日，委托时任组织部部长的陈云起草《关于有计划地培养和调剂各种干部的办法》，要求党政军各方面干部都要根据具体情形，实行必要的调剂，以增强干部各方面知识，提高干部掌握全部工作的才能，“要使过去在白区工作的干部学习根据地工作，增强经验”，[6]开始了对干部交流方式、方法的探索。源于：大学论文格式范文www.udo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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